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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均曾强调“模棱两可”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譬如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就认为，在确保社会与道德秩序方面，跨越界线的动物和神灵至为重要。她认为，在一个既成的社会里，那些被认为模棱两可和边缘的存有（人或物），在仪式上容易被当作是不洁的，会玷污既有的原则。像这样的边缘存在，会给现存社会结构的主要模式带来危险，也释出破坏力量。
特纳（Victor Turner）更进一步发挥边缘性和仪式的象征意义。他认为仪式是由几个同时包含许多不同意义的关键象征组成的。唯有将这些仪式象征和社会经验联系起来，才能破解这些象征的隐晦意义。
他也拓展了“阈限”（liminality）的概念：
阈限或阈限人（“门槛之处的人”）的特征不可能是清晰的，因为这种情况和这些人员会从类别（即正常情况下，在文化空间里为状况和位置进行定位的类别）的网状结构中躲避或逃逸出去。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作为这样的一种存在，他们不清晰、不确定的特点被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段在众多的社会之中表现了出来。在这些社会里，社会和文化上的转化都会经过仪式化的处理。所以，阈限常常是与死亡、受孕、隐形、黑暗、双性恋、旷野、日食或月食联系在一起。
换句话说，模棱两可代表一个阈限的阶段，一个既非此也非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阶段。那是一个允许人们从一个状态改变成另一个状态的仪式性阶段。因此，人们可以重建这个世界的秩序，并获得新力量把日子给过下去。阈限的情况和角色容易被认为是“危险、不吉利的，或是会玷污尚未纳入阈限脉络的人、物、事件以及关系”。在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学中，阈限的情况和角色经常与像巫师、灵媒、变把戏的人和小丑这样的边缘团体联结在一起。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却被认为具有弱势者的仪式性力量，这种力量足以颠倒既存的社会结构并表达出文化的对立面。
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也说明了在社会实践中权力被行使的种种方式。就福柯来说，权力并非掌握在个人、社会团体、法律或国家手上。更确切地说，权力无所不在，渗入生活的每个层面。权力必须被理解成“在其运作的阶层与其本身组成的体制之内的多重支配关系”。
抵抗乃嵌存于权力关系交织而成的浓密网络里，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暴力、自发或妥协等形式。正如这张网横贯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大量的抵抗点也横贯在社会各阶层和个人当中”。
布尔迪厄在卡拜尔人（Kabyle，柏柏尔人的一支，居于阿尔及尔东部）的研究中，辨别出在社会中运作的两种权力模式。官方权力属于男人，来自正式的家族阶级结构，并且和“公正、集体、公认、法定利益结合在一起”。但是，实际上，被归属于女人、代表“利己、私人、特殊利益”等的非官方权力也经常“披着官方权威的外衣”运作。人们能够运用“官方化的策略”，组成最大的可能团体，以符合集体利益，或是基于私人情况，部署合适的“非官方权力”。布尔迪厄将他的发现运用于一般的人类社会组织，他总结说这些权力是由“习惯性”（habitus）产生和决定的。“习惯性”被当成文化剧目，人类从文化剧目中发展出无止境的策略，用来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维系社会的凝聚力和结构。据布尔迪厄所说，性关系与两性关系具有其社会和政治意义，这些意义反映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时间和空间安排上。
司考特（Joan Scott）呼应福柯和布尔迪厄，亦强调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重要性。她将性别定义成“是奠基在两性差异之认知的社会关系之基本元素，也是表明权力关系的原始方法”。
换言之，性别关系的结构牵涉到阶级、血统、种族特点、宗教、政治，以及人们社会经验的每个方面的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过程。一般的宗教象征与文化象征彼此不断地磨合和竞争，产生多层次的诠释。这些诠释展示了在一个既存的历史脉络里，人类代理人和社会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
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理论化的解释途径，这些方式超越了习以为常的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可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在权力运作上对狐精的不同挪用（appropriations）。惧怕却崇祀之，狐精体现了人们对在家庭中生活的女儿与媳妇，到在社会中谋生的妓女、戏子、灵媒、移民和法外之徒等这些边缘群体的普遍观念。狐仙信仰庇护了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欲望追求，像性交易，或是偷这家给那家。因为人们相信狐精传布秘密宗教、煽惑叛乱或占用官署，故也象征政治上的可疑行为。由此，笔者会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在日常生活里行使狐精的力量，会牵涉到协商、保卫及挑战既成的社会与文化界线这一复杂的过程。
再者，笔者研究的是狐精的力量如何在祭祀与驱除的过程中产生，而不是把它视为某个特别的社会群体或公共机构特有的权力。笔者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如何在其社会和宗教生活的脉络中想象狐精的力量。在关于祖先、鬼、神及女神的特定脉络下，他们对狐精的反应方式，不似他们用在鬼神身上的规范标签及头衔，而是使狐精充满了公众与私人的意义。如同狐精自由穿梭于性别的界线，它们的力量也被用来定义社会与宗教活动中官方与非官方，私人与公家，以及道德与缺德的行为。它们的边缘性具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冲突和妥协。狐精信仰的实践，以多种多样的祭祀、除魅活动，以及描述狐精的文字为其特色，透露出中国社会里大众对权力竞争关系的多元理解，同时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探中国人建构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的复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