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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出生前，父母体质的强弱决定我们体质的强弱；出生后，就要靠我们自己的饮食和吸收力决定了。这就体现了脾对人体的重要性。
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古人就意识到了脾对我们的重要性，因此，在《难经》和《黄帝内经灵枢》中对脾就有了模糊的描述：“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现代解剖学中描述：脾是人体中最大的淋巴器官，呈扁椭圆形，暗红色，质地软而脆，长10～12厘米，宽6～8厘米，厚3～4厘米，重110～200克。古人的描述和现代解剖学相差不大，但比西医的解剖学要早2 000多年！
有一天，黄帝和他的臣子岐伯聊天，黄帝问岐伯：为什么脾病了，人会觉得手脚都无力呢？岐伯回答：领导啊！我们每个人手脚（也就是四肢）的营养供应来源于脾胃，脾病了，无力推动气血、津液的运行，所以营养物质不能送到四肢的肌肉和骨骼里，手脚不能得到营养物质的滋养，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手脚无力了。黄帝说：哦！原来是这样，看来脾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黄帝曰：“脾病而四支（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黄帝和岐伯坐在凉亭里聊天，聊着聊着，黄帝问岐伯：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的五脏等气血功能是不是有影响呢？岐伯听后想了想回答：一年四季对人体脏腑有不同的影响，例如春天多见风病，夏天多见暑病，夏末秋初多见湿病，深秋多燥病，冬天则多寒病，我们要随季节变化而顺应四时。脾在方位上是居中的，对应的颜色是黄色；我们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吸收转换成气血等精微物质，脾对应的外窍为我们的嘴巴和舌头，如果脾出了问题，多数会出现舌头生病。脾的功能和颜色类似于土，故也称为脾土，味道是甘甜的，对应的季节是长夏，对应的牲畜是牛，对应的谷物是稷，对应的五音是宫，对应的数字是五，对应的星宿是镇星，对应的气味是香味。（黄帝曰：“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人受气于水谷以养神，水谷尽而神去，故云安谷则昌，绝谷则亡。”他的整本书都体现出他非常重视保护脾胃功能的思想，并有不少治疗脾胃病的方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到，有人感受了寒气，如果给患者用了吐下的方剂，患者症状不但没有缓解，继而又出现了胃部胀满、胸闷，有一股气向上蹿，站起身时还会出现头昏脑涨，不能睁眼，站不稳。张仲景认为，太阳经受寒的患者，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发汗解表，但是用了吐下的方法，不但原来的病情没有缓解，反而伤了患者的脾胃阳气，导致体内的水气停在了心和胃之间。所以，张仲景给患者用了温阳健脾、利水化饮的方药。茯苓、白术健脾利湿；桂枝温阳化气；炙甘草健脾补气，调和上面三种中药的药性，中药煮好后要趁温热服用。（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茯苓四两，桂枝三两去皮，白术、甘草炙各二两，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现代许多医生喜欢用这个方子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疗效是非常明显的。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脾胃病候，从脏象、虚实、病因、证候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首次从病源学角度对脾胃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他的书中，他告诉我们，脾和胃都非常重要，脾是脏，胃是腑；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首先存放在胃里，然后脾慢慢地把这些食物消化吸收，剔除糟粕，把精华转化成营养物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气血、津液，然后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去滋养我们的身体。因此，脏和腑要和平共处，阴阳平衡，我们才能拥有健康、强壮的身体。（脾者，脏也；胃者，腑也。脾胃二气，相为表里。胃受谷而脾磨之，二气平调，则谷化而能食。）
〔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首先提出了脾胃病分为虚证和实证，承接《诸病源候论》把饮食劳倦伤脾的病证称为脾劳病证，将脾劳分为脾劳实和脾虚寒劳。在这本书中还记录这样一个方子：无比山药丸（原名无比薯蓣丸），后记录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它由山茱萸、泽泻、熟地黄、茯神、巴戟天、牛膝、赤石脂、山药、杜仲、菟丝子、肉苁蓉、五味子等组成，治疗脾肾两虚所致的小便淋漓不尽以及慢性肾盂肾炎效果非常好。
〔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提到“脾主困”，还首创了补脾的益黄散和七味白术散。有个姓张的人，他有3个儿子，这三个孩子都病了，而且都是出汗。他先找了其他医生看，结果医生用了同一个方子后孩子的病情没有好。他经人介绍找到了钱乙帮他的三个儿子看病。钱乙认真检查了三个孩子后，发现虽然都是出汗，但三个人的病因和出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全身出汗的用了香瓜丸，脾胃虚弱的用了益黄散，实热额头出汗的用了石膏汤。三个孩子喝了5天的中药后全都好了。（张氏三子皆病汗证：大者汗遍身，次者上至顶下至胸，小者但额有汗。医用同一治法，不效。钱乙则分别治之，一与香瓜丸，一与益黄散，一与石膏汤，各五日而愈。）
李东垣所处的年代，战争不断，生存环境恶劣，大多数人饥饱失常，流离失所，脾胃病居多。所以，李东垣特别重视脾胃，并在晚年写成《脾胃论》，形成了后世的“补土派”，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本、升降枢纽”等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有个当官的叫白文举，脾胃一直不好，导致眼睛也不太好。有一年白文举眼睛疾病反复发作，痛苦不堪，当地的医生给他服用了泻肝散，他吃了几副中药后眼病不但没有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白文举被眼病折磨得非常痛苦，后听说钱乙医术很好，就去找钱乙看病。当时正值夏天高温多雨的季节，钱乙考虑白文举平素脾胃功能不好，湿热天气会加重他这种眼病，所以给他用了补益脾胃和肺，同时清除体内湿热的清神益气汤。白文举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全好了。（枢判白文举，素有脾胃虚损及黄痘、目疾等病。后目疾复作，时医以泻肝散内有大黄牵牛子等苦寒利下，重虚肺胃，标实不去，反致本虚愈甚，加之适当暑雨之际，素有黄证之人，所以增剧。当调补脾、胃、肺之本脏为主，兼泻外经中之湿热，乃制清神益气汤而愈。）
朱丹溪在他的《丹溪心法》中提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朱丹溪擅长治疗痰证，他认为痰多数是由于脾虚引起的，所以在治疗痰证时，如果用的药物过猛，导致脾气不足，脾气虚弱后反而容易产生更多的痰，会使疾病越治疗越严重。（大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
〔明〕薛己首先开创了“脾统血”的理论，是温补学派的先导。他所处的时代非常喜欢用寒凉的药物，甚至出现了滥用的情况。在他看病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总结，他认为当时的医生经常把脾虚当成了肾虚，动不动就用黄柏和知母等苦寒的中药，结果不但病没有治好，反而伤了脾胃，真的是害人呐！人的脾胃一旦虚弱了，会影响其他脏腑，时间久了，身体就不健康了。（“世以脾虚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脾胃一虚，四脏俱无生气。”）有一位女士，跟别人吵架后，出现了血崩，出血不止，找到薛己。薛己根据这个女患者之前有吵架生气的经历，先给她用了加味逍遥散加生地。这个患者吃了中药后好了很多，出血减少了，但还是有出血，薛己考虑为肝伤了脾，脾虚不能统摄血液，就改为补中益气汤，服用后患者的出血逐渐停止了。（一妇人因怒而经暴至……用加味逍遥散加生地……月经未已，盖脾统血，此脾气虚不能摄，用补中益气治之，月经渐止。）
〔清〕黄元御，著名医学家，乾隆皇帝的御医，乾隆皇帝曾亲自题了“妙悟岐黄，仁道药济”，赞扬他医术高明。黄元御在《四圣心源·六气解·太阴湿土》中提出湿对应于天气就是湿气，对应于大地就是土，对应于人体就是脾。胃怕燥，但脾怕湿。（“湿者……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人为脾”，“胃家之燥不敌脾家湿”“湿胜者常多，燥胜者常少”）。有个姓崔的人腹泻大约有半年，找了许多医生治疗，结果都没有好，这些医生见这个患者腹部胀满，腹泻，认为是脾虚的脱证，给了很多收涩的中药，结果腹泻没好，又出现了胃胀等情况。黄元御认真看了患者的情况以及之前用过的中药方子，开了健脾利湿、疏肝降逆的中药，服用了一段时间就全好了。（病者崔氏飧泄半年，为庸医误药。有医者见其胀泄，以为是脾气散脱，用五味、木瓜等酸收之药，致中气郁结更甚。或有俗腐，不审证察因，投十全大补方以期疗泄，实乃不通医理也。黄氏认真剖析病因病机后，处以燥土暖水、疏木达郁、清金降逆之药，数剂病愈。）
〔清〕张锡纯，出生于晚清时期，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将西方医学观点同中医理论相结合，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用药时要保护脾胃的升降功能。他用补脾升阳的方子，治疗女性月经崩漏，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