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粮

那年农历三月初三，堂伯以“补粮”仪式庆祝他的古稀华诞。“补粮”，顾名思义，就是补充粮食。就是说老人活到了一定岁数，他们生命中的“粮食”吃得差不多了，需要给他们调拨、补充，以延长老人的寿命。这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孝道文化，流行于桂西北一带民间。堂伯端坐在神龛下面，他的前面摆了一只坛子，坛子口敞开着，像一张随时吞咽食物的嘴。这张嘴在道公的主持下，咽下子女们依次倒进来的一碗碗粮食。其实也没多少碗，总共才有十碗，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两个孙女每人一碗。粮食不多，却是珍贵的，是山里人视为珍珠的大米。大米经过子女的手在倒入坛子的过程中，散发着银光，一些余光还掉到了地上。坛子封口后，堂伯直起身子，当即宣布一个决定：全家将搬迁到一个叫环江的地方去。这个决定有些仓促，让全场的人瞠目结舌，主持仪式的道公瞪得一只假眼差点掉了出来。显然堂伯不满足于这种一年一次小打小闹的生日，而是将“补粮”的外延大大地拓展，或者说，堂伯不愿拘泥于这种徒有虚名的形式，而是化为具体的行动。最为关键的是，粮食不再只补他一个人，而是让全家人都补上，相当于每个人都拥有一只坛子。当然不是坛子，是米仓。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要知道堂伯也是一棵老树了，一棵风烛残年的老树。如果他是一棵榕树，哪怕是一棵老榕树，连根拔起移植到任何一个地方应该都没有问题，保证存活。可他不是一棵榕树，他顶多是山里一棵常见的苦楝树或者椿树，甚至可能是一棵芭蕉树。这样一棵缺乏强韧根须的老树经得起挪动吗？经得起连根拔起吗？任何一种展望或者评估都是可想而知的，没有悬念。然而，堂伯一旦做出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像成型的牛角，你要改变它的方向，除非你把牛头割下来。堂伯决定易地搬迁到这个叫环江的地方的理由是，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别说旱地，更别说尚未开垦的荒地，就是水田也种不完。田里长满了野草，田埂都让牛踩平了。堂伯说，那可是天养的地方。这个“天养”可不是某个讨嫌封建王朝的某个年号，它是农耕的一个代名词，是农事的最高境界。意思就是老天爷把你养起来，你想饿死都没有办法。打个比方，春天里一只鸟儿从美丽的南方飞来，鸟嘴里一粒谷物不小心掉到环江这片土地上，秋天里环江人就能收获一把稻穗。堂伯的描述从天空降落到地上，抽象变得具体，朦胧变得清晰，感性变得理性。他说，每到春播季节，无需开渠，无需引水，环江的田地自然而然冒出水来，仿佛上天已编好耕作程序，只要你撸起袖子挽起裤脚去耕耘、去播种，你只需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一系列铺垫之后，堂伯抛出他的结论：那个地方的粮食吃不完。

决定移居环江的堂伯其实并不知道环江在何方，环江在广西的哪个位置。环江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昂巴郎”（大概）的概念，一个关于粮食的代名词。他的大儿子家宝问他：“爹，到环江县城下了车，我们到哪里去？你以为我们是去参观，去延安呀。”堂伯脱口而出：“对了，去大安，到了环江我们直奔大安。”堂伯将搬迁的具体地点具体到这个与延安有一字之差的地方。那么大安具体在哪里、在环江的哪个位置，堂伯也不知道。当然，不能说堂伯对大安一无所知，堂伯不仅听说过大安，甚至还见过一个大安人。这要追溯到十年前的1976年。那时堂伯在地区一所子弟学校当工友，负责给住校学生蒸饭。当时，每个学生每餐蒸一盒饭，午餐一盒、晚餐一盒。有一个学生例外，这个学生下午蒸了两盒饭，一盒晚餐吃，一盒下晚自习后当夜宵。那时候哪有什么夜宵，老师没有，学生更不可能有。但这个学生有了。这个学生是大安人。堂伯当时有四个孩子在公社读书，他们每个人一个星期的伙食是两斤玉米粉和两斤红薯片。就是这样的伙食指标，堂伯也不堪重负。两个大的不得不辍学回家，协助他负起家庭重担。堂伯从这个大安学生口中得知，不少家乡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自发搬迁到大安去了，在他们那里落户，在他们那里成家立业，如今已是地地道道的大安人。可以说，堂伯那个时候就动了心思了的，或者说十年前他已萌生了移居大安的念头。催生这个念头的是这个大安学生饭盒里的大米饭。那些熟透的饭粒，成为堂伯脑子里的种子，在他七十岁的思想盆地里长出一片嫩芽。

一个决定的做出是有背景的。事实上，堂伯做出举家搬迁到环江去的时候，山里已包产到户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开始有余粮，堂伯家里也已有了足够的粮食。形象地说，就是可以打饱嗝了。饱嗝是一种象征，一种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的象征。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打了饱嗝，那就意味着全世界基本消除了饥饿。有些农人打了饱嗝后，就把腰带松开了，知足常乐了，心满意足了。堂伯不是这样，堂伯站得高，望得远。别人站在晒谷坪上，只望见对面的高山。堂伯和他们不同，他的目光越过高山，望到北京天安门，望见心中的红太阳。饱嗝堂伯他打了，打了饱嗝后，他却将腰带勒紧了，恨不得打了死结。堂伯说，我们为什么不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去开辟新天地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呢！堂伯摒弃枯燥的理论，用数据来说话，他指着排列在堂屋的四个米仓，我们这里一年满打满算就收这么多。可是到了大安，可能会翻倍，收八个米仓的玉米，甚至更多，甚至收的是大米。这很难说。后面一句堂伯不是犹豫而是强调。

堂伯出门了，用一个词语概括他的行动是：二话没说。他在五月的一天上午登上开往地区的班车。那时还没有班车直达环江，他只能坐到地区后再转车。大孙女阿红送他上车眼泪就淌下来，仿若爷爷这一去就不回来了。堂伯从车窗探出头来，信心满满地说：“阿爷回来时就把你带上。”这是一趟难以命名或者提炼的旅程。探索之旅、发现之旅、创造之旅？似乎都不贴切。出发前，他对孩子们说的是去打前站。有一点很值得深思：堂伯的这趟旅程始于他七十岁而不是十七岁。十七岁与七十岁，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如同拂晓与黄昏。七十岁出门，通常是去找墓地，找最后的落脚点。可堂伯不是，堂伯是十七岁的动机，闯天下的动机。七十岁出门，是需要一点决心、一点信心的。这么说来，堂伯的黄昏之旅便是信心之旅或者决心之旅了。他肩上背一只帆布包，里面有几件替换衣物。腰间绑了一把柴刀，山里人砍柴割草剥篾片用的那种刀子。脚上蹬一双翻皮皮鞋，黄色的，是早年他在矿山挖矿分得的劳保鞋，一直没舍得穿，现在穿上去了他乡或者远方。他手上拿一把油纸伞，像毛主席去安源拿的那一把。

班车从环江汽车总站将堂伯送到大安。大安其实就是路边，世界上所有的路边。没有标识没有站点，是不是“大安”，司机说了算。司机说大安到了，买票到大安的请下车了。这话似乎是对堂伯他一个人说的，于是他就随车上的应该是大安人的旅客下车了。

堂伯没见到“大安”两个字，他见到一派成长的颜色——绿油油的颜色。田里的水稻绿油油的，坡上的玉米绿油油的。堂伯断然肯定：对了！这就是大安，大安就是这样的颜色。延安是红色的，大安是绿色的。

堂伯沿着村道不急不慢地走，实际上也是漫无目的地走。走到哪里才停下来呢？堂伯没有想好，也不可能想好。他的目的地竟然不以地点来决定，而是以时间来确定，走到天黑就不走了。有一点他在路上就想好了的，是他的身份。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匠人——篾匠，是过来寻篾活干的。他不相信大安人不收留他这个篾匠，他们种稻谷种玉米，成熟了以后总得收获吧，收获了就得用箩筐之类来装吧。收获的谷物总得晒吧，晒谷物总得需要晒席吧。还有，热天睡觉他们总得睡凉席吧。堂伯的分析是切合实际的，以一个老农人的眼光去分析农事，自然不失偏颇，而且眼下正是编织篾具的时节。堂伯是掐好时间了的。

夜幕降临，堂伯在一座三眼砖房前停下脚步，像旅客寻到了中意的旅店。前面堂伯曾留意两处房子，一座有两眼，一座只有一眼。这两家一看就知道住房比较紧张，尤其是后面一家。住房紧张的人家是无法安置自己的，如同城里的亲戚留吃不留宿。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堂伯需要在当地人家暂时住上一段时间。最好的方式是一户人家住几天，干完活路就转到下一家。

主人正好扛着一捆竹子从山脚回来，噢，天，这简直是上天的安排，电影里都没有如此的巧合。堂伯将帆布包和油纸伞搁在台阶上，上去接过主人肩上的竹子放到地上。主人约六十多岁，身板硬朗，脸色红润，他望了堂伯一眼，你是？

篾匠，一路过来寻篾活干的。

主人说：上屋里来吧。

堂伯指着竹子问：你这是要编……

主人说：编晒席。

堂伯看了看天色，说还可以把竹子修好，明早起来就能剥了，就取下腰上的柴刀干起活来。堂伯是在黄昏时刻开启他的黄昏之旅的，又恰好在黄昏时刻开始他的事业。事业是从编织开始的。人生确实需要精心地编织。

这个屯叫晒谷屯，这户人家姓谭，是这个屯的屯长，官方称呼为村民小组长。堂伯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一找就找对了组织上的人。屯长应该不是世居民族，这从他家晒谷物沿用晒席可以看得出来。堂伯已经了解到本地晒谷物多不用晒席，谷物直接摊到晒谷坪上。屯长原想到圩市去买，去了几趟均没买到，只能自己编织了。堂伯没问屯长原籍在哪里，对每个人都不好刨根问底。但从他家晒谷物用晒席这一习俗来看，他的原籍应该与自己的家乡相距不远。屯长家一共有八口人，除了他，还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两个孙子。大儿子和二儿子带着媳妇到城里打工，连孙子也带去了，只有到了农忙时节才回家帮上几天的忙。留在家里的老三，心也是飘忽不定的。屯长说，现在屯里年轻人都不愿意耕田种地，什么都不愿学，什么都学不会。堂伯说，年轻人的心跟牛鼻孔不同，不是一根绳子可以牵住的。屯长和堂伯一样，也是鳏夫，心情跟堂伯也一样，都恨铁不成钢。

次日堂伯早早就起来了，劈开竹子抱到堂屋，剥起篾片。屯长犹豫了一下问堂伯：一张晒席收多少人工费？堂伯说不收钱，管饭就行。屯长不信，哪能这样呢？堂伯说：我一路过来都是这样的。堂伯这句话不能算是谎话，因为他在山里给人家编篾具确实不收钱。

在真正的篾匠堂伯面前，屯长连半个业余都达不到。一张晒席屯长起码要编一个月，堂伯两个圩市的时间就编好了。屯长看着晒席，都不忍心拿去晒谷物。堂伯知道他的心思，自己到竹林里砍了竹子，再给屯长编凉席。晒席和凉席是有区别的，尺寸不一样，做工也不同。前者是粗活，后者是细活；前者是作品，后者是精品；前者是高原，后者是高峰。既然是精品，就得做出精品的样子来，所以堂伯剥的篾片特别精致，比自家的还要精致。精致的篾片，才能编出精致的凉席来。堂伯下足功夫，把凉席当作自己的信誉来编织，当作自己的形象来编织。他哪里是在编织凉席呢，他简直是在编织自己的未来。噢，上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如此精致地编织自己的未来，你能无动于衷吗？你能熟视无睹吗？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堂伯为屯长编好了两床精致的凉席。

每天都有人来看堂伯编织，开始是来观赏他的手艺，觉得看堂伯编篾具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后来就一户接一户地将他接走。堂伯不再登门，而是原地等候。其实也不用等候，往往上一家的活路刚刚做完或者刚接近尾声，下一家人已守在晒谷坪上。门也不进，似乎进了门堂伯就走不成。这哪里是守候，简直就是捷足先登。堂伯的篾活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编凉席、编箩筐、编摇篮、编簸箕、编背篓、编菜篮、编猪笼鸡笼鸭笼、编捉鱼的篓子……不是说这里的人不会做篾活，也会；不是说堂伯不来，这里的人就没有篾具可用，也有，却不那么齐全。比如想做一件事情，需要某种篾具，没有。堂伯来了以后，见到了某种篾具，就想做一件事情了。比如见到摇篮，就想起婴儿，就想起儿女们的婚事，这事很快就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还有就是堂伯编出来的篾具不大一样。形状不大一样，感觉也不大一样。比如同一个箩筐，堂伯就能在筐上编出一个“丰”字来，鲜活生动。谷物往筐里一装，就不是单纯的谷物了，是季节了，是庄稼人的日子了，是丰收的景象了。一句话，是形而上了。比如同样是猪笼，堂伯编的猪笼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装进去的猪就是不哼不叫，安安静静的，都安静得无怨无悔或者心甘情愿了。

堂伯开始收徒。

收徒不是堂伯提出来的，是屯里人提出来的，具体说来是几个长老提出来的，要屯里年轻人向堂伯学习编织篾具、打制家具，学习酿酒、做豆腐，学习阉猪、阉鸡、阉羊、阉牛等技术。就像屯长说的那样，这些看似简单的传统技术，很多农村年轻人都不会。堂伯心里也有收徒的想法，几个长老一经提出，他就欣然接受了。同时堂伯也意识到，他教的不仅仅是晒谷屯的年轻人，而是晒谷屯的一代人。

如同教师需要教室，堂伯教授徒弟同样需要教学场地。屯长和几位长老亲自出马，最后他们选中一个地方——当年的“知青点”。“知青点”就是前后两排瓦房，前排是宿舍，有六间房；后排是厨房和工具房，也是六间房。十年前知青们回城后，这个“知青点”就废弃了。房子的泥墙看上去还坚固，只是瓦片有些残缺，需要检修一番才能重新住人。屯长召集屯里人，对“知青点”进行一番检修，然后我家一只锅头，你家几个凳子，就将堂伯在“知青点”里安置下来了。从堂伯的角度来讲，是扎下根来了，已经扎实稳妥地迈出了他移民计划的第一步。而屯里人认为，他们办起了一所传统技术培训学校。

堂伯的教学方法有他独特的一套：全面教授，有所侧重；急用先学，活学活用。他告诫徒弟们，这些技术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得日积月累，总之得需要时间慢慢打磨，回去告诉你们的家长，如果你们愿意，我会长期住下来教你们。

田地上绿油油的颜色渐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堂伯已在这个名叫晒谷屯的屯子居住了两个多月。他每天手把手教授编织技术，眼睛却瞅着屋外的田野。可以说他是眼睁睁地看着田野上的绿色一点一点地变浅、变淡，最后变成了金灿灿。

晒谷屯，到了开镰的季节。

这一天，堂伯悄悄地跟阿勇交代了一件事。阿勇就是屯长家的老三，是堂伯教授的徒弟之一。阿勇其实很不愿意来学习所谓的传统技术，他一心想到大都市去闯，迫于他父亲的威力，他每天不得不来。堂伯让他到大安邮电所给老家的村里打个电话，就说他病了，病得不轻。阿勇望着他，你不是好好的吗？堂伯狡黠一笑，你去打了电话，我就病了嘛。

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两个孙女一路寻到“知青点”，却见堂伯好端端地在给一屋子的年轻人授课，上这个季节的最后一课：自制酒曲需要的元素与秘诀。大孙女阿红扑上去一把抱住堂伯，从裤袋里扯出一条长长的白布条来，阿爷，我们都带着孝布来了。堂伯抹掉她脸上的泪滴，你阿爷距离那天还远着哩！屋子里传出一阵哈哈大笑声。这事很快就在晒谷屯传开了，说堂伯家一家人大老远从一个叫都安的山区来给他奔丧。

“奔丧”队伍变成了“双抢”（抢收抢种）工作队。堂伯按照屯长提供的名单，将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两个孙女分派到缺乏劳力的农户去帮助收割。堂伯告诫儿子儿媳们，要像收割自家的谷物一样收割，逐步从体验丰收过渡到享受丰收。“工作队”的到来，令这些农户欣喜若狂。这个季节，农户最需要什么呢？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这句话这个时候在农村得到最生动的体现。这个时候你要是下田收割一天，他们叫你一声“爷”都毫不含糊。

屯长家的大儿子、二儿子和大儿媳妇、二儿媳妇都回来了，但他请求堂伯也给他家支援一个劳力，理由是他家的任务重。屯长毕竟是屯长，他不说他家田多谷子多，而是使用了“任务重”这个词语。

堂伯说：你点。

堂伯知道他想点谁。

屯长点了阿红。

阿红其实不用下田，她和阿勇在家里负责后勤。

孙女不下田，可她的爷爷下田了。堂伯剥篾片的柴刀，换成了收割的镰刀。他没有具体分派到哪一家，而是今天帮了这家，明天再帮另一家。堂伯这招太厉害了，太综合了，太智慧了。如果说儿子儿媳们的分派有所侧重的话，那么到他这里就平衡了，就宏观了，就都兼顾到了。既消除了闲言碎语，也彰显了堂伯的人格魅力。堂伯像个干部一样，整个收割季节，他以“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走遍了晒谷屯的家家户户。

收获季节的农人是喜悦的，也是最困乏的。太阳从早晒到晚，脊背可以烤成烧饼。晚上收镰回来，端饭碗的手都抬不起来。这个时候酒成了解乏的最好的东西，成为恢复体力最佳能量。晒谷屯的人很少自酿米酒，他们喝的酒多是从代销店买的。喝米酒当然是喝自酿的好，自家酿的是原浆，卖出去的自然兑了水。兑了水的酒，品行歪斜了，酒味也不纯正了。堂伯预见这个季节，农家少不了酒，所以在“知青点”培训时，已经有前瞻性地指导徒弟们如何自酿家酒，回家开始发酵谷物，还突击打制了六套酿酒工具。酿酒工具可以轮流使用，六套酒具够全屯的农户用了。堂伯有时会提前收镰回到农户家里，像在自家一样熟门熟路地操作一切。当一家人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屋子里正飘袅着浓浓的酒香。

这个季节，堂伯和他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两个孙女全程参与了整个晒谷屯的收割，他们见证了收获，见证了丰收。他们确实做到了像收割自家的谷物一样收割，也深刻体验到了丰收的喜悦。但是，他们没有收获，在“知青点”里，他们一筐谷物也没有。望着一个个晒成了黑炭似的儿子儿媳，堂伯坚定地说，这一切我们都会有的，很快就会有的。要是认真地总结起来，堂伯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思想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他不仅自身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且不打折扣地将这种基因传播给了子孙后代，并在后辈们的身上发扬光大。后辈们在家乡只收获苞谷，从未收获过稻谷。收获苞谷和收获稻谷是不一样的，成就感不一样，劳动量和劳动强度更不一样。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畏缩，没有一个人掉链子，都安人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品格，在他们的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儿子儿媳们的表现，堂伯是满意的，甚至还有一点点自豪感。踌躇满志的堂伯告诉儿子儿媳：我们不回去了。

堂伯来到屯长家。屯长刚好酿完一锅酒，正蹲在灶台前发呆，他这锅酒给酿寡了。真是奇怪，明明酒具是堂伯打制出来的，酿酒技术也是他一手传授的，可是堂伯不在现场，酿出来的酒不是酸了就是淡了。

堂伯说：收割完了，我们该回去了。

屯长惊慌失措，如同面对眼前这锅酿寡了的酒：回去？怎么就回去了！

屯长只问了两句就没话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他们这一家人不回去，难道让他们常住下来？常住下来他们靠什么吃饭？

屯长说：你等我回话，我回话了你再决定回不回去。

三天后，屯长来到“知青点”。一进门，屯长就说：“你们回不去了，你们得留下来帮我们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上级要在屯里大面积种植秋植蔗。上级下达的任务自然光荣，但确实艰巨，任务指标下到晒谷屯就卡壳了，分派不下去。理由很简单，农户不愿意种植。

要种多少亩？

堂伯问。

五百亩。

屯长回答。

“天！我以为五十亩。”堂伯说，“这事我们得合计合计。”

屯长说：“就是五百亩嘛，你还合计什么？”

堂伯说：“你等我回话。”

屯长一走，堂伯一家人就开始合计。其实堂伯压根就没有合计的念头，他所谓的合计表面上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实际上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他清楚这五百亩秋植蔗，由他们一家人来完成，肯定有难度，而且不是一般的难度，但他更清楚这五百亩甘蔗是屯长的一只烫手山芋，这只烫手山芋如果处理好了，他们一家就在这里站稳脚跟了。大儿子家宝一有民主机会自然不会放过，他提醒父亲，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初心不是种甘蔗，而是种玉米和水稻。大儿媳妇补充道：糖是不可以当饭吃的。幼稚！堂伯驳斥道。对儿子儿媳的短见或偏见，对他们无法理解自己深邃的思想怒不可遏。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拥有土地的第一步。种植秋植蔗的这些土地，是各家各户闲置的荒地和坡地，现在能种下甘蔗，将来自然可以种植玉米、水稻等其他作物。哪怕就是长期种甘蔗，甘蔗的收入也可以转换成苞谷和稻米。堂伯不想作进一步解释，觉得也没必要解释，他只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回去，但这五百亩甘蔗我是种定了。”

儿子儿媳们自然不敢回去，回去也没什么活路可干，家里那几亩旱地已让他们收摭得干干净净。屯长怀抱用作地界标识的竹条，满脸堆笑地带领堂伯一家去落实甘蔗地。堂伯的思想是深邃的，屯长的思想同样也是深邃的。这五百亩秋植蔗，可以说成屯长烫手的山芋，也可以说不是。是什么呢？各人有各人的盘算或者概念。

太阳还挂在中天，堂伯提前收工回到“知青点”。他架起锅头，装上酒具，酿一锅包谷酒，煮一锅大米饭。大米是他们一家人支援“双抢”时，屯里各家各户送的。这些日子他们仍然延续或者保留家乡的饮食习惯——喝玉米粥。吃大米饭还属于逢年过节的“特权”。今天不是过节，是堂伯对儿子儿媳孙女们的犒劳，用老家的话说是“会餐”。堂伯又泡了干菜、黄豆，洗了一刀腊肉。这些都是从老家带来的“土货”，它们将成为今晚的佳肴。

一家人从坡上回来，“知青点”里已点亮了蜡烛。众人洗了手，就坐到桌边来了。除了两个孙女，堂伯给所有人都摆了酒杯。他带头先喝一杯，朝四个儿子亮了杯底，意思是你们要像父亲一样自觉，要以父亲为标杆。喝了三盅酒，堂伯提议集体学习一下。他吩咐大孙女阿红拿来帆布包，掏出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本子，戴上老花眼镜，手指头舔了口水翻起来，停在一个页面上：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堂伯把本子传递给二儿子家和，家和接着念道：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家和再把本子传递到三弟家兴手上，家兴接着念下去：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家兴最后将本子传给四弟家贵，家贵站起来双手捧着本子高声朗诵：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这个红本本，是堂伯一直收藏且一直随身携带的“红宝书”。今晚它和蜡烛一道照亮了这个偏僻寂静的“知青点”，照亮了这间屋子里的人的心。

堂伯每天率领儿子儿媳孙女到荒坡上锄地翻土，这种活他们太熟悉了，如同熟悉手中的锄头。同样是锄地，感觉却不一样，在老家，挥动锄头的力度和幅度都是有限度的，那是因为老家的地块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很形象的话说是：碗一块，瓢一块，丢个草帽盖两块。确实老家几乎没有像这样宽阔的土地，老家的地叫什么呢？叫畲地。儿子儿媳们大幅度挥舞锄头的姿势，简直是一种艺术造型——一种舞蹈艺术造型，这种造型源自于脚下宽阔且坚实的舞台。

屯长每天都来转一转，村主任久不久也来转一转，后来乡长就来了。乡长从一辆北京吉普下来直奔坡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原本纯粹的劳作在他的眼里一下子成为晒谷屯种植秋植蔗的热潮。热潮随着热浪扑面而来，乡长被感动了，深深地被感动了。屯长把堂伯介绍给乡长，说晒谷屯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将甘蔗种植任务承包给外乡人。乡长从头到脚打量堂伯，堂伯窘迫得脸颊发烫，好不容易吐出一连串的话来：“乡长你放心，我们全家人尽量种，能种多少尽量种多少。”乡长还在打量他：“你是不是潘工友？”堂伯直起腰来，也把乡长打量了一番，震惊道：“我的天，你就是晚餐蒸两盒饭的……”堂伯急忙压低声音，这是乡长的隐私，岂可泄露！乡长一把捉住堂伯的手，好，太好了。

第二天上午，坡上来了两台耕作机，在坡上突突突地耕作起来。堂伯提着锄头跑到跟前，不让我们种了？机车手从车窗伸出头来，种，怎么不种，乡长叫我们来协助你种。过了几天，乡长又来了。不止乡长一人，还来了一帮人，他们运来蔗种和化肥，协助堂伯一家把甘蔗种完了。堂伯不知道，他的这一举措打开了全屯秋植蔗种植被动的局面，乡里将他们一家列为种植大户给予重点扶持。乡长叮嘱堂伯，往后你只需要把甘蔗管护好就行了，到砍运入厂时，自然有公司负责来收购，不用你老人家操心。乡长重复一遍：“你一点都不用操心。”

枫叶红了，屯长家人来提亲。

屯长家老三阿勇和堂伯的大孙女阿红已恋爱半年，两人的爱情和眼下的季节一样瓜熟蒂落。当初分派“双抢工作队员”，屯长刻意点了阿红，堂伯就看出眉目了。堂伯在“知青点”能摆桌子的地方都摆上了，邀请每户的户主光临。户主一到门前就烧一串鞭炮，那天，整个晒谷屯的上空响了一个上午的鞭炮声。

春节过后不久，乡里通知堂伯做好甘蔗砍运入厂准备，一家人又忙碌开了。农人的命，本来就是忙碌的命。这个春节，堂伯一家没有回老家，他们忙着筹备盖房子。整个春节，一家人也是在忙碌中度过的。经过全屯群众集体讨论，报乡土管所批准，同意堂伯一家在“知青点”的地皮上推倒旧房，重建新房——这就意味着堂伯一家真正地在晒谷屯落脚了，生根了。

甘蔗入厂，县糖办通知堂伯去结账。堂伯签完字，一股血流忽地涌上脑门，差点晕倒在地，他被存折上的一笔“大钱”吓坏了。堂伯赶到乡政府找乡长，乡长说：“这就是你的钱啊，种子，化肥，机耕、机种费和砍运费都扣除了。”出门来，乡长拍了他的肩膀，你今年还要继续种。堂伯回到屯里，心里还是不安，他找到屯长，不，是亲家，他说：“甘蔗地是屯里的，收入我们家不能独占，家家户户都应该有份。”这回是亲家打量着他，亲家说：“要分你分，反正我家不要。”后来，堂伯叫来女婿阿勇，让他开了一辆车，到乡营业所提了甘蔗款。回到屯里，堂伯逐家逐户登门，给每户都送上一份钱。屯里人和亲家一样，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眼前的这个篾匠。

又是一年三月三，儿子儿媳们张罗给堂伯“补粮”。堂伯不但拒绝了他们的良好祝愿，还批评他们搞形式主义。生日那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他的目光梭巡在一座座米仓上，米仓里装满了苞谷、稻谷以及小米、荞麦。每一座米仓上都写着一个“豐”字，这个繁体的“丰”字，笔画那么复杂，要是编织到箩筐上那是相当费工夫的，就像他此生一样。

（原载2018年第11期《民族文学》） wy3UvJcL4BMKiNFRU//mBU6Ihv5MQF7quyGOBx55KC9Nj14W6/ULV65+yykWkc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