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自序

今年六月中旬的一天，“读客”编辑徐成通过微信，提出他们拟再版拙著《神话求原》，我先是感到突然，随即感到高兴。《神话求原》出版于2003年，严格来说是一部论文集，所收篇目大多发表于二十余年前甚至三十余年前的各种刊物。三十年旧称“一世”，据说每三十年世风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大约也包括人们的阅读趣味与偏好，拙著经过二三十年的变迁，仍然赢得不少读者的青睐，以至有相关出版界的专业人士觉得应该再版并付诸实施，这于我自然是极感喜欢与欣慰的。

《神话求原》由于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所论述的神话、传说论题涵盖面较广，不同的读者大约总能在书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论题。再说对这些众多的论题，本书都用通俗易晓的语言，作出溯源性的阐释，这种阐释具有较大的原创性，所以出版后吸引了不少读者的注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昌仪先生选编的《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选录了《神话求原》中的一篇。我与马先生素不相识，为了联系到我，马先生不辞麻烦，通过她在上海的几位朋友，找到了我的联系电话。刘锡诚先生来沪时，我有幸与他接触，他谈得最多的也是我的《神话求原》，他说他和王孝廉先生熟识，一次王先生来北京与一些朋友畅饮论学，王先生逢人说项，盛赞《神话求原》。责任编辑田松青先生说，他编书无数，真正留下深刻影响的书不多，《神话求原》是其中一本。陈勤建先生曾邀我去华东师范大学讲课，他开设“民俗学”课程，其中的“神话学”八课时，希望我多介绍《神话求原》的内容。一般读者对《神话求原》的喜欢更常常出乎我的意料，经常有读者通过各种途径和我联系，有的读者甚至希望成为我的学生。

毋庸讳言，《神话求原》中并非所有的篇章都为读者赞赏与认可，书中有些论点也曾受到读者不甚客气的批评，如我关于《山海经》中赫赫有名的西王母的原型为织机、龙的原型是树神等观点，就有读者认为太过牵强。由于此二者在中国神话学、传说学上的重要影响，这里我想略作说明。我的《西王母神话新论》一文，最初刊发于《中国民间文化》1996年第2期。西王母原型为织机假说的提出，是因为我发现《山海经》及后世关于西王母的描述及图像，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即她的头上“戴胜”，而“胜”是古代织布机的经轴，是织布机上的主要部件；围绕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又往往关乎织事；而将工具神化为神人，在各民族的历史中也并不鲜见。后来经过对《山海经》等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山海经》多有对天上星象及其地上分野的描述，如九尾狐所处位置与尾宿相当，尾宿有星九颗；而九尾狐所在的青丘，正可作为尾宿的分野，处于东北的方位。丁山、刘锡诚诸先生早就提出过天上尾宿是九尾狐原型的意见。而《山海经》中类似于兽类的西王母，从其所处地理位置及形貌等特征来看，当是天上织女星之象。《开元占经》卷六十五引石氏曰：“织女主经纬丝帛之事。大星皇圣之母。”织女大星是“皇圣之母”之象，离西王母之称已经不远了。而《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姥）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西王母折其头上所戴胜，为时无法度。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 西姥即西王母，可见汉代已有西王母之名了。 然则《神话求原》中的西王母织布机之说，客观上为我后来的织女星说作了铺垫，而书中关乎西王母织布机论说的文字，则未必没有意义。

再谈龙的原型问题。拙稿最初刊发于《学术月刊》1989年第7期，题目为《龙为树神说——兼论龙之原型为松》。龙的原型说法多端，树神假说的提出，是基于之前读了大量西南少数民族的民俗学文献，很多民族都有“二月二”或新年的“祭龙”习俗。他们的“祭龙”就是祭树，人们直接称“神树”为“天龙”或“神龙”；王充《论衡》等书记载传说称龙生活于“木”（树），而汉族地区也有二月二“龙抬头节”，祭“社”的习俗，社的标志正是树；《论语·八佾》记载鲁哀公问社于孔子的学生宰我，宰我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最早的社树用松，于是我提出龙的原型是松树，和所谓图腾龙无关。关于龙的原型，我现在的认识有所深化，我倾向于它的原型或关乎星象，但与社、树等确乎紧密关联。说到星象，首先是东方苍龙七宿，但龙的观念的形成，不是与东方苍龙对应那么简单。在古代，龙就有蛟龙、应龙、烛龙、亢龙等分别，角、亢、氐、房、心、尾、箕组成的东方苍龙。形成得较晚，早期如大角星等，在古人的观象授时工作中也一定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古人为它所立之象（符号），大约是猰貐（音yà yǔ）之类的怪兽。再说天上类似“龙蛇形”的星座不止东方苍龙，尚有“轩辕”十七星、“天纪”九星、“勾龙”六星等。《晋书·天文志》云：“（紫宫）门内东南维五星曰尚书，主纳言，夙夜谘谋；龙作纳言，此之象也。”又将紫微垣中的“尚书”五星与《尚书·舜典》中的龙挂钩。它们或许都和后世的龙纠缠不清，这里可能也有星家为独占天学所施之狡狯，也可能是星家各有师承所致。而箕宿，从它的名称可知，它原来不是作为“龙尾”处理的。所以龙与星象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关系十分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而龙与社及社树的关联，同样十分紧密，也确乎值得深入探讨。特别是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神树出土后，龙为树神的假说获得了新的生机。青铜神树高近四米，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三根树枝上都站立着一只鸟。在这棵神树（学者或称为扶桑树）的下部悬着一条龙，龙的头朝下，尾在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龙、树一体的文物，给龙与树的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与新视角。而我的《龙为树神说》发表时，有关考古工作者尚未对外公布青铜神树的信息，所以几年后，我记得至少五六年后，当我发现公布的三星堆青铜神树缠有神龙时，益信龙与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语·鲁语上》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而天上有“天社”六星，据传即句龙之精。然则龙之与社、与树确乎纠缠难分，而我的假说的提出也自有其合理的成分。

三星堆神树的出土使我养成了持续关注三星堆出土文物及研究现状的习惯。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丛书，当时的总编辑赵昌平先生建议由我编写介绍三星堆文化的那册，他读过我的《神话求原》，很赞成我书中的一些观点。我欣然应允，我相信我对三星堆文化已有足够的了解与认识，后来出版的我的一本小书《龙树的秘密——三星堆的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我把三星堆有名的神树径直称为“龙树”。而从上古“社”与龙及很多神话传说纠缠在一起的事实出发，我又写成并出版了《社与中国上古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上古历史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学术界向来有“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的不同说法。我的总体思路，是认为上古一些圣王的历史记载，可能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从这个角度看，我属于神话历史化一派。清代疑古学者崔述在《考古续说》卷一中云：

战国以前帝王圣贤之事，为后人所托言者，盖不可胜道矣。然当其初读之者亦未必遂信为实，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耳。既而其传日久，矜奇爱博者多，或征引以备典故，或组织以入诗赋，而浅学之士，习于耳目之所见闻，遂以为其事固然。而编古史者，因采而辑之。论古人者，遂据之以为其人之是非优劣，而古人之冤，遂终古不白矣。近世有作《鬼方记》者，云“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使鬼谷先生守其地”。其寓言正与庾赋同，若不幸传之后世，浅学者必以鬼谷先生为殷时人，不则以为有两鬼谷先生矣。

崔述的意见人们并不陌生，值得我们重视。他说到的《鬼方记》不知何人何时所作，此书将殷高宗武丁与鬼谷子牵合。此书若传，真有可能如崔氏所推测的，有人或会据此以为鬼谷子是殷时人，或以为有两个鬼谷先生。上古帝王圣人的所谓历史，很多的确如崔氏所言，是后人托言而成。战国以降，托言可谓蔚然成风，《墨子》《庄子》《列子》《荀子》《韩非子》《楚辞》以及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有此倾向。如《尚书·虞夏书》明明白白记载的尧、舜、禹之禅让历史，《荀子·正论》却谓时人有云：“尧舜擅（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则云：“舜偪（逼）尧，禹偪舜，汤放桀。”完全否定尧、舜、禹的禅让，韩非显然是托舜、禹等“篡位”之说，来论证他的君主治国驭臣，当讲“法”“术”“势”等权谋，是为他的法家理论服务的。关乎尧、舜、禹的“上古史”，多托言之说，而今日不少学者在肯定尧、舜、禹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又根据上述那些托言，以构筑那个时代的历史，对这样的研究成果，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有时我想，学术大约也存在信仰，学者多年形成的学术信仰常常是坚定而不会动摇的，所以有时候学术争辩的意义似乎并不大，因为你说服不了对方。清代学者焦循说，学者立说著书，各信其所信，不必以此相攻讦也。我觉得焦氏的这种态度很好，所以我较少评论他人的观点。

我虽然相信神话常常构成我们的历史，但同时我认为，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化的过程，绝非毫无来由的随意虚构，而往往或是由“语言的疾病”讹成；或是由对传说对象的想象而成，所以它建立在某种现实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神话中也确实含有历史，这是神话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原因之一。或者可以说，上古的不少神话传说，又是由真实历史造就的。

比如堪称中国神话核心的“大禹治水”，我在《神话求原》中将它的内涵置于上古农业生产的“沟洫制”的现实中，随着思考及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大禹治水尚关乎上古人民“规天划地”的伟大业绩，具有创世的意味。吴晓东先生发现《山海经》“大荒经”的“大荒之中”的“山”恰好是二十八座，将它们与天上二十八星宿对应。而我在研读《尚书·虞夏书》的过程中，发现《禹贡》叙述禹“导山”也恰好是二十八座，且这二十八座“山”，从前的星家明白无误将它们与天上二十八星宿一一对应，加上禹导山的顺序与天上银河起没于二十八星宿的行径完全一致，于是我作出推断：上古星家（也是史家）在构筑天地结构、制定历法时，是以银河作为坐标体系的。这一发现揭示了所谓的大禹治水，并非真的意味着中原大地曾发生过一场滔天洪水，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英雄大禹带领民众，逐山逐水进行治理，经历了十三年之久，才得以消除水患。尧、舜、禹时代的“大洪水”是一种隐喻，即混沌时代的隐喻；大洪水得到治理，意味着混沌被克服，时间、空间的次序得以建立。古人克服混沌，天上的银河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大禹治水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上古圣王（我相信是殷人），通过观测天上的日月星辰，包括对银河的观测，掌握季节运行的规律，制定了历法，获得了“地平天成”的效果。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但它后来演绎成了尧时，出现淹没大地的滔天洪水，鲧、禹父子或用神奇的“息壤”治水，或开山浚川，或化身兽类，或得到神兽的帮助，通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治水，才最终平息了水患，等等。这不是史实在传承过程中发生变异，造就了包括很多神话细节的种种“治水”神话吗？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的确是与史实交织在一起，互为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极有意味的是，洪水创世神话曾遍布世界，它们不必是传播的产物。洪水神话的表现形态看上去光怪陆离，各不相同，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其内涵上的某种共性，如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旧约》大洪水神话，此神话对洪水泛滥及洪水消退的“时间”的叙述非常值得注意，洪水从泛滥到地面干了，以及诺亚他们在方舟中的时间正好是一年，而且强调“到诺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水干之日，正好是正月初一，也即新年开始之日，这岂是偶然的？更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也充满了历法的隐喻，著名的英国东方学家亨利·克雷斯威克·罗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就曾推测，《吉尔伽美什》具有某种象征内容。他认为记载史诗的十二块泥板正与天象中的黄道十二宫对应，史诗的叙述暗含着太阳一年十二个月的行程。希腊的洪水神话的内蕴同样可以归结为对混沌的克服。

通过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研究各民族的洪水神话，我最终完成了《洪水神话的文化阐释》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

从大禹治水关乎上古圣人以银河为坐标系统而“规天划地”的事实，我们自然会联想起古人津津乐道的河图、洛书之类的祥瑞。孔子曾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在《神话求原》中，我将河图、洛书的本质视为历法，取象于江海洄游性鱼类——鲟鱼及龟鳖类水生生物。今天来看，似乎并不全面，但也未必没有可取之处。古人观察银河以及揭示二十八星宿出没以制历的事实，可以让我们对河图的原型，以及它为什么出现于黄河，由龙驮至，为什么成了祥瑞等，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了。因为天上的银河起于心宿、尾宿之间，心宿、尾宿是龙星的组成部分，也是古人据以制历的重要星象，所以河图、洛书大约也关乎原始的星图。黄河是天上银河的分野，根据天地对应的原则，于是“龙负图”的传说就产生了。“洛出书”的形成机制相同，它关乎银河中的另一重要星象——龟宿。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似都能在《山海经》找到相应的源头，所以研究上古神话传说，不能不涉及《山海经》，而《山海经》神奇光怪的外貌掩饰不了它叙述“开天辟地”的创世实质。对此，我曾作《〈山海经〉创世神话考论》（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加以阐述。

上古圣王“开天辟地”，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实现了所谓的“王制”，这就是《尚书·虞夏书》中用虞舜、夏禹等巡守所表现的那一套完整的礼制。直到西周时代，这套礼制还依然被实施着，《诗经》的《商颂》《周颂》《鲁颂》多有对这种礼制的歌咏。

“巡守”礼制的内容包括测天正历、敬授民时、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开辟荒地（伴随狩猎活动）、教育选拔人才、封邦建国等，这些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及典礼活动。《山海经》表现的主要是“巡守礼”中测天正历的部分，而在《尚书》《诗经》等文献中，则对巡守礼作了更为具体、完整的陈述。《山海经》叙事，与《尚书》《诗经》等经典一脉相承，所以清末的学者廖平于光绪年间曾作：《〈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一文，认为《山海经》并不荒诞，而是解释《诗经》的传注。廖氏虽洞察《山海经》与《诗经》两者在内在意义上的关联，极为难得。可惜他弄反了，大约他也认为《山海经》作于战国时代，晚于《诗经》。而我的认识恰恰相反，《诗经》才是《山海经》的注解，包括《尚书》。廖氏又有《孔子天学上达说》一文，以《诗经》《乐经》《周易》所言为天学，十五《国风》与天上星辰相对应，所指均非地球上事。廖氏所论，看似谬悠难稽，其中亦含有某种真知灼见。若放在早已作为神话叙事的巡守礼制的框架中，不说《乐经》《周易》，即《诗经》恐确与天上星辰相应，关乎测天及星占等事宜。我曾作《〈风雅〉与上古明堂歌舞考论》《十五〈国风〉原为十二〈国风〉考论》《〈尚书·尧典〉“诗言志”与“诗歌（乐舞）演绎天道”考论》等论文，论证《诗经》是“明堂乐舞”，十五《国风》应为十二《国风》（邶、鄘、卫为一，周南、召南为一，正为十二），“十二”原是所谓的天数，与明堂的十二室相对应，乐舞、乐律与天道、历法密切关联。

对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必然导致对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尧、舜及大禹这些上古圣王治水的神话，包含了创世神话的内涵，原是后世人们对文明初创时期历史的一种传承。这在《山海经》以及《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中已经展露无遗。而“三礼”（此处指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春秋》等所谓经典，则是对《山海经》《诗经》《尚书》等经典的进一步释读而已。阮元曾指出：“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 我在研究上古神话、传说的过程中，发现大量的神话、传说及相关的解释存在于经书如《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等的正文尤其是注疏中，所以研究中国上古神话也离不开对经学原典及其注疏的研读。

《神话求原》确乎对中国上古的不少神话传说的起源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解释，经过二三十年，拙著的引用频率似很不低，说明拙著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毋庸讳言的是，书中也有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未必正确，需要重新认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后来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对《神话求原》的说法是有所修正的。如关于“应龙”为泥鳅之说，原取自孙作云先生，“应”可训小，孙先生以“小龙”解“应龙”，为泥鳅。我当时的认识，禹治水关乎上古之“沟洫制”，泥鳅自然是沟洫中常见之物，所以很是认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沟洫制”固然是构成大禹治水的现实基础的一部分，但大禹治水首先表现在以银河为坐标体系的“规天划地”上，银河始流处为东方苍龙的心、尾、箕、斗一带，则助力大禹治水的应龙或是喻指心宿、尾宿这些关乎龙的星座。

近年来，我将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天上，《神话求原》在保留原貌的同时，新加入的篇章，多篇涉及古代天文学，我相信《山海经》《逸周书·王会》《楚辞·天问》《淮南子》等载籍中众多的“奇禽怪兽”“神灵物怪”，不是其作者对地上实有的鸟兽虫鱼等动物图写，而是给天上星座所立之象。《山海经》古图当是古老的星图，《山海经》所描述的山川地理，则是分野意义上的地理；《山海经》中的创辟神话与它对星体及地上分野的认识紧密关联；而《山海经》的作者，有可能是“巫咸”之类的“传天数者”。

前面提到，《山海经》的内涵与作为中国上古文化最重要经典的《诗经》《尚书》《周易》等文献是一致的，所以对《山海经》作深入研究，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山海经》在古代被视作语“怪力乱神”者，司马迁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言都不敢言，何况研究！所以两千年来《山海经》的研究者可谓寥寥，它的真实面目不为人知也是自然的。幸运的是这部奇书历经两三千年竟然保留了下来，我相信这部书是今人理解上古文化的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上古文化的很多迷雾尘障，如笼罩在巡守、封禅等“大礼”，禹治水等“历史”中的迷雾尘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驱除而有所敞亮。

在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今日社会，对于早期神话、传说的起源及其寓意，包括对《山海经》之类古书好奇并意欲深入了解的，一定大有人在，所以一些阐述神话、传说起源及其寓意的著作也一定不乏读者受众。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所关乎者，何止文学、历史、文献等学科，其他诸如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考古学、动植物学、语言学、文字训诂学、氏族学、姓名地名学甚至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的铸造工艺学、纹饰学等都可以交融在一起。所以神话研究者的视野必然会旁及很多学科，而好的神话学著作，大约也总会有其溢出效应而吸引很多读者的。

增订再版的《神话求原》，其阅读对象，不限于专业领域的学者及一般的神话爱好者。我相信对中国文明起源感兴趣，对中国的《山海经》《诗经》《尚书》《楚辞·天问》等至少两千多年前就已成书的经典中所记叙的神奇故事感兴趣，以及对一些传承不衰的、影响深远的民俗事项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也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同时我相信，他们在阅读了这本书的增订本后，是不会一无所获的。

学术是天下公器，它不应该只是小圈子中少数人所玩弄的智力游戏，学者也不必整日坐在象牙塔中，高高在上，他们本来是民间的一分子，学术与学者回归其本位，游走于民间，才会展现其勃勃生机。“读客”致力的，似乎就是使学术大众化，使学者走向民间的工作，这点我由衷地欣赏。

除了神话学论文，本书也增加了数篇对古代一些甚有影响的民俗作溯源性研究的文章。《神话求原》的增订本，修正了个别讹误，统一了注释格式，略略增加了一些注释，同时对一些难字加注了汉语拼音，还添加了主要引用文献，调整了篇章次序。总体说来，增订本不仅保留了原貌，而且较初版本更为谨严；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我后来的某些研究成果，较之初版，内容更为充实与丰赡，它的学术性、可读性甚至趣味性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考虑到本书所论全是中国神话、传说，“读客”编辑建议将增订再版的拙著书名改为《中国神话求原》，我欣然接受。用此书名涵盖拙著内容或许更为贴切。

学术是不断发展的，学术观点需要不断被检验，我欢迎并期待来自读者宝贵的批评意见。

感谢女儿、女婿在资料搜集、电脑录入等方面给我提供的方便。“读客”编辑徐成、王小月、高照寒等，在拙著再版过程中甚为认真负责，及时建立微信群与我进行多方面的沟通，没有他们的鼎力帮助，拙著的再版恐怕不会那么顺利，谨向他们致以我诚挚的谢意。

尹荣方
2023年9月6日初稿，2024年12月15日写定于上海寓所 WIrh8f5b7pkZM0j1+Ylge4guaLIbSwyROig3B7MBbUqdne3J6S2xM2mcz+cEkq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