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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脾胃学说的理论基础，其有关条文涉及脾胃的解剖形态、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病因病机和诊治预防等各个方面。《素问·灵兰秘典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是对脾胃功能的高度概括。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由此可知从形态上脾与胃是两个相邻的不同的脏器。
《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条文中概括了水谷入于胃后化生精微及其输布的全过程，明确指出了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是运化、传导输布的系统。
《素问·玉机真藏论》曰“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脾生肉”等均是对脾胃生理功能的早期论述。
《素问·痿论》曰“脾主身之肌肉”，开后世“脾主肌肉”“脾主四肢”理论之先河。
《灵枢·玉版》曰“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指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统摄血液运行。说明人体不能离开水谷精微的滋养作用，即离不开脾主运化的生理功能。
《灵枢·本输》曰：“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脾胃功能可以说是基本代表了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
在脾胃的病因病机方面，《黄帝内经》为脾胃病的辨证作了纲领性的指导。《素问·痹论》中“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的论述，指出了饮食不节可致脾胃疾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思伤脾”。《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灵枢·脉度》曰“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灵枢·师传》曰“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等，这都是脾胃病因的重要论述。
《素问·举痛论》曰“思则气结”，指出了情志失调则脾胃气机升降失常而致病。《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说明外邪亦是脾胃受损的病因。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阳道实，阴道虚。”精辟地阐述了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的生理功能及病理特点。正常生理条件下，胃实脾虚；病理条件下，胃病多实，脾病多虚。
《黄帝内经》中诸多经典的阐述对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如“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胃不和则卧不安”的脾胃的病因观，称得上经典金句并延续至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脾“在志为思，思伤脾”，对脾胃病的情志致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灵枢·本神》中“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的观点，与明代张介宾“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进胃强，即所以安五脏也”的观点一脉相承。
在治疗上，《黄帝内经》也为后世调治脾胃病创立了指导原则。《黄帝内经》提出的“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实者，散而泻之”，“治痿独取阳明”等，这些法则已经成为后世医家所遵循的圭臬。
《难经》对脾胃做了一定的补充论述，首次描述了脾胃的解剖学形态：《难经·四十二难》曰：“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这是对脾的解剖和功能的论述。《难经·十六难》曰：“假令得脾脉，其外证面黄，善噫，善思，善味；其内证当脐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胀满，食不消，体重节痛，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无是者非也。”这是对脾胃病的病症特点的论述。
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理论联系实际，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经典著作。张仲景非常重视脾胃在人体发病和辨证论治中的作用。自始至终渗透着护胃气、存津液的思想，对脾胃论思想多有贡献，确立了以健脾顾胃为本的基本治则。
在继承《黄帝内经》学术思想基础上，张仲景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既病防变思想和“四季脾旺不受邪”的未病先防理论，尤其是“四季脾旺不受邪”实为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观点之源流。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论及脾胃失调病症的主要为阳明病篇和太阴病篇。阳明病篇中论述病因的包括第179条“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第181条“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从这两条条文可以看出，阳明病成因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他经传来，其二是阳明病自病。
太阴病的病因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外邪直中，或七情、饮食、劳倦内伤，脾胃虚弱，运化失职；其二是脾胃两脏先天不足，即所谓脾胃素虚；其三是他经病证失治误治，损伤中阳，脾胃受损从而转为太阴病。
张仲景重视脾胃，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提出了“四季脾旺不受邪”的发病理论。充分说明了“脾”与抗御疾病能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脾胃的功能健旺，人体才能健康。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是医学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许多药物学、方剂学及临床专著，从不同方面推动了脾胃学说的发展，使脾胃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补充。
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一》专列“脾胃病诸候”一门，论述了5个脾胃病的证候，讨论了脾胃生理功能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被破坏后的病症表现。从病因、病机、证候、预后等方面进行阐述，开拓了从病理角度研究脾胃病证的途径，也是脾胃病理学的最早记载。《诸病源候论》继承了《黄帝内经》脾胃藏象理论之精髓，重视脾胃的生理功能。《诸病源候论·湿
诸病·湿
候》曰：“脾与胃合，俱象土，胃为水谷之海，脾气磨而消之，水谷之精，化为血气，以养腑脏。”指出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皆来源于脾胃，明确了脾胃的重要作用。《诸病源候论·痢诸病·水谷痢候》曰：“脾与胃为表里，胃者，脾之腑也，为水谷之海；脾者，胃之脏也……”进一步论述了脾胃的表里关系。《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上·虚劳胃气虚弱不能消谷候》曰：“胃为腑，主盛水谷；脾为脏，主消水谷。若脾胃温和，则能消化。”指出脾胃的生理功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只有脾胃功能正常，两者密切配合，全身的气血津液才得正常运化。
唐代医家孙思邈开创了从脏腑论治脾胃的方法，列举了治疗脾胃病的方药，从养生食疗等多角度探讨了脾胃的护理。孙思邈认为“春夏取冷太过”，提出“温食”以顾护脾阳，指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五脏不足，求于胃”，认为调理脾胃是治疗五脏不足的根本，调治脾胃可使“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后世张介宾主张的“调五脏即可以安脾胃”即是此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些方剂由益气之品和升阳药物组成，实为李东垣甘温除热这一大法的先驱。
宋代从政府层面设立脾胃专科，足见其对脾胃的重视程度。著名儿科医家钱乙提出了“脾主困”的学术观点，认为“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并将虚羸、积、疳、伤食、吐泻、腹胀、慢惊、虫症等从脾胃论治，且认为疮疹、咳嗽、黄疸、肿病、夜啼等也与脾胃密切相关，皆可从脾胃论治，并把脾胃失调作为引起小儿内伤病的病机关键，认为“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创立了一系列治疗脾胃病的著名方剂如泻黄散、白术散、异功散等。
北宋的医家在继承《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医籍学术理论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多有创新，深入地探讨了脾胃病证的病因病机，提出了“脾胃气虚，冷气乘之……移寒入于大肠”，“脾胃气弱，饮气下流，渍伤肝肾”，“夫半身不遂者，因脾胃虚弱，血气偏虚，风邪所侵故也”等重要观点，使脾胃病证的病因病机理论取得了承上启下的突破性进展，对临床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南宋医家陈自明进一步认识到妇科疾患调治脾胃的必要，他认为妇人不能食的原因常为风寒之邪侵入脾胃，更兼脾胃本身气血不足，功能受损所致。
由此可见，魏晋唐宋时期是脾胃理论完善以及脾胃证治专科化的时期。隋唐两宋时期医学发展迅速，脾胃病辨治逐步系统化，大量方书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脾胃病用药经验，调治脾胃的思想也开始影响儿科、妇科等疾病的治疗。
刘完素倡导“主火论”，但也非常重视脾胃，认为“土为万物之母，水为万物之元，故水土同在于下，而为万物之根本也”，强调了胃中润泽的重要性。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指出，脾胃的根本病理为“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脾胃病当“补阴泄阳，除湿润燥”，所以燥湿和润燥是其治疗脾胃病的主要方法。
李东垣作为擅长治疗脾胃病的著名医家，在研究脾胃病的学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继承《黄帝内经》《伤寒论》脾胃观点的基础上，师承于张元素，提出了以下观点：
第一，“人以胃气为本”的论点，临床突出脾胃脏腑辨证，精于遣药制方，创立了脾胃学说，为中医脾胃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有《脾胃论》。形成了完整的中医脾胃学说。临床辨证治疗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认为内伤病的形成归因于脾胃损伤。脾和胃相互关联，失一则中运不健而致病。临床诊治脾胃病必须脏腑兼顾，“知饥而纳少者，病在胃，能纳不运者，病在脾”，针对脾胃脏腑功能不同，升清降浊健运分治。李东垣认为脾胃病以内伤虚证为主，责之“阳气不足”，故尤重脾阳的升发。
第二，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的观点。《脾胃论》曰：“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李东垣十分重视气机升降理论，提出“清浊之气皆从脾胃出”，认为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功能活动无不依赖气机的升降出入，而人体气机之升降均以脾胃为枢纽，脾胃居中州，脾属太阴主升运，胃属阳明主降纳，受纳饮食，化生气血精微，灌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清阳自脾而升，浊阴由胃而降，使人体代谢所产生的糟粕秽浊从下而出，脾胃升降有序，气机通利，从而阴阳相生相长，生机不已，保持人体各种正常生理功能。由此可见脾胃在人体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第三，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五脏六腑受气于胃，人以胃气为本，“脏”由“腑”化养，才能藏精气，元气为生命之本，全赖胃气滋养，李东垣认为内伤病实由脾胃损伤所致。脾胃为元气之本，脾胃的盛衰直接决定着元气的盛衰。元气不足则百病由生。
第四，脾胃内伤归咎多因而非一的观点。造成脾胃内伤的主要原因有饮食所伤、劳倦所伤、七情所伤三方面。饮食不节则胃病，形体劳役则脾病，喜怒忧恐则损耗元气、影响气机，三者在内伤脾胃病中互为因果，相互为患，终致脾胃阴阳升降失常，气血不和而内伤脏腑经络，为脾胃病的一般发病规律。
金代张从正提出了攻邪即是扶正的观点，主张用汗、吐、下法，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对脾胃病理的认识，张从正重视胃中燥热而致病。《儒门事亲·论火热二门》指出：“渐热腹满者，谓邪热在胃中也。可以荡涤邪热，流湿润燥，宜急治之。”
朱丹溪将其重要观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用于脾胃病的治则与组方用药中，养胃气，益阴精，补阴以配阳，强调胃在阴气生成中的重要作用。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提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大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朱丹溪治郁证重视中焦脾胃，认为“凡郁皆在中焦”，创制治疗六郁的代表方越鞠丸以及左金丸、保和丸等。在养生保健方面，他认为“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从而提出“补肾不如补脾”的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明代王纶结合李东垣、朱丹溪之学提出脾阴说，认为治脾胃须“分阴阳气血”，反对概用“辛温燥热、助火消阴之剂”。他认为胃火旺与脾阴虚互为因果，其“脾胃阴血虚则阳火旺”的观点对后世“脾阴”“胃阳”学说具有重要影响。另外，肺胃存在重要联系，如《明医杂著·附方》在论述补中益气汤的应用时亦论及脾胃的重要性，谓：“脾胃气实，则肺得其所养，肺气既盛，水自生焉；水升则火降，水火既济，而成天地交泰之令矣，脾胃一虚，四脏俱无生气。”因此，若脾胃亏虚，则气血亏虚，正气不足，以致内伤外感，诸证蜂起。
薛己为温补学派的先驱，他强调肾和命门对脾土的温煦作用，并且阐发了命门火衰导致脾土虚寒的病机。脾胃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对人体至关重要。他指出“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明确提出“血藏于脾土，故云脾统血”即“脾统血”的观点，并进一步论述脾阴学说：“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因此，薛氏对于脾胃格外重视，在《内科摘要》中明言“人以脾胃为主”，“胃为五脏之根本”。
周慎斋提出：“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病证多端，颠倒难明，必从脾胃调理，乃岐黄之正法也。”
缪仲淳认为东垣之法，详于补脾阳，而略于补脾阴，他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
李中梓则明确提出“后天之本在脾”的观点，并阐明了脾胃对人体生命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强调“胃气一败，百药难施”，并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与“肾为先天之本”，两者是互济同治的。“肾安则脾愈安，脾安则肾愈安”，治疗上主张脾肾并重。
叶天士对东垣的脾胃论推崇备至，认为“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内伤必取法于东垣”。在辨治内伤杂病方面，尤其重视脾胃的生理作用及脾胃病的辨证论治，他提出“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在医理上，主尊仲景，针对东垣详于治脾、重在温补，略于治胃、不及养阴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即主张脾胃分治，重视胃阴，倡导甘凉濡润养胃法，创立了胃阴学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东垣脾胃学说，纠正和弥补了诸多医家脾胃不分、阴阳不辨的弊病，颇受后人赞许。
吴鞠通《温病条辨》中提出“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观点，对后世辨治湿伤脾胃给予了很大启发，用药上燥、润、寒、热、轻、重不可偏激，以药物药性之偏纠邪气湿热之偏，避其脏腑所偏，继以调理脾胃之气机升降、运化收纳之功能。
小结：
《黄帝内经》《难经》讲述了脾胃的解剖定位、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脾胃病形成的原因、脾胃病的防治等内容。汉代张仲景对《黄帝内经》理论充分发挥，开创了脾胃病辨证论治的先河，提出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等脾胃病治疗原则，并强调顾护胃气的重要性。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朱丹溪及李东垣等医家对脾胃理论不断充实提高，尤其是李东垣，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脾胃理论，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思想，强调胃气的重要性，创立了治疗脾胃病的系列名方，为后世广泛应用。明清医家对脾胃学说又有新的发挥，特别是叶天士，创立了“胃阴学说”，使脾胃理论得到了全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