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毛泽东干革命

1927年4月至5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马日事变”、衡阳“沁日事变”接踵发生，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江华被迫转入地下，开始新的斗争。离开衡阳城时，江华向三师附小老师钟瑛（钟白华，江华人）辞行，钟问他去哪里？江华坚定地说：“哪里有党就到哪里去！”在血雨腥风和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下，江华的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寻找到失散的党组织后，他被中共湘南特委派往衡阳西乡罗宏庙地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从事武装斗争，后因未能和西乡武装取得联系而返回衡阳。不久，湘南特委安排江华担任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负责省委和特委之间文件、信息的传递工作。江华化名黄琳，往返于长沙与衡阳之间，冒着生命危险，维持党组织之间的联系。

当时，时局紧张，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组织上考虑江华在工会工作期间是公开过身份的，又是外地人，在衡阳很难隐蔽，于是当年10月，组织安排他去安源，协助恢复矿区的党组织。安源，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曾在这里组织过工人运动，播撒过红色种子，革命活动也曾轰轰烈烈。马日事变后，这里的革命活动受到残酷镇压，党团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7年9月，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参加秋收起义，离开了安源，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也随起义部队走了。在安源半年时间，江华的公开身份是修理厂的学徒工（钳工），党内身份是安源市委技术书记，负责文宣，之后负责联系电厂支部和窿内支部。在这个有着革命传统的矿区，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很快恢复了。但在当时党内“左”倾盲动思想的主导下，举行了几次罢工和暴动，组织再遭严重破坏。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市）砻市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共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5月20日，在宁冈县茅坪成立湘赣特委，毛泽东任书记。1928年4月，江华调任茶陵县委书记。5月，他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到衡阳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江华入团入党时的三师和衡阳地方党组织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组建起来的，所以江华一直久仰其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十分兴奋。毛泽东向江华详细了解安源、萍乡的情况，江华如实介绍了当地农民暴动和恢复党组织的事情，毛泽东对这位敢想敢说的年轻县委书记产生了好感。6月下旬，江华率领茶陵县游击大队配合红军主力重新占领永新县城。不久，湖南省委错误估计形势，要求在酃县战斗的红四军去湘南发展。在永新县战斗的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派江华去送信，希望阻止部队盲动。江华一天一夜越过两省三县跑了130多里把信送到酃县，但随军行动的省党代表杜修经坚持向湘南冒进，从而造成了“八月失败”。这次行动中，江华极力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见劝阻无效，就率茶陵县游击大队离开大部队，回到宁冈砻市坚守根据地。回来不久，江华患疟疾住进红军医院。毛泽东专程到医院探望江华，嘱咐他病愈后到红四军前委工作。11月，江华病愈出院，直接来到茨坪，改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井冈山时期，江华先后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著名战斗。1929年下半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工作。江华随毛泽东到闽西，任闽西特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军委常委，12月古田会议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1929年冬，江华在上海参加中央军委军事训练班学习军事知识和巷战、爆破技术。回来后改名黄春圃，回湖南工作。1930年初，江华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浏阳县傅家冲红五军随营学校任政治教员。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红五军随营学校也改为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江华在学校编写了一本《支部生活》的小册子，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这是我党最早的基层党课教材之一。之后，江华历任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三团政委、红五军一师政委，红六师政委、红五师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

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再次失去军事指挥权，江华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送往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监管。无辜被关禁闭，他在感到委屈之际，想到了毛主席：“他受了那么多打击，革命困难危急的时候，就用他，让他负责任；革命顺利的时候就排斥他，他数次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则完全把他撇在一边，而他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党的纪律，勤勤恳恳地做分配他的工作。为了对红军负责，对革命负责，不管领导者采不采纳，一有机会就发表自己的意见。比起他们，我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些，他对革命又充满了信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中央红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8.6万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江华随军事裁判所踏上征程。在军事裁判所，江华再次患上疟疾，长征时疟疾刚愈，身体虚弱，背着一床毯子、一条干粮袋、一个挂包和一把雨伞，浑身无力，步履踉跄。但他没有掉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跟上部队，跟上革命，就是胜利。

湘江血战之后，博古、李德等的错误路线受到广大将士的普遍质疑。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毛泽东重新获得发言权。受到错误路线打击的江华由此得到“赦免”，在强渡乌江前恢复工作，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任职后，江华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指挥工兵连在乌江上架了一座浮桥，保证部队顺利过江。之后，他翻雪山，过草地，继续北上。在俄界，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江华任十三团（十三队）政治处主任。1935年10月，历尽千辛万苦，付出极大牺牲，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到达陕北后，江华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委警卫团政委、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关中特区军事部长、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秋，他和红二十八军司令白志文率部打下了地主土豪的“土围子”（地方反动武装的据点）旦八寨子，清除党中央驻地外围的敌对势力，得到毛泽东高度肯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江华奉命率部接收延安。他带领陕北红一团于12月15日赶到延安北门，抢占了东门外的清凉山和南门宝塔山等制高点，并于次日护送周恩来一行去延安机场登机赴西安谈判。17日，江华率部队由北门入城，顺利接收了延安。随后成立延安城防司令部，江华任司令部政委，在司令员白志文未到职前代行司令员之职。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直至1948年3月撤离。共产党把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特别是抗战时期，无数怀抱抗日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在战火与硝烟中奔赴延安，延安成了指导中国抗战的“圣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迎接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批红军领导干部进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37年二三月间，江华作为抗大第一期学员入校学习，并担任学员第四队队长。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江华从抗大结业，调任中央军委四局副局长、局长，为红军整编和向部队输送干部做出很大贡献。

为开辟敌后战场，1938年8月，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前往山东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多次提出上前线要求的江华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由于敌后工作的特殊性，他在红军时期一直使用的黄春圃这个名字不便再用，经毛泽东批准，改名为江华。以县名作人名，江华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想在抗日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但有了这个名字，不管埋骨何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江华人。他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家乡的深深眷恋。此后，他一直使用江华的名字，再也没有更改过。

在离开延安之前，江华与吴仲廉向组织提出结婚申请。时任抗大云阳青年训练班指导员的吴仲廉，是湖南宜章县人，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读书，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他们俩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就这样，江华与吴仲廉这对战友喜结连理。

在山东抗日前线，根据战时要求，江华很快组建了政治部，设立了组织、宣传、锄奸、民运、联络、敌工等6个部门，并开展整军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1939年9月，江华任八路军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兼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开辟了苏皖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江华回到山东纵队，任政治部主任、党务委员会委员、二旅政委。之后，他作为山东纵队领导人之一，领导和指挥部队坚持山东地区的抗日斗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蚕食”。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江华是7名委员之一。1942年8月1日，正式成立山东军区，江华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春，中央调江华回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他参加了整风运动，接受审查，组织上对江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路线打击所受的处分做了纠正。1944年5月21日起，他列席了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举行的历时11个月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他作为山东代表团的副团长出席会议。

抗战胜利后，中央原来准备派江华和林彪、萧劲光等去山东工作，行军途中，中央电报指示他们转赴东北。1945年10月，江华到达东北，先后任中共安东省工委副书记，辽东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第二政委，中共中央辽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长。从1946年冬到1947年夏，江华在朝鲜主持辽东分局的后方工作，有力地支持了东北人民的解放战争。1948年5月，江华任中共安东省委书记、安东军区政委，动员和组织翻身农民和工人参军参战，恢复和发展生产，从人力物力上支援前方，为全歼东北敌军，彻底解放东北，以及第四野战军的入关作战作出了贡献。

1949年初，全国解放已势不可挡。5月，根据中央安排，时任安东省委书记兼安东军区政委的江华奉调入关，6月增补为浙江省委委员，8月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杭州市警备司令兼政委，1950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54年8月任浙江省委书记；1956年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五政委，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靠边站”。新中国成立初期，江华在浙17年，视浙江为“第二故乡”，为浙江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率领浙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主政杭州期间，江华领导杭州军民开展清匪、反特、反空袭斗争，以及在市郊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着，他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这个中心，积极开展工作，使全市的工农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财经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一度引发社会极度不安的失业问题也基本解决，3万多人获得了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江华不辞辛劳，跑遍了西湖及其周边的山地，为整治和规划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西湖倾注了大量心血。

全面主持浙江工作之后，江华依靠和发动广大党员、群众，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江华认为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强调必须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原则，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明确提出整顿、巩固高级社的方针，强调必须树立以互助合作为中心搞好农业生产的指导思想，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面积增产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到1956年7月，全省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总数的97%，其中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数的63%。195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2篇序言和104条按语。毛泽东在为浙江省农业合作化的7个典型材料所写的按语中，向全国推广了慈溪县岐山乡、建德县邓家乡、余姚县龙冈乡、平湖县新仓乡、龙泉县凤鸣乡、兰溪县上华合作社等地的经验，充分肯定了浙江省在合作运动中取得的成绩。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浙江省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基本完成。1956年9月，江华出席党的八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7EC5psAtWEstWx1wxghIKN2x22a8r5JHVrV6JGSgUqnEY20Hd0EDHVKs8wop/H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