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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在经历了160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后，中国迎来了新的统一。隋朝的历史虽然很短，只有三十几年，但社会生产力在这期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618年，隋朝结束，中国进入了唐王朝时期。自初唐到盛唐的100多年间，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全方面地恢复。历经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时期，中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杜甫在《忆昔》里是这样记录当时的繁荣盛世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还原当时长安的繁华，但从现有的考古发现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二。当时作为长安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达到了150至155米，150米这个宽度比今天北京长安街最宽处还要宽30米。而作为当时唐王朝权力中心的大明宫，其遗址规模占地350公顷（1公顷=0.01平方千米），是明清紫禁城的4.5倍之多。庞大的宫殿需要庞大的城市作为支撑。唐代长安城的面积约83.1平方千米，约是后世明清长安城面积的7倍。庞大的城市意味着庞大的人口规模，保守的学者估计当时长安城的人口在50万～60万，乐观的学者估计在170万～180万。庞大的人口规模带来的是商品贸易的繁荣和手工业的蓬勃兴旺。《隋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可见从隋代开始长安城就已经店铺毗连，商贾云集了。
唐代贵族统治阶层对于奢华享乐的追求，促使大量的宫殿、寺庙、皇家园林、地主庄园如雨后春笋般地被建造出来，这也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室内环境需要各类家具、手工业产品去填充装饰。按照唐代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我们其实很容易判断出唐代的家具数量应该是非常庞大的。在《太平广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这段文字记录了唐代家具手工业者产销合一的经营状态。其生产的器物数量、生产成本、运输销售方式，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家具业的兴盛发达。但唐代距今也已经一千多年了，在经历后世频繁的战乱和王朝更替后，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唐代家具实物其实非常稀少，好在有大量的文献记载、绘画作品（包括壁画）、石窟雕塑等资料可以让我们去探寻唐代家具的样貌。
唐代是我国家具由低座家具向高座家具转变的重要时期。自汉代胡床传入，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到唐代已逐渐地自上而下引发了生活方式的转变。胡床、绳床、筌蹄等外来高座家具带来的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渐地形成了“潮流”。而自商周形成的席地而坐的传统跽坐的生活方式也依旧是社会的主流，且二者并行不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唐代家具的样式也变得丰富多样。今天我们在各种视觉类史料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传统低矮家具的身影，也能看到唐圈椅、月牙凳、立式柜等各种新出现的高型家具的样子。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于是允许“度牒”买卖，佛教信徒规模再次迅速扩大，与佛教相关的高座家具和生活方式得到进一步普及。
唐朝的疆域面积最大的时候有1000多万平方千米，且维持了35年。庞大的疆域使得疆域内民族众多，统一的王朝让各民族间有了和睦发展与交流合作的机会。唐王朝与当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关系融洽和睦，如西北的突厥、回鹘，西南的吐蕃、南诏，东北的渤海等与中原都有非常频繁的交流。唐朝疆域的最西端到了中亚咸海地区，对西域拥有了实际控制权。这使得唐朝与当时雄踞中亚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波斯（今伊朗）都有了频繁的交流。当时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条是陆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到今天的印度、伊朗以及地中海东岸；另一条是海路，以广州为起点，经过南洋、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和地中海南岸，途经的国家有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倭国（今日本）等。唐朝政府早在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就设立“互市监”（后改为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为了方便大量且频繁的国际贸易，开放自信的唐帝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居住，当时的长安和广州都居住了大量的外国人，还开设了大量的商店。另外唐朝还接纳了大量由朝鲜、日本等国派遣的遣唐使、学问僧到长安进行学习。比较有名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晁衡）和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
大量融合吸纳外国装饰工艺特色，是唐朝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唐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具有“统一、上升、自信、开放”的特点。频繁密切的国际交流和民族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唐朝的手工业制品也呈现出开放的面貌。今天我们在众多的唐代器物上都能看到其他文明和文化的身影。
唐朝手工业除了大量吸取国外的优秀经验，也有大量的手工艺人到国外进行交流学习。天宝年间，杜环所写的《经行记》是这样记录杜环在大食的见闻的：“画者，京兆人（长安）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山西永济）乐环、吕礼。”
唐代与家具相关的手工艺如雕刻、螺钿、鎏金、木画、漆绘、拨镂
等，在南朝工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制作水平已经非常高超，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各种工艺与小木作
的结合也使得唐代家具的面貌与大唐国风一脉相承，呈现出造型浑圆、丰满，装饰清新、华丽，雍容华贵的面貌。
唐代的手工业生产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形式。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到中唐时期一部分手工业逐渐脱离了农业，成为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独立私人手工作坊。这种手工业作坊往往内里是制造的场所，临街则是售卖的场所。同类型的商品生产作坊和店铺聚集在一个街坊，称为“行”。中唐时期，京都长安有220个行，且每个行业都成立了行会来维护共同利益。据日本和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据此估算当时长安的行会商铺有7万余家，这个规模着实庞大。手工业向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官办手工业。
唐代的官办手工业规模远远超过汉魏南北朝时期，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生产管理，当时设立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少府》记载：“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凡武库袍襦，皆识其轻重乃藏之，冬至、元日以给卫士。”官府作坊在这一时期将以往的“劳役制”逐渐变为“工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手工业者发挥艺术创造才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以今天的史料来看，唐代家具以木制家具为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家具木材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家具的木框架结构形式逐渐成熟。
唐朝发达的商业，频繁的国际贸易，使得用于制作家具的木材流通变得方便，可以获得的木材资源也变得丰富。唐代高档的家具往往采用硬木制作，如紫檀木、花梨木、铁木等；中档家具选用樟木、核桃木、槐木、黄檀木、水曲柳等；一般普通的家具则多用柳木、榆木、橡木等。
唐代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木工技艺趋于成熟与完善。木制家具和木构建筑同属于木作行业，得益于木作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家具的设计和制作水平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唐代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就详细地描绘了一个大木工匠“把作师傅”的形象，可见木工的制作体系已经非常完备。唐代一些在建筑大木作
中使用的梁架构造元素被移植到了小木作中，框架结构式家具逐渐地成形，为后世宋代高座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们对唐代家具和时代风貌的研究主要来自敦煌莫高窟和唐代的墓葬壁画以及唐代的绘画作品。敦煌莫高窟共735个洞窟，隋代开凿95个，唐代开凿213个。唐代实物家具在日本有少量的遗存。
根据现有的实物和图像资料，唐代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坐卧类家具样式，包括席、床榻、胡床、绳床、椅子、筌蹄、坐墩、月牙凳、步辇、腰舆、须弥座等。
席
席作为最古老的家具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后，在唐代依旧是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家具。但随着其他各类家具的出现，席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使用也不再恪守成规。将席与床榻、椅凳一起使用，在唐代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唐代杜佑在《通典》第六卷《食货六·赋税下》中记载，当时各地贡物中，席簟（diàn）类有18种，可分为编织类和纺织类两种。编织类包括葵草席、龙须席（五色龙须席、青蓝龙须席）、蔗心席、水葱（莞）席、苏熏席、竹簟、藤簟、五入簟等等，纺织类包括白毡、绯毡等。除此之外唐代还记录了很多其他种类的席，如壬癸席、象牙席、红线毯
等。比较有意思的是壬癸席和象牙席。
1．壬癸席
《河东备录》：“取猪毛刷净，命工织以为席，滑而且凉，号曰壬癸席。”用猪毛做席，也算是独一份。
2．象牙席
《西京杂记》：“武帝以象牙为簟，赐李夫人。”可见汉代就已经有了象牙席，其生产一直延续到清朝乾隆时期，雍正皇帝还曾下旨禁止生产。象牙席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且耗费巨大，已经失传。古代应该还用类似的工艺生产过“犀角簟”，唐代诗人曹松在《碧角簟》中写道：“细皮重叠织霜纹，滑腻铺床胜锦茵。八尺碧天无点翳，一方青玉绝纤尘。蝇行只恐烟粘足，客卧浑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气入，满堂秋色冷龙鳞。”该诗通过细腻的描绘和生动的比喻，赞美了簟席带给诗人的清凉、华美之感，也可见在大唐盛世下人们对于高雅、清新、精致、奢华生活的追求。
床榻
唐代的“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泛指置物、坐卧类家具。唐代的床有很多，例如胡床、绳床、食床、茶床、笔床、榻床等等。其中胡床、绳床是高足坐具，食床、茶床、笔床是置物类家具，按照功能来说床和榻是比较相近的家具。我们知道榻这个名称出现在汉代，到了唐代，榻和床在造型上区别不大，主要是大小区别，所以称谓往往连在一起或混称。
1．直角床榻
直角床榻，顾名思义是有四只直角腿的床榻。也许是它的造型相对简朴的原因，在敦煌壁画中这种床榻主要展现的是僧侣和平民的生活。在高等级墓葬的壁画和唐代的绘画资料中，基本见不到它的身影。唐代的直角床床腿往往安装在长边稍靠中部的位置，并不安装在四个角上。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有两张唐代直角床的实物，为圣武天皇生前御用品。两张床的尺寸一致，长2370毫米、宽1190毫米、高385毫米。床面为四边攒框结构，内部面心为八根细方直材等距排列组成，直材嵌入边框短边，床腿安装在长边靠里的部位。此床造型稳固匀称，与东晋墓出土的独坐壸门榻相似。此外在直角床基本样式的基础上还演变出了带床屏、带靠背等样式。另外汉代出现的多人床榻，在莫高窟南北朝和唐代的壁画中依旧能够看到影像，如莫高窟第148窟的《九横死》局部、莫高窟第23窟的《法华经变》局部、莫高窟第120窟的《涅槃经变》等。
2．局脚床（壸门床）
唐代称壸门床榻为“局脚床”，局脚的叫法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在《邺中记》中有记载：“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其余床皆局脚，高下六寸。”熊隽在《唐代家具及其文化价值研究》中认为：“‘局’字除‘弯曲’的意义外，也可释为‘棋盘’……‘局脚’名称的来源，应当指家具带有方形的‘棋局脚’。”壸门样式的家具在唐代非常的常见，相较直角床它显得更加的高级。我们在唐代大量的墓葬壁画等绘画影像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壸门样式主要有两种：壸门腿带托泥式、壸门腿不带托泥式。托泥指的是承接家具的腿足的架子。根据图像资料判断，唐代带托泥样式的家具数量更多一些。唐代局脚床尺寸较小的采用单壸门样式，尺寸较大的采用多壸门样式，人们还会按照壸门板足的数量来称呼家具。在敦煌文书中就有“六脚大床壹张”的记载。脚的数量并不是固定的，除了有六脚的床，也有三脚、四脚、五脚、七脚等。冯贽的《云仙杂记》中就有九脚床榻的记载：“柳宗元吟《春水如蓝》诗，久之不成。乃取九脚床于池边，沙上玩味终日，仅能成篇。”在莫高窟第154窟盛唐（或中唐）壁画《被人轻贱》中，局脚榻为三足带托泥样式；在莫高窟第138窟晚唐壁画《供养像》中，局脚榻为四足带托泥样式；在莫高窟第85窟晚唐壁画《帷屋闲话图》中，局脚榻为五足带托泥样式。可见托泥样式的普及。
唐代将帷帐、屏风与床榻结合，已经非常的流行，这种组合方式也是后世架子床的雏形。在《敦煌变文集·下女夫词》中有这样的记载：“堂门策（筑）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尽）文章。”这一时期的屏帐床榻影像我们可以参考敦煌藏经洞唐代绢画《乘象入胎图》。在莫高窟大量《维摩诘经变》壁画中，维摩诘所坐的床榻都有屏风、帷帐，如莫高窟第335窟初唐壁画、莫高窟第159窟中唐壁画、莫高窟第12窟晚唐五代壁画。
唐代床榻还有一部分另类的存在，如高足床榻、长凳。高足床榻的高度已经远超坐卧家具的范畴，根据图像判断，其高度已经和后世的桌子接近，但使用方法还是采取盘坐。例如莫高窟第150窟中唐壁画《比丘宣讲金刚经》、莫高窟第159窟中唐壁画《观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我们可以看到，高僧坐在高榻上讲经。所坐床榻造型均为长方形框架，每面三足，局脚带托泥。这种高榻因为太高，需要“床梯”才能上去。敦煌文献记载：“大床肆张，内壹在妙喜。床梯壹，除。”（敦煌文献S.1776《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某寺法律尼戒性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二）》）
唐代还有一类长条形坐具，座面为长方形，带四足，可几人同坐，其宽度小于传统意义的榻。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出土的中唐壁画《野宴图》中就有其图像。图中大型餐案上整齐地摆放着各式餐具、食物，餐案三面各放置了一条直腿长凳，每个凳子上分别坐着三位男子。画中男子姿态各异，闲适自然，或盘腿，或垂足坐于凳上。长凳造型和用法与后世的宽面长凳基本一致。
交床（胡床）
胡床自汉代传入便屡见于史书记载，到了隋代《大业杂记》，隋炀帝将胡床改名为交床
。在唐代淮安靖王李寿墓中有一幅线刻《侍女图》，其中三个侍女手中都持有交床。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并非简单的坐具，上面绘有棋盘，说明到了唐代，人们在交床原有功能上已经开发出了新的功能，用竹木代替其座面，将其变为便携式的棋桌。陆羽《茶经》中还有交床其他用法的记载：“交床以十字交之，剜（挖掉）中令虚，以支
（煮茶用的锅）也。”其将交床开发为煮茶的架子，可见当时人们的创造力。
绳床
绳床和筌蹄一样都是随佛教而传入的家具，在南北朝时期，绳床已经是常见的佛教家具，在《晋书·艺术传·佛图澄》中有“迺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的记载。根据佛教《四分律》记载：“绳床者有五种，旋脚绳床、直脚绳床、曲脚绳床、入陛绳床、无脚绳床。”在唐代之前绳床仅见于文献记载，有关绳床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南朝时期的《出三藏记集》。
绳床的样式：用木方制作出框架，在座面框架上打孔，将粗绳穿过座面四边木方上的孔隙，纵横编织形成座面，绳床有四足不可折叠。在现有的资料中，绳床的样式有无靠背绳床和有靠背绳床两种。无靠背绳床的记录相对较少，在莫高窟第303窟壁画《法华经变·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变相》《法华经变·见宝塔品》中，有无靠背绳床的图像记载。
有靠背绳床应该是今天中国椅子的来源。绳床和今天椅子的差别应该是座面大小和座面材质的差异。在唐代《济渎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中有记载：“绳床十，内四倚子。”在唐代诸多的诗文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倚坐绳床的描述。白居易的《爱咏诗》：“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李白的《草书歌行》：“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可见绳床在唐代除是僧侣的家具外，已经广泛地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在莫高窟第186窟的《弥勒经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描绘得清晰详细的绳床。而唐代绳床的实物，收藏在日本正仓院南仓，是日本奈良时期的寺院遗物。绳床的尺寸是通高905毫米、座高420毫米、座面尺寸784毫米×700毫米，宽大的座面除可以倚坐外，更方便盘坐，但日本人将其称为胡床。
椅子（圈椅）
椅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椅，梓也。从木，奇声。”在《小雅·湛露》中有这样的句子：“其桐其椅，其实离离。”这里的“椅”还是树木名。“椅子”这个词在唐代写作“倚子”。宋代《唐语林》记载颜真卿七十五岁时，“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三二寸，数千百下”。除了感叹颜将军老当益壮，我们也能从中知道今天的“靠背”在当时被称为“倚”。在唐代高元珪墓和莫高窟第196窟的壁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倚子”的样子。明显壁画里“倚子”座面的尺寸相较绳床要小很多，和我们今天的椅子已经非常相像。唐代“倚子”的造型非常的灵活多变，在当时的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没有扶手的“倚子”，以及只有一侧有扶手的“倚子”。
在周昉的《挥扇仕女图》中还有一件很特殊的家具—圈椅，绘制的年代为唐中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画中并没有完整地绘制出圈椅的图像，但根据画中贵妇手持团扇慵懒地坐于椅中的姿势判断，贵妇的背部应该有倚靠且高度不过肩，可被衣物遮挡。通过隐约出现的靠背一角可知，靠背的造型应为圆弧形，与两侧的扶手相连。椅子整体的造型应与今天的圈椅类似。椅子扶手末端的托手外卷呈圆弧形，扶手横枨（chénɡ），与座面之间有数根竖枨连接。椅腿造型也非常的讲究，均带弧线，两椅腿中间设置挂钩，挂流苏。虽然有人体遮蔽，但依旧难掩其华美富丽的魅力。
筌蹄和坐墩
唐代，筌蹄是女性比较喜欢的家具。目前出土了多个唐代坐于筌蹄上的三彩女坐俑。现在普遍认为筌蹄是由藤或竹编制而成，筌蹄的流行对于藤编工艺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它的基础上产生出了新的家具样式，后世称为鼓墩、坐墩。其造型摒弃了筌蹄的束腰结构，变成了直桶形和鼓桶形。在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地区晚唐纸本画稿（P.2002v）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坐墩的图像。坐墩在唐代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普及，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我们可以偶见它的身影。到了宋代，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坐墩逐渐发展成为家里最为常见的坐式家具。
月牙凳[月牙杌（wù）子]
这是一种在唐代出现的新型坐具，在唐代的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其对应的名称。在今天的许多专著中，专家根据其外形将其取名为“月牙杌子”或“月牙凳”
。唐代佚名《宫乐图》（宋摹本）中有两件没有坐人的月牙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形象。画中月牙凳的座面中心略微凹陷，可以增加坐感的舒适性。座面总体呈倒大圆角矩形状，一侧长边略微内凹，独立四脚满工雕花，两腿间设置金属环挂流苏。除了增加坐感的舒适性，也为了配合贵妇的着装，烘托宴会的氛围，座面上铺有锦帕和坐垫两种织物。其中锦帕为红底绿边配金色碎花。坐垫座面为红底配金色碎花，镶金色边，坐垫包边为绿色，包裹月牙凳边缘。无论是锦帕还是坐垫，与深色的月牙凳相搭配都呈现出新巧别致、高贵奢华之风，视觉冲击力强烈。月牙凳在唐代的家具中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存在，我们在唐代众多的仕女画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如盛唐张萱的《捣练图》（宋摹本），中唐周昉的《调琴啜茗图》、《挥扇仕女图》、《内人双陆图》（宋摹本）等。《挥扇仕女图》中的月牙凳造型最为独特，其座面为浅色，呈半圆形。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月牙凳的腿部造型基本一致，都带有弯曲弧度，布满雕饰或漆饰，两腿间都设置了金属挂环，垂挂彩色流苏。月牙凳的配色丰富多样，多为棕色，深浅皆有，还有彩色配碎花的月牙凳。总体来看，月牙凳尽显温婉华丽，极具女性色彩。
步辇与腰舆
说到唐代的步辇，就不得不说到世人熟知的由初唐阎立本绘制的《步辇图》（宋摹绢本）。《步辇图》中的步辇和东晋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班婕妤辞辇”）中的步辇相比较，在大小和样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不仅明显小很多，而且造型也更加的简单。这个步辇仅供唐太宗一人乘坐，由六名宫女抬着，抬的方式也非常的不同，并未过肩只到腰部。前后中间主要承重的两名侍女将襻带挂于肩上，双手抬杆，左右两侧各站两名宫女，仅是侧身助力。
其实唐太宗乘坐的并非步辇，严格来说应该叫舆。《隋书·礼仪志》：“今舆，制如辇而但小耳，宫苑宴私则御之。”根据《隋书》的记载，舆可以分为步舆、载舆。底部有脚的叫步舆，没有脚的叫载舆。而在《唐六典》中，关于辇和舆的记载更加的详细：“辇有七：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舆有三：一曰五色舆，二曰常平舆，其用如七辇之仪，三曰腰舆，则常御焉。”根据唐代的礼制，《步辇图》中唐太宗乘坐的应该叫腰舆。带脚的腰舆在阎立本绘制的另外一幅名画《历代帝王图》（宋摹绢本）中就可以看到，描绘的是陈宣帝。画中也是两人主抬，四人辅助，前后各一位持扇侍者，陈宣帝乘坐舆中，身前还放置了一个凭几。
须弥座
须弥座是大多出现在宗教建筑中的高等级坐具，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基本不可见，今天依旧如此。其出现的时间应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其出现的频率更高，样式变得更加的丰富。
须弥座又被称为“须弥坛”“金刚座”“金刚台”，是梵文Sumeru的音译。须弥座的多层式样对于后来中国家具线条造型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