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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医家李东垣说“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但张元素却提出著名的“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论断。中医药在传承中为什么疗效会“打折扣”？我在读书中有这样一个发现，历代注解《伤寒论》虽多，然论及剂量却很少。而剂量恰恰又是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的，所以剂量可能就是突破疗效瓶颈的一个关键，我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并进行剂量研究。
早在1983年，柯雪帆教授发表的一篇题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质疑“1两=3g”的经方剂量规定，认同柯教授提出的经方本源剂量为“1两=15.625g”的观点，并开始了对经方剂量的长期探索考证过程。
通过文献考证及药物实测，初步认为仲景经方之一两约为今之15g（12～18g），1995年撰文《〈伤寒杂病论〉药物剂量考》发表在第二届中医、中西医结合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上。
在1996年第4期《中华医史杂志》发表《“神农秤”质疑》一文，考证陶弘景、孙思邈所谓的“神农秤”是不存在的，“十黍为一铢”是“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错简。最新的研究发现，可能并不存在与“官定法物”缩小比例的小药秤，但是由于陶弘景时代广泛时兴炼丹术，所以可能存在为满足精确化需要而专用于称贵重药品的小秤，称为药镫子。
近年在《中医杂志》三考《伤寒论》药物剂量，文献研究结果表明，《伤寒论》一两折合今秤15.625g；药物实测证实《伤寒论》药量远较现代教科书所标明的剂量为大。并通过中药炮制、配伍及特殊煎服等手段能确保用药安全。
该项研究成果引起业内关注。2008年5月20日《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专题采访：《中药药物剂量应返璞归真——仝小林教授解读〈伤寒杂病论〉药物剂量》，针对“《伤寒论》一两为今1.6g、3g、6～9g、13.92g、15.625g等等之说”，认为“《伤寒论》药少而精、效专力宏，经过反复考证，《伤寒论》一两应该为现在15.625g”。
与此同时，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两=3g”规定的声音不断。《中国中医药报》于同年再次发表专家访谈，就“中药用量该如何确定”采访多位专家。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剂量偏于保守。
经方量效研究逐渐深入。2008年11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召开“仲景论坛——经方药物剂量及现代临床应用研讨会”，对经方药物剂量与现代用药剂量的换算关系、药量与临床疗效的关系、经方中常用有毒药物的炮制与配伍应用、剂量与毒性等关键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会议通过专家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在从理论上得到升华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经方量效研究逐渐展开。于2009年11月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开辟专栏，每月一篇，就量—效关系研究成果分期刊登，受到广泛关注和影响。
2009年12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医杂志》等承办的“全国方药量—效关系与合理应用研讨会暨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启动会”在北京召开，反响强烈。科技部彭以祺司长在大会发言中说，这次选题“真正的是瞄准了中医理论研究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我以首席科学家身份发表主题演讲“经方剂量临床合理应用体会”，大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范吉平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教授、全军中药研究所肖小河教授发表精彩报告，一同讨论了研究剂量的心得。
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于2009年正式立项，我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经过5年的努力，2014年顺利完成结题验收。该项目以示范方药为例，首次以临床疗效评价为中心，集合文献、药理、代谢组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成果，证实了中医方药具有较宽的用量范围，合理用量能够明显提高急危重难疾病临床疗效。揭示了证变量变复杂情况下方药量—效变化规律，提出了“随症施量”等以医为本的临床用量策略并进行科学验证。创建了适宜方药复杂性特点的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方法体系，突破了该领域研究的方法学瓶颈。构建了“以药为本”和“以医为本”的方药剂量理论框架，为推动量—效学科发展奠定基础。项目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的空白，对推动中医走向量化时代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项目研究制定了《方药用量策略专家共识》，为临床医生应用经方提出了折算标准和适合不同病情的推荐剂量。
1982年，师从新安名医李济仁教授读硕士起，对量效有初步感受。其岳父是安徽名医张一帖，治疗急性热病、内科疑难杂症有奇效，往往一帖（一剂）药而起沉疴，用药特色剂大力专，辨证准而用药猛。
1985年，师从江浙名医周仲瑛教授读博士起，对量效有初步体会。在流行性出血热高发地区江苏省东海县实习期间，用大剂量生石膏抢救了一名32岁的西医治疗无效的危重症患者。2003年“非典”肆虐，首先在国内开展了纯中药治疗“非典”的尝试，参与纯中药治疗的新发“非典”患者7天内退热，16天内痊愈。
对糖尿病研究倾注极大精力。临床20多年时间，先后治疗10余万例糖尿病患者，反复验证，结果表明：中药也能降糖。但是用于降糖时，黄连一般要用到30g以上，中药的剂量，尤其是苦寒药的剂量必须要有突破！对初诊糖尿病患者坚持应用纯中药降低血糖，既往回顾性分析显示，有35%患者减少降糖西药的用量，30%仅用中药来维持稳定而理想的血糖水平，许多曾经胰岛素用量很大的患者甚至完全停用胰岛素。课题“开郁清热法在2型糖尿病中的应用”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其他杂病方面，不断对重剂起沉疴进行尝试。在保证大剂量的用药安全的前提下，治疗重症心衰，附子最大用至120g；在治疗病毒性、中枢性及不明原因引起的疑难性高热时，重用生石膏，一般用60～120g，最多可用至300g；治疗失眠，以黄连阿胶汤合酸枣仁治疗，酸枣仁用量可达180g，效果显著。而在慢症调理时，药物用量亦随之减小，或用丸散剂缓图其效。
发表论文多篇进一步探讨量—效关系，如《经方本源剂量在2型糖尿病治疗中的应用》《经方本源剂量在疑难危重症治疗中的临床实践》《大剂量山萸肉配伍红参抢救元气欲脱证1例》《仝小林治疗疑难性高热经验、瘟疫危重症2例治验》《仝小林辨治失眠的经验》等。
通过二十余年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证实运用经方本源剂量治疗疑难危重症，不仅未见不良反应，反而疗效显著。这充分说明并非中医疗效不行，而是后人迷失了其本源剂量，导致药力不足。因此，在治疗急危重症疾病时，用量宜大，当然，在慢性病、预防调理疾病则用量宜小。
通过近30年的量—效关系研究，形成了对经方量—效关系的较深刻认识。我认为，药物剂量是取得临床良好疗效的关键。《伤寒论》药味少而精纯，组方法度严谨，临床疗效确切，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后世誉为“经方”。但因为年代久远，度量衡屡经变易，代有所改，悬殊极大，后世对经方剂量的折算众说纷纭，历代医家谓之“不传之秘”，限制了经方疗效的发挥。后世医家为确保经方疗效，使用古方，均需考虑剂量折算问题，因此对仲景用药本源剂量的研究从未间断。有的依据临床用药经验和一般用药剂量，但经不起出土实物及历代文献的考证；有的以神农秤为依据，将其一两折合为1～2g，亦无出土文物可证，日本汉方学家常用此剂量，在我国则应用较少。
总结中医方药剂量应用的现状，可以用“迷、乱、惑”三个字来概括。迷：是指经方剂量传承认识不一，正误难辨；乱：是指临床剂量应用混乱，实际上它是由误而引起；惑：是指有关中医剂量论述，散落于大量的古今文献之中，临床上缺乏剂量理论的指导。
经方本源剂量以及剂量的演变和沿革规律的不明确，导致经方在目前普遍理解的剂量下，单纯使用，疗效却不理想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人遂说，经方不灵。或者通过增加相似功效的中药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于是处方越来越大，药味越来越多。药味多，品种杂，势必互相牵制，往往影响疗效的发挥。正如汪昂所言：“古人立方，分量多而药味寡，譬如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破垒擒王矣。后世无前人之朗识，分量减而药味渐多，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然品类太繁，攻治必杂，能无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呼？”出于安全，“广设攻围”，或亦取效。这种大处方，看似单味药剂量减少，但每剂汤药的总量往往并没有减少。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分两减而药味渐多”并不是提高疗效的最佳途径，而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就出在剂量上。所以要想寻求突破，提高疗效的关键也应该从深入研究剂量着手。
如今，国家计量总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光和大司农铜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被认为是推算汉制的权威标准。此权铸于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与张仲景为同年代。从权上铭文可知，此权为当时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此权当为十二斤权，标准重量当为3 000g。据此东汉一斤合今之250g，一两合今之15.625g。傅延龄教授采用综合逻辑考证法，通过文献分析、药物重量实测、药物煎煮提取等方法，最终确定经方一两折合13.8g，破解了经方剂量的千年之谜。目前教科书应用的剂量主要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汪昂《汤头歌诀》影响，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由于两位医家很有名，他们的观点广为流传，而事实上，该药量是《伤寒论》经方剂量的1/5。《伤寒论讲义》及以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
因此，还原仲景本源剂量是提高经方临床疗效的重要途径，以后世度量单位套用经方，譬若以尺之短测寸之长，临床疗效大打折扣。
通过方药量效研究，以973项目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根据许多中医临床研究的基本分析和中草药制剂的剂型与变量处理，专家共识已达成：在一两等于13.8g 基础之上，我们认为经方本源剂量在不同疾病中应有不同的折算策略。临床使用经方应根据疾病、证候、处方、药物等主要因素合理选择最佳用量；经方折算可参照：①预防用药一两可折合1～3g 应用；②治疗一般疾病或慢性病调理时，一两可折合3～6g应用；③治疗急危重症，一两可折合 6～9g应用。
仲景面对来势凶猛之伤寒大疫，必然要求立方贵精贵狠，所谓“乱世用重典，重剂起沉疴”，也只有量大、药简，方能力专效宏，才最能阻断病势传变，挽救危亡。如果剂量过小，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用药剂量减少，药味就会增多，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官多乱将多败之理形象论及此事：“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知，术亦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都说明用药在精不在多。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
所以重拳出击，并不主张盲目增加药味，更强调用足剂量，用到起效剂量。黄连最苦，然治糖尿病这一甜病特效。我用黄连，通常剂量为每日30g，而治疗糖尿病酮症，一日量最多达120g，降糖迅速。临床用经方，单味药物用量虽大，然药少而精，取经方药专力宏之特色。随机抽取2006年以来的门诊处方100首进行统计，10味药以下的处方62张，平均单剂10味药（表7-1）。常用单味药物每剂用量：清半夏9～30g，黄连15～45g，茯苓30～120g等。在治疗糖尿病合并胃轻瘫时，附子最大用量为60g（先煎8h）；治疗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症见手足麻木，应用制川、草乌，最大剂量各60g（先煎8h），均有显著疗效，未见不良反应。
表7-1 门诊处方统计
常用药物剂量主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黄连9～30g，黄芩15～30g，知母15～30g，清半夏9～30g，柴胡15～30g，茯苓30～120g。糖尿病合并胃轻瘫附子最大60g，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制川、草乌最大各60g。
因此我们用药具体经验是：
黄芪治痿，四两起步，佐陈皮以防壅滞；
黄连消糖，卅克基本，配干姜以防伤胃；
萸肉固脱，三两见功，必与参附搭配；
乌头止痛，八两口麻欲吐，效毒两刃；
石膏清气，一日可至六百，关键识证；
生地凉营，极量八百；
枣仁安眠，最大百八；
人参（家种）强心，救急三十；
大黄排泄尿毒，可用卅克；
麻黄顿止暴喘，卅克分服；
茯苓渗顽水五百，猪苓消浮肿百二；
土茯苓解毒二百四，赤芍疗急黄百二起；
芦根降温百二无虑，葛根降糖三两无毒；桔梗治咽一两安全。
鱼腥草拌凉菜，薤白可当小菜。
圆机活法组方，巧在识证准确，用足剂量，何慢之有？
品出个中三昧，拿捏病魔七寸，降龙伏虎，何难之有？
然给药特有讲究。量虽极大，多次分服，“化”到即止，不可过剂，不可孟浪。因为毒药毕竟是毒药，“燥悍之将，善用之奏功甚捷，不善用之为害非轻”。峻剂起沉疴，要想用药安全有效，我们在临床中常用以下具体处理原则和措施。
处方用药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处方用药，其用量的变化，要因人而异，视体质之强弱，病情之轻重，结合时、地而定，不可拘执。第一，要掌握适应证，例如大黄、附子、细辛的大剂量应用，就要找准适应证。第二，要注意配伍，例如黄连苦寒，可配干姜、生姜；附子可配甘草等。第三，要注意煎煮，分析经方会发现经方煎煮的时间相对较长。结合现代药理，如乌头碱类中药
，其毒性成分容易被水解成双酯性生物碱。所以我们的处理办法：川乌、草乌、附子用至15g必须先煎4小时，用至30g以上必须先煎8小时左右，且口尝至不麻，这样交代清楚方能保证既用足剂量治好病，又能保证用药安全。第四，要注意服法，如分多次，频频服用。
大剂量用药在拿捏不准时，可以通过试药，观察反应，然后逐渐加量，循序渐进，可以有效保证用药安全性。《神农本草经》讲“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伤寒论》甘草附子汤“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始”。所以临床大剂量用药为保证安全性的必要措施是：如上所述对服法很讲究，即采取少量频饮的方法，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小量试服，观察药证是否相合，有无剧烈反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频频饮服，累积用药剂量，保证血药浓度，达到持续不断的供药。这种化整为零的策略巧妙地化解了大剂量与小剂量的矛盾，解决了患者服药的后顾之忧。
“大毒治病，十去其五”，大剂量用药绝不能长期服用，防止出现蓄积后遗反应。临床一旦出现疗效后我们就酌情调整剂量。《神农本草经》“下药……多毒，不可久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再如桂枝汤方后主讲“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临床上有人服龙胆泻肝不加辨证滥用数年，这种方法绝对不可取。我们临床决定调整剂量主要是依靠患者症状的改善情况，辅助参考检验结果的变化。大剂量截断、控制病情以后，我们就会适时调整用药剂量，切记不可一味打持久战。
李东垣言“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丸者缓也，舒缓而治之”。病势较急，病情较重，多以汤剂峻急猛攻，直挫病势；病势缓解，病入坦途，则以丸剂缓缓图之。这一思想与西医冲击疗法不谋而合。其实这种思想在《易经》中早就有论述。《易经·系辞传上》云：“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风雷相搏，鼓舞激荡，松动巢穴，后期再用丸散调补，巩固疗效，刚柔相济。在农村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结冻的冰，要想打洞，必须用大锤砸一下，有裂纹松动以后，才能慢慢敲开。在《内经》中也能看出这种思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通过改变剂型，从起手的汤药涤荡，过渡到煮散散邪，直至最后水丸缓图，逐渐恢复正气，体现速战速决之后的休养生息，不蛮干，也不软干，既强调治病质量，又强调治病速度。例如，对于糖尿病，血糖波动较大，宜用汤剂，血糖平稳，症状缓解，则宜制丸剂以稳定病情，经方与剂型配合协同可提高临床疗效。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对临床常用药的处理方法如下：如乌头（包括附子）止痛时从15g开始，逐渐加量，最大可至120g，必须久煎至8小时以上口尝无麻感，同时可配甘草、生姜、白蜜以减药毒；再如石膏400g为一日量，可取半上下午各一剂量。
当然，大剂量用药并非适用于所有疾病、所有患者，我们提倡经方大剂量，是针对特定的病情——急危重症，特定的阶段——急性发作，使用大剂量来遏制病势、控制病情、迅速起效，中病即减，如按原剂量的1/2～1/4递减，中病即止，随后改用丸散调理，所谓：合理用药在病情，大小剂量两相宜；拿捏七寸撼雄狮，一举攻下急危症。故临证治疗还要具体分析，因时而异、因病而异、因人而异，三因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