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一号机密”

1929年7月，陈为人从东北回到上海，在中央机关从事地下工作。开始，陈为人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化名张明，协助李维汉、恽代英举办中央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交叉口后侧的一栋三层楼双开间的弄堂房子里，对外称住家兼客栈。训练班的学员多系苏区、白区的地方军委和中央机关直接选送的干部，每期30来人，训练内容主要有政治和军事两项。周恩来、项英等化装成商人，以做生意为名，来训练班给学员上课。陈为人担任《苏联革命概述》和《革命者应有的素质》等课程的讲授。

1930年初，陈为人夫妇奉命搬到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同谢觉哉、李求实出版发行党中央秘密主办的《上海报》。几个青年人对陈为人夫妇称兄呼姐，对谢觉哉尊称阿叔，以此掩护身份。李求实担任该报主编，陈为人夫妇担任经理和交通，谢觉哉任主笔。这张四开小报，每月一期，内容十分丰富，既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困苦情况和斗争状况，又及时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法西斯暴政，还报道了各根据地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消息等。因此，它出刊后多次被反动当局查封，送报者及报务发行员先后被捕和遇难者近百人。该报在陈为人等人巧妙地安排下，突破敌人的重重阻拦，继续组织出版发行，即使六易其名，它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还是越来越大。

1930年8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红旗日报》。按照组织安排，陈为人夫妇迁往北四川路一商行，驻守中央机关据点。后来随着形势变化，陈为人夫妇又搬迁几次，但始终担任着驻守中央机关据点和中央特科分配的交通任务。1931年春，陈为人在一个接头点再次被捕，先后关押在上海法租界西牢、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斗争经验丰富的陈为人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还组织了中共龙华狱中支部委员会，暗中保护同志。当年11月，陈为人被韩慧英和何宝珍等在监外通过党组织和“互济会”营救出狱。多次入狱，且受刑过重，使陈为人双腿麻木，并染上严重的肺病，身体极度虚弱，被迫居家休养。陈为人先住在小沙渡路刘少奇家里，后搬到静安寺路明月坊。尽管组织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但他在刘少奇离沪去苏区后，主动担任起教管两家孩子的责任。他常用讲故事等形式启发孩子们，让他们支持妈妈的革命工作，有时还教给他们如何对付不速之客和军警特务的办法。时间久了，孩子们用陈为人教给的种种办法，跟着妈妈，竟完成了一些秘密任务。

1932年下半年，受中共中央派遣，陈为人负责担任秘密保管中央文库的工作。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下设文件保管处，保管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中央文库就此建立。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瞿秋白亲自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并加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在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毛”是共产国际，而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这个“文”在哪里。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央机关几乎全部被暴露摧毁。中央文库第一任保管人，代号“张老太爷”的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央文库就交到了久经斗争考验、对党绝对忠诚、身份更为隐蔽的陈为人手里。自此，陈为人“大隐于市”，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加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传单等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在繁华的上海滩，隐藏在暗处，默默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和“张老太爷”单线联系。

陈为人夫妇以开设湘绣店为掩护，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档案。为缩小目标，便于保管和转移，陈为人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周的空边剪掉，将20余箱文件压缩在6个大皮箱内，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中央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就立即转移。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为人不得不常常搬家，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成了家常便饭。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在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长期放有火柴，一旦出现了无法挽救的局面，就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在一个晚上破获了中共9个地下活动地点，党在白区总的领导机构遭摧毁，“张老太爷”和前往送文件的韩慧英也先后被逮捕了。见妻子没有按时返回，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陈为人知道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便在第一时间内立即搬家。他化名张惠生，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全部“家当”——中央文库的绝密档案，搬进了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一幢二层楼房。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跟党组织的联系完全断绝，且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陷入了极端的困境，一天靠两顿最便宜的红薯充饥。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饭做好，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他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肺病复发，咳嗽吐血，没钱吃药问医，只能把萝卜当水果吃。后来，连掩护机关所需经费也成了问题，韩慧英的同学李沫英和妹妹韩慧如先后过来帮忙，并拿出私房钱来补贴经费。后来，韩慧如回忆这段往事：“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日子……为人断了经费来源，我带到上海的钱也用光了……为了凑钱按时交付房租，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我们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以后不仅是家具，连能卖的衣服都卖了，小女儿冬天的裤子，我是用包文件的包袱拼凑做成……最困难时，一天只好吃两顿山芋。……可怜的是那三个孩子，饥饿难熬。……”后来，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不能吃饱了。孩子们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是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不解：“怎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们：“吃完点心，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来，跳个舞吧。”他故意张牙舞爪做滑稽状，逗得孩子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

1936年初，在狱中未暴露身份的韩慧英被释放，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组织也正在到处查找寻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这年初秋，陈为人与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瘦子”徐强在一家小饭店接头。徐强后来回忆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接上头后，考虑到陈为人患有重病，中央决定立即转移中央文库。为了方便接手人查阅，陈为人抱病写下《开箱必读》。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和韩慧如分乘两辆三轮车，把几个大皮箱送到法租界一幢石库门房子，交到徐强和李云夫妻手里。

卸下了几年的重担，完成任务的陈为人回到家中，进门就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党组织立即将陈为人送往广慈医院住院治疗，并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但陈为人两次私自出院，解释说医院有人议论，怕出事。他妻子知道，其实陈为人是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不愿组织为他治病多花钱。他坚强地说：我不死，我还要工作。2009年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治病，他从医院跑回去。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家里怎么能比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

1937年3月12日晚上9时许，陈为人重症病发，大口咳血。弥留之际，韩慧英见陈为人神情不安，关切地问：“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陈为人捏紧双拳说：“你不要怕，不要紧的……”他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年仅38岁。韩慧如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妹妹的嘴，说：“不能哭，一哭邻居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会来看的。一看到我们家的寒酸相，他们要怀疑的。”

陈为人的生命之火熄灭了，而他用生命守护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的16箱104卷近两万份秘密文件被安全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所有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完整地交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批阅签发嘉奖电报，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至今，这些文件仍然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成为编写和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