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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乃至整个全球经济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国际商务能惠及每一家企业和每一个兴办企业的个人。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每逢世界贸易组织召开会议，或者当富国聚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的峰会或其他峰会时，各地会发生许多游行示威活动，而两个流派之间的冲突在此时也变得更为明显。第一个派别叫华盛顿共识派（见下文），这个名称有点误导性，其大致观点是财富可以从社会上层渗透到下层，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穷人致富的唯一途径。另一个派别的观点听起来没那么言之凿凿，它认为富裕国家所推行的全球贸易会迫使贫困国家始终处于被奴役和依附的地位，采取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罔顾环境的政策。
即使是富裕国家也不认为全球贸易对富裕国家都是同等有利的，详情请见下文的萨缪尔森的论点。
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十二点。
由贸易战争引发军事战争的事件在历史上不断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部分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争，当时很多国家都试图降低大萧条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事态变得愈发严重。二战后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欧盟的成立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使发达国家至少能维持相对和平的局面。登录网站https://ourworldindata.org/war-and-peace，你就能了解1945年之后的战争有多么频繁且残酷。即使是战火不断的国家也是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活跃成员。巴基斯坦和印度在1917年发生了严重冲突，且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敌对状态。乌克兰自2008年5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在2012年8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56个成员的俄罗斯与之爆发了俄乌冲突。
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保护报告数据显示，自由贸易导致食品成本上涨：在欧盟，普通四口之家的食品消费额涨幅预计为每年1 500美元；日本则征收51%的食品税；在美国，消费者仅在糖类上的花费每年就增加了30亿美元。对应的是，取消关税后，英国消费者在购置服装上的花费每年减少了5亿欧元；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平均每个家庭在购置服装上的花费则每年分别减少了780加元和300澳元。
虽然发达国家的数据变化比较明显，但是无论贫富情况如何，所有国家的总体生活成本都有所下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电话服务业的开放使得发达经济体的通话费用平均每年降低2%，发展中国家的降幅则更加明显，为4%。最终结果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移动通话费用降低了30%，加纳的降幅则为50%。
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拓宽了企业的业务范围，并大大拓宽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不仅制成品受到影响，而且生产流程的所有要素也都要向国际贸易开放。汽车、电脑、电话、开关，甚至是一个麦当劳汉堡（其包装和食物本身的成本仅占总成本的30%），都含有从国外进口的成分。当然，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开放的市场也让进口国有了更多出口的机会。
提供给消费者更多选择不仅仅意味着让更多的运动鞋或香水面世。通常情况下，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后，会给经济带来巨大且往往无法预见的影响。例如，移动电话开辟了印度和中国的广袤市场，并加速了这两个国家通信业的发展。在非洲，移动电话成了微型信贷金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民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可以便捷地进行（按西方标准看来）金额较小的转账。
此外，国际贸易让消费者可以买到非当季产品。肯尼亚1/3的鲜花都出口至英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每年的草莓产值高达20亿美元，其中约有12%对外出口，主要出口地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英国、中国香港和日本。
货币在经济体之间流通后所产生的涟漪效应比货币本身的价值要大得多，因此货币流通比货币量本身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是经济学上公认的一个规律。有一个简单直接的经济学概念叫作乘数效应，即人们会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支出。消费者的工资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即他们将把工资增量中的多大一部分用于支出。假设他们会将工资的10%（约为过去20年的均值，尽管在撰写本文时已不到6%）用于储蓄，而剩余的90%用于支出，由此可得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9，即90%的小数形式：
支出乘数=1=10×（1-0.9）
因此，政府每支出1亿英镑，将对宏观经济产生10×1亿英镑（10亿英镑）的经济效应。这是因为每个工人都会将其工资的90%用于支出，这些支出会转化为别人的收入，而这些人又会将收入的90%用于支出，以此类推。
相关的经济理论就先介绍到这里。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旨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1994年“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全球贸易谈判为全球带来了1 090亿～5 1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具体的数据因不同的计算预设和允许误差范围而有所差异）。如果考虑乘数效应，这个数字还会大幅增加。
按照贸易管制程度排列的国家贸易自由度排行榜同时反映出了各国的贸易量大小。全世界最贫穷、贸易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同时是贸易最不开放的国家，反之亦然。
全球贸易当然能传播财富。全球有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全球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欧美地区的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参与了国际贸易，其经济增速则正在加快。在2010年至2021年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几乎减半。全球人均财富是1950年的4.4倍。中国台湾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其居民在1950年的平均收入为1 400美元，到2016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42 300美元（https://ourworldindata.org/economic-growth）。
为了抵挡顶尖跨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攻势，本土企业和相关行业必须不断改进。美国的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车企的产品物美价廉，对美国市场造成很大冲击，使得美国车企所占的市场份额迅速下滑，甚至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皮卡车体现了美国人对独立和自由的向往，是美国的奠基性行业，而福特的明星皮卡车车型F-150却一直被日产泰坦（Titan）和丰田坦途（Tundra）紧紧追赶。不过到了2010年春季，美国品牌的皮卡车年销量就已高达1 120万辆，比上季度增长了10%，当然，这期间政府也给予了一些资助。福特最新推出的福克斯车型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国际路线设计和制造的。
特斯拉——消费者行为遭遇成本障碍
人们普遍认为，成功制造出美国第一辆电动车的人是来自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化学家威廉·莫里森（William Morrison）。1890年左右，他制造的六人电动旅行车时速达14英里。此后10年间，电动车数量激增——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中有1/3是电动车。亨利·福特将T型车投入大规模生产，这有力遏制了电动车的发展势头。1912年，福特T型车售价650美元，而一辆电动双座跑车售价则高达1 750美元。
近一个世纪后，电动车才开始复兴。2003年，马丁·艾伯哈德（Martin Eberhard）和马克·塔彭宁（Marc Tarpenning）创立了特斯拉。一年后，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以650万美元入股。到2008年，马斯克已经是特斯拉最大的股东和首席执行官。彼时马斯克已握有包含贝宝在内的一系列创业项目。1995年，马斯克和其弟金巴尔（Kimbal）共同创立了Zip2——一家为报纸创建在线城市指南的网络软件公司。1999年，Zip2以3.41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康柏电脑公司（Compaq Computer Corp.）。与马斯克投入的1 500万美元相比，这是可观的回报。随后，他利用出售Zip2获得的资金创办了X.com，接着又与美国汽车制造商Confinity合并汇款业务。于是，PayPal诞生了。
特斯拉创始人的目标是生产一款强大、美观、零排放的电动车。该公司开设了一个530万平方英尺
的工厂（该工厂之前为丰田和通用汽车所有），并推出了首款汽车——Roadster。由于拥有比肩跑车的加速性能，售价超10万美元的Roadster很快就吸引了一批富裕人士的拥趸。然而，该车型的续航里程只有250英里，需在标准的家用插座上充电长达48小时。特斯拉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数量极其有限的生产订单。2008年，戴姆勒公司以5 000万美元收购了特斯拉10%的股份，美国能源部则提供了4.65亿美元的贷款。这让该公司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逐渐赢取了市场的信任，并最终在2010年上市，筹集了2.26亿美元。
该公司意识到，除非能够大幅降低成本和售价，否则特斯拉将和摩根品牌的老爷车一样，永远在非常有限的小众市场里打转。2013年，特斯拉通过进口进入中国市场；2019年，特斯拉收购了一家超级工厂；2020年，特斯拉的产品开始下线销售。2021年8月，特斯拉的月度业绩创下新高：在中国售出44 264辆新车，并从中国工厂出口了31 379辆新车。从2022年开始，特斯拉计划将在中国制造的汽车销往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以此使价格跌破某个阈值，从而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据说，特斯拉目前正全力争取实现在中国生产超过100万辆汽车的目标。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特斯拉创造了一个闭环的生产体系，让工人在车间里生产、生活。这使得生产得以继续，并在工厂完全关闭约三周后仍能保证进度。2022年7月，特斯拉报告收入为169 340亿美元（比华尔街预期的高出约4亿美元），营业利润率为14.6%，这在汽车行业中名列前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于2004年9月在美国经济学会旗下的《经济展望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审视了在哪些情况下国际自由贸易会弊大于利。他举的例子包括外包给印度的客户服务中心和由于互联网普及及全球通信行业的发展而掀起的离岸服务外包热潮，例如医疗诊断、会计和软件开发等，在过去这些服务是无法在全球自由转包的。萨缪尔森总结认为，在这些情况下，美国本土工人的薪酬会被迫下降，最终抵消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虽然人们因得益于国际贸易，可以在沃尔玛以低于原价20%的价格买到日常用品，但这并不一定能弥补国际贸易所造成的损失。”
最早提出华盛顿共识这个说法的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该研究所位于华盛顿，是一家全球性经济智库。威廉姆森在1990年提出这个概念，它指的是位于华盛顿的多家研究机构截至1989年对拉丁美洲各国提出的各种政策和建议的最基本共识。这些政策包括三大理念——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并体现在以下10条建议中。
■财政管控。这特别适用于那些财政赤字规模较大，进而导致收支严重不平衡和通货膨胀的国家。最受通货膨胀冲击的是低收入群体，因为富人可以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不再滥发补贴，把公共开支的重点转移到有较高经济回报并能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例如基础医疗、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
■税务改革。降低边际替代率，扩大课税基础。
■利率自由化，包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国家对金融市场自由运作所施加的一切不合理限制，例如消除利率上限、放松对存款和借贷的管控。
■提高汇率的竞争力，国家不应对本国货币进行人为操纵。
■贸易自由化能为贸易改革带来潜在好处。例如，韩国在过去10年一直对其贸易物流进行改革，从而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向全球各地出口汽车、手机和半导体。但出口量的提高还不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唯一好处。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2007—2008年，乌干达的海关管理和反腐改革使得海关收入增加了24%。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自由化。
■私有化。
■放松管制。消除阻碍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尽可能地减少限制。
■产权受到保障，能快速便捷并以合理的成本认定资产的权属。
企业能享受到国际贸易对国家宏观整体带来的部分好处。例如，得益于国际贸易，大型连锁超市能够全年向顾客销售新鲜水果和鲜花，而不仅仅是销售本土的当季花果。福特从丰田和其他车企身上学习到，美国本土市场的主要细分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有着相同的需求，特别是对经济实惠的需求。企业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很可能还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好处和风险。
把商品销往国外能够提高销售量，这反过来也能降低成本，部分原因在于反复执行相同的任务可以熟能生巧，相关内容请参见第三章的经验曲线。而且，销量提高也意味着购买量有所提高，这反过来就能确保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购买材料，无论是销往国内还是国外的产品，其材料成本都能降低。一旦企业跨过了收支平衡的阶段，即收入大于成本（见第十二章），那么所有增加的销售量都能带来显著的利润。
由于销售量增加能降低成本，因此企业把出口视为一种机会，即能以较低价格向国外市场销售商品，从而快速地获得市场份额。扩大市场份额能带来很多好处，从而提高利润（见第三章）。这种战略可能不适用于本国市场，因为消费者往往觉得便宜没好货，降低价格可能会有损品牌形象。而且，竞争对手也很有可能降低价格，从而触发价格战，最终降低整个行业的利润。
在客户群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再进入市场是一种见机行事的防御战略。在这个时机进军新市场能降低风险，而且此时若不进入市场，则会被竞争对手抢先。一旦竞争对手成了稳定的供应商，它们就能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来蚕食你的本土市场份额。
不同经济体在不同时段的增长或衰退的速度各不相同。例如，2008—2010年，当美国和大部分欧洲主要国家都处于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状态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许多南美国家的经济却有所增长，有些国家的增速甚至接近10%。这种分化现象一直持续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的增速仍然在8%左右，而美国的增速则不到3%，欧洲整体则几乎是停滞的。Covid-19大流行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中国、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季节性也会带来类似的影响，尤其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季节性。当欧洲正寒冬凛冽的时候，其他大洲的一些国家却是阳光灿烂。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其不同地区在同一时间的气候也会大相径庭。这些季节性差异让人们能够全年供应某种商品。举例来说，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地方气候宜人，很适合推销户外烧烤产品。
联合利华
2022年7月26日，联合利华宣布其基本销售额增长8.1%，并上调了当年的销售预期；其上半年的基本营业利润率有望达到17%。时任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的艾伦·乔普（Alan Jope）表示，实现持续增长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在于公司的运营模式。这并非联合利华第一次在困难的经济大环境中逆流而上、实现卓越增长，相同的一幕早在2010年就曾上演。联合利华2022年的财报显示，该企业的销售量、营业额和利润都比预期要好，这给股票市场带来了惊喜。分析师预期联合利华的销售量会同比增长3.2%，而实际上其销售量的同比增长率高达4.2%。其税前利润达13.9亿欧元（12亿英镑或18.4亿美元），增长了28%，而销售总量则增长了6.7%。分析师没有料到，联合利华在非洲、亚洲、中欧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的渗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通常而言，这些市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好，所以联合利华在这些地方的销售量增长了11.2%，而在西欧的销售量却下降了0.2%。
为了降低成本，几乎所有大型服饰制造商，尤其是制衣厂和制鞋厂，都不得不迁移厂址，或者把生产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例如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和孟加拉国。盖璞（GAP）在印度设立了十几家工厂，耐克和鳄鱼的生产基地分别在越南和马来西亚。数百家美国企业在墨西哥（确切地说是美墨边境）设立工厂，产品仅向美国市场销售。例如，墨西哥克莱斯勒公司得到母公司约20亿美元的投资，是克莱斯勒在北美地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在上述案例中，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是吸引企业的主要原因，但还有其他激励因素，例如低税收（很多英国银行家移居到税收较低的瑞士）或者投资优惠（英国政府在2010年3月向日产提供了4.2亿英镑的奖励金，从而让日产把聆风电动车的生产基地设在了英国北部城市森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