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称为“六朝”时期。这个时期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
长时间的战争与动乱使得传统意识、传统生活习俗在这个时期动摇淡化，生活方式和民风习俗变得更加自由开放，有了向新方向发展的可能。剧烈的社会动荡还使得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各族人民被迫四处迁徙，各种文明文化也因此有了碰撞、交流、融合的机会。这种交流与碰撞，使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和传统手工技艺获得了大量汲取不同文明养分的机会，为之后到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儒、释、道等宗教开始了最初的交流与融合，还使得中国家具开始了由低矮家具向高足家具过渡的蜕变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总体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
一方面依旧沿用秦汉旧俗，并在其基础上演变发展，创造出了新的家具样式，如凭几和隐囊等。另一方面对于外来家具，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努力接纳并收为己用。例如筌蹄、扶手椅等来自西域的家具，随着民族迁徙和宗教输入，在南北朝时期顺利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之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可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太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的实物，只能从当时遗存下来的壁画、石刻中窥见六朝家具的样貌。
佛教在汉朝的时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公元68年，洛阳兴建了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了众多统治者的推崇，公元319—350年，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开始在北方广建寺院；公元366年，前秦统治者苻坚开建敦煌莫高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开建龙门石窟。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到最为鼎盛的北朝时期，北方寺院已达4万所，僧尼数量有300万之众，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10%左右。后世唐朝杜牧在诗中就有这样的感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兴盛，究其原因有二：
宗教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因而获得了统治阶层的推崇；这一时期频繁的战乱使得人民的生活凄苦，佛教教义宣扬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使人们在苦难中可以获得些许希望与慰藉，因而也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
佛教的顺利传播使得和宗教相关的家具有了普及的机会，而且这种普及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接受宗教思想也就意味着接纳外来家具文化。这也就使得在西亚和南亚已经成形的一些高足家具能顺利地得到传播。虽然在秦汉时期，中国家具已经出现了高型家具，但在礼制的禁锢下，其普及的程度和接纳度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佛教开启了中国家具向高型家具的转变。
床榻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低矮家具为主的起居生活方式依旧是社会的主流，床榻仍然是室内起居的绝对中心陈设。我们在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中都能看到当时床榻的形象。这一时期床榻的式样在原有的基础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演变，值得一提的是床榻腿的样式，后世称为壸（kǔn）门式。“壸门”一词来自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凡牙脚帐坐，每一尺作一壸门，下施龟脚，合对铺作。”这种家具样式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中国商代，最晚到东汉已经基本成形。和高足家具一样，它的普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佛教的传播和普及。今天普遍将壸门式样作为佛教的典型式样，认为其是随佛教传入中国，这一点值得商榷。壸门的轮廓有圆弧形、长方形、扁长形等，通常是在上端中间有突起，形状犹如葫芦嘴。壸门式样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家具不再追求简单的结构美和表面装饰美，已经在开始寻求更多的装饰手段。这种式样对于唐代中国家具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方凳
凳式家具出现在我国的时间其实很早，在新疆的尼雅遗址就出土过东汉时期的方凳，被称为“尼雅木椅”。但此类家具对于当时中国家具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中原地区出现方凳的图像资料，是在敦煌莫高窟中。在莫高窟第257窟北魏壁画《沙弥守戒自杀品》中有类似方凳的图像。
筌蹄
在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佛教壁画和石刻中经常能见到一种束腰高足圆凳，它被称为筌蹄，因其形状类似中国古代捕鱼的工具“筌”
，故得名。这种圆形束腰坐具一般用竹或藤编制而成，比较讲究的在其外包裹纺织物。束腰的形式对于中国高足家具后续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般认为筌蹄是随佛教的传播而进入中国。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本生故事壁画、云冈石窟第6窟的阿私陀占相、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山东青州北齐石椁的画像拓本等图像资料中都有筌蹄的形象。
胡床
胡床于东汉时期传入，又被称为交床，类似今天的折叠小板凳或马扎。它由八根木棍和绳组成，张开后可坐，折叠后便于携带，根据其方便携带的特性，它应该起源于游牧民族。我国关于胡床最早的记载来自《后汉书·五行志》中关于汉灵帝的描述：“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自传入之后，关于胡床的记载屡见于各类史料中，《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因其形制简单、便于制作，到了六朝时期胡床已经是非常常见的家具，连乡村老妪都在使用，在《北史·尔朱敞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敞）遂入一村，见长孙媪，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之中。”
●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
胡床自传入一直名声在外，但难见其形，北齐画家杨子华绘制的《北齐校书图》（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宋摹本），可能是迄今最早的关于胡床的描绘。除了单人胡床，在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北魏壁画中还有双人胡床的样子。
凭几和隐囊
六朝时期的凭几可算是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点的家具，又被称为“隐几”。和汉代的凭几相比较，其在形态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六朝诗人谢朓在《同咏坐上玩器乌皮隐几》中有生动的描述：“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洁，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凭几在六朝时期由原来的两足演变为三足，为了更好地贴合腰部，几面也改进为半弧状。这种三足抱腰凭几，在结构上更加稳定，在使用时也更加符合人体工学，在六朝时期流行的宽袍大袖的遮挡下，确实可以做到不见踪迹的效果，无愧隐几之名。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黑漆凭几可以让我们一睹其风貌。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隐囊在六朝至唐这段时间最为流行，也是一种供人倚靠的家具，类似于今天的靠枕或靠垫。它通常由丝织物制成，外形为圆筒状，内部填充织物或纤维。这种软性靠垫奢华舒适，不仅是居家必备的家具，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帷帐
帷帐出现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就有记载：“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可见在周代帷帐和几、席一样有着严格的使用等级划分。到汉代，在打虎亭壁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红白织物交替布置的帷帐。南北朝时期帷帐的图像资料更加丰富和详细，当时的人们对于帷帐的使用也更加讲究。帷帐可分为坐帐和寝帐，此外还有厨帐、厕帐等，小型帐在早期也被称为“斗帐”。在《洛神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张斗帐，这些斗帐有的为手持，有的和车马结合，装饰华丽、造型丰富。
步辇
文献中关于步辇的记载很早就有，在《尔雅·释训》中有“辇者，人輓车也”。《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辇，輓车也。从车，从㚘在车前引之。”
在东晋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班婕妤辞辇”段中有详细的关于辇的图像。图中的辇平底无轮，其下由八位成年男性共同抬起，高于肩部，辇中坐着的两人为汉成帝和其宠妃。辇的四周设枨杆支帐。类似的步辇画面还出现在了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中。
屏风
屏风因具有临时分隔室内空间、保护隐私的作用，自出现一直深得天子和王公贵胄喜爱。自先秦到汉有各式屏风被发现（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中还曾出土过一件玉座屏，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也有彩绘漆插屏出土），但尺寸都相对较小，为座屏或插屏。到了六朝时期，在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了一套五块较完整的漆画屏风，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可以让我们一睹大型成套屏风的风貌。这套屏风为木板制成，双面遍髹朱漆，分四层，画面内容涵盖了帝王将相、烈女、孝子等传统故事，陈设于厅堂，在欣赏的同时又可起到劝诫与教化之功用。
屏风中的人物以黑色线描勾勒轮廓；脸和手涂铅白，服饰、器具则以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颜色渲染；榜题和题记则以黄色为底，黑墨书写。整套屏风人物描绘丰神绰约，生动逼真。运笔线条紧劲连绵、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与顾恺之作品《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的风韵相仿。屏风采用榫卯工艺连接，工艺精湛，体现了当时家具制作工艺和髹漆彩绘工艺的最高水平。此屏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留存至今的漆木屏风，其所表现的内容与六朝时期的其他文献和图像资料可以做到很好的相互印证，在研究书法、绘画、石雕艺术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