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家具

一、甲骨文中的家具

甲骨文是商王朝在占卜和祭祀的时候刻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作为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主要以会意和象形的方式出现，很多文字其实就是一幅生动的画面。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和家具相关的文字，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字的造字本意及过程，也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家具的面貌。这些文字非常有趣，和我们今天使用的家具依旧非常的相像。例如甲骨文中的“席”字其实就是席纹，和今天竹席的席纹基本无差。而“宿”字可以直观且清楚地理解为人在席上休息。

床作为自古家中必不可少的家具，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基本就是一个简笔画的床，和我们今天使用的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直到今天，我们依旧能在汉字中看到甲骨文“床”字的写法，如在“寐”字中我们就能看到它的样子。和“床”相关的甲骨文还有很多，它们都非常生动形象，如“疾”字，就是一个正在流汗的人躺在床上。这个生病的人，后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病字头“疒（chuánɡ）”。

二、青铜文化

中国的青铜器起源同样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距今7000—6000年的陕西临潼姜寨的房基遗址中就有非常珍贵的铜片出土。随后在甘肃蒋家坪遗址、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中都有多件铜刀、铜片和铜锥等青铜器物的发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古代先民对于金属铜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具备了利用金属铜来制造各种器物的能力。

公元前21世纪，随着夏朝的建立，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青铜器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夏代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青铜器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都遗址中就有专门的冶铜遗迹，还出土了200多件青铜遗物（以工具居多，包括锥、凿、刀、簇、锛等）。

公元前16世纪，中国进入了商王朝时期。商朝的统治疆域：东到海滨，西到陕西，南到湖北，北到辽宁。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商朝的手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在安阳殷墟和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代的各种专门的手工作坊遗址，包括冶铜、烧陶、制玉、制骨等遗址。商代的青铜器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商朝的青铜器铸造规模宏大，种类丰富，涵盖了祭祀、军事、生产、生活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青铜器造型浑厚凝重，纹饰具有浓厚的神秘感和威严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权力和鬼神的崇尚。常见的纹饰有饕餮纹、夔龙纹、回纹、各种兽类纹等。商朝中期青铜器开始出现铭文，铭文的出现，对于了解商朝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商代工匠对于青铜特性的掌握已经相当熟练，铅、锡、铜已经有了相对合理的配比，并且已经发展出了包括分铸、焊接、镶嵌等的先进工艺。

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建立，定都丰京和镐京（今陕西西安，合称“丰镐”）。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种类繁多、分类齐全，已经有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代的手工业可以分为六种工艺，有三十个工种。其中有关于攻金之工（金工）的记载：“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可见六种金工分别负责不同的青铜器物的生产，当时的青铜制造业已经有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金有六齐”的记述，则详细说明了青铜器物中关于铜、锡的不同配比与器物特性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对材料性质和器物使用特性的精准把握。说明青铜器的制作已经非常科学严谨、严格规范。

西周青铜器在前期基本继承了商代的风格，到成康之后，西周青铜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西周青铜器较为典型的纹饰有窃曲纹、鸟纹、环带纹、重环纹、垂鳞纹、瓦纹等，主要以二方连续的方式出现。西周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礼制，提出了“德”的概念。礼所强调的等级与秩序，深刻地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各种器物，使之反映出强烈的等级差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总体呈现出质朴洗练、疏朗畅达、富有韵律感和节奏美的艺术特点。

公元前8世纪，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世为区别于西周，称之为东周。东周前半期，诸侯争霸，称为“春秋时代”；东周后半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相互征伐，称为“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逐渐地衰落瓦解，封建制逐渐地建立。诸侯国的崛起使得社会、经济、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争霸与兼并的战争也从未间断。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得礼制崩坏，商代、西周所建立的青铜器等级观念被逐渐地打破，原本仅限于贵族阶层的青铜器，逐渐普及到平民阶层，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器具。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青铜器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扩大，使用功能也更加多样化，除了作为礼器和兵器，在贵族的生活中还出现了“钟鸣鼎食”所描述的击钟列鼎而食的豪华排场。

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春秋时期的学术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体现在器物之中，造就了各诸侯国器物风格的多样化，从而形成了楚国的器物浪漫劲健、秦国的器物淳朴厚重、燕国的器物古朴、赵国的器物浑厚、郑国的器物精巧、韩国的器物优雅的局面。

青铜制作工艺历经了约两千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制作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很多精美的青铜器物，即使运用现代科技，也极难复制。完备先进的青铜制造体系，使得很多先秦时期的家具都采用青铜制作。这也使得中国家具有了一个特殊的门类—“金属家具”，这类家具具有厚重威严的独特艺术价值和非凡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家具在起源时期的重要代表。

三、青铜器制作工艺

青铜器的制作需要经过几个必要的步骤，首先是炼矿，其次制范，然后熔铸，最后焊接打磨。在《荀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可见当时的青铜器物制作对于铸范、原料、工艺、温度，都有很高的要求。先秦时代比较典型的青铜器制作工艺有陶范分铸、失蜡铸造、焊接、刻画、金银错（又称错金银）、镶嵌等。

陶范分铸：也可以称为“泥模法”。先用泥土制作器物的基本样子，如果器物表面有装饰纹样，在基本型做好后，将纹样刻于泥模器物的表面，然后将泥模进行烘干。随后是制作外范，将细泥制作的泥片附于烘干泥模的表面，拓印出花纹，泥片的多少取决于器形和花纹的复杂程度。在外范的中心制作一个内范，用支钉或子母榫将外范和内范固定，外范和内范之间的距离就是器物的厚度。外范外面用厚泥和绳子制作一个更加坚固的泥胎，确保在浇筑铜液的时候不会炸开。接下来是浇筑铜液，等铜液冷却后，敲碎泥胎，就可以获得器物，最后打磨器物获得成品。

失蜡铸造：失蜡法是我国金属制作史上非常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制作更加复杂的金属器物。今天，许多工业零件和珠宝的加工依然需要广泛使用失蜡法。失蜡法和泥模法类似，都需要制模，只是泥模变为蜡模。蜡模做好后无须分块，只需要用泥、沙等耐火材料填充蜡模的内外并加以固定。随后对做好的模具进行加热烘烤，蜡液会沿着事先预留的孔隙流出，在获得空壳后，便可浇筑铜液，以获得需要铸造的器物。失蜡法铸造的器物表面光滑、花纹精美清晰、层次丰富。有了失蜡法之后，镂空效果的器物制作不再是难事，更多具有复杂空间立体效果的器物也能制作，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

焊接：青铜器物的主体和零部件分开铸造好之后，通过热熔局部的方式将两者进行组装。焊接工艺的使用让青铜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变得更加丰富。

刻画：随着金属冶炼工艺的发展，到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铁器。铁器的硬度大于青铜器，因而可以在铜器的表面进行精细的刻画。这一时期非常有名的刻纹青铜器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图壶、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刻纹铜杯等，这些器物表面的纹饰细如发丝，线条流畅，极具装饰性。

金银错：将金银线或金银片镶嵌在青铜器表面的工艺。它的工艺主要有四个步骤：

1．制作母范预刻凹槽。在器物铸造的时候预留出凹槽。

2．錾槽。錾槽有两种：一种是对预留出的凹槽进行打磨细加工，另一种是在器物的表面绘制纹样，然后加工凿刻出凹槽，在古代这种技艺被叫作刻镂，也叫作镂金。

3．镶嵌 。将金银线或金银片通过挤压镶嵌在凹槽内。到了汉代主要采用涂抹法，即先制作金泥，再将金泥涂抹在凹槽内，利用液体的延展性填满凹槽。

4．磨错。《诗经·小雅·鹤鸣》中有“它山之石，可以为错”的记载，厝石为细砂石。经过厝石打磨的金银错器物表面光洁，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相互辉映，图案与铭文显得格外华美典雅。

四、先秦时期的家具

先秦时期的家具主要包括席、俎、禁、几、案、床和扆（yǐ）等，此外还有灯具、乐器等陈设类家具。先秦家具早期主要以青铜家具为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木家具的数量大量增加，逐渐地成为家具的主流。

席

商周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是跽、踞。这种以地面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使得席理所当然成为人们生活里最常用的起居物品。随着社会等级制度的逐渐确立，席除基本的使用功能外，也逐渐地成为身份等级和社会礼制的象征。

周朝严格的礼乐制度对席的材质、形制、颜色、纹样，在不同的场合对应不同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规定。据《周礼·春官》记载：“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这里的“五席”指的是莞席、蒲席、藻（缫sāo）席、熊席、次席。

莞席：莞草编织的席，质地较为粗糙。

蒲 席：蒲草编织的席。

藻席：蒲草染色后编织的具有花纹的席。

熊席：熊皮制成的席。

次席：1.认为是桃竹枝编织的席；2.认为是虎皮制成的席。

至于席的铺设方法和入席的礼仪，可谓非常烦冗。

《周礼·春官》中记载：“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为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礼记·曲礼》：“毋践履，毋踖席。”《礼记·礼器》：“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先秦时期人们在招待宾客时都需要敷席，而敷席的第一步就是铺设大筵 ，大筵之上设置小席。入席者的身份等级、地位高低通过小席的层数、样式，摆放的位子顺序、大小方向来区分。入席时需要注意的礼仪：最基础的是在入大筵时应脱靴，注意不要踩到其他人的靴子，在入小席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踏在席上。

《礼记·曲礼》中还有对两席间距离的记载：“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小席之间间隔一丈（周朝时期的一丈约为2.3米），这个距离对话比较合适，如果是酒宴似乎有点远，而且建筑空间似乎也不太允许。先秦时期家具竹席的实物在四川成都和河南信阳都有出土，经历了2500多年的岁月保存依然十分完好，花纹非常清晰，和今天我们使用的竹席没有太大差别。

今天，很多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关于席的习惯用语，都来源于先秦时期《周礼》《礼记》中对于筵、席使用的详细记述和规定的礼仪，例如吃席、入席、开席、上席等。可见中国家具和中国礼仪，自二者出现就已经深深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制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

俎

俎是商周时期用于祭祀或设宴时的礼器。在《说文解字》中，“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俎也是用于切肉的砧板，《史记》中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说法。它的形制丰富、材质多样，称呼随时代变化而有不同。有虞氏时期称为梡俎，夏代称为嶡俎，商代称为椇俎，到了周代称为房俎。它也是案、几、桌等家具的雏形。今天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俎，主要是青铜俎和石俎，木俎相对较少，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木制器物保存不易造成的。最早的木俎出现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俎在商周时期是贵族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家具之一，是宴席和居家的必备之物。《礼记·乐记》中写道：“铺筵席，陈尊俎，列笾（biān）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周礼·天官·膳夫》中也有：“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周天子一顿饭需要使用十二个俎，所有的物品都是放在俎上，也可见其使用的频繁和普遍。

俎的早期形态比较的质朴敦实，越往后表面的纹饰越精美，春秋时期出现了表面镂空的俎。到战国时期，随着技术工艺的提高，出现了俎面完全镂空，且通体布满纹饰的俎，非常的奢华精美。商周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是跽、踞，所以先秦时期的俎的高度并不是很高，更像今天的小板凳。

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俎有：

1．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墓出土的石俎：长228毫米，宽134毫米，高120毫米，俎面有挡水线，俎身两面有浅浮雕饕餮纹装饰。

2．辽宁义县商周窖藏出土的铜俎：长335毫米，宽178毫米，高145毫米，俎面斜侈，俎足为立板式结构，中为壸门装饰，俎下腹悬挂两枚铜铃，俎身以饕餮纹和云雷纹装饰。

3．西周青铜蝉纹俎：俎面呈长方形，两端翘起，中部微凹，两端有立板式俎足，俎足外立面铸兽面纹装饰。

4．王子臣俎：高22厘米，长30厘米，宽15.5厘米。

5．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楚镂空龙纹青铜俎。

禁

棜、禁是产生于西周早期的祭祀用家具，用于放置酒具和食器。《仪礼·士冠礼》中记载：“尊于房户之间，两甒 有禁。”东汉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一般认为棜、禁是为了提醒人们禁酒而产生的器物，周代确实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

《礼记·礼器》中载有：“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尊也。”郑玄注：“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椭）长局足，高三寸。”目前我们看到的禁，材质多为青铜，形制为有足和无足两种，根据郑玄的解释，有足的是禁，是大夫的礼器，无足的是棜，是士的礼器。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棜、禁并不多，比较精彩的有三件，分别是：

1．1926年宝鸡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夔龙纹禁，现藏于天津博物馆，是目前出土的最大的禁，器身长1260毫米，宽466毫米，高230毫米，呈扁平立体长方形，前后壁各有16个长方形孔，左右各四孔。

2．1901年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禁，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器身长899毫米，宽464毫米，高181毫米。前后各八孔，左右各二孔。

3．1978年于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春秋中期云纹铜禁，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器身长1030毫米，宽460毫米，高288毫米。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春秋云纹铜禁采用失蜡法铸就，铜禁由禁体、12条龙形附兽、12条龙形座兽三部分组成，构思奇特、工艺精湛。铜禁禁体满饰透雕多层云纹，在云纹的下面，由数层粗细不同的铜梗组成错综复杂而又玲珑剔透的花纹。禁体四方12条龙形附兽昂首鼓腹翘尾；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饰也都采用浮雕透孔云纹；兽首面对禁面张嘴吐舌，舌头翻卷至禁面上边，其状像是眼睛在盯着禁上的美酒，垂涎欲滴。禁底有12个龙形兽挺胸凹腰支撑禁身。

几、案

几是商周时期出现的一种凭具，由俎演变而来。几的造型大致为中间为几面，两端支撑，而俎的造型基本为四足。几作为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它的材质与使用者的身份以及使用场合相对应。《周礼·春官》中记载的五几指的是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

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几有：

1．战国早期云纹卷耳几。

2．曾侯乙漆几。

3．战国镶玉几。

4．长沙战国楚墓彩绘凭几（长580毫米、宽93毫米、高366毫米）。

案的器形与俎类似，只是案面相较于俎面更大，也是主要的承具。在后世家具的演变过程中，俎逐渐地消失，而俎的祭祀功能和承具功能被案所取代。

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案有：

1．云南腾冲春秋青铜案。由案面和案脚两部分组成，案面两端宽，中间略窄，四角上翘呈弧形，案脚由两个对称的山字形支架连接组成。

2．1977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龙凤鹿方案，高37.4厘米，长宽均为48厘米。此案设计巧妙、结构复杂，整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战国时期高超金属工艺水平的杰出代表。这件作品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非凡创造力，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审美和宗教信仰。

方案案座呈圆形，器足四方装饰四只昂首挺胸的卧鹿。圈足上是四条有翼的飞龙，龙体盘曲向上，每一龙头上顶一斗拱形饰件，上面架设方案的边框。每一龙体的交连空隙处，又有一展翅的凤鸟。方案通体采用错金银工艺，具有华丽和贵重的视觉效果。方案案面可能是漆木制品，已经腐烂无存。

在艺术上，整个作品生动、立体，充满了艺术感染力。鹿的形象驯良，龙的姿态雄健，凤的形态生动，富有生命力。三者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这三种动物图案的组合，不仅展示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权力、尊贵与和谐共处的价值观。

床

床是我国最为古老和重要的家具之一，在其基础上演变出了榻、炕等家具。床类家具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历朝历代与其相关的佳话数不胜数、精彩纷呈。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床是河南信阳长台关和湖北荆门战国墓葬出土的两张大床。

两张大床的造型基本相同，大小接近今天的双人床。床的高度约400毫米，床的四周用木条拼出一圈围栏，中间留出半米多的宽度，便于上下床。其中一张床采用了组合式设计（由两张相同形制的床组合而成），单独看单一部件更接近后世的榻。

扆（yǐ）

扆即屏风，又称为“依”或“邸”。《礼记·曲礼》中记载：“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孔颖达疏：“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亦曰斧依。”扆（屏风）一开始是等级很高的家具，上面绘有斧形图案，立于天子身后，是彰显其身份与地位的礼仪用具，是权力的象征。《仪礼·觐礼》中有记载：“天子设斧依于户牖 之间。”《周礼·春官·司几筵》中也有：“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 依……”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礼制的崩坏，扆（屏风）不再是天子的专属，有了更多的样式，出现了座屏等小型的屏类家具，称呼也变为屏。它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后世演变出了许多不同形制和装饰方式的屏风。屏风是传统家具中最为重要的装饰类陈设，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它相关的诗词和故事也非常多。

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座屏有：

1．木雕兽蟒座屏，1992年出土于老河口安岗1号墓，藏于老河口市博物馆。

2．彩绘木雕小座屏，1965年出土于江陵沙冢1号墓，藏于湖北省博物馆，长518毫米，宽30毫米，高150毫米，底座宽120毫米。

其他陈设家具

在电灯发明之前，夜晚的照明一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了获得更好的照明效果，古代的达官贵人往往把灯具做成树状，以灯组的方式出现，这样大型灯具在提供照明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主要的室内陈设，中国现存最早关于灯的记载出自《楚辞·招魂》“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记录，这里的“镫”和“登”通用，就是指代的灯具。汉代《尔雅·释器》载：“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徐铉曰：今俗别作灯，非是，晋郭璞云：礼器也。

先秦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灯具：

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出土的中山国十五连盏铜灯。该灯高82.9厘米，是目前出土的战国时期最高的青铜灯具，是战国时期中山国国王“错”的陪葬品。灯具整体造型犹如一棵大树，器物底座为镂空夔龙纹造型，由三只独首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其上是高低有序、错落有致的七层支架，造型如同一棵大树，每层支架均可拆卸，支架顶端均托一盏灯。主支架的上方塑有游动的夔龙，第一、二、三、六层支架上各有2只嬉戏的猴子，共8只，其中第三层上的两只猴子单臂悬挂在支架上，似乎在讨要食物。在第四层支架上有两只鸟在鸣叫。树下站立两人，似乎正向树上抛食戏猴。十五连盏铜灯设计精致，制作工艺精湛。无论动物还是人物，造型都生动自然，妙趣横生。 5j0g+heuMgyowhN4ijHe6b65gm4yikfjZzDhdIi8wuyUPGv6LsBpmT4B5WDZdk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