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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医学体系目前远不止中、西医两种。但毫无疑问，以西医学为代表的西方医学模式和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东方医学模式，最能代表各自的文化特征，也最具学科体系所必需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由于西医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来认识疾病更简捷、更直观，所以更容易让学习者、使用者接受，如果中医研究者没有从文化自信而来的足够定力，对于中医自身以及西医这个“他者”没有足够理性、清醒、全面的认识，不是从体系的特异性上去审视中、西医，在西医这个“他者”的持续注视下，中医恐怕非常容易方寸大乱，迷茫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照搬“他者”（西医）的认识方法、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来看待、思考、研究中医。这必然导致中医固有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持续弱化，最终导致中医的临床治疗效果全面不可逆地下降。长此以往，“中医存在主体性消失的危险”就是必然的，现代学者质疑其科学性，社会大众怀疑其存在的必要性，都是自然而然的。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几经风雨，但还是艰难地传承了下来。由于中医的传承方式、教育模式、理论体系有别于西医，所以在评判和科研上也应该有所区别。
如何进行临床研究其实是中医学的一个共性问题。在中医药治疗的过程中，基于“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的以单个患者为中心的针对性治疗，会因为中药的味数、每味药物的不同用量、药物之间不同的君臣佐使配伍关系而不同，具体的治疗用千差万别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更何况中医有“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理论，即便在某一个中医临床研究课题的大框架下，想找到30例以上治疗方法、方药用量以及药物配伍完全相同的患者，也是很难的。所以如果严格细致地区分、记录、观察，对比一般的西医学临床研究，其难度以及工作量就会呈几何倍数增加，并且结果可靠性也会大打折扣。但如果为了做中医课题而做中医课题，严格按照现代医学标准化、规范化、可重复的要求，可能又违背甚至抛弃了中医学最重要的辨证论治、三因制宜的基本原则。即便得出一些结论，恐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中医的东西了。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研究的方法严谨设计课题，工作量会巨大到研究工作无法开展；而如果不以严谨、科学的设计来进行，研究路径的缺憾又必然导致研究结果的不被认可甚至被诟病为不科学、伪科学。中医临床研究这样的悖论让我们不得不深思：现代医学一些普遍采用而且被公认的临床研究方法，直接拿来研究中医临床，究竟是不是合适的。许老认为中医临床研究不能照搬西医方法。首先，两种理论体系的文化基础不同。中医始于春秋至秦汉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化高峰，是以中国文化为源头。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基础，以形而上的抽象总结为研究方法，以临床实践的疗效来反证，通过持续地总结、提高来完善理论体系；而西医学，虽奠基于希波克拉底，但数千年不太成体系，直至“文艺复兴”，理论上才有长足进步，从而以理化研究为基础，吸收“工业革命”时期进步科技手段，以形而下的实证、实验为方法，构筑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二者的文化基础不同直接导致了两种理论体系架构的大不相同。其次，两种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不同。哲学影响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会决定方法论的差异。而如果思维方法都不相同，研究方法自然就不可能相同。中医学家是融汇了儒家、道家等诸子各家思想精华，超越或者说是忽略了“形”的研究，以“形而上”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演绎推理，并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考总结来提高疗效。通过“从实践中来”的疗效反证，持续不断地完善提高理论体系。其实也就是以“用”为中心的总结、提高、完善，所以中医的理论体系主要是以思辨为主，更重视从宏观和整体以及功能的角度看问题；而西方的医学家则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得到迅猛发展的理化实验基础上，主要是从“器”的角度，努力探究“实质”，追求的是尽可能细致、全面地认识“形”，采用的是分解与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形而下”的还原论理论，更注重从微观、包括病变局部和物质基础以及形态结构的角度，通过“实证”来研究问题。中医的理、法、方、药理论，其实就是中医临床诊疗过程的思维法式。四者的层次关系也很明显。所谓“医者意也”（汉代郭玉），“医者理也”（清代吴师机）。理通意至而法出焉，法出而方随、药物需要随证加减。所以由理定法、方出药随。在整个临床诊疗过程里，“理”和“法”的层次明显更加重要，是居于统领地位的。而因为“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子华子·北宫意问》），所以，“三因制宜”之下的个体化辨证论治极其灵活多变、繁复异常。另外，即便面对同一个患者，因为中医从医者的理论修养、实践经验、治疗偏好甚至人文情怀、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疾病的理解和认识，就会是多元而不可能是唯一的，理法层面尚如此多变复杂，那么体现在治疗上就可能有更大不同。所以从临床治疗的根基即理法上就会有很大差别，那么处方就不可能规范、统一，药物选用和配伍用量变化的差别就会更大。而如果套用中医的理、法、方、药理论来看现代医学，因为其追求标准化、规范化，所以理法上就必须是要确定的、尽可能清晰的，也就是必须诊断明确、治疗方案统一，“方”甚至不用考虑就可以直接用药（西医学比较重视药物的配伍禁忌，但少有明确规范的配方要求），且药物配伍用量也必须追求统一规范。所以，这样的认识以及实践，颇类似于工业化标准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是可以也必须追求规范化、标准化的，而且似乎效率更高，更容易理解、掌握。所以，结合现代医学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研究方法，从理、法、方、药四个层面，清晰严格地设计中医临床研究，这就是中医所谓“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的研究方法一直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已历数十年，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均无数，除了造成目前中医虚火不退、病态繁荣之外，对中医的发展其实没有多少实质性帮助。这种“西化”的研究方法非但没有赢得科学体系的西医的尊重，而且中医南辕北辙的研究得出的大量不伦不类的所谓“研究成果”，恰恰又给了以“伪科学”为名攻击中医者更多口实。无论哪一种医学模式，祛病延年都是其根本宗旨和终极追求，所以临床疗效才是评判所有医学体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本着这一根本宗旨的终极追求，中医的临床研究只应该以疗效为评价标准。不妨结合西医学的诊断来划定临床研究范围，以避免中医诊断“辨证”的过于宽泛而失去对比研究价值。也就是首先在“理、法、方、药”四个层次上，每个层次进行研究，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相对忽略方、药尤其是具体药物在剂量、配伍方面的变化，从而筛选、判断哪一种治疗方法疗效更优。根据西医学的分期总结出现代中医相对统一标准的“理”，在经典中寻求。同理，再结合经典研究相对应的法。至于组方中药物配伍的问题也可以研究其差异和共性。单一中药或中药的有效成分研究也是现在研究的热点。在疗效判定的层面，则不妨参考西医学检验手段作为客观指标进行验证。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说过：疗效是中医的生命线。如果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导致南辕北辙的中医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中医必然非常危险。一定要保持中医特色与个性，必须以中医为主体，也就是中医学为体、西学为用。另外，适合中医学科体系的现代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中医薪火相传并与时俱进的重中之重，是需要大量中医有识之士投入毕生的精力去探索研究的。
西医药物研究一般先进行动物实验，在动物研究有疗效情况下再进行Ⅰ、Ⅱ、Ⅲ期临床观察。而中医药动物实验的前提是临床疗效的肯定性，动物实验研究是对其临床疗效机制的探讨，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不同的研究思路在实验报告时要加以区分。研究理论基础越充分，研究的目的也就越清楚。针对中医药复方的动物实验，作者应该详细说明实验设计理念，包括传统中医理论和生物医学证据，也可以是预实验结果和既往文献研究，从而使本研究的对象更加清楚，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动物实验的目的。西药动物实验中，给药剂量是一个很明确的剂量，可以精确到微克。中药复方多是由多种中草药组成的，其剂型可以是饮片、免煎颗粒、中成药、提取物或是含药血清。药物的相互作用和炮制方法不同，药物的具体成分相对复杂，从而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作者需清晰地报告每种药物的剂型、炮制方法、具体剂量以及特殊的药物产地，动物实验过程中，动物给药（灌胃、腹腔注射或是外用）的溶液如何配制，在何时、何地、何人或何机构制备，如何保存。中成药应说明的详细资料包括：产品名称、药物组成及剂量、生产厂家、生产批号。中药复方的安慰剂需要在颜色、气味、味道和质地等方面与中药复方产品相近似，也需要报告其成分、剂量、制作方法及加工单位。目前，很多实验设计不同中药剂量干预，旨在观察中药疗效是否有剂量依赖性，分别设置高、低、中剂量组，但从未说明各剂量设置的依据。中医药研究本身较为复杂，如果对实验报告要求较为详细，反过来就要求实验工作者从研究开始就应当重视各种资料的收集及研究设计的规范，从而提高实验的质量和透明度，保证实验结果的科学价值。中医证候是传统中医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医学精华所在，有其特殊性。辨证论治已被认为是中医临床疗效的精髓，因此，对中医证候研究的动物实验也被广泛关注。动物证候模型和病证结合模型的建立是中医药实验研究探索的关键，但其仍然存在公认性和可重复性差的问题，这又回到了上面所说的对于理法方药分层次研究。目前对证候模型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在目前情况下，研究者未必有证候模型的金标准。因此，在报告中要求证候模型建立方法要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只要尽可能与临床的真实性对应起来，对于改进的或是特殊的造模步骤予以详细描述及说明即可。与中药相关的不良反应，包括错误使用、超剂量和超时间使用、药物混淆和中西药相互作用等。在研究复方过程中应首先说明该复方有无已知或可疑的不良反应，并以中医学理论或生物医学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另外，其安全性评估应该为其中一项结局指标，说明这些指标的选择依据及参考文献。当不良反应发生时，应解释不良事件的成因或潜在诱因。或者首先直接研究“十八反，十九畏”在动物模型中所产生的客观指标，这些指标（参考西医学）的相关性变化。总之，中药复方和动物模型建立在中医实验研究中存在较大困难，还是那句话，中医是宏观的，如果一味套用西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可能会进入死胡同，对于动物实验研究，建议单一中药、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以及发病机制、药物机制的研究。最后引用邓铁涛老先生的话，疗效始终是第一位的，建议大家多做临床研究，因为中医是宏观的，不要用不同的检测体系去评估。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中医工作者以此为鉴，继承创新，开拓宽阔的中医科研之路。
（梅 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