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

炎症细胞因子以及蛋白质、代谢物等分子的探究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pDoC的分子机制。其次，目前的对于pDoC的诊断以及预后的探究多停留在行为学量表、神经电生理、功能磁共振等指标，然而pDoC病人大多头部经过强烈撞击或手术去骨瓣等，无法保留完整的颅骨，这使神经电生理、功能磁共振的数据的普适性大幅度降低。体液的生物标志物作为一种经济且无创的措施，为临床试验中评估结果和指导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其可避免评估者的主观误差且不需要病人颅骨完整。尽管多生物标记在区分暴露于多种类型脑损伤的健康和受伤受试者方面显示了良好的效果，但对pDoC标记发现的认识较少。其原因为：①样本选择受限。pDoC病人大脑遭受严重损伤，虽然血脑屏障破坏严重，然而仍无法避免外周环境对于中枢分子的稀释效应。②样本量小且个体差异较大。以往对pDoC病人的研究大多基于小样本，且平行对照中的个体差异无法被排除。此外pDoC病人恢复期可能性较小，恢复期较长，纵向的生物标志物干扰较大。但是，随着与pDoC相关的新候选分子的识别、新的组学技术的开发，其应用前景较大，基于生物标记的方法的诊断准确性可能会继续提高。

（俞　杰　罗本燕） lPuVsHEKMP0/vo4G39Y7tJfLh/rCs07oMppdK5J1dzhQKgdfEhryYfgKDb8Vj8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