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望

总检察长先生向陪审团陈述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犯人虽然年轻，但在叛国行径方面已是老手，因此理应剥夺他的生命。他与英国公敌的勾结，并非始于今朝或昨日，甚至不是去岁或前年。该犯人早在多年之前就确凿无疑地频繁往返于法国和英国之间，从事他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假若这叛国行径苟以得逞（所幸这并未成为现实），他的邪恶勾当恐直至今日都将被隐埋。幸而上帝英明，让一个无所畏惧、无可指摘的人识破了犯人的阴谋，在惊惧之余向陛下的首相和尊贵的枢密院揭发了此人。这位爱国人士将被带到陪审团面前来当庭做证。他的立场和态度总体来说都很高尚。他曾是犯人的朋友，但在那又吉又凶的时刻，他一觉察到该犯的恶行，便立即决定不再将这叛国贼视为密友，而是将其奉献给祖国的神圣祭坛。假如大不列颠也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颁布法令为有利公益之人竖立雕像，那么这位杰出的公民定将获此殊荣。然而，由于此类法令尚未颁布，他将无法获得立像。美德，正如诗人们所赞（他深信，许多这样的诗句已在陪审团诸公的舌边，即将脱口而出；然而实际上，陪审团成员们此时都满面愧疚，因为他们对这样的诗句一无所知），是具有感染力的，尤其是爱国精神，或者说对祖国的热爱这种光彩灿烂的美德，更是如此。这位为国王（在此处提及国王虽然冒昧，但不失光荣）做证的清白无瑕、无可指摘的证人，用他的高尚情操感染了犯人的仆人，并让他下定神圣的决心去搜查主人的抽屉和口袋，将他的文件藏匿起来。他（总检察长先生）已准备好听取针对这个令人钦佩的仆人的诋毁和非难。但就他个人而言，他（总检察长先生）爱这个仆人更胜于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他（总检察长先生）尊敬这个仆人更胜于尊敬自己的父母。他（总检察长先生）满怀信心地请求全体陪审团成员效仿。这两名证人提供的证词，以及他们即将呈上的证据文件，都证明，犯人掌握了关于陛下的兵力，以及海陆部署及备战情况的表册，且毫无疑问，他曾屡次将此类情报传递给敌国。尽管无法证明，上述表册系该犯亲笔所写，但无关紧要，事实上，这反倒更有利于起诉，因为这证明该犯精于防范。证据表明，犯人的罪行可追溯至五年前，早在英军与美军初次交锋前的数个星期，该犯就已从事这些恶劣行径。综上理由，作为忠诚的陪审团（正如总检察长先生所知）和尽责的陪审团（正如陪审员们自己所知），他们必须明确地得出该犯罪名成立的结论，无论他们是否乐意，都必须让他就此被正法。倘若该犯的人头不能落地，不仅他们自己永远无法安枕，他们还将永远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安枕，甚至将永远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们安枕。总而言之，谁都无法安枕。总检察长先生搜肠刮肚，用他能想到的一切名义，要求陪审团务必砍下犯人的头，并庄严宣称他已经将犯人完全看成一个死人了。

总检察长陈述完，法庭里响起一阵嗡嗡声，就像一群绿头苍蝇预感到犯人即将变成一具尸体而围拢在他四周。等人们安静下来，那位清白无瑕的爱国人士出现在证人席上。

随后，副检察长接替上司继续推进法庭程序，他对爱国人士的姓名和性别做了核对：约翰·巴萨德，男性。关于他那纯洁无瑕的灵魂，他讲的与总检察长先生之前描述的分毫不差——如果非要在里面挑出点瑕疵，或许是有点太过于吻合了。在卸下他那高尚胸怀中的重负之后，他本想就此谦恭地告退，但那位坐在离洛瑞先生不远处、面前摆放着文件的戴假发的绅士请求问他几个问题。而坐在洛瑞先生对面的那位戴假发的绅士则继续望着天花板。

他本人当过密探吗？没有，他不屑于这种卑鄙的旁敲侧击。他靠什么生活？他的产业。他的产业在哪儿？他记得不那么清楚了。是什么产业？这与旁人无关。是他继承来的吗？是的。继承自什么人？远房亲戚。非常远房的亲戚？相当远。进过监狱吗？当然没有。也没进过负债人监狱？看不出这与本案有何相干。从没进过负债人监狱吗？——来，再问一遍。从来没有吗？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有可能。职业是什么？绅士。挨过踢吗？可能挨过。经常挨踢？不经常。被从楼梯上踢下去过吗？绝对没有，曾在楼梯顶上被踢过一次，然后他自己主动摔下了楼梯。那次被踢，是因为在赌博时耍赖吗？发起那次袭击的醉鬼是这么编的，但那不是事实。能发誓那不是事实吗？当然可以。有没有靠赌博出老千为生？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过？这么干的次数并不比其他绅士多。从本案犯人那里借过钱吗？借过。还给他了吗？没有。你与犯人实际上只是泛泛之交，你在马车上、旅馆里和轮船上与他亲近，难道不是在故意纠缠？不是。确信亲眼看到犯人带着这些表册吗？当然。关于这些表册，还知道更多信息吗？不知道。比如，是你自己弄来的这些表册吗？不是。有希望通过这次做证得到什么好处吗？没有。不是拿了政府的定期补贴、受政府雇用，设置陷阱给人定罪？噢，绝对不是。或是干别的？噢，绝对不是。能对此发誓吗？可以再三发誓。除了纯粹的爱国心，再没有其他动机？完全没有。

那个道德高尚的仆人，罗杰·克莱，在整个出庭做证过程中不停地赌咒发誓。他是在四年前，抱着诚信和忠实，开始为这个犯人服务的。当时，他在“加来号”上询问犯人是否需要一个贴身用人，犯人就雇用了他。他并没有请求犯人为了行善而雇他做用人——他从未这样想过。过了不久，他就对犯人起了疑心，开始留心观察他。在旅行中为犯人收拾衣物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他口袋里发现过类似这些表册的东西。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了这些表册。那不是他自己事先放进去的。在加来，他见过犯人将完全一样的表册拿给几位法国先生看。在加来和布洛涅 ，犯人也曾给一些法国先生看过相似的表册。他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忍受这样的行为，所以才告发了犯人。他从未涉嫌偷过银茶壶，有一次他被诬陷偷了芥末瓶，但最终查明那只是个镀银的瓶子。他和刚才那位证人已经认识七八年了，但这只是个巧合。他并不认为这是个特别奇怪的巧合，巧合多半是奇怪的。他也不认为自己的唯一动机同样是纯粹的爱国情怀是个奇怪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并希望很多人都能像他一样。

“绿头苍蝇”又嗡嗡作响起来，总检察长先生传贾维斯·洛瑞先生出庭。

“贾维斯·洛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我是。”

“在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否因公从伦敦乘坐邮车前往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其他乘客吗？”

“还有两位。”

“他们是在夜里中途下了车吗？”

“是的。”

“洛瑞先生，请看看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位乘客中的一位？”

“我不能确定地说他是。”

“他是否像那两位乘客中的一位？”

“两个人都裹得很严实，那天晚上天又很黑，我们也都没有说话，所以我对这一点也不能确定。”

“洛瑞先生，请再看一看犯人。假设他像那两位乘客一样裹得严严实实，从他的体形和个头来看，能说他看上去跟那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像吗？”

“不能。”

“洛瑞先生，你能发誓说，他肯定不是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吗？”

“不能。”

“所以至少可以说，你认为他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

“可以这么说，只是我记得他们两个都有点——就像我自己一样——害怕拦路的强盗，但这个犯人没有那样的胆怯神情。”

“你从没见过假装出来的胆怯吗，洛瑞先生？”

“我当然是见过的。”

“洛瑞先生，请再看看这个犯人。就你的记忆而言，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我见过。”

“什么时候？”

“在那几天之后，我从法国返回时，在加来，犯人上了我乘坐的那艘邮船，我们一起乘船回到英国。”

“他是什么时候上的船？”

“刚过午夜。”

“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上船的时间很不同寻常，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吗？”

“碰巧只有他一个。”

“不管是不是‘碰巧’，洛瑞先生，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唯一登船的乘客？”

“是的。”

“洛瑞先生，你当时是独自旅行，还是有其他旅伴？”

“有两名旅伴。一位绅士和一位女士。他们今天也在场。”

“他们在场。你当时和犯人有过对话吗？”

“几乎没有。海上风很大，航行艰难，用时比平时长，我从登船到登岸，几乎一直躺在沙发上。”

“传马奈特小姐！”

那位刚才引得全场瞩目的年轻女士，此刻再次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她从座位上站起身，她的父亲也一同站起来，让她继续把手挽在他的胳膊上。

“马奈特小姐，请看看这个犯人。”

对被告来说，与这样一张充满怜悯和真诚的年轻、美丽的脸相对，远比与全场的人群相对更令他难以应付。好像他正站在自己的坟墓边缘与她遥遥相对，在那些充满好奇的睽睽众目下，他无法保持镇定。他急忙伸出右手，将面前的药草叶分拨到想象中的花坛里一块块花床上。他努力控制并稳住自己的呼吸，那失去血色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着。法庭里的“大绿头苍蝇”又变得嘈杂起来。

“马奈特小姐，你见过这个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就在刚才提到的那艘邮船上，先生，在同一次航行中。”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年轻女士？”

“噢！万分不幸，我正是！”

她那饱含同情的哀伤嗓音被法官不那么悦耳的声音淹没了，他严厉地说道：“回答我向你提出的问题，不要加以评论。”

“马奈特小姐，在渡过海峡的航行中，你和犯人有过交谈吗？”

“有过，先生。”

“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全场一片沉寂，她开始用细微的声音说：“当这位先生登船时……”

“你是指这个犯人？”法官皱眉问道。

“是的，大人。”

“那就说犯人。”

“当这个犯人登船时，他注意到我的父亲，”说到这里，她用深情的目光看了看站在自己身边的父亲，“已经筋疲力尽，身体非常虚弱。我父亲当时状态很差，所以我不敢带他到外面去，就在甲板上靠近船舱台阶的地方给他铺了张床，我就坐在旁边照料他。那天晚上，除了我们四个人，船上没有其他旅客。这个犯人很好心地请求教我如何更好地为父亲遮挡风雨。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安置父亲的床铺，因为我不知道邮船离开港口后，大风会从哪个方向刮来。他帮我都安置好了。他对我父亲的状态关心备至，表现得彬彬有礼，我确信他是真诚的。这就是我们最开始交谈时的情景。”

“容我打断一下。他是独自上的船？”

“不是。”

“跟他一起的有几个人？”

“两位法国先生。”

“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什么事吗？”

“他们一直谈到最后一刻，直到那两位法国先生不得不乘坐他们的小船上岸。”

“他们有没有传递过类似这些表册的文件？”

“他们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但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文件。”

“和这些表册的形状和大小相似吗？”

“有可能，但我确实不知道，虽然他们是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悄声交谈——他们站在船舱台阶顶部，借助挂在那儿的灯光。那盏灯很暗，他们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在翻看一些文件。”

“好了，马奈特小姐，现在我们说说你和犯人的谈话。”

“犯人对我既坦诚又信任——那是由于我当时无助的处境，而且对我父亲体贴、和善、关心备至，我希望，”说到这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今天不是用伤害他作为回报。”

“绿头苍蝇”的嗡嗡声再次响起。

“马奈特小姐，如果犯人不能完全理解你是不得已出庭做证，你这样做是出于你的义务——你必须出庭做证，无法逃避，那么在场的人不会有谁认同他。请你继续。”

“他告诉我，他出门旅行是为了处理一件非常棘手、困难的事情，这件事可能会让他陷入麻烦，所以他用了化名。他说，为了这件事，他在几天前去了法国，而且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时不时地往返于法国和英国。”

“他说过什么关于美国的事情吗，马奈特小姐？说详细些。”

“他试图向我解释那场争端 的起因，他说，在他看来，愚蠢又有错的是英国。他还打趣说，也许乔治·华盛顿在历史上会变得像乔治三世一样伟大。但他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恶意，他是一边笑一边说的，只是为了消磨时间。”

在戏剧演出到扣人心弦的一幕时，主角脸上露出的某种强烈的表情，总会引起全神贯注的观众无意识的模仿。当她说出这番证词时，以及在她暂停下来，等待法官做记录的间隙，观察着双方律师对这些证词的反应时，她的前额露出极度焦虑、急切和专注的神情。在遍布法庭各个角落的看客们的脸上，也出现了相同的神情。一时间，法庭里满是这样的前额，以至于当法官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向有关乔治·华盛顿的异端邪说怒目而视时，竟像是看见了一面面映照证人的镜子。

这时，总检察长先生向法官大人提出，为了稳妥以及程序完整，有必要传唤这位年轻女士的父亲，马奈特医生。于是他受到了传唤。

“马奈特医生，看看这个犯人。你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他去我伦敦的住所拜访过。那是三年前，或者三年半以前了。”

“你能否辨认出他就是在那艘邮船上与你们同行的那位乘客，或是证明他就是与你的女儿谈话的那位乘客？”

“先生，这两个我都证明不了。”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导致你这两个都证明不了吗？”

他轻声答道：“有。”

“你曾经不幸地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囚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他用一种直触人心的声调回答道：“是的，长期囚禁。”

“刚才问到的那次旅行，是发生在你被释放后不久吗？”

“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你完全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

“完全不记得了。从某个时刻起——我甚至说不清是从哪个时刻开始的——从被关起来之后，我开始自学做起了鞋，一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伦敦，和我亲爱的女儿生活在一起，这段时间我的头脑都是一片空白。当仁慈的上帝恢复了我的神志时，我和她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我甚至说不清自己是如何跟她熟悉起来的。我对这个过程毫无记忆。”

总检察长先生坐了下来。父亲和女儿也一起坐了下来。

随后，案子的审理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情形。当前的任务，是要证明犯人曾在五年前十一月的那个星期五晚上，与某个尚未追踪到的密谋同伙一同搭上了那趟前往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趁夜在中途的某个地方下了车，又马不停蹄地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一个驻军要塞和造船厂搜集情报。又一个证人被传唤上来，指认该犯恰好在案件所述的时间，出现在驻军要塞和造船厂所在的一家旅馆的咖啡厅，等候过一个人。犯人的律师对这名证人进行了盘问，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之前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个犯人。这时，那位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小张纸上写了一两个字，将其揉成团后扔给了律师。律师趁发言暂停时打开纸条看了看，随即好奇地将犯人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你能再次确认，这个犯人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吗？”

证人再次进行了确认。

“你有没有见过谁长得很像这个犯人？”

不至于像到（证人说）能让他认错人。

“好好看看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朋友，”他指着刚才扔纸团给他的人，说道，“然后再好好看看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长得很像？”

当他们两人被这样拿来仔细对比一番时，那位博学的朋友，尽管有些散漫不羁、不修边幅，甚至可以说是堕落放荡，但他的长相确乎与那个犯人异常相似。这不仅让那个证人，也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示意那位博学的朋友摘下假发，法官不太情愿地点头允许后，那位博学的朋友将假发放在了一边，他们看上去就更加相像了。法官大人询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律师），接下来是否要以叛国罪审理卡顿先生（那个博学的朋友）。斯特里弗先生对法官大人说不要，但他请求向证人提几个问题：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会不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能更早地看到这个证明自己过于草率的例子，他是否还会如此自信？现在既然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他是否仍像之前一样自信？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结果便是，证人此前的证词像陶瓷容器一样被敲得粉碎，他在整件案子里的角色也被敲成了废柴。

听到这儿，克伦彻先生吮吸着沾满铁锈味儿的手指，已经饱餐了一顿。此刻他要专心旁听了：斯特里弗先生将犯人的案情向陪审团娓娓道来，他的辩词就像一件合身的西装。他指出，那个叫巴萨德的爱国人士，是个受雇的密探和叛徒，是厚颜无耻、靠贩卖伪证赚钱的无赖，是继遭人唾弃的犹大之后世上最大的恶棍之一——他的长相确实很像犹大。那个品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他的朋友兼同伙，他们确是一路货色。这两个贼眉鼠眼的伪造者和宣假誓者是如何盯上犯人的？是因为他的法国血统，有些家族事务需要他多次往返于海峡两岸——至于那是些什么事务，出于为他的亲人着想，他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愿透露。那位年轻小姐的证词如何受到歪曲，以及她出庭做证时表现出的痛苦神情，在场的人都有目共睹，这些证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至于他们之间那一小点无伤大雅的献献殷勤、说说客套话，无非是年轻绅士和年轻小姐偶然相遇时常有的情形——除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那番言论，但那充其量不过是句危言耸听的玩笑话而已，并没有其他意义。假如政府希望通过最卑俗的民族仇恨和恐惧心理树立威信（这便是为何总检察长先生对此极尽能事），那反倒会暴露政府是何等软弱无力。然而，除了这类卑鄙无耻、臭名昭著、经常在这个国家的国事犯罪审判中歪曲事实的假证据之外，此案的指控已再无其他证据。这时，法官大人提出干涉（表情严厉得就好像律师的话并非事实一样），声称他不能再继续坐在法官席上忍受这些含沙射影的指控。

接着，斯特里弗先生叫出他的几位证人出庭做证，于是克伦彻先生又目睹了总检察长先生如何将斯特里弗先生此前套在陪审团成员身上的西服脱下来，翻了个里朝外。他声称，巴萨德和克莱要比斯特里弗想象的好上百倍，而犯人则要坏上百倍。最后，法官大人亲自发言，只见他一会儿将那西服翻个里朝外，一会儿又翻个外朝里，但最终还是断然将它剪裁缝制成了犯人的寿衣。

接下来，到了陪审团讨论环节，现场的“绿头苍蝇”又嗡嗡喧闹起来。

卡顿先生一直坐在那儿，望向天花板，即使在这番群情激动之下，他也既没有挪动位置，也没有改变姿势。他那博学的朋友斯特里弗先生一边将面前的文件摞在一起，一边与坐在身边的人小声说着什么，还时不时紧张不安地望向陪审团。在场所有的观众都或多或少地四下活动片刻，而后重又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法官大人自己也从座位上站起身，迈着缓慢的步子在台上来回走动，观众由此都开始疑心他心神不宁。但是，只有卡顿先生稳如泰山地靠在椅背上坐着，破旧的律师长袍半披在身上，凌乱的假发刚被摘下来，现在又被潦草地戴回到头上。他双手插兜，两眼自始至终望着天花板。他的行为举止中有一股特别大大咧咧的劲头，不仅使他看上去吊儿郎当，还大大削弱了他和那个犯人相像的程度（此前当他表现出片刻的认真神情，人们将他俩放在一起比较时，这种相像分外明显），以至于很多观众此刻再看他时，纷纷议论说他们绝没想到这两个人竟会如此相像。克伦彻先生也观察到了这点，并对他旁边的人说道：“我敢拿半个几尼打赌，他是不会揽到打官司的生意的。他看起来可不像那种能揽到活的律师，是不是？”

然而，这位看似大大咧咧的卡顿先生却对现场的情形关注甚密。此时，马奈特小姐的头低垂在她父亲的胸前，而他是第一个发现这一情况的，他大声说道：“法警！看看那位年轻小姐。帮那位先生把她扶出去。你没看到她快要晕倒了吗？！”

当她被送出去时，现场的很多观众都露出了怜悯之情，并对她的父亲表示同情。让他回忆被囚禁的岁月，对他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当他被提问时，看得出他内心经受了强烈的悸动。在那之后，让他显得苍老的沉思表情，就像厚重的乌云一样一直留在他脸上。他出去之后，此前已结束讨论并转回到席前等待了片刻的陪审团派首席陪审员发言。

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要求休庭退席。法官大人（大概心里还在想着乔治·华盛顿）对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稍感惊讶，但还是欣然同意他们在监督和保护下退席，随即自己也退了席。审判已经持续了一整天，法庭里亮起了灯。渐渐有传言说陪审团要离席很久，于是观众们也都离场去休息和吃喝，犯人也被带到被告席后面，坐了下来。

洛瑞先生在那位年轻小姐和她的父亲出去时也跟了出去，此时他又回到法庭，向杰里打了个手势。由于这时关注法庭的人不多，杰里毫不费力地走到了洛瑞先生旁边。

“杰里，如果你想吃点东西，现在可以去，但是别走太远，要确保能听见陪审团回来的消息。一刻也别比他们晚回来，因为我想让你把判决结果送回银行。你是我认识的跑得最快的信差，你能远远赶在我前面跑回圣堂栅栏。”

杰里的窄额头刚好容得下他用指关节敲一下，向洛瑞先生给他的称赞和一个先令表示感谢。这时卡顿先生走上前来，碰了碰洛瑞先生的胳膊。

“那位年轻小姐怎么样了？”

“她非常痛苦，不过她的父亲在安慰她，她到法庭外面之后就感觉好些了。”

“我会告诉犯人的。你知道，像你这样一个体面的银行家被人们看见跟他说话可不太合适。”

洛瑞先生脸红了，仿佛才意识到自己正因这个问题而挣扎。卡顿先生向被告席栏杆前走去。法庭的出口也在这个方向，杰里跟在他身后，睁大眼睛，伸长耳朵，铁蒺藜似的头发也竖立着。

“达内先生！”

犯人立即走上前来。

“你一定焦急地想知道那位证人，马奈特小姐的情况。她会没事的。你刚才看见的是她最焦虑痛苦的样子。”

“我非常抱歉，让她因为我而焦虑痛苦。你能否代我这样转告她，并转达我由衷的感谢？”

“可以。如果你要求我这样做，我会的。”

卡顿先生的态度如此淡漠，几乎可算是傲慢无礼了。他站在那里，半转过身子用侧脸对着犯人，胳膊肘随意地撑在被告席的栏杆上。

“我请求你这样做，并请接受我由衷的感谢。”

“达内先生，”卡顿说话时，仍然只用半个身子对着他，“你预计会是什么结果？”

“最坏的结果。”

“这是最聪明的想法，也是可能性最大的结果。不过我认为，他们的退席对你有利。”

法庭出口处不允许停留，因此杰里没能听到更多，只得留下他们俩——相貌如此相像，举止却如此不同——肩并肩站在那儿，映射在头顶的镜子里。

在充斥着小偷和流氓的前厅里，虽然有羊肉馅饼和麦芽酒可以享用，但一个半小时的等待仍显得缓慢难熬。嗓音沙哑的信差吃完茶点后，很不舒服地坐在长凳上打了个盹。突然，他被一阵嘈杂的人声吵醒，一股迅速涌向法庭的人流将他推上了台阶。

“杰里！杰里！”当他走到法庭大门时，洛瑞先生已经在那里召唤他了。

“在这儿，先生！要挤回来真跟打仗似的。我在这儿，先生！”

洛瑞先生从人群中向他递来一张纸条：“快拿着！拿到了吗？”

“拿到了，先生。”

纸条上是匆忙写下的四个字：“无罪释放”。

“如果你让我再送一次‘复活’的口信，”杰里一边转身朝外走，一边嘟囔着说，“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在从老贝利脱身之前，他没有机会再说什么，甚至是再想什么了，因为人群轰然向外拥，几乎把他挤得双脚离地，震耳的嘈杂声扫过街道，仿佛那群茫然的绿头苍蝇又四散去寻找其他腐尸臭肉了。 YZmm0z18YoEdErhvtOpQjv+X2M/Twg7ciZoF0LFvPe4ly6k58YKqnsZuLGwoTV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