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在直奔天堂，我们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人士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不论说它好还是坏，都非得用最高级不可。

在英格兰的王座上，坐着一位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位面容平庸的王后；在法兰西的王座上，坐着一位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位面容姣好的王后。在这两个国家里，那些掌管国家权益与财富的老爷们都明白无误地认为，总体而言，诸事已然永远安排妥当。

那是耶稣纪元1775年。在那个备受眷顾的时期，跟如今一样，英格兰也得到了神灵的启示。不久前，索思科特太太刚满25岁，进入蒙福之年。禁卫军中一名有预言能力的士兵，曾宣告她将崇高现身，宣称已做好安排，要将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一口吞下。甚至连科克巷的鬼魂，在像去年（其超自然的表现毫无新意）那些鬼魂一样敲打出信息之后，也不过才销声匿迹了区区十二年。而最近，来自美洲的英国臣民代表大会，给英国国王和人民带来了纯粹关于世俗事务的消息。说来奇怪，这些消息对人类的影响，竟然比科克巷一窝鸡所传递的任何信息都更为重要。

总体而言，在精神层面，法国不如她那位手持盾牌与三叉戟的姐妹（指英国）幸运。法国正极其顺畅地滑向衰落，一面印发纸币，一面大肆挥霍。在她那些基督教牧师的引导下，法国还进行着种种人道之举，比如，只因一个青年没有在雨中下跪，向一支路过他视线、约五六十码开外的脏兮兮的僧侣游行队伍致敬，就判处他双手被剁、舌头被钳子扯出、身体被活活烧死。很有可能，当那受害者被处死的时候，在法国和挪威的森林里，已经有一些树木在生长，它们早已被命运之神“樵夫”盯上，注定要被砍倒，锯成木板，做成一种带口袋和刀具的可移动刑具，这刑具在历史上臭名昭著（指断头台）。很有可能，就在同一天，在巴黎附近那些耕种着肥沃土地的农民简陋的外屋里，有一些粗糙的马车，溅满了乡下的泥污，被猪拱来嗅去，被家禽栖息其上，而死神“农夫”早已将它们挑选出来，作为他在法国大革命时的囚车。然而，那“樵夫”和那“农夫”虽然不停地劳作，却悄无声息，他们迈着轻缓的脚步四处走动，无人听见。更重要的是，只要有人怀疑他们已然觉醒，就会被视为无神论者和叛徒。

在英格兰，几乎没有什么治安和保障措施值得大肆吹嘘。武装歹徒大胆入室行窃，拦路抢劫每晚都在首都发生；家家户户都被公开告诫，出城时务必将家具搬到家具商的仓库里以保安全；那个在暗处的拦路强盗，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是城里的商人，当他以“队长”的身份拦住同行商人并被认出和质问时，他会英勇地一枪打爆对方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邮车会遭到七个强盗的伏击，警卫打死三个，自己却被另外四个打死，“只因弹药耗尽”，之后邮车便被从容劫走；伦敦市长，这位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在特恩汉姆格林被一个强盗拦住，被迫交出财物，这位显赫人物在全体随从的众目睽睽之下遭此抢劫；伦敦监狱里的囚犯与狱卒打斗，法律的威严以霰弹枪向他们射击，枪里填的是实心弹和铅丸；小偷在宫廷客厅里，从贵族老爷们的脖子上剪下钻石十字架；火枪手进入圣吉尔斯区搜查违禁物品，民众向火枪手开枪，火枪手也向民众开枪，而没人觉得这些事有什么特别的。在这一切之中，刽子手总是忙个不停，却又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始终被频繁征用。时而绞死一长串形形色色的罪犯；时而在星期六绞死一个星期二才抓到的入室盗窃犯；时而在纽盖特监狱，一次就给十几个人烙手，时而又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口焚烧宣传册；今天处决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明天又绞死一个可怜的小偷，那小偷不过偷了农家孩子六便士。

所有这些事，以及成千上万类似的事，都发生在1775这个亲爱的旧年里，或接踵而至。在这些事件的笼罩下，当“樵夫”和“农夫”默默劳作、无人留意时，那两位大下巴的国王，以及那两位面容平庸和面容姣好的王后，却大张旗鼓地走着，高高地行使着他们的神权。1775年，就这样引领着那些大人物，以及无数小人物——这部编年史中的人物也在其中——沿着他们面前的道路前行。 XrvEIF6iIOLiTs7SRfkkuC3J5AK5AvYnXqY1lddpcQspDS/lTki+uXQcWbUJ9s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