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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粹的京剧，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它是中华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是东方文明的骄傲，不仅在神州沃土上拥有亿万观众，而且声名远播海外。20世纪20年代前后，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先后两次东渡日本演出，风靡扶桑。20世纪30年代又赴美巡演近一年之久，数年后再赴苏联演出，轰动外域。梅兰芳表演艺术成为世界三大著名表演体系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剧艺术焕发出它的鲜活青春，在海内外声威大震，有口皆碑。到了今天，我们的国粹京剧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精品，奏响时代的凯歌。今天的京剧，真个是姹紫嫣红开遍，好一个光艳如许！
说老实话，京剧并不是一个原创的剧种，它是由许多剧种融合发展而成的。与它关系最大的应该说是徽剧和汉剧。过去有人说：京剧的父亲是徽班，京剧的母亲是汉调。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京剧的源流何在？形成于何时？要想说清这些重要问题，必须先介绍徽班。京剧和徽班有着极重要的因果关系，没有徽班的进京就没有京剧。但是徽班并不等于京剧，徽班是指唱徽调的徽剧团，至今安徽省仍存在阵容强大的徽剧院团。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比较复杂，需要许多文字才能表述清楚。
所谓徽剧，是指兴起于安徽安庆的桐城、石牌一带的地方戏。演唱声腔主要是吹腔、拨子，以及由这两种腔调发展变化而来的二黄腔调如平板二黄、四平调和弹腔等诸多腔调。由于安庆一带水旱两路十分便利，徽班艺人走南闯北四处作艺。而作为南方戏曲中心的扬州，更是他们常常驻足之地。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徽班艺人还演唱昆曲、梆子腔、柳子腔等不同的腔调。又因为受到安徽商人特别是盐商的支持，徽班演员阵容大多整齐，演出剧目文武兼备，在南方戏曲中心扬州雄冠一时。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弘历80岁寿诞，在时任清廷闽浙总督伍拉纳和浙江盐务官员的征聘之下，一个最负盛誉的徽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北上进京参加为弘历祝寿的盛大庆典活动。这个徽班进京时的领衔主演是一位年方16岁，但在艺术上却已非常成熟的杰出旦角表演艺术家高朗亭。为了庆祝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的大寿，北京城里从故宫的午门外，一直到西直门的高梁桥，还有一说是到城外西郊的圆明园，每隔一定的间隔就搭了戏棚，沿街为老百姓演出，以体现“君民同乐”。尽管徽班在当时的南方很红火，也进了北京城，可是却不能进到宫里为皇帝演戏。因为宫里只能够上演雅部的昆弋腔，而除此之外的所有剧种都被称为花部，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高朗亭领衔的三庆班也只能在街上的戏棚演戏。但是擅演接地气的三小戏之徽班的演出，吸引了大量北京引车卖浆者流的普通观众，反响非常强烈，好评如潮。三庆班这次进京虽然没有做到面圣，但是却获得了北方观众的热情挽留，于是便留在了北京，而不再回到扬州了。
进京的徽班在什么地方演出？演出地点应该是现在西城区大栅栏街的那些老戏园子内。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讲一讲老北京外城和内城的分工。
清朝在北京建都以后，清廷出于“拱卫宸居”和京师治安的考虑，在北京厉行旗人和汉人分城居住的制度，即八旗人居住在内城，而汉人居住在前三门以外的外城，并规定“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为了维持八旗的淳朴风俗，更严禁旗人混迹于歌台舞榭。这些特殊的禁例，反而令前三门以外的广大地区逐渐成为集商贸、娱乐、旅游于一地的繁华地区。尤其是前门外以西的大栅栏、观音寺、琉璃厂等地区，许多买卖店铺、戏园子、饭庄子，还有各地的会馆，都在这一片土地上蓬勃兴起，于是这些地区便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地带。乾隆年间，西城区的大栅栏街道内有5个老戏园子，即庆乐园、三庆园、同乐轩、广德楼和中和园（还不包括以后的庆和园和大亨轩，即今日的大观楼电影院），所以来京的三庆班便在这些戏园子为老百姓演出。在这些舞台上，徽班同样受到京城众多百姓的喜爱。
三庆班在京都站住了脚一年以后，四庆、五庆，还有嵩祝、金钰、重庆、霓翠等徽班，纷纷进京献艺。据有的资料讲，乾隆末年在京都风头占尽、饱吸观众眼球的为三庆、四庆、五庆3个徽班。我们不是常说四大徽班进京吗？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成书于嘉庆八年（1803年）的《日下看花记》中才出现了四喜、春台两个徽班的名字；直到成书于道光八年（1828年）的《金台残泪记》中才提到“京师梨园”共推四喜、三庆、春台、和春，“所谓四大徽班者焉”。最近甚至有学者提出，四大徽班中的和春班是北京的庄亲王出资，礼聘安徽艺人组成的王府班。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后来的戏曲史书中说的“为给弘历祝寿，四大徽班进京”便是不准确的了。
应该说京都最有影响力的4个徽班中，最早进京的是三庆班、四喜班和春台班，时间应该是在嘉庆八年之前。而和春班，有可能是嘉庆八年之后才于北京成立的。在嘉庆八年成书的《日下看花记》中，三庆徽的徽字已经去掉，说明三庆班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成为京都第一名班。但这时候的徽班还不是京剧班。
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徽班是怎么嬗变成京剧班的。徽班初进北京时，对当时流行于京都的各种声腔曲调，如昆曲、京腔（经过改革的弋腔）、秦腔、梆子腔、罗罗腔和当时流行的民间小调，是兼容并蓄、一体全收的，根据京师观众的好恶，对唱腔、表演剧目进行吸收、改革和转化以求适应。而更大的宏图大展，是道光元年（1821年）大批汉调艺人进京献艺并加盟徽班，这对京剧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调也称楚调，是流行于湖北汉水一带的地方戏曲剧种，声腔以西皮、二黄为主。西皮由来自甘陕一代的秦腔梆子变革而成。湖北人称唱腔为“皮”，所以将来自西北的唱腔称为西皮。二黄虽系来自安徽的二黄腔改造而成，但汉调二黄的腔调、板式比徽调二黄要复杂悦耳得多。
京剧从徽班中演变而出的标志，就是徽调与汉调在北京舞台上的进一步交流。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皮黄合流并不是从北京开始的。有的人认为合流首先自扬州始，有的人认为合流首先在湖北汉口始，不论在何处，徽汉合流都是牛刀小试、初步相融，更广泛、更深入的徽汉合流则是汉调艺人进入京师后与徽班在京师舞台上完成的。
那么唱汉调的汉剧艺人是何时进京的呢？据记载，早在乾隆末年就已经有汉调艺人进京了，如嘉庆年间进京的汉调名艺人有米喜子、四喜官等。但那时来京人员较少，尚不成气候，直到道光年间才有余三胜、李六、王洪贵等多人入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自汉口入京搭春台班并成为该班首席老生的余三胜。他对西皮腔有杰出的贡献，他所参演的《四郎探母》《捉放曹》《定军山》《碰碑》等皆是以西皮唱腔为主的剧目。虽然嘉庆、道光年间大批汉调名艺人纷纷入京献艺，但是他们并没有组班挑梁演出，而都是加入已在京师打开局面的徽班之中。徽汉的结合，提升了徽班二黄的腔调表现力，丰富了二黄的剧目，从此四大徽班所演剧目从“诸腔杂陈”过渡到以西皮二黄为主，开创了徽汉合流的新局面。但合流以后的徽班仍然不能说就是京剧班，中国戏曲声腔剧种的划分，主要依据是声腔和语言两方面。徽班唱腔经过多年的磨合、演化、提炼和淘汰，最后以西皮和二黄为主要旋律，但是在语言方面，为了能使京师广大观众听得清楚、听得过瘾，又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探索和适应，终于使演唱西皮二黄的皮黄剧（京剧）实现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京化”。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同治元年（1862年），即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此时，经徽、汉、京三派艺人的合作，最终在北京形成了唱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念白以京汉语言为主的湖广音加中州韵的京剧。不过当时还不称为京剧，而被称为皮黄或京调皮黄。京剧这一称谓，据现有资料，首见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七（1876年3月2日）在上海出版的《申报》。此后，京剧作为剧种名称逐渐通行全国。
综上所述，京剧的形成并非有二百年。徽班来京后，与汉调艺人及京师诸腔相融合，腔调逐渐以西皮二黄为主，念白以京汉语言为标准，这时一个新的剧种——“京剧”才算正式形成。这个过程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直到道光二十年，所以京剧至今有一百八九十年的历史。
扬州离北京虽然路途遥远，但交通还是很方便的，这主要得力于京杭大运河。扬州就是京杭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码头。三庆班进京的时候，有演员、乐队、舞台装置人员近百人，还要携带沉重的戏箱、乐器、舞台装置、刀枪把子、道具等一应物件。如果走旱路，不论骑马或者坐轿，特别是如果徒步而行，那麻烦可就大了，必然耗费时日。幸亏有这条大运河，特别是在清朝的时候，大运河疏浚得很通畅，从扬州启航，途经江苏、山东、河北各码头就“漂”到了北京通县的张家湾，于是人和物件就较安全地从南方的扬州来到了北方的燕都。在通县的张家湾下船以后，有两个走路的方法：一个是走旱路，雇车走北京西南边的彰仪门，也就是现在的广安门进北京；一个是从张家湾下船以后换船，再坐到北京东直门的大通桥下船。这个大通桥离着朝阳门（当时叫齐化门）很近，但是朝阳门是走粮食的，大概那个时候不让人进，所以还得往西走，然后来到当时的宣武区，也就是今天的西城区。那个时候的大栅栏地区，茶园（也就是戏园子）一家挨一家，所以三庆班就找距离戏园子近的胡同来安家，在大栅栏西边的陕西巷找到了房子。这里成为三庆班的“大下处”，也就是全班的宿舍，而且成了为乾隆皇帝排戏演戏的地方。三庆班的领衔主演高朗亭，一年以后就成为三庆班的掌班。他不但技艺精湛，而且人格高尚，并极有组织才能，因此他不仅执掌三庆班30年，还担任精忠庙庙首，有“二黄耆宿”的美誉，对徽班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月如梭，高朗亭在50岁左右时，将三庆班班主让与同样是花旦翘楚的陈金彩。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年老体弱的陈金彩将班务交与正年富力强的老生演员程长庚，也就是后来被人誉为“京剧鼻祖”的程大老板。程长庚掌三庆班数十年，其间不但令三庆班一直在京师演出不辍，始终是徽班（后称“皮黄班”）中最大的班社，而且改变了过去徽班班社一直以旦角为主演的历史，发展成以老生为台柱子的新的历史现实。他和另外两个著名的老生表演艺术家余三胜、张二奎，被人称为京剧“老生三鼎甲”。正是在他们的手中，京剧诞生了。三庆、四喜、春台成为当时最大的京剧班社。而三庆班在同治、光绪年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三庆班的阵容是最强大的。三庆班的新戏全本《三国志》，每逢进腊月能够演出一个月，且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三庆班的演出地点就在大栅栏的三庆茶园或广德楼诸戏院。由于人员众多，三庆班的“大下处”也从陕西巷搬到韩家潭。这里既是演员们的宿舍，也是程长庚“四箴堂”排戏教学的重要场地。而程长庚的故居就在今天西城区的百顺胡同。现在这里虽然成了杂院儿，但规模尚存。可以说，西城区韩家潭这一带见证了三庆班发展的全部历史。
《京剧鼻祖程长庚》作者：戴静怡
四喜班是来京徽班中的第二大徽班，也是从扬州乘船通过大运河“漂”来的。班中的演员大都是苏州人，主要唱的是昆曲兼唱皮黄，所以在当时有“四喜的曲子”的美誉。他们是嘉庆八年以前，有的人说是在嘉庆六年（1801年）的下半年，即乾隆帝27个月的国丧过去以后，娱乐开禁了，才来到京城的。来京以后，他们也把班址选在西城区的陕西巷，和三庆班的班址在同一条胡同内。一开始，四喜班的业务非常多。但是到了咸丰年间，由于四喜班以昆曲剧目为主，这种高雅的艺术渐渐难以为观众所接受，导致上座率下降。这时候，班主由一位聪明睿智的艺术家执掌，这个人就是有“胖巧玲”之称的梅巧玲，也就是后来的“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不但昆曲唱得好，而且皮黄也唱得好；不但昆乱不挡，而且皮黄的青衣、花旦、刀马旦甚至泼辣旦都好，昆曲中的正旦、贴旦、闺门旦也都拿得起来。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擅于编演新剧目，以重振四喜班。他在执掌四喜班的十几年中，编创的皮黄和昆曲新剧有十几个，如现在还在京剧舞台上演出的《雁门关》《梅玉配》《五彩舆》《盘丝洞》等。还有，梅巧玲打破了过去老皮黄班社旦角只能一工的限制，创造了融青衣、花旦、刀马旦甚至泼辣旦在内的一个行当，这就是后来的新行当“花衫”，应该说他是该行当的开山鼻祖。
梅巧玲不仅技艺精湛，而且人品高贵。他做人厚道、包容，有里有面，热爱传统文化，擅结交文人墨客，朋友多，特别有人缘。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交友故事，至今仍流传着他为朋友“焚券”“赎当”的梨园佳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清道光年间，梅巧玲结交了一个学人，叫谢梦渔。“焚券”就是指梅巧玲焚了谢梦渔的借券，这个故事在清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有所介绍。
1956年，梅巧玲之孙、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江苏扬州演出时，收到当地一位张先生的来信，提到扬州的谢泽山正是借券的谢梦渔的侄孙子。谢泽山将从小在家里听到的故事告诉了梅先生，他说：
先伯祖梦渔公，是扬州仪征人，清道光庚戌（1850年）科的探花，官至御史，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旧学渊博，兼通音律，梅慧老常和他在一起研究字音、唱腔，又是同乡关系，所以往来甚密，交谊很深。慧老知道先伯祖景况很窘，凡有急需的时候，总送钱来令其渡过难关。但每拿到借款，谢梦渔公总亲笔写下借据。这样通财多年，总共欠慧老3000两银子。谢探花70余岁病逝于北京，扬州会馆为其设奠。梅巧玲亲往吊唁并取出一沓借据，共计3000两银子，在谢家人惊恐不已之时，他已然将这一把借据放在灵前的白蜡烛上焚化，并再次赠银200两为老友送葬。
这件事令灵前多少亲友均流下了热泪。另一件“赎当”又是什么故事呢？说安徽桐城有一书生名叫方子观，应咸丰九年（1859年）试而留守京师，与梅过从甚密。方本是寒士，又在客中，手中渐渐拮据，便去典当。梅巧玲力劝，并想有所帮助。一天，趁方生赴大内殿试，梅急至方寓，环视室中，见四壁皆空。梅对他的仆人说：听人讲，你主人当了许多东西，当票今在何处？你将当票给我，我与你一同去赎。仆人勉强同往。经核算本金利息需300两银子，梅立即赎出，并将物品置于方生箱内。另留下200两银子及一封书信，上面写道：“馆选后，可再相见，此时若来，当以闭门羹相饷也！”方得知后极为震惊，下帷苦读，夜以继日，榜发果中第。可惜方生命运不济，未及同行而子观遽殁。会吊之日，梅同样将方子观的借据就烛焚化，并再出200两银子为好友治丧，大恸而去。有了“焚券”“赎当”这两件事，梅巧玲侠伶之誉不胫而走，“自王公以下争识之”。
梅巧玲在培养接班人、开门授徒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培养出10多位优秀的旦角演员。徒弟们的名字最后都有一个云字，如余紫云、陈桐云、陈啸云、刘倩云、王湘云、王佩云等等。尤其是余紫云，演技十分出色，文武昆乱不挡，他的儿子就是日后有名的老生表演艺术家余叔岩。梅巧玲为光大京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惜由于他为四喜班呕心沥血，年未及50岁便在梨园公会的会场上，因心脏病突发而英年早逝。
梅巧玲有二子，长子梅雨田，被誉为“胡琴泰斗”，是“伶界大王”谭鑫培须臾不可离开的琴师。次子梅竹芬也是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可惜的是他因为父亲早亡而操劳过度，23岁便告别人世。只留下了一个年幼的独子，便是日后的顶级旦角艺术家梅兰芳。
梅巧玲的故居在今西城区铁树斜街101号（原李铁拐斜街45号），梅家三代都居住在此院中，而梅兰芳大师就居住在此院后院的厢房中。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但就是从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飞出了金凤凰，走出了驰名海内外、享誉全世界的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的母亲，是著名京剧武生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杨隆寿的女儿。梅竹芬英年早逝后，因家境困难，梅兰芳的母亲携梅兰芳暂时到姥爷处居住。而杨隆寿的寓所，便在距此不远的西城区的百顺胡同。由此可见，这些巨人和京剧表演艺术的成长，都与西城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梅巧玲故居 拍摄者：王跃
春台班是进京徽班中的第三大徽班，也是一个规模宏大、成立有年的老徽班。班中的一些主演大多是安徽安庆、怀宁一带的艺人。在嘉庆八年以前，春台班也是从扬州乘船通过大运河“漂”到北京来的。该班同样是昆黄兼擅，还能唱几出秦腔剧目。春台班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是来到大栅栏地区，把班址定在了和三庆、四喜两个徽班班址很近的百顺胡同。开始时春台班也都是以旦角为领衔主演，后来来京徽班渐渐以老生代替旦角领衔。这时春台班的领班渐渐变成了老生，而最有名的就是从汉口来的汉派老生余三胜。他是湖北罗田人，工文武老生，后来来到天津在侯家后的著名票房“群雅集”中活动——“同光十三绝”中的名丑刘赶三就是其中的一个名票。而后余三胜来到北京加入了春台班，并成为领衔主演。他技术特别精湛，文武兼备，嗓音与徽派老生程长庚、奎派老生张二奎均有不同，非常好听，柔美苍劲、委婉多姿，不以高调门取胜。他特别善于演唱西皮腔调之剧目，尤其演唱有反二黄腔调的剧目更是一绝，被称为“老生三鼎甲”之一。他戏路非常宽广，拿手的剧目有三四十出之多，靠把戏、安工戏、做工戏都非常擅长，如《定军山》《阳平关》《捉放曹》《战太平》《打棍出箱》《空城计》《桑园会》《南阳关》等。他在《碰碑》《乌盆记》和《朱痕记》中的反二黄调，唱腔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唱出了人物悲愤凄凉及思念亲人的复杂心情，因此被人们称为汉派第一老生。他的徒弟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有被誉为“伶界大王”的谭鑫培，足以给他增光添色了。
余三胜于同治五年（1866年）逝世。他的故居就在北京西城区的石头胡同61号（原26号），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房屋还是不少的。如今此院落尚存，而与它毗邻的是奎派老生张二奎的故居。张二奎晚年居住在西城区石头胡同39号（原15号），其子张万年也居住在此。余三胜的儿子是“同光十三绝”中的名旦余紫云，孙子是余派老生鼻祖余叔岩，都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日后的活动和他们的居所都未离开北京西城。余门一家三代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春台班后期的班主是著名武生表演艺术家俞菊笙，他是奎派创始人张二奎的弟子，其父亲是著名的皮黄伶人俞鸿翠。两俞父子居住在北京西城区的羊毛胡同，即今天的西杨茅胡同。这条胡同也在大栅栏以西地区，别看胡同很窄小，但出的京剧名人不少，除俞氏父子外，梅巧玲的老师、四喜班的著名旦角罗巧福也住在这条胡同内。
杨月楼是同治、光绪年间的著名武生，文武老生表演艺术家，也是“同光十三绝”中的一位。杨月楼是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镇人，他的父亲叫杨二喜，是在徽班唱武旦的好演员。咸丰元年（1851年），杨二喜带着儿子杨久昌，也就是后来的杨月楼，来在北京搭班唱戏。当时搭班很不容易，于是爷俩就到天桥娱乐场以卖艺为生，杨二喜耍大刀，杨久昌练拳。爷俩的功夫惊动了一个看热闹的人，他就是有“老生三鼎甲”美誉的张二奎。他起了爱才之心，就把二人约到酒楼谈心，说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科班，想请杨二喜作为小科班的教师，让杨久昌到小科班里学戏。久昌到科班学戏后改名为杨月楼。经过几年的学习，杨月楼把张二奎许多拿手的奎派老生剧目都学会了，又因为有武功底子，所以他成了文武兼备的好学员。他和另一个同学俞月楼（后改名为俞菊笙）成为张二奎的两个得意弟子。科班毕业以后，杨月楼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来到上海唱戏，允文允武，还经常演出猴戏，观众甚多，每演必满，在上海引起了一阵杨“旋风”。然而他不幸遭遇了官司，被屈打成招，本来被判充军发配，幸亏碰上慈禧皇太后40岁寿辰大赦。经过许多挫折，杨月楼终于在光绪三年（1877年）回到北京，并立即被三庆班的班主程长庚看中，邀请他到三庆班参加新剧全本《三国志》的演出，扮演赵云。在《长坂坡》中，赵云七进七出勇猛异常，杨月楼因此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杨月楼不光技艺精湛，而且为人忠厚，赢得了程长庚的信任。程长庚不但将他推荐为精忠庙庙首，还把三庆班的班务交给其执掌。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年末程长庚因病辞世，杨月楼接任三庆班的班主。他苦心支持三庆班10年，终于积劳成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病逝世。这时杨月楼的独生儿子杨小楼年方12岁，他得到了杨月楼的好朋友老生泰斗谭鑫培和著名武生杨隆寿的帮助。杨小楼从小荣椿科班毕业以后，得到了义父谭鑫培和师父俞菊笙等诸多亲人的传授。杨小楼的武生戏，无论长靠短打还是猴戏，都相当精湛超群。他那又宽又亮的嗓子、英武逼人的形象，以及精湛高超的武功，是当时所有年轻或年老武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后来杨小楼与梅兰芳合作，排演了新京剧《霸王别姬》，英雄美人的悲剧更是成为绝品。杨小楼于1938年逝世，由于他在武生方面的成就，被人们尊称为武生泰斗、武生宗师。
杨月楼的故居在西城区的百顺胡同，杨小楼的故居在西城区延寿寺街南段今笤帚胡同39号（原20号）。杨小楼所创的优秀剧目，除在大栅栏那些老戏园子演出以外，民国以后又多在西城区西柳树井新建的先进剧场“第一舞台”演出。杨小楼的后人也均从事京剧艺术，至今杨氏子孙6代人，为京剧培育新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城区大外廊营1号，三进院落，40多间房，还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这座不大不小的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就是谭派老生的开山鼻祖，清末大名鼎鼎的“伶界大王”谭鑫培。清末民初的时候，谭老爷子可以说是名满华夏，有“四海一人谭鑫培”“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的说法。可是，谭鑫培在青少年却是坎坷颠簸，满目凄凉。谭鑫培是湖北江夏（今武昌）小东门外沙湖谭家湾人，他的父亲谭志道是汉剧票友，唱老旦兼唱老生。清咸丰三年（1853年）武汉闹大水，谭志道携眷北上来到天津，当时谭鑫培6岁。其幼年练功，11岁时入京东的小金奎科班，学武生、武丑。咸丰初年，他在科班学艺期满，和父亲共同加入了北京的广和成班。在此班中他经历了一件终生受益的大事，因为同乡的关系，他拜了有前“三鼎甲”佳誉的汉派老生泰斗余三胜为师。半年间，余三胜教了他《卖马》《碰碑》《定军山》三出戏，这为他以后成为老生魁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谭氏父子后来离开了广和成班，因为当时在北京搭班非常不容易，谭鑫培就在京东一带搭散班，后来还一度为富户人家看家护院或做保镖。这一段生活经历使他学习了武术，有了真本领，对他以后成为著名武生和文武兼备的老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定军山》 作者：纪清远
同治九年（1770年），谭鑫培和父亲谭志道共同加入了三庆班，这是他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他受到了三庆班班主程长庚的赏识，负责武戏的排练。几年以后他就成为三庆班的主要武生演员，所以在《同光名伶十三绝》写真图中，谭鑫培的形象是《恶虎村》中的黄天霸，这也是图中唯一的一位武生。后来程长庚又向他建议唱武老生，因为他有浑身的武艺，嗓音高亢挺拔、遒劲圆润，演武老生很合适。谭鑫培从此在演出武戏之外，又演出武老生戏《定军山》《阳平关》等。光绪五年（1879年），他以领衔主演的身份去上海演出，受到当地风气的熏陶。他深深感到要想使自己有发展，光学一个人不行，要谁好就学谁，但又不能绝对地模仿，要创出自己的风格。这种创造方法，就是继承中的转化和创新。
《同光名伶十三绝》 作者：[清] 沈容圃
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加入了四喜班，与孙菊仙共同担任了班中的主要老生演员。后来又被选入清宫，做了外学教习。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越唱越老练，越唱技艺越高，他先后6次去往上海，演出声誉极高，被大家称为“伶界大王”。谭鑫培成功的要素有三：一、两位泰斗级的老艺术家程长庚和余三胜都是他的老师，所谓名师出高徒；二、他的悟性极高，绝不只学任何一个人，而是把当时那些著名的老生艺术家的拿手剧目都学过来，又进行了一个“化”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能够创造性地转化；三、他本身技艺精湛，文武兼备，嗓子甜润，刚柔兼备，另外又是武生出身，身上漂亮，文戏武戏都好，故此才成为第一老生名家。谭鑫培的演出，最初在大栅栏的三庆园、德和园、广德楼等著名茶园。庚子（1900年）以后，他长期在西城粮食店胡同口的文明茶园（现今的丰泽园饭店）演出。后来他又在西城的湖广会馆演出多次，更在西四牌楼的庆升园演出，每月甚至演出4到8场。
从清末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100多年时间内，谭家祖孙百十号人一直居住在这所老院内。除谭鑫培之外，这里又走出了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增祖孙5代老生艺术家。谭鑫培故居至今尚存，可喜的是针对这个100多年的老屋，西城区启动了故居的文物征收工作，经过西城区政府的努力，已经完成大杂院的腾退工作，并将在2025年开工修缮。不久我们会看到一座焕然一新的谭鑫培纪念馆，这座每天开放供人观赏的故居，将为西城灿烂的梨园文化平添了一番明媚的春光。
过去培养京剧后继人才，主要依靠科班，而其中最主要的科班是有44年历史的富连成。而对这个科班有突出贡献的是两位教育大家：叶春善和萧长华。这两位大功臣也居住在北京西城区。下面分头叙述。
叶春善是清末时人，祖籍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他的父亲叶忠定是工架子花脸的著名演员，曾搭三庆、四喜等著名班社。叶春善童年生活很苦，6岁丧父，7岁时就加入了北京西城李铁拐斜街的小荣椿科班。这个著名的科班是由武生大家杨隆寿主办的，培养出很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像杨小楼、程继先、郭春山等等，也包括叶春善。在科里叶春善学的是文武老生，出科搭了四喜班等各大班社后，他也能够演一些带胡子的武老生戏。他的演出以刻画人物为主，中规中矩、做戏认真，当时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做工老生。叶春善生活坎坷，故结婚很晚，婚后就居住在西城区的东琉璃厂玉皇庙（今沙土园夹道）一个有8家住户的大杂院内。
叶春善最主要的贡献，是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受吉林省富商牛子厚之托创办了喜连成（后来的富连成）。当时他邀请了好朋友苏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特别是当时还很年轻的名丑萧长华。几个人义务教学也要把科班办起来，宗旨就是为祖师爷传道，强调的是尊师重道。他们在北京西城区琉璃厂西南园的3间房内招了6个学生，即后来的富社6大弟子雷喜福、赵喜魁、赵喜珍等。后来科班办出了成绩，招收的学员越来越多，因房屋窄小就搬到了北京西城区前铁厂胡同8号。这时许多名师作为教员加入班社，在社长叶春善和总教习萧然华忘我工作的带动下，科班成绩越来越显著，而且演出不断，开始在西城的三庆园、广德楼，后来又到大栅栏马路对面的广和楼演出。
1921年，由于学生更多了，富连成社就在虎坊桥路南，晋阳饭庄对过的院落内办学。1934年，富社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幸亏京剧艺术家尚小云援手相助，为学生排演了不少的好戏，渡过了难关。但不幸的是叶春善于1935年病逝。他办学一共坚持了32年，勤勤恳恳不谋私利，为京剧培养了大量的接班人。其去世后由他的长子叶龙章担任社长。到1948年富连成社因经济拮据停办，一共办了44年，共办了7科。科班开始名为喜连成，后来由于牛东家换成了沈东家，因此科班易名为富连成。毕业的7科学员为喜、连、富、盛、世、元、韵，后面还有庆字科的学生，但入科不久富社停办。富社在44年里共培养了700多名学生，为全国各地的京剧班社院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真正为祖师爷传道尽了最大的努力。富连成社最后的社址在西城区虎坊桥45号，即今天的晋阳饭庄。叶春善任富社社长时，居住在西城区椿树地区海柏胡同15、17号（原海北寺街8、9号）。叶春善有5个儿子，长子龙章继任社长，次子荫章是著名的鼓师，其他3个儿子盛章、盛兰、盛长都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而他们的子孙少兰、叶鹏、金援等也是各方面的领军人物，为京剧的存续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萧长华祖籍江西新建，客籍江苏扬州，生于北京，是京剧界第一名丑，又是卓越的京剧大教育家。他从1904年起至1940年，在富连成任总教习36年。富连成7科的700多名学员，无一没有受过他的教育。他在京剧丑行堪称泰斗，艺术精湛而全面，尤其在方巾丑方面，如《群英会》的蒋干、《审头刺汤》的汤勤和《乌龙院》的张文远。他很好地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书卷气和酸腐气，刻画入微，淋漓尽致，一般丑角难以望其项背。萧老人格高尚、作风清明、为人师表，垂范后世。这里不多谈其艺术方面的成就，主要讲其在京剧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
他27岁应喜（富）连成社社长叶春善的聘请，任总教习。除主教丑行外，生旦净末各行当无一不能教授。在富社任职36年，中间一度为了专心教学，曾舍弃优厚包银辍演8年。从第1科到第7科，由其开蒙指导的学生不计其数。京剧界的杰出人才雷喜福、马连良、李盛藻、于连泉、李世芳、侯喜瑞、刘连荣、袁世海、马富禄、叶盛兰、其子萧盛萱等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另外，萧长华在少年时读过私塾，又喜欢读书，所以他在古典文学方面有相当高的水平。在科班时，萧长华还主持编辑、整理和排演了大量传统剧目，共计400余出。所以萧长华不单是丑行宗师，更是京剧全才。新中国成立以后萧老又在中国戏曲学校任教，可以说从教70多年来，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京剧人才，为京剧的传道授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萧长华出生在西城区的东琉璃厂桐梓胡同。成名以后萧老迁居到西城区西草厂街88号（原66号），这是一所大房子，占地约500平方米，可惜早已不存。其子萧盛萱，也是著名的丑角艺术家。萧盛萱子润增、润德、润年，都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京剧科班创建，继最大的科班富连成之后，又一大班科荣春社由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创办。该科班筹办于1937年，1938年正式成立。尚小云任班主，赵砚奎任社长，主要招收同业和亲朋子弟入社。科班的社址在西城区椿树下二条1号，另外还在椿树上头条13号、西草场75号设学生宿舍。荣春社共收了两科学生，头科以荣、春二字排名，1941年后陆续招进的第2科学生以长、喜二字排名。荣春社科班的特点：第一，班主尚小云不惜以重金聘请多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和老伶工做教员来社任课，如王凤卿、尚和玉、程继先、郝寿臣、孙怡云、于连泉（艺名筱翠花）等。第二，对学生要求甚严，因此学员在入科班一年后即能演出。荣春社演出剧目的特点有三：一是传统剧目中涉及各行当的著名折子戏。二是将传统戏著名剧目中的各折连缀起来，增益首尾，进而成为头尾相连故事性强的本戏。三是创编的新戏。荣春社所演剧目有500多出，以众多学员均上场、舞台上人多且整齐为胜。该科班一共办了11年，到1948年年末，因经济拮据，无法开支，被迫宣告解散。培养学生最多时达到500多人。其中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如尚家子弟尚长春、尚长麟、尚长荣，以及头科的杨荣环、孙荣蕙、徐荣奎、景荣庆、罗荣贵、李荣威、钮荣亮，二科的马长礼、张长福、罗喜钧等。同时为以后的中国戏曲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员，如王荣增、贯涌、陆建荣、李甫春等。荣春社的这批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院团和各个戏曲学校的有生力量，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鸣春社科班是在1939年由李永利、李万春父子创办的，社址在北京西城区大吉巷胡同8号、9号。李万春是科班的社长，李永利担任教务总管。鸣春社也和其他京剧科班一样，不惜花重金聘请著名的老艺人、老艺术家担任教员，招收了鸣、春两科学生300多人。其中不乏优秀的京剧演员，如李家子弟李桐春、李庆春、李寰春。头科鸣字班的学生，有王鸣仲、张鸣禄、张鸣福、徐鸣策、吴鸣申、焦鸣荣、郝鸣超、刘鸣才、朱鸣秀等。二科春字班的学生，有谷春章、张春孝、谷春才、吴春奎等。鸣春社所演的剧目，除老戏以外，多为老爷戏（关羽戏）和猴戏。为了与当时的科班和剧团竞争，鸣春社除了大量排演新戏以外，还排演以灯光布景、西洋音乐为彩头的本戏。其中以《济公传》为代表，不仅彩头多，而且加演由李庆春扮演的济公的故事电影，在当时曾吸引了一大批青年观众。我幼年就曾被《济公传》所吸引，看了好多次。此剧虽然不是正宗，但为扩大京剧青少年观众也做出了初步的尝试。该社于1948年春因为经济问题难以维持，最终解散。该科班一共办了9年多，培养了300多名京剧人才。
此外，西城区过去和现在都还有许多有名的京剧票房和京剧名票。另外，过去在西城区曾组织演出过许多有名的堂会戏。西城的一些戏楼曾是堂会戏演出的场所，不乏有许多对京剧发展有影响的人和事。限于篇幅就不在本文中详述了，留待今后继续撰写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