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的三魂

从《京报副刊》 ^[1] 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 ^[2] 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 ^[3] 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 ^[4] 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 ^[5] 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 ^[6] ，也爱看《四杰村》 ^[7] ，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 ^[8] 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 ^[9] 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 ^[10] 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 ^[11] ，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 ^[12] 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我不看《甲寅》 ^[13] ，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1] 《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1924年12月创刊。《京报》，邵飘萍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1918年10月5日创刊于北京。《京报副刊》，1924年12月创刊，孙伏园编辑。

[2] 《国魂》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1925年10月在北京创刊，次年1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1925年12月30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也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1926年1月10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3] 理学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4] 帖括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5] 源增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1926年1月20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译后记中。

[6] 《双官诰》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京剧《三娘教子》亦演此故事。

[7] 《四杰村》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欲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8] 刘玄德（161—223）名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9] 李景林（1884—1931）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保安司令兼直隶省长等职。1925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1926年1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任副总司令，伺机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10] “ 整顿学风” 1925年8月25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其中说：“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11] 顺我者“通” 这是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1925年7月25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12] “减膳”执政指段祺瑞。1925年5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9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13] 《甲寅》指《甲寅》周刊。章士钊主编的杂志。章曾于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发行《甲寅》月刊，两年后出至第十期停刊。《甲寅》周刊是他任教育总长之后，1925年7月在北京出版的，至1927年2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该刊坚持用文言文，内容杂载公文、通讯，鲁迅说它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