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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从古至今，如何维持健康和延长寿命，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最早的医学传播始于卫生知识传播。
卫生知识传播与其他知识的传播一样，都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社会，由于尚未出现文字和书籍，卫生知识传播手段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和行为模仿。火的使用使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生活习惯，进而开始进食熟食，这有利于身体健康和延长寿命。《白虎通》中记载：“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这段文字反映了原始人群中，相互传授取火、用火的知识和技能，是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原始社会卫生知识传播的重要内容。
大约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256年，中国经历了夏、商、周3个奴隶制王朝。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汉字（甲骨文）得以产生。甲骨文的字形与先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甲骨文的“沫”“盥”“浴”等字，分别像人在器皿中洗脸、洗手和在盆中洗澡。这些甲骨文是最早的记录和传播卫生知识的工具。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有防患于未然的认识。“预防”一词最早可见于《周易·既济》中记载：“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有关疾病预防的认识，《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明确记载：“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可见，先民的“治未病”思想与现代医学的疾病预防不谋而合。除了防病思想外，我们从古籍和出土文物中也能看出先民已掌握一些卫生保健的方法，如《山海经》中就记录了60种不同用途的防病药物，夏、商、周遗址中也发现水井和陶质地下排水管道等。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从此中国进入了2 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医学体系逐步完善并得到全面发展。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更是使卫生保健知识和中医理论得以更好地保存和传播。除了书籍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其他载体，如马王堆出土的彩帛《导引图》是我国最早的卫生科普宣传画，以及北齐至唐初的龙门石刻药方等。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大量的外文医学书刊被翻译出版，对于西医知识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一定作用。民国时期，由于国外的健康教育理念不断引入，健康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体现在专业机构的设立、学术团体的出现、专业人才的培养、多种形式的学校卫生教育和民众卫生教育的开展，以及大量学术著作和专业论文的出版、发表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因此传染病卫生宣传教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是当时主要的卫生传播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卫生传播事业有了突破和发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卫生传播工作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传播等相关学科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学科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国际交流成功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健康促进、健康素养、健康共治等新概念不断引入，健康传播事业蓬勃发展。
大力普及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不断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基本保障。为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和培养健康行为习惯，2008年国家卫生部首次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式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版）》，将健康素养分成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个部分。同时，我国卫生主管部门从2008年起，连续14年对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进行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2008年的仅有6.48%攀升至2021年的25.40%。然而，显著成绩背后，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相比同等的中高收入国家依然较低，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差距较大，居民健康素养与实际健康行为习惯不匹配等。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工作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转移到“以健康为中心”，高度重视疾病防控，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广东医科大学于2017年在全国首开医学传播学课程，率先在全国展开了医学传播学教学探索。在此之后，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开设了医学传播学课程并开展医学传播相关教材编撰工作。然而，当前医学传播学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对医学传播学定义不明确、医学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不健全、医学传播学的推广力度不够大、医学传播学理论研究依旧处于初步阶段等诸多挑战，未来关于医学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