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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两点半，在暗灰色的天空下，在隆隆的钟鸣声中，列车载着艾伦·亚克森·威尔逊的遗体在佐治亚州罗马市的车站停靠。棺材被抬到灵车上，不一会儿，送葬队伍开始穿过市区来到第一长老会教堂，葬礼仪式将在那里举行，威尔逊夫人的父亲曾是这里的牧师。街道上挤满了来向她最后致意的男男女女，他们也是来向她丈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表示支持的。他们俩已经结婚二十九年了。家人把棺材抬进教堂，管风琴师弹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了无生气的乐段充满了死亡的气息。仪式很简短，唱诗班只唱了两首威尔逊夫人最喜欢的赞美诗。接着，当送葬队伍行进到桃金娘山上的墓地时，下雨了。灵车驶过一排身着素衣、手持桃金娘树枝的姑娘，她们身后站着镇上的居民和游客，尽管下着雨，他们还是脱下了帽子。
墓地上已经搭好了一个雨篷，为威尔逊总统和参加葬礼的朋友及家人遮雨。雨越下越大，砰砰砰地敲打着篷布。周围的人看到总统在哭泣、颤抖，他身边的人看到泪水在他脸颊上流淌。
随后，参加送葬仪式的宾客返回各自的车里，上千名自发前来送行的人们也陆续散去。威尔逊总统独自站在墓旁，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直到棺材被土完全覆盖。
妻子的逝世让威尔逊进入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孤独之地，而他肩负的领导责任也空前沉重。妻子于八月六日星期四离世，死于一种当时被称为布赖特氏病的肾病，这一天，距英国加入欧洲的新战场才过去两天，也是他第一个任期刚过去一年半的日子。他不仅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伴侣，也失去了最重要的顾问——威尔逊发现，她对事物的观察能帮自己决断。白宫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孤独之地，这倒并非一些白宫雇员所相信的那样，认为他是被林肯的鬼魂困扰，其实是因为到处都萦绕着关于艾伦的记忆。有段时间，悲伤似乎使他丧失了行为能力。他的医生，经常陪他打高尔夫球的伙伴卡里·格雷森越来越担心他的状况。“这几天他的状况一直都不太好，”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格雷森在给朋友伊迪丝·博林·高尔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昨天我还在劝他，上午应该卧床休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几乎一直在流泪。那场景真是令人心碎，我觉得没人能想象出比那更悲伤的画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心却已经被撕裂。”
八月晚些时候，威尔逊设法离开白宫，来到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郡的一座名叫哈莱克登之家的乡间别墅。这是一处具有英国乔治王朝时代艺术风格的大宅邸，可以俯瞰康涅狄格河，威尔逊在这里有两个夏天的租住权。他的朋友爱德华·豪斯上校赶来陪他，被他的悲伤深深震撼。有一次他们谈及艾伦，总统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对豪斯说，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快要运转不了的机器，而且已经没有什么让他觉得值得去做了”。豪斯在日记中写道：“想到未来还有两年半的任期，总统觉得十分恐惧。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去。”
危机似乎处处都在。美国已经进入经济衰退的第二年，似乎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南方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主要产品棉花基本依靠外国船只运输，但战争造成了货船的严重短缺，因为担心潜艇攻击，船东们都不敢出海，只能把船停在港口。与此同时，交战双方征用了不少商船作为军用船。现在，南方码头上还堆积着数百万捆棉花。劳工问题也很严重。美国矿工联合会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罢工，之前的四月，该州派遣一支国民警卫队去破坏罢工，导致科罗拉多州的勒德洛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造成二十多名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亡。与此同时，在边境以南，暴力和骚乱继续困扰着墨西哥。
然而威尔逊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被拖进欧洲的战争。这场战争仿佛从天而降，无人知晓究竟是在为何而战。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异常美丽，那是欧洲人经历过的阳光最为明媚的一个初夏，没有任何战争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开战意愿。六月二十七日，就在欧洲开始陷入混乱的前一天，美国那些喜欢读报的人还只能读到一些平淡至极的消息。《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经历十九年的失败后终于赢得校际划艇赛冠军。一则葡萄与坚果搭配的广告倒的确与“战争”有关，但颇具校园特色，它极力赞美谷物的价值，说它可以帮助孩子们在打架中获胜。“结实的身体和强壮的神经对我们所吃食物的依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至于《纽约时报》的社交版面，则提到有十几位纽约上流社会人士——包括古根海姆和沃纳梅克——登上了当天起航前往欧洲的船只，那些船只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号、加勒多尼亚号、泽兰号，以及两艘德国船只，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号和比泰坦尼克号还要长出二十四英尺的巨型最高统治者号。
在欧洲，国王们和臣僚纷纷动身前往乡间别墅。德皇威廉二世即将登上霍亨索伦号游艇，准备去挪威峡海湾游览。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和外交部部长乘船前往俄罗斯帝国访问，拜会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当时已经搬到了避暑地夏宫。时年四十岁的温斯顿·丘吉尔任海军大臣，已经是英国海军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去了克罗默市北海之滨的海滩别墅，距伦敦以北一百英里，妻子克莱芒蒂娜和孩子们都在那里。
在英国，有件事情让公众目瞪口呆，不是战争有了什么新动向，而是因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的一次探险之旅，他计划在八月八日从英国东南部的普利茅斯出发，带领持久号横帆船向南极进发。在巴黎，一场审判轰动一时，被审对象是亨里特·卡约，前总理约瑟夫·卡约的夫人，她因为杀害巴黎《费加罗报》的编辑被逮捕。起因是该报刊登了一封私密信件，那是卡约总理在和亨里特结婚以前写给她的，当时他们正有着婚外情。卡约夫人怒火中烧，于是买了把枪，在枪匠的店铺里学会了怎么用，然后去编辑办公室开了六枪。她的证词居然在无意间预告了欧洲的局势，她说：“这些手枪太可怕了，它们会自己走火。”后来她被赦免，因为她说服法庭以激情犯罪结案。
虽说有些天真，但当时欧洲的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过去几个世纪曾肆虐欧洲的战争局势不会再出现，因为各国的经济已经紧密相连，即使不得不打上一仗，也会很快结束。资本在跨境流动，比利时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制造业，而是资金在其银行流转时产生的增值服务。日益增强的各种通信手段——电话、陆地电报、海底电报以及最新的无线通信，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趋频繁、紧密，也促进了蒸汽船的客货运量和航行速度的持续增长，促进了铁路运力的不断扩张。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旅游不再只是富人的事情，正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爱好。人口在不断增加，市场在不断扩大。在美国，尽管总体上来说经济还在衰退，但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宣布，计划将生产工厂的规模扩大一倍。
但是，紧张和敌意依然存在。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厌恶他的表兄威廉二世——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反过来，威廉二世则非常羡慕英国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和对海洋的强大控制力，以至于一九〇〇年德国发起一项竞赛，要建造足够多的战舰，让德国海军保有足够的规模应对英国海军的挑战。这促使英国开始大规模的海军现代化更新，为此英国建造了一艘更高级别的新型战舰——无畏舰，装备的大炮无论从口径还是威力上来说，都前所未见。英国的军队规模也在扩大。为了跟上竞赛的步伐，法国和德国引入了征兵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激情不断高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随时可能爆发冲突。塞尔维亚人培养了一种泛斯拉夫主义
野心，对奥匈帝国（通常简称奥地利）的领土和民族问题形成了一连串的威胁。这些领土包括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动荡地区。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欧洲有着太多的边疆地带，太难以忘怀的历史，为了所谓安全，又有着太多的士兵。”
各国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些士兵投入战场。早在一九一二年，英国皇家防御委员会就已经制订好计划，一旦与德国交战，第一个行动就是切断德国的越洋电报电缆。与此同时，在德国，将军们正在修改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起草的一份详细行动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是一项大型军事调动，它将使德国军队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南下直入法国本土，从而绕过法国边境的军事部署。这可能会招致英国的反对——事实上，作为比利时保持中立的共同担保人，英国将被迫干预——但这种干预似乎没能影响任何人。施利芬元帅计算得出，对法战争将在四十二天内结束，之后，德军将调转行动路线，向俄罗斯进军。他没有考虑到，如果德军没有在这个时间内获胜，如果英国参战，又将会发生什么。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这场战争肇始于一把野火。六月下旬，奥匈帝国军队总监察长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前往波斯尼亚，这里是奥地利在一九〇八年吞并的。开车经过萨拉热窝时，他被一个由黑手社支持的刺客开枪打死，黑手社是一个致力于统一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组织。七月二十八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震惊了世界。
“这令人难以置信，简直不可思议！”威尔逊在跟女儿妮尔及她的丈夫、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共进午餐时说。然而，威尔逊没太留意这一事件，因为那时候他的妻子正身患重病，已经让他心力交瘁。他提醒女儿：“不要把宣战这件事情告诉你妈妈。”
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本可限定在巴尔干小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以一场小规模战争结束。但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这把野火就被阵阵狂风吹成了一场铺天盖地的烈焰风暴，激起了恐惧，唤醒了新仇旧恨，催生出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并引发各种长期的战略谋划和军事部署。八月四日星期二，按照施利芬元帅的行动计划，德国军队进入了比利时，他们拖着可以摧城拔寨的巨型大炮，每尊大炮能发射重达两千磅的炮弹。英国宣布参战，与俄罗斯和法国一起属于协约国一方；德国和奥匈帝国并肩作战，属同盟国一方。同一天，威尔逊在政府公告中宣布美国保持中立，禁止德国、英国和其他交战方的战舰进入美国港口。在妻子下葬一周后，他抑制住内心巨大的悲痛，着手应对外部世界更大的创伤。威尔逊告诉全国：“我们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不偏不倚，必须在情绪上保持克制，在处理那些可能会被解读为偏向斗争中任何一方的事项时，同样要保持理智。”
威尔逊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全力支持。英国记者悉尼·布鲁克斯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预判美国会一如既往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为什么不呢？他反问道。“美国是一个遥远的、不可征服的、广袤的国家。没有充满敌意的邻国，或者说没有邻国在国力上可与之相提并论。民众生活在几乎不受干扰的宁静之中，没有那些让旧世界感到心烦意乱的抗争、仇恨，以及无休无止的压迫和反压迫。”
保持中立在概念上很容易确立，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随着战火的蔓延，新的国家联盟还在不断形成。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阵营，日本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很快，战火烧到了世界各地，陆地、空中、海上，甚至是海底——德国潜艇已经游弋到英国西海岸附近的水域。至此，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起独立的谋杀事件，已经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然而，主战场还是在欧洲。德国明确表示，这场战争与以往所有的战争都不同，任何一方都不会侥幸取胜。当威尔逊还在为妻子的离世悲伤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入比利时安静的城镇和村庄，劫持平民为人质并处决了他们，以阻止反抗。在迪南，德国士兵射杀了六百一十二名男人、女人和儿童。美国媒体称这种暴行“令人发指”，这个词在当时的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恐怖主义”。八月二十五日，德国军队开始进攻比利时的城市鲁汶，它是一座大学城，也是一所非常有价值的图书馆的所在地，有“比利时的牛津”之称。三天的炮击和枪杀造成二百零九名平民死亡，一千一百座建筑化为灰烬，图书馆也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馆藏的二十三万册图书、无价的手稿和手工艺品。这次攻袭不仅被视作对比利时的公然侵犯，也是对全世界的轻蔑和冒犯。威尔逊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据他的朋友豪斯上校说，总统“对鲁汶的毁灭深感痛心”，甚至担心“战争会让世界倒退三四个世纪”。
两大阵营都信心满满，坚信会在几个月内取得胜利。但到了一九一四年底，战争进入令人毛骨悚然的僵持阶段，虽然战事异常惨烈、尸横遍野，但是交战双方谁都无法取得重大进展。最早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如边界战役、蒙斯战役、马恩河战役、第一次伊珀尔战役等就是在那一年的秋冬进行的。在经历了四个月的战斗之后，十一月底，法军阵亡三十万零六千人，大致相当于一九一〇年整个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德军的阵亡人数为二十四万一千人。到了年底，一长串平行的战壕构成了西线，从北海到瑞士绵延近五百英里，战壕与战壕之间由一片无人地带隔开，间距只有二十五码。
对于哀伤抑郁中的威尔逊来说，这一切无异于雪上加霜。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此事给我的压力简直越来越难以承受。”他在写给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在我的脑海里，整件事情都很生动，一种痛苦的生动，而且几乎从冲突爆发的那天起，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写道，“我想，我能想象到那些场景，能从每个角度去感知它的重大意义。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别总想这件事，以免想得多了反而变得麻木，这种麻木来自那些深深的忧虑，来自那些始终挥之不去的因素，它们过于浩瀚、庞杂，以至于迄今仍让人无法完全理解，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听从忠告并加以克制。”
然而，至少有一段时间，他的悲伤似乎减轻了些。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去曼哈顿探访豪斯上校。某天晚上，大概九点钟左右，两个人从豪斯的公寓出来散步，没有乔装打扮，当然也不是为了宣扬美国总统此刻正在曼哈顿街头悠然信步这件事。他们沿着第五十三大街走到第七大道，又走到百老汇大街，不知怎的，起初并没有引起路人的注意。人行道上有几个人正在发表演讲，于是他们驻足聆听，但这时，威尔逊被认了出来，人们开始围拢过来。威尔逊和豪斯上校拔腿就走，追上来的纽约市民越来越多。两人快步走进华尔道夫酒店的大堂，加速冲进电梯，让惊恐万状的电梯服务员将电梯停在较高的楼层。然后，他们出了电梯，走到酒店的另一侧，又找到一组电梯，返回大厅，从侧门走了出来。
沿着第五大道走了一小段路后，他们赶上了一辆驶往城外的公共汽车，返回豪斯的住地。尽管这样的逃离可能会令人感觉又刺激又兴奋，但并不能驱散威尔逊心中那深深的忧郁。在返回的途中，威尔逊向豪斯上校坦承，就在外出散步的时候，他希望有人能杀了自己。
在如此黑暗的背景下，威尔逊仍然坚持把美国看作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希望。“我们将一直与全世界和平相处。”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在发表国会年度致辞时这样表示。次年一月，他派遣豪斯上校前往欧洲承担一项非正式任务，试图找出协约国与同盟国可能愿意开展和平谈判的条件。
卢西塔尼亚号当时还在正常运营，豪斯上校用假名预订了这艘最大最快的客轮的舱位。客轮进入爱尔兰海域后，当时的船长丹尼尔·道依照战时惯例，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保护这艘船免遭德国潜艇的攻击，可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一举动令豪斯上校十分震惊，也引起了全船的轰动，而且作为伪装手段，它的实际效果也很值得怀疑：美国并没有运营过这种巨型远洋客轮，而且它四个巨大的烟囱在海面上留下暗色的倒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这一事件凸显了将破坏美国中立立场的各种现实压力。美国如此遥远，又有浩瀚的海洋护佑，应当可以高枕无忧，不用过分担心欧洲的战争。但德国新进展开的、极具侵略性的潜艇攻势，必将对美国形成最大的威胁。
战争伊始，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能认识到潜艇真正的作用，也没有意识到它可能会衍生出的战争形态，丘吉尔称之为“迄今为止人类尚不得而知的一种奇特的战争形式”。
似乎只有少数有先见之明的人才领悟到，潜艇将迫使海军战略发生转变。其中一个是阿瑟·科南·道尔爵士，开战前一年半，他写了一部短篇小说（一九一四年七月才出版），小说设想了一场发生在英国和虚构国家诺兰之间的冲突，诺兰是“欧洲军事威胁指数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在这篇名为《危险！》的小说中，诺兰国起初看上去毫无胜算，但这个小国却拥有一个秘密武器——一支由八艘潜艇组成的舰队，部署在英国海岸外围，攻击包括货船和客轮的入境商船。道尔爵士构思这篇小说时潜艇已经存在，但是英国和德国的海军指挥官都认为这些潜艇并没有多大价值。然而在小说中，诺兰国的潜艇却把英国逼到了饿死的边缘。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潜艇舰队的指挥官约翰·西留斯船长用一枚鱼雷击沉了白星航运公司的奥林匹克号邮轮，英格兰最终投降。读者发现，小说里关于最后一击的描写尤其令人震惊，因为奥林匹克号是一艘真正存在的客轮，它的孪生姐妹泰坦尼克号在多伊尔爵士写这篇小说之前就已经葬身海底了。
这篇小说或许是为了警醒国民，提高英国海军的备战水平，它很有趣，也很惊悚，但人们认为它太牵强，难以置信，因为西留斯船长的行为违反了一项基本的海事法则，即巡洋舰规则，或称捕获法，该规则创立于十九世纪，用于管控针对民用船只的所有军事行为。自那时起，所有海上军事力量都予以遵守。该规则规定，军舰可以叫停商船并进行搜查，但必须保证商船船员的安全并将商船押送到附近的港口，在那里，由捕获法院决定商船的命运。该规则还规定，禁止对客轮发起攻击。
英国人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堕落到如此地步，但多伊尔却在小说中将这种看法驳斥为一种错觉。“常识，”西留斯船长说道，“将会告诉它，它的敌人会玩最适合他们的游戏，他们不会问谁可以做什么，但他们会先斩后奏。”多伊尔的预测被认为是妄想，荒唐到根本不被列入考虑。
但英国的海军上将——因改革英国海军并力推海军现代化而广受赞誉的杰基·费希尔——已经开始关心潜艇可能给海战带来的改变，也正是他，曾第一个提出关于无畏舰的构想。在战前七个月的一份备忘录中，费希尔预测，德国将部署潜艇击沉没有武装的商船，并且不会拯救船员。他认为，潜艇的优势和局限性使得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潜艇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搭载商船的船员，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帮助被俘获船只的船员登艇。
此外，费希尔写道，战争的逻辑是这样的，一旦这样的战略得到运用，势必立即全面铺开。“战争的本质是暴力，”他写道，“在战争中谈节制就是极度愚蠢。”
丘吉尔驳回了费希尔的假设，他写道，假设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用潜艇攻击没有武装的商船，将因“违反自古以来普遍奉行的海洋法及其相关惯例而被万人唾弃”。
然而，即便是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在对付海上军事目标时，这样的战术的确无可厚非，因为“兵不厌诈”，但在早期，无论是他还是对手德国，都对潜艇在深海战役中能否扮演重要角色持观望态度。双方都将战略重心放在他们的主要舰队——英国联合舰队和德国公海舰队上，他们都期待用主力战舰来进行一场完胜的、特拉法尔加
式的海上决斗，但双方又都不愿意第一个站出来直接挑战对方。英国方面火力更强，二十七艘无畏舰对阵德国的十六艘战舰，但丘吉尔意识到，“如果一些可怕的新奇玩意儿或荒谬的错误冷不丁地冒出来”，英国或许会失去这种优势。为了增补安全防御，海洋军事部将舰队基地设立在斯卡帕湾，这里是由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形成的一个岛屿要塞。丘吉尔希望德国能率先全力发起攻击，因为德国舰队永远不会比战争刚开始时更强大。
另一方面，德国的军事战略专家们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为此制订了应对策略，即德国船只将只对英国舰队发起有限的突袭，逐渐削弱其战力，德国海军上将赖因哈德·舍尔将其称为“游击战”，意为机动灵活的小规模战事。舍尔写道，一旦英国舰队的战力被削减，德国舰队将寻求“有利的”时机来发起总攻。
“所以，我们等着，”丘吉尔写道，“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立即出现重大事件，也没有发生什么军事冲突。”
战争伊始，在英德双方的作战部署中几乎都找不到潜艇的身影。“在起初那些日子里，”年轻的英国海员赫里沃德·胡克写道，“我认为没人能意识到潜艇的危害。”不过，他很快就在一起事件中领教了潜艇真正的破坏力，该事件生动地展示了潜艇的威力，并揭示出英国大型战舰在设计上的一个严重缺陷。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拂晓，三艘大型英国巡洋舰——阿布基尔号、霍格约号和克雷西号——在荷兰东南岸北海的一大片海域巡逻，该海域水深均匀，大约为十四英寻
，因而被称为“大海区十四”。三艘巡洋舰以八节的速度航行，十分悠闲，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用这种航速航行是十分鲁莽的。船上挤满了受训学员，胡克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十五岁的他被分配到霍格约号上。三艘战舰都十分老旧，速度又慢，明显容易遭到攻击，所以在英国联合舰队内部，他们得到了一个绰号——活诱饵中队。到了早上六点二十分，后来被提拔为船长的胡克当时还在吊床上睡觉，却突然被吊床“剧烈的摇晃”惊醒。一名海军准少尉正试图喊醒他和其他受训学员集合，因为他们舰队的大型巡洋舰阿布基尔号被水雷击中，正在下沉。
胡克跑到甲板上，眼看着阿布基尔号开始侧倾。几分钟之内，巡洋舰就侧翻、下沉、消失了。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们为了求生拼命挣扎的样子。”
胡克的船和克雷西号巡洋舰完好无损，于是这两艘巡洋舰立即调转方向，开始营救落水官兵，每艘舰都在离落水者几百码外的地方猝然停下并投放救生艇。胡克和同伴们接到命令，抛投任何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来营救那些落水官兵。没过一会儿，两枚鱼雷就击中他的霍格约号，他写道，也就六七分钟的时间，“它，霍格约号，就完全不见了”。后来他被拉到霍格约号之前抛投的一条救生艇上。在找到更多的幸存者后，救生艇开始向第三艘巡洋舰克雷西号前进，但一枚鱼雷破水飞驰，击中了克雷西号的右舷。就像其他两艘巡洋舰一样，克雷西号立即开始侧倾。然而与其他两艘舰不同的是，克雷西号的侧倾停止了，看上去似乎可以继续保持漂浮。但随后又有一枚鱼雷击中它，并且击中的是为舰上的大炮储存弹药的弹药库。克雷西号爆炸，随即沉没。就在一个小时之前，那里还有三艘大型巡洋舰，而现在只有一些幸存者、几艘小船，以及一片残骸。单单一艘德国九型潜艇——缩写为U-9——在艇长奥托·韦迪根的指挥下，就击沉了英国三艘大型巡洋舰，造成一千四百五十九名官兵死亡，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年轻人。
惨剧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韦迪根艇长和他的U型潜艇，但英国舰船纵向煤舱式布局的设计，则大大加快了下沉速度，导致伤亡惨重。因为煤舱一旦破裂，就会致使船体一侧迅速被海水灌满，造成灾难性的侧倾。
造成这场灾难如此巨大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营救第一艘遭到攻击的巡洋舰的幸存者，两艘巡洋舰完全停了下来，这使它们成了潜艇的囊中之物。此后，海洋军事部下令，禁止大型英国军舰向U型潜艇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一九一四年秋冬，威尔逊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德国潜艇，因为德国海军战略的新转变将进一步加大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阿布基尔号事件以及其他成功攻击英国舰船的事件，使得德国的军事战略家们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潜艇。事实证明，潜艇比原来预期的更危险、更难对付，而且完全适用于德国靠游击战来消耗英国联合舰队实力的战略意图。但潜艇的出色表现还拓展出另一种用途。到当年年底，对德国海军而言，拦截商船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部署，因为拦截可以阻止军需补给流向敌方阵营。这一任务原本是由德国海军的大型辅助巡洋舰，即用远洋客轮改装成的军舰承担的，但这些巡洋舰绝大部分已经被英国强大的海军从海上清除。于是，潜艇由于其本身的特质，成为一种持续作战的有效手段。
潜艇的存在还加大了另外一种风险，即美国军舰可能会被意外击沉，美国公民乘坐协约国船只旅行可能会受到伤害。到了一九一五年初，这种风险似乎开始剧增。二月四日，德国宣布不列颠群岛周边水域为“战区”，所有敌方舰船都将成为攻击目标，且不会提前预警。这对英国来说是个尤为严重的威胁，因为英国是岛国，三分之二的粮食需要进口，而且完全依赖于海运贸易。德国警告，中立国的船只也有危险，因为英国的船只经常悬挂他国旗帜，使得U型潜艇的指挥官们不可能凭借船只的标识来判断它是否真的属于中立国。德国称这次新行动事出有因，是对英国此前海上封锁行动的回应，在当时的行动中，英国海军试图拦截所有运往德国的货物（英国的潜艇数量是德国的两倍多，但主要用于海岸防御，没有用来拦截商船）。德国官员当时曾指责英国没有区分船上的货物究竟是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并控告英国的真正目的是饿死平民，从而“判处全体德意志人民死刑”。
德国并未提到的是，英国仅仅是没收了货物，而U型潜艇则是击沉船只并导致了人员伤亡，德国指挥官似乎对这一区别视而不见。德国海军上将舍尔写道：“纯粹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那些成千上万葬身海底的人，无论身穿海军制服还是隶属于商船，真的有什么不同吗？难道不是商船把食物和弹药带给敌人，从而延长了战争，增加了在战争中遭受痛苦的妇孺人数吗？”
德国的宣言激怒了威尔逊总统。一九一五年二月十日，他通过海底电报做出正式回应，表示对德国考虑用潜艇来对付中立国商船的声明暂持保留态度，但警告说，在任何事件中如果有美国船只沉没或美国人伤亡，他都将对德国进行“严厉追责”。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美国公民在公海上享有他们已有的权利。”
威尔逊的言辞可谓掷地有声，让德国领导人大吃一惊。从表面上看，德国似乎是一个凶猛的庞然大物，内部一致决定要对商船动武。但事实上，关于如何看待新式潜艇战，在德国的军方高层和文职领导之间已经出现分歧。其中，潜艇战最狂热的支持者是那些海军高级官员，反对者则包括德国驻欧洲的军事指挥官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以及德国政府首脑、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他们的反对不是因为有道德顾虑，两人担心的是，德国潜艇的海底行动会让美国摆脱中立立场，与英国站在一边，这样的事一旦发生，对德国来说就是灾难。
然而，威尔逊的抗议并没有使德国潜艇战的狂热追随者们动摇。他们认为，如果说非要做什么的话，德国反倒应该扩大潜艇战的范围，摧毁战区所有的敌方船只。他们承诺，在美国做战争动员并派军参战之前就让英国老实就范。
两个阵营都在设法赢得威廉二世的支持，他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拥有决定权。他授权U型潜艇指挥官，可以在战区击沉任何一艘船，只要他们怀疑该船属于英国或法国，旗帜或标识均可以忽略。更重要的是，他允许潜艇指挥官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实施水下行动。
这些决定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U型潜艇指挥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哪艘船可以放过，哪艘要被击沉。因此，区区潜艇艇长，现在却执掌着一项如果犯错就可能改变整个战争结果的权力。这些艇长通常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雄心勃勃，立功心切，希望尽可能多的击沉大型船只，他们远离基地，无法与上级进行无线通信，且视野仅仅局限在潜望镜所能提供的狭小且遥远的视界内。正如德国总理贝特曼后来所说的：“不幸的是，美国是否会宣布参战，可能仅仅取决于一名潜艇指挥官的态度。”
没有人抱有幻想。艇长们势必会判断失误。威廉二世的命令里就包括对风险的默认：“尽管应当慎之又慎，但如果出现重大失误，潜艇指挥官亦无须担责。”
威尔逊痛苦孤独的心绪一直延续到了新年，但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一场偶遇使笼罩在他心头的灰暗开始渐渐褪去。
为代理第一夫人的职责，他的堂妹海伦·伍德罗·博恩斯住进了白宫。她有一位好友伊迪丝·博林·高尔特，时年四十三岁，她俩经常一起散步，巧合的是，伊迪丝与威尔逊的医生格雷森又是好朋友。伊迪丝身高一米七五，身材丰满、匀称，衣着讲究且很有品位，她经常穿戴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思的巴黎时装屋设计的服饰。她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人，眼睛是紫罗兰色的，肤色健康，神态优雅，光彩照人。一天，格雷森医生和威尔逊同坐在一辆豪华轿车里，格雷森看到了伊迪丝，向她躬身致意，总统脱口问道：“那位漂亮的女士是谁？”
伊迪丝生于一八七二年十月，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她声称波卡·洪塔斯
和约翰·罗尔夫上尉是她的先辈。她是在威斯维尔——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长大的，那里的街景风光依然保有南北战争时的痕迹。十几岁时，她开始定期到华盛顿探访姐姐，她姐夫的家族拥有被称为华盛顿最好的珠宝店之一的高氏兄弟珠宝，就位于白宫附近（在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这家店铺正在修理亚伯拉罕·林肯的手表）。伊迪丝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来探访，遇见了姐夫的堂弟诺曼·高尔特，他和高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共同管理着珠宝店。他俩于一八九六年成婚。
后来，诺曼买下其他家族成员的产权，成了这家店唯一的主人。伊迪丝在一九〇三年产下一子，但孩子出生没几天就夭折了。五年后，诺曼突然去世，而他在收购这家店铺时留下了大量债务。“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伊迪丝写道，“对于从商我没有任何经验，对于负债、资产之类的事情也几乎一无所知。”她让一位经验丰富的员工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在他的帮助下店铺的生意又兴旺起来，这样，伊迪丝在保留店铺所有权的同时，还能从店铺的日常管理中抽出身。她成了技艺娴熟的高尔夫球手，也是华盛顿第一位获得驾驶执照的女性。她开着一辆电动汽车跑遍了全城。
伊迪丝和海伦如果想一起散步，通常是由伊迪丝先开车载着她俩去岩溪公园，然后回到伊迪丝在杜邦环岛的家里喝茶。一九一五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海伦乘坐一辆白宫的小汽车来到伊迪丝家，这辆车带着她俩去了岩溪公园，散完步，海伦提议伊迪丝到她的住处白宫去喝茶。
伊迪丝不赞成，散步时路上不太干净，她的鞋子粘了泥，她不希望这副样子被美国总统看到。就像她告诉海伦的那样，她害怕被人“看轻”。其实，撇开鞋子不谈，她看上去相当不错，正如她自己后来写的那样：“一套漂亮时尚的由沃斯设计定制的黑色套装，搭配一顶经向斜纹毛织帽子，我认为堪称完美。”
海伦坚持邀请她去白宫喝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对伊迪丝说，“总统正在和格雷森医生打高尔夫，我们坐电梯直接上楼，你不会被别人看到。”
她俩乘电梯到二楼，一出电梯便迎头撞见了总统和格雷森，他们都穿着高尔夫球服。于是，格雷森和威尔逊邀请两位女士共进下午茶。
伊迪丝后来写道：“这是一次邂逅，它应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一转弯，有时，就是一辈子。”不过她还写道，威尔逊穿的高尔夫球服“并不时尚”。
在那之后不久，海伦邀请伊迪丝三月二十三日到白宫参加晚宴。威尔逊派出他的座驾——一辆皮尔斯箭头去接她，一并接上了格雷森医生。伊迪丝佩戴一朵紫色的兰花，坐在威尔逊的右边。“他魅力非凡，”她后来写道，“而且是我见过的最令人轻松愉快的男主人之一。”
晚饭后，他们四个走上二楼来到椭圆厅，围在壁炉边烤火、喝咖啡，讨论起“各种有趣的话题”。威尔逊读了三首英国作家的诗，这使伊迪丝注意到，“作为一名朗诵者，他简直无与伦比”。
这个夜晚对威尔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喜悦，陶醉，入了迷。伊迪丝，一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女士，魅力十足，引人注目。白宫的接待员欧文·“艾克”·胡佛称她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寡妇”。那天晚上，威尔逊情绪高涨。
然而，他几乎没有时间来拥抱这份新的、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五天后，也就是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英国商船法拉巴号遭到德国U型潜艇袭击，这艘潜艇由艇长格奥尔格·京特·冯·弗斯特纳男爵指挥，是德国的王牌潜艇之一。法拉巴号很小，自重不到五千吨，正载着货物和乘客前往非洲。船上一名机敏的瞭望员首先看到了三英里之外的德国潜艇，立即向船长弗雷德里克·戴维斯报告。船长立即下令调转航向，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但航速也只是刚过十三节。
弗斯特纳的潜艇紧追不舍，他命令炮手开火，但只是为了向法拉巴号发出警告。
法拉巴号继续全速逃跑。弗斯特纳又用旗语发出信号：“立即停船，否则我会开火。”
法拉巴号只好停下。U型潜艇靠了过去，弗斯特纳通过扬声器告知戴维斯船长，他要击沉法拉巴号。他命令戴维斯和所有人——一共二百四十二人——立即离船。他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
弗斯特纳将潜艇开到距法拉巴号一百码的范围内。他发射鱼雷时，法拉巴号正在放下最后一艘救生艇。八分钟内，法拉巴号沉没，造成一百零四人死亡，戴维斯船长也在其中。据信，遇难者中有一位名叫利昂·C.思拉舍的乘客，但没找到他的尸体。思拉舍是美国公民。
这起事件遭到了谴责，又为德国一系列恶劣行径添上了最新例证。这样的事件也正是威尔逊担心的，因为它有可能激起要求开战的呼声。“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出现，”他告诉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这将导致令人不安的情形出现。”
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立即对袭击事件进行公开谴责，措辞要严厉，态度要鲜明。但经与内阁成员及国务卿布赖恩磋商之后，他又有些迟疑。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布赖恩提出，这位美国公民明知乘坐的是一艘要驶过战区的英国船只，就其死亡提出抗议可能根本不值得。在他看来，这起事件就相当于一个美国人跑到法国的战场上去散步。
在与内阁成员开会讨论法拉巴号事件的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威尔逊在给布赖恩的一个便笺中写道：“也许完全没有必要就这起事件提出正式抗议。”
美国乘客利昂·思拉舍仍然下落不明，他的尸体很有可能在爱尔兰海上漂浮。山雨欲来风满楼，利昂的遇难对于日趋严峻的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