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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统治，秦朝统一了法令、货币、度量衡及文字。连通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修建了秦直道，修筑了巨大的宫殿和陵墓。今天博物馆里的秦砖以及陶制的管网，依旧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秦代工程技术水平的发达；而秦始皇陵兵马俑恢宏磅礴的气势，不仅彰显了秦朝军力的强大，更能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古代现实主义艺术作品的魅力。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统治的时间很短，所以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艺术遗存。
公元前202年中国进入汉朝。汉朝分为两个时期，公元前202—8年称为“西汉”，公元25—220年称为“东汉”。
汉朝的建立，使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随着统治者推行黄老学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也变得蓬勃兴旺。西汉手工业包括官营和私营两部分，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从业者众多，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和贵族。私营手工业则更加灵活，以小作坊为主。西汉还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专门的官员对生产进行管理。手工业的繁荣使得西汉时期手工业门类齐全，技艺精湛，各种器物的样式、数量都远远超过先秦时代。汉代手工业主要包括矿冶、木工、皮革、制陶、漆器、玉石器、煮盐、冶铁、铸钱等十几个部门，这些手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推动了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汉代的帛画、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上出现了大量人们劳作、生活的场面，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其中自然不乏家具以及室内陈设的造型，这也使我们对于汉代家具的了解，可以不再只局限在实物家具，而有了更多的途径。
汉代依旧延续着席地而坐的习俗，但和先秦时期相比，与此习俗相关的低矮家具，在数量、质量和样式各方面都远超过往，中国的低矮家具在这个时期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汉代，金属制造工艺仍然在快速发展，随着冶铁技术的普及，铁器在军事、生产、生活等很多方面取代了青铜器，青铜时代就此宣告结束。但青铜制品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青铜工艺在汉代主要用于生产一部分日用器皿，除鼎、壶等传统的产品，盘、洗、熨斗、灯、炉、铜镜都是这时流行的产品
。而在先秦时期精彩绝艳的青铜家具则基本被漆木家具所取代，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漆木家具最为辉煌的时期。漆木家具的盛行使得汉朝对木材的需求量变得非常庞大，汉代因此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进行木材的选材和运输。《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载：“严道，有木官。”严道是今天的四川雅安荥经县，大量的木材在被砍伐后运往各地制作成各类器物，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生活用品。这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木材制品已经被广泛地使用且种类繁多，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广州龙生岗东汉墓出土有木俑、木狗、木梳、木瑟、木船等多种物品；新疆罗布淖尔汉墓曾出土木俎、木杯、木栉
、木簪、木匕等器物。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汉墓的陪葬品非常丰富，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几乎遍及每一座汉墓。画像石是用于构筑墓室、石棺、石阙的建筑石材，最早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画像砖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非常盛行。画像砖与画像石本身都是建筑材料，劳动人民将各种画面刻画其上使其成为两汉时期重要的建筑装饰构件。其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题材可以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车马出行、讲经访学、宴饮作乐等，也有虎吃女魃、伏羲女娲、四大神兽等各种神话传说题材，另外还有大量表现农耕渔猎、集市贸易等各种社会生产生活的画面。此外，汉代人们还有将以上画面画在墓室墙壁上的习惯，也就是墓室壁画。
通过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这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看到他们当时使用家具的方式和家具的样式。汉代以跽、踞等习俗产生出的低矮家具已经有了非常齐全的门类，根据现有的实物和图像资料，我们可以将汉代家具按使用功能进行分类：
坐卧类家具：床、榻、独坐板（枰）、席。
承载类家具：俎、几、案。
储藏类家具：箱、柜、大橱柜。
屏蔽类家具：屏风。
支架类家具：衣架、镜架。
金属陈设类家具：灯具、盒等。
此外还出现了例如榻屏这种组合式的家具。这些家具，我们不仅能在画像砖上看到，也有实物出土。本书主要介绍坐卧类、承载类及金属陈设类家具。
关于枰、榻、床，汉朝人有自己的分类标准。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床帐》卷六中写道：“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服虔在《通俗文》中是这样记载三者的尺寸的：“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汉代一尺约为23.4厘米，换算成今天的大小：床的尺寸约为187.2厘米，榻的尺寸约为81.9厘米。床的尺寸和今天的接近，榻只能勉强坐两人（如将其看作最小尺寸则比较合理）。枰如果按照今天单人椅子的尺寸推算，应该不小于50厘米。
榻
汉代在“席坐”的同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坐榻”，由此也出现了新的家具榻，开启了中国家具新的篇章。《释名·释床帐》中说道：“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榻和床相比，高度更矮，宽度更窄一些，仍有一定的长度但不及床。1958年，河南郸城出土了一件西汉石榻，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青色石灰岩材质。此榻造型新颖简练，足截面和榻面均为矩形，榻面上刻有“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隶书一行。这不仅是一件罕见的西汉坐榻实物，而且更有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个“榻”字。
汉榻一般较小，多是一人使用，也有多人使用的榻。四川成都青杠坡出土的画像砖《讲学图》中，老师盘腿端坐于教坛上，学生依次跽坐（跪坐）在两旁。根据教坛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个榻的长度应该在120厘米左右，完全能满足两人合坐。东汉以后，更多的是供两人对坐的合榻，还有三人、五人合坐的连榻。
枰
三国魏人张揖在《埤苍》里是这么描述枰的：“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
1952年在河北省望都县发掘的望都一号汉墓，为东汉晚期墓葬，墓葬壁画里就有独坐板（枰）的画面。
床
汉代时期床已经是很普遍的家具，和先秦时期相比，汉代的床尺寸有所增大，以适应不同的使用需求和生活习惯的变化。在北京大葆台一号汉墓就出土了2件漆木大床。一件是云纹漆床，长273.5厘米、宽207.5厘米。另一件是“黄熊桅（神）”漆床
，长300厘米、宽220厘米，是目前发现的尺寸最大的汉代漆木大床。这个尺寸的床，放在今天也是罕见的。
席
席是汉代人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家具，上到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对席的使用都非常的普遍，这一时期席的种类和样式变得更加的多样，除了传统的五席，还有蔺席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的记载。在《范子计然书》中还有对蒲席、蔺席价格的详细记载：“六尺蔺席出河东，上价七十；蒲席出三辅，上价百。”这一时期席的制作也非常的精良，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完整的莞席。除了传统的经纬编织，在外部还有锦缘包饰。
在汉代的画像砖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两人或多人同坐一席的画面，两人或多人同坐，关系肯定比较亲近，如夫妻、挚友等等。四川省大邑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丸剑宴舞图》《宴饮图》中参加宴会的嘉宾都是两两一起跪坐在席上。
当关系不好、出现矛盾的时候，割席就成为代名词。后世《世说新语·德行》中就有管宁和华歆割席断交的故事。
俎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记载。俎在汉代仍在使用，只是和案的界定已不再非常明显。在四川彭州义和征集的东汉画像砖《庖厨图》中，两个厨师跪在地上，两手分别拿着小刀和骨头，身前摆放的是一个巨大的载台，看上去正在剔骨，根据功能判断，载台应该是俎。但其样式已经和前代的俎有了明显的区别，更符合我们对案的理解。
案
案在西汉已经有了按照使用功能划分的详细分类，有书案、大型食案、中小型食案等类别。《东观汉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更始韩夫人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其案。”这儿的“案”被后世认为就是书案，放置在床榻前面，较食案更大一些。
汉代的食案有大有小，根据不同的场景使用不同的食案。在四川省大邑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宴饮图》中，赴宴者三两人成组跪坐席上，面前摆放的食案大小就对饮来说非常合适。而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中，贵妇坐于带屏风的榻上，其面前摆放的案，长度和榻的长度相近。
●东汉画像砖《宴集》中的案（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东汉圆形陶案
“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出自南朝宋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梁鸿传》，讲述了东汉时期学者梁鸿与其妻子孟光之间的故事，体现了古代的礼仪文化。要将案举起和眉毛齐平，太大的案明显是不可能的，其大小应该和今天的托盘接近。
除了传统低矮的案，我们还能看到大量高度已经达到人腰部的汉代的案，类似于后世的桌。例如在打虎亭汉墓壁画中就有大量高足案的画面。
几
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以象牙为火笼，笼上皆散华文。后宫则五色绫文。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夏设羽扇，冬设缯扇。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几作为“养尊者之物”在汉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设计、制作工艺、材质的选择等方面都非常的考究。除了天子使用的玉几，大部分的凭几材质是漆木。凭几按照其足形状的不同可以分为曲栅足几、双曲足几、直足几、折叠几等。在山东武氏祠画像砖和河南南阳画像砖中我们都能看到几的形象，在武氏祠画像砖中还有人坐在几上的画面。
春秋、战国时期良好的青铜器制作工艺积淀，使得汉代依旧保持了非常精良的铜器制作水平。这时期的工匠已经脱离了传统礼制的束缚，铜器制作的题材更加丰富，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得，皆可是创作的来源，由此也就产生出了例如马踏飞燕、铜奔羊、铜屋模型等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青铜雕塑器物。
汉代铜器制品的品种丰富、样式繁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陈设类家具和诸如食器、酒器、烹饪器、水器等广义上的家具。这时期的铜器，以素器居多，要体现华贵则在铜器表面采用鎏金或错金银工艺。
秦汉时期是我国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灯具的种类繁多，造型也丰富多样。《西京杂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汉高祖入咸阳宫，秦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衔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盈盈。”又记：“长安巧工丁缓，作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这里关于著名灯具和工匠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代对灯具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对于灯具的设计和制作也有了很高的要求。
汉代的灯具可以分为盘灯、釭灯、行灯、吊灯、筒灯，使用的燃料有动物油脂、液体油料和蜡饼。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已较多摆脱礼器等功用约束，而广泛作为陈设实用的器物。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着极大的造型创作自由，并立足于实用价值的设计构思。
盘灯
这种灯具的特点是有一个灯盘，用于盛放燃料。盘灯的造型丰富，简单造型的盘灯类似高足的豆，造型复杂的盘灯则妙趣横生，造型不受限制。各种动物形象的盘灯今天都有发现，如羊、牛、犀牛、凤凰、鹿、鱼等。使用此类铜灯时，将灯盘打开，注入灯油即可点燃，不用时熄灭后，灯油流入动物造型的腹腔中储存。此类灯具造型栩栩如生，设计匠心巧妙、各具特色，在巧用动物身体结构的同时又兼顾节省燃料，体现了汉灯具设计的自然之趣与节约意识。
最为精彩的动物盘灯有鎏金羊形铜灯、鎏金铜鹿灯、中宫雁足灯等。
鎏金羊形铜灯：1982年出土于凤翔城北。长27.4厘米，宽11.1厘米，高21.8厘米，重3千克。羊灯胎体为青铜质地，其外通体采用鎏金工艺。羊灯造型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为一只躯体浑厚圆润，前腿后跪，后腿前屈的跪卧式整羊。羊首高昂，双角卷曲，羊脑的后部巧妙地设有一个活钮，臀部则设有一个小提钮。使用的时候可以提着小提钮将羊背向上掀起，将其放置在羊头上，变成一个灯盘。卧羊腹部中空，用于储存灯油，出土的时候羊灯腹腔里还有残留的油脂。汉代羊灯的造型很多。
鎏金铜鹿灯：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灯盘盘径22.2厘米，盘深2.1厘米，整灯通高45厘米。鎏金铜鹿灯有两件，胎体为青铜质地，其外通体采用鎏金工艺。灯具由鹿形灯座、灵芝灯柱、圆形灯盘三部分组成。灯座造型为一只昂首屈膝站立的鹿，鹿嘴口衔一朵灵芝，身体肌肉饱满、起伏有度，充满了力量感，灵芝的芝头则为圆形中空灯盘。
中宫雁足灯：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灯高24厘米，盘径13.8厘米。灯盘外底部镌刻来处—中宫（皇后之宫），此灯造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作为一件标准的官方作坊所制铜灯，在灯盘底部有一系列铭文，很好地记载了当时的材料所耗、制作与监管官员等信息，是汉代物勒工名制度
的见证。
此灯灯座上立一雁爪，前面三爪较长，小爪隐后，细节刻画惟妙惟肖，灯柱有一雁腿关节设计，起伏之势拿捏无虞，在加强刻画的同时也增加持灯时的舒适感。整体造型简洁生动，皇家器物的庄重与大气彰显无遗。
大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忠义与诚信的象征，古代在喜结良缘和与士大夫相交的时候有执雁为礼的习俗。大雁获得不易，后来人们逐渐地用各种材质制作成大雁的形象或符号来代替。雁足灯在古代深得人们的喜爱，在吕大临的《考古图》中有汉代雁足灯的痕迹，在陆游的诗里也有“眼明尚见蝇头字，暑退初亲雁足灯”。
釭灯
釭灯也称为虹管灯，是汉代发明的最具特点的灯具。釭在《释名》中的记载是：“釭，空也，其中空也。”在《广雅·释器》中的记载是：“凡铁之中空而受枘者，谓之釭。”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有空腔或空管构造的灯具。这类灯具流行于西汉，到东汉时期已经很少见到。釭灯和盘灯一样，造型多变，题材丰富，有鼎形、雁鱼形、牛形、人形等。此类青铜灯具结构巧妙，制作精美，可以藏烟，调节光源的亮度和方向，充分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长信宫灯：汉代釭灯最为杰出的代表，有“中华第一灯”的美誉。该灯通高48厘米，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器身有9处铭文，共计65字，记载了灯的重量、容量与流转信息，“长信”之名就得自灯上的铭文。该灯通体鎏金，主体为一跪坐执灯侍女形象，侍女神情恬静，身体内部中空，侍女的头部、身躯、右臂和灯罩、灯盘、灯座均可拆卸。该灯最为巧妙的是将侍女的衣袖与右臂设计成了通烟管道，燃烧后的油烟会沿着烟道流通，冷却后灰烬沉淀于侍女体内，避免了油烟对环境的污染，也便于后续的打扫清理。
雁鱼釭灯：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体表面有翎羽、鳞片彩绘。整体造型浑然一体，既美观又实用，是造型艺术和实用功能完美统一的青铜器佳作。
错银铜牛灯：由灯座、灯盏和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可拆卸。灯体采用错银工艺，全身遍布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以及龙、凤、虎、鹿等图案，装饰精美，造型别致，同样也是汉代灯具发展的高峰之作。
行灯
行灯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拿着行走的灯，这类灯的特点是有一个长长的把手便于使用者手持行走。行灯的造型有豆形盘灯加把手的，也有三足的。行灯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
吊灯
吊灯指灯盘由链条悬挂的灯。吊灯的造型在汉代也是丰富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的胡人形铜吊灯和贵州兴仁的提梁吊灯。
胡人形铜吊灯：东汉灯具的精品，由灯盘、储液箱、悬链三部分组成。造型巧妙独特、颇具匠心，铜人卷发、高鼻，手持灯盘。铜人身体、四肢为储液箱，臀部开有箱门，便于注入燃料，出油口位于胸前与灯盘相连。铜人两肩和臀部系有三条悬链，悬链上方有圆形盖，盖上站立的凤鸟展翅欲飞。
贵州兴仁提梁吊灯：该灯时代为东汉中晚期，灯具悬挂后通高约40厘米。圆形灯盘外壁铸龙首形双耳，下有三足，灯盘内腹直壁，盘径10厘米，盘高4厘米。龙首形双耳龙口大张，斜向上外伸，龙头顶部有半环，便于衔接提链，左右提链均为14节链环。弧形提梁位于提链上方，提梁顶端正中为汉代经典的四瓣柿蒂纹铜板。板上铸双手合十跽坐胡人俑，高4厘米，俑头顶铸环，连接7节链环。最上方的链环环套S形挂钩。
铜炉
铜炉作为汉代极具特色的陈设家具，同样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特点。汉代铜炉有香炉、温手炉、温酒炉等样式。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博山炉。“博山”指的是仙山。很多铜炉的上半部分，被设计制作成博山的形象。在《列子》中有这样的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古人将对于仙山的想象投射到现实中，从而产生了博山炉。
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记载：“香炉象海中博山，下有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回环。”香炉最开始是用于祭祀，汉代丝绸之路的连通，使人们可以获得大陆上的各种名贵香料，燃香熏屋的习俗逐渐地盛行。缥缈的香烟，通过巧妙隐藏的镂空缝隙，缭绕上方的仙山，营造出的仙境气象似梦似幻，极具宗教特色。今天出土的比较有特点的博山炉有：
1．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
2．陕西兴平茂陵无名冢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高柄铜熏炉。
3．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博山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