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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处方，必须结构严谨，针对性强，主攻明确，用药精准。遣方用药除精专之外，还应注意调整剂量：为了提高剂量的有效性，可以适当增加剂量；为了保证剂量的安全性，又不能盲目加大剂量。那么应该如何更好地保证经方大剂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部分做如下探讨。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剂量是方药的灵魂，方剂能否治病，除了恰中病机，配伍精当，便是特定的剂量。历代医家注解《伤寒论》虽多，然论及剂量者很少。重剂起沉疴是中医学中特有的现象，随着中医药量—效关系研究的深入，不难发现在危、急、重症和某些疑难杂病的治疗过程中，局限的中药剂量已经不能满足临床需求，难以彰显中药特定的疗效。因此，中药的剂量范围及中药大剂量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中药大剂量应用，是指中药的处方剂量超过了该药的权威规定剂量的上限范围。权威规定剂量是指公认的、或法定的剂量。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中药，其权威规定剂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为依据；未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中药，其权威规定剂量以统编教科书《中药学》或《中药大辞典》等中的规定剂量为依据。
纵观中医药发展史，中药大剂量应用由来已久。中药剂量范围的弹性，可谓是中医药的特色之一。故加强对中药剂量范围的研究，探索临床用药的最佳剂量，是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推动中医发展的迫切需求。本部分先将中药大剂量应用的历史沿革作简要概述。
早在远古时期，便有“神农尝百草而知百毒”的记载，由此推测，有过量服百草而致中毒反应的可能。春秋战国时代的非医学著作中，也有关于中药大剂量应用的文字记载，如“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所谓“瞑眩”，即指病人服药后接近于中毒的强烈反应。我国医史学家陈邦贤先生在考察这句话时指出“商代的医师，都是利用重剂以起沉疴”，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有人主张大剂量用药，并且以病人的反应作为选择药物剂量及判断药物疗效的依据。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按照中药的药性、药效及毒性大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药……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而中品、下品因其药性峻猛或有毒性，应用时要“斟酌其宜”或“不可久服”。通过药物的三品分类法，可以看出：药物剂量范围与药物属性和功效有关，上药即使“多服、久服”亦在安全、有效的剂量范围内。《本经》的三品分类法及其对中药剂量应用的认识，可谓是大剂量用药的理论源头。《本经》中还提出了用药的剂量原则：“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
当然，最早具有文字明确记载的中药大剂量应用实例及学术思想者当属《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灵枢》中有半夏秫米汤治疗失眠症的记载，该方中半夏剂量为五合，按照考证的度量衡折算，半夏折算重量为42～65g，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用量的上限。
另外，《内经》中还有许多关于中药大剂量应用的学术思想，其观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内经》中已经认识到由于病情的需要，或者是利用药物的偏性需要大剂量用药。《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帝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说明病情有轻重缓急，为了达到治病“适其至所”，制方应有大小之分，所谓“治有缓急，方有大小……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素问·至真要大论》言“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说明药有薄厚之殊，由于病情之需，用药当有轻重之别，所谓“治保有多少”，是指治病保真之药物，或宜多用，或宜少用，全由病情的需要而定。
其次，《内经》中还认识到人体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有耐药者与不耐药者之分，其中耐药者用药剂量宜超大。《素问·五常政大论》在论及治则治法时指出“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另外，《内经》中还认识到，五味太过，各有所伤。所谓太过，无非是用量太大，而产生不良反应。饮食如此，药物更是如此。《素问·生气通天论》及《素问·五脏生成论》均论及五味太过，损伤机体而产生相应病证的问题。
最后，《内经》还指出大剂量用药的原则。《素问·五常政大论》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一般而言，毒性大、作用峻猛的药物，用至病去十分之六；毒性稍弱的药物，用至病去十分之七；毒性小、药性和缓的药物，用至病去十分之八；无毒的补益药，用至病去十分之九。
进入汉、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药的大剂量应用已经由理论逐渐步入临床应用，并且开始积累临床经验。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首推医圣张仲景，其所著《伤寒论》因药少而精、药专力宏、配伍精良，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是中药大剂量应用的首次临床总结。提出大剂量用药的依据包括病情需要，病人的体质强弱；在具体应用上也有一定的技巧性，包括配伍、炮制、煎煮、服法等，使大剂量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据统计
，大剂量应用的药物包括甘草、桂枝、大枣、生姜、芍药、附子、半夏、茯苓、麻黄、黄连、杏仁、栀子、柴胡、石膏、细辛、芒硝、厚朴、豆豉、葛根、桃仁、知母、五味子、蜀漆、吴茱萸、虻虫、水蛭、赤小豆、麦门冬、栝楼实、生地黄等。这一时期的《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等古籍中均可见到中药大剂量应用的内容。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医药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这一时期可以称作医学的集大成阶段，形成了许多综合性医学著作，如《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等，其中散见许多关于中药大剂量应用的内容。大剂量应用的中药数量大幅度增加，单是《备急千金要方》就有上百种。
金、元时期是中医药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医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药大剂量应用的内容。攻邪派代表人物张从正发展了《内经》中的方剂配伍理论，提出“大方之说”
，认为大方有两种类型：一是分两大而频服之大方；二是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补土派代表医家李东垣从方剂配伍的角度，提出处方中主药的剂量可超大，“君药分两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
，其观点为后世处方中主药的大剂量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滋阴派的代表人物朱丹溪认识到，中药大剂量应用得当还会产生奇特的治疗作用。
明、清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温病学派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中医学的内容。中药大剂量应用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上，均获得长足的发展，其特点可以概括为：①寒凉中药尤受重视。伴随温病学派的诞生，为寒凉中药大剂量应用提供机会。吴又可治温疫使用大剂量的大黄，借其通腑泻热之功，使温毒之邪从大便而解。余师愚治疫症重用石膏，最大剂量用至每剂八两，并有二十一日共计用石膏五斤四两的病案记录
。②剂量理论有所创新。明·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指出，中药用药剂量的大小与脏腑所处的位置有关。他认为：“肾肝位远，服汤散不厌频而多。”
清·余霖指出有关中药剂量范围的理论，他将中药剂量分为大、中、小三个剂量等级，根据病情的需要选择应用，如清瘟败毒饮中，生石膏大剂用六至八两，中剂用二至四两，小剂用八钱至一两二钱。清·周学海提出根据病因、药性性味理论来指导用药剂量，认为“外因之治，宜重用走”；又认为“凡服补益者，必先重服利汤，以攘辟其邪，以开补药资养之路”
，并发明根据治则来指导大剂量用药之论。③重剂应用名医辈出。明代医家张景岳以擅长大剂量应用熟地黄，而有“张熟地”之雅称；清代医家王清任发展活血化瘀治则理论，其治中风偏瘫诸症，以益气活血为总的治则，创补阳还五汤，方中黄芪用至四两，其大剂量应用黄芪的经验，至今对临床仍有指导意义；民间医生中流行大剂量用药，如《串雅内编》中有许多大剂量用药的方剂记载。
时至近代，对中药大剂量应用这一临床药学问题，开始有人着手进行积极研究，并且在医籍中设专篇讨论这一问题。张锡纯
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设专篇论及中药大剂量应用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极力主张大剂量应用中药，并且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例如其治西安县煤矿司账张氏腿疼，共计用生石膏十七斤；来复汤中山茱萸用二两，取其救脱之功；一味薯蓣饮中怀山药用至四两……均是大剂量用药。冉雪峰
说“凡大病须用大药，药果得当，力愈大而功愈伟”“客感标邪，可用大药强制攻除，急切图功”，大病、急病用药剂量宜大是中医临床用药重要原则之一。
现代医家中大剂量实践的亦不乏其人。此方面文献较多，兹不赘述。可见大剂量用药在取效的程度和速度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药大剂量应用是临床中药学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由来已久，从古至今不乏重剂起沉疴的记载，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通过有效理论的切实指导，安全措施的保驾护航，从而达到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机统一。
方药施量，是在辨证（侦察）、选方选药（定向）确定后的第三步骤（定量）。王跃生教授首先提出“剂量阈”概念。一张处方上有些药用至一两至数两，有些药只用一钱或数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同的剂量阈，必有规范。王孟英虽说：“急病重症，非大剂无以拯其危。”但他在《温热经纬》中对薛生白以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治疗湿热证呕恶不止欲死者的按语中又说：“此方药止二味，分不及钱，不但治上焦宜小剂，而轻药竟可愈重病，所谓轻可去实也。”
为什么出现大小剂量并存的局面？我们强调经方大剂量并非否定小剂量“轻舟自速”的作用。那么如何做到大小剂量两相宜，首先要辨清大小剂量的应用范围。
经方剂量传承错误的一个客观结果是扩大了汤方小剂量的实践，也就是增加了剂量阈的实践范围。由于对剂量理解的不同，客观上导致经方家出现了两大派别：本源剂量（大剂量）派和改变剂量（小剂量）派。金元以降，丸散膏丹的盛行，可能是经方改变剂量的滥觞
。
剂量减小，为了保证疗效，不得不增加相似作用的药物；药味变多，往往又会互相牵制，临床疗效大打折扣。为了提高疗效，不少医家关注研究起剂量，如张锡纯
：“尝思……乃有所用之药本可除病，而往往服之不效，间有激动其病愈加重者，此无他，药不胜病故也。病足以当其药而绰有余力，药何以能除病乎？”他推崇孙思邈“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之名言，在前贤重投石膏疗疾取效的启悟下，治病每投重剂，屡获捷效。
重剂起沉疴重新被认识，如冉雪峰在《冉雪峰医案》
称“凡大病须用大药，药量得当，力愈大而功愈伟”，“客感标邪，可用大药强制攻除，急切图功”。程文囿也早有“攻病当取其偏”说
，对寒证“须取单骑突入重围，搴旗树帜”，对热证“拯溺救焚，急不及待”。对大剂量积极实践的医家有：与曹颖甫、陆渊雷同被认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三大家”之一的余无言，主张在辨证精审的基础上，用量应大而效验方著，其用石膏、大黄者亦多不胜数，不少市民或称之为“石膏、大黄先生”。广东新会陈伯坛考虑经方药味数少，当以用量重方能取效，故有“陈大剂”之美誉，他用桂枝生姜之属动以两计，大锅煎熬，药味奇辣，“取效神速”
。与任应秋、吴棹仙自比“岁寒三友”的百岁老中医熊寥笙，就提到缪仲醇治章衡阳热病这样一则医案
：“用大剂白虎汤加麦冬、竹叶，医骇药太重，仲醇曰：虏荆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二十万则奔还突。别后进药，天明遂瘥。”
不可否认，小剂量也能治大病，但这要具体分析。蒲辅周先生用药注意分寸，“灵活之中有法度，稳妥之下寓变化，轻灵有法而不失之轻泛，纯正无瑕而不流于呆板”
，先生处方用量极轻，常谓治病犹轻舟荡桨，着力不多，航运自速，他称赞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每味药量不过几分，而转运中焦气机，功效极大；某些药物，如砂、蔻、丁香之类，小量最能悦脾化湿，醒胃理气，但是蒲老也承认需用有毒之品时亦不宜一味谨慎，畏惧不用，贻误病机。李翰卿
临证以“起沉疴于妙用小剂之中，救危难于精析夹杂之间”著称，他认为治疗疑难杂症之关键在于辨别夹杂的比例多少，开方用药，务求药证相投。临证主张：审证入微，精析夹杂比例；用药精当，计较一分一厘。其治李氏阳虚至极案，小剂处方：附子0.3g，白芍0.6g，茯苓0.3g，人参0.3g，白术0.3g，杏仁0.3g，取《内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意，这也许是个例，例如他认为应用泻下剂时，贵在有胆有识，对一些里实较重，病势较急者，应果断决策，峻攻急下，且剂量不宜过小，大黄之类更应重用。
小剂量能取效，有其特殊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中医学中确实存在“四两拨千斤”的情况。四两拨千斤，武术技法术语，初见于太极拳《打手歌》：“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谓顺势借力，以小力胜大力。中国武术注重“尚巧善变”，以柔对刚，避敌之锐，不以硬对硬。那么中医学中的四两拨千斤其支点在哪？有人说这相当于“轻可去实”，轻剂取胜。
“轻可去实”源于南北朝徐之才《药对》，指麻黄、葛根轻扬宣散之属，如李杲曰：“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后世医家不断发展拓宽其内涵，特别是清代医家善用轻剂，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所以，“轻可去实”现在一般指用轻清疏解的药物以治疗风温初起的表实证。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指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银翘散为轻清宣透之代表方剂。清代王孟英在《温热经纬》解释说，“轻药竟可以愈重病，所谓轻可去实也……盖气贵流通，而邪气挠之，则周行窒滞，失其清虚灵动之机，反觉实矣。惟剂以轻清，则正气宣布，邪气潜消，而窒滞者自通。”丁甘仁治疗风温袭入肺胃案
，可谓经典应用：湿热蕴蒸气分，病势非轻，而见身热及旬，咳嗽痰腥，大便不实，白疹布而未透，舌红苔黄脉滑数者用芦根15g，金银花、象贝、薏苡仁、桑叶、冬瓜子各9g，连翘、前胡、赤芍各4.5g，蝉蜕2.4g，甘草、桔梗各1.5g，鲜荷叶一角，金丝荷叶五张以轻清宣解，轻可去实。
对小剂量比较推崇的医家还有金李东垣，这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李杲为金宋时代医家，其所生年代，泰和中，“金地旱，河北、山东尤甚”，历经壬辰（1232年）之变，“蒙军南下，大举攻金，围困汴梁”，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死亡者近百万，遗山（元好问）形容凤翔县有相同遭遇的诗云“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南宋偏安，金元对峙，局面动乱，兵连祸结、内忧外患，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饥饿劳累，流离失所，饥饱失常，脾胃受损，疾病丛生，所谓“金元扰攘之际，人生斯世，疲于奔命，未免劳倦伤脾，忧思伤脾，饥饱伤脾”（《医旨绪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内伤杂病丛生，李东垣治病从脾胃入手，在《内外伤辨惑论》一书中，用升降浮沉理论组方，用药轻巧以减轻脾胃负担，清胃散中以黄连、生地、归身各三分，丹皮五分，升麻一钱，治疗胃有积热之牙痛、龈肿出血等症，主张轻药缓图，不同于张仲景重剂急治。朱丹溪曾比较二者：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所以明辨“内伤”是临证第一要义，也是决定剂量大小的关键之一，内伤“用药之忌，在乎欲速，欲速则寒热温凉，行散补泻，未免过当，功未获奏，害已随之”，属于王道之法，“但久，令人胃气强实，不复伤也”。正所谓：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而登寿域。何谓“内伤”？一要从脉上辨，二要从病因上着手，如是否存在饮食、劳倦、房劳内伤等。
轻可去实、小剂量应用，有人总结
常用于以下情况：①风火之邪，上犯清窍；②胃肠道疾病；③慢性消耗状态，如久病或过服苦寒剂、攻消剂及重剂量方药，以致中气疲惫，胃纳困顿，或低热久用清滋药不退，可用轻剂疏泄，调补畅利中焦，使胃醒气苏，可收拨乱反正之效，轻剂在慢性病中对症而施，一方面因势导邪不伐无辜，另一方面少量频服，对胃没有副作用，又能渐运复苏之功，无滞呆伤克之弊；④妇科疾病，妇科有不少病症，属于功能性疾患，多从月经不调而来，往往一俟月经通调，周期正常，其他症状也随之告愈。河南张磊
小剂量应用的经验是：反佐宜用小量，升提气机宜用小量，疏利气机宜用小量，醒脏腑之困宜用小量，引火归原宜用小量，等等。岳美中
用小剂量的心得是：其一是上焦病，所谓“上焦如羽，非轻不举”，重则过病所；其二是皮表病，如桑菊饮、九味羌活汤、升阳散火汤，应区别风热、寒湿、火郁之不同分别予之；其三是慢性病，如慢性肺病、胃肠病、肝肾病等，何绍奇先生概括为“慢病轻治”
。
总而言之，临床上用小剂量大致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分两减而药味渐多”，出于安全，“无前人之朗识”“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或亦取效。这种大处方，看似单味药量减少，但每剂汤药的总量往往并没有减少。我们不主张此法，用药贵精纯，有是证用是药。其二，对于风温病、脾胃病或某些慢性病需要小剂量调畅气机或小量调理。其三，有些经方大家，按照一两=3g治病，也能取效，这值得重点讨论。比较发现，大、小剂量治疑难重症，在取效的速度，尤其在挽救重症上面存在差异。李可认为：剂量问题是方剂治病的核心，近代用经方剂量仅原方的1/10，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
。那么到底如何做到大小剂量合理应用？还需要明确大剂量的应用范围。
通过实物、文献考证，临床、实验的验证，我们知道经方剂量在传承中出现了迷失。我们认识到仲景在面对伤寒大疫病时选择了经方大剂量，一举遏制病势发展。那重剂起沉疴，经方大剂量，有无现实讨论的必要？又适用于目前什么情况？
中医为什么逐渐失去疑难重症“效如桴鼓”的优势？我们临床体会剂量是方剂的灵魂，没有特定的“量”便不能突破特定的“质”，现代用量太少，不符合东汉用量折合现代的比例。当汉代的一两=15.625g被考证发现后，我们随之开始了近30年还原经方本源剂量的实践，在运用经方时，将现代教科书经方用量加大3～5倍，治疗糖尿病时，黄连降糖的用量达到30g，再用温性干姜来佐制，防止苦寒伤胃，还用了3年左右时间摸索到黄连与干姜的最佳有效配比是6∶1；在治疗重症糖尿病末梢神经痛时，用大乌头汤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制川乌15～120g，桂枝15～45g，黄芪30～240g。
“欲起千钧之石，必用千钧之力”，李翰卿
认为，大瘟大毒，大积大聚，红肿高大，或气脱阳亡，或津亏液耗者，均宜用大剂以急救之；而对于一些质重和平淡药物，用量亦不宜过小。岳美中
认为，对于垂危极虚病人，非大剂汤液不能挽回，“极虚”证候常见于心力衰竭、产后、大失血后、大出汗、大劳累后等情况，另外，正如温毒大病必须用大剂败毒散，风寒暑湿燥火中，数“火”厉害，火有形，热无形，顷刻可以“燃遍满山树林”，因此，对外感大证必用大剂，否则便是杯水车薪之功。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适应病情的需要，更好地提高疗效，我们不得不加重整方剂量或某些药物的剂量。从君臣佐使角度看，这主要包括：①治疗主症药物必须重用；②针对影响主症较大的兼症，治兼症药必须重用；③其他方面症状突出，某些药物也要重用，如麻杏石甘汤，热甚则重用生石膏30～60g。
总而言之，我们所提倡的经方大剂量，是针对特定的病情——急危重症，特定的阶段——急性发作，使用大剂量来扼制病势、控制病情、迅速起效，中病即减、中病即止，随后改用丸散调理，所谓：合理用药在病情，大小剂量两相宜。
现代中医临床开启了量化时代。汤方发源于《汤液经法》，完善于仲景。仲景虽有方有药也有量，但对慢性病，应服多长时间，其间量的变化，均无细说。后世，尤其是丸散膏丹，是对慢性病小其治的宝贵实践，但有关量的研究，毕竟不多，更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因此临床缺乏定规，随意性太强。
中医处方用量要注意三因制宜，也就必然存在大小之分。《圣济总录》云：“凡服药多少，要与病人气血相依，盖人之禀受本有强弱，又贵贱苦乐，所养不同，岂可以一概论？”吴又可在《温疫论》说：“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涩，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气勃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
但是，基于安全等多种因素考虑，病重药轻时有出现。不少医家早就指出，如戴思恭在《推求师意》中提到“药病须要适当”时说：“假如病大而汤剂小，则邪气少屈而药力已乏，欲不复治，其可得乎？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火，竟不得灭，是谓不及。”疗效退化，大剂量逐渐湮没，为了纠偏，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说：“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害者，即放胆用之。”
可见，临床应针对病情，随证施量，所谓：大小剂量两相宜。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
曾言：“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后人治病，多系捉风捕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约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他曾对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甚为不解，“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因此他在《医医病书·用药分量论》云：“用药分量，有宜多者，少则不效，如暑温、痹症、痰饮脉洪者，用石膏每至数斤、数十斤之多，是其常也……盖药之多寡，视病之轻重也。”他认为：“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近代名中医岳美中
就主张“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他用药原则是“用量的大小要因人因病而定，以适合病人的体质和病情为宜”，并且特别强调有人说用轻药吃了不坏病，不会出乱子，其实以莛撞钟则不响，以寸草起重木草必折，泛用这种方法不但不能治病，反能误病。
从“轻舟自速”到“杯水车薪”的争论，孰是孰非？我们知道，经方的特点之一，就是药少而精，药专力宏。药味少并不意味着药力弱，如干姜附子汤去四逆汤之甘草，其力之猛胜过四逆汤，回阳力强，如增加药味，反牵制其力，功效降低，正如明代俞弁在《续医说》
云：“古之上医……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今之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他药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药味庞杂会互相牵制，在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中也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这与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极为相似。而针对急危重症，我们提倡恢复经方大剂量，药量虽大，但药味精简，目标明确，靶点清晰，直捣黄龙，可以迅速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处方总量常常小于通常处方，还可以有效节约药材。
根据病情合理用药是我们处方的基本原则，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大小剂量，因症施治，随证施量，各得所宜，或举重若轻，或四两拨千斤，或斟酌运用，岂能孟浪草率，亦不必因噎废食。大小剂量，一刚一柔，各显其能，刚则速战速决治大病，柔则慢功细活起沉疴，重剂有斩关夺门之捷效，小剂又有轻舟飞渡之妙用。对于急危重症，我们不主张惯用轻剂，轻剂固然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贻误了病情，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失了中医治疗危急重症的阵地。当然，对于普通的疾病，如慢性胃病，黄连无需用至30g，一般我们用在3～6g即可。临床上药物剂量的大小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轻浅者宜小，药质轻者宜小，质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轻等；同时，更应注意药物的相对量。相对量体现了各药用量的比例，蕴含了组方之法度，其变化既可更改方剂的性能，又可影响其功效的大小。
其实张仲景在药物用量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同一药物，针对不同病情，药物分大小以起不同作用。譬如大枣，在炙甘草汤中配用生地、麦冬以生血，用30枚；在甘麦大枣汤中配甘草、小麦以舒缓强急，即用10枚；在十枣汤、葶苈大枣汤用以佐制药性，则用量多；在桂枝汤、柴胡汤用以调和营卫，则用量少。再如炮附子治疗虚寒性慢性疾患时，用1.5～3g；取其镇痛作用，则需6～9g；至于治疗严重的风湿病，则又需加重。其用黄连，在三泻心汤中量小，意在健胃；在葛根芩连汤中用量大，用其清泻实火。其用桂枝，桂枝汤中用三两，治疗太阳中风有汗，桂枝加桂汤中用五两，治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胸。
另外，同一组成，治疗不同病证，药量随证变化。《金匮要略》中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药味相同，分量不同，治疗三种不同病证：小承气汤重用大黄四两，枳实3枚，厚朴二两，主治阳明腑实证，目的在于攻下热结；厚朴三物汤以厚朴为君，重用八两，枳实5枚，大黄四两，主治气机阻滞，腹满痛秘之证，目的在于行气通便；厚朴大黄汤重用厚朴、大黄，即厚朴六两、大黄六两为主，主治支饮胸满，腹满便秘之证，目的在于开胸治饮。再如，温经回阳救误的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三两，附子一枚，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和散风寒补阳胜湿的桂枝附子汤（桂枝四两，附子三枚，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二枚），二方从药品上看是相同的，但从剂量上看却是不同的，因此方名各异，作用自然也不同，李翰卿
体会是：“若前方用于后证，绝不会有显著效果，因为桂、附用量减少。甘、枣补缓之性相对增加，而风湿相搏之证，宜于温散，不宜补缓也；若后方用于前证，反会发生害处，因为桂枝散性过甚，不利于阳虚恶寒之体。”
而经方本源剂量考证结果说明方药可以达到这个量，有比现代相对较宽的剂量阈。临床要在随证施量治则的指导下，对慢病和急病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因为不同剂量体现不同的治疗窗。以病例说明：王某，女，41岁，郁火性慢性咽喉及扁桃体炎6年，咽喉壁红，扁桃体：左侧Ⅱ度肿大，右侧Ⅰ度肿大。重剂清火久治未效。思其发病源于生闷气，加之病在上，故书以升阳散火汤化裁。葛根15g，升麻6g，柴胡9g，羌活12g，独活30g，防风9g，党参15g，白芍15g，生甘草30g，薄荷6g，冰片3g，一剂大减，十五剂收功。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此大小剂区分之用也。
所以急病大其治，慢病小其治；慢病发作期大其治，缓解期小其治。下焦病大其治，上焦病小其治；病实体壮者大其治，病弱体虚者小其治，大其治者，以汤荡之；小其治者，以丸散膏丹调之，此大剂小剂之概略也。所谓随证施量形而上，量效对应治疗窗。证方药定量增减，疗效之谜如探囊。一病非一剂量阈，一证有一治疗窗，同病异治方不同，异病同治量天壤。
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药物量与效应成正比关系，称为量—效关系。其中，量为药物的剂量或血药浓度；效为药物作用所产生的效应。量—效之间呈一定的曲线关系，称为量—效曲线，根据所观察指标的不同，分为量反应曲线和质反应曲线。从量—效关系中可以得到阈剂量（最小有效量）和治疗窗（产生治疗效应的药物浓度范围）等重要参数。
国内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方剂分析，初步揭示出中药剂量分布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
为：“中药剂量分布并不是常态的，一般都有三个集中区，可以划成山字形的曲线。中间一个集中区的数量最多，与一般所说的常用剂量范围较为接近。两侧两个集中区分别为大剂量和小剂量范围，中间的可称为中剂量范围。相邻两剂量范围相差约一个数量级，大剂量范围与小剂量范围差别一般可达两个数量级。”
根据中药剂量的分布特征我们可以得出
：“①中药的最小有效剂量到最大有效剂量之间有一段相当宽阔的范围；②常用量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剂量的上限不是中药的最大有效剂量，权威规定剂量的上限到最大有效剂量之间还有一段剂量范围。中药剂量的分布特征决定了中药可有大剂量应用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权威对中药剂量的规定，除明显有毒的中药外，绝大多数药物的剂量只是常用量或者是习惯用量，这些剂量的确定主要是以古人及现代临床用药经验和习惯为依据，剂量的上限丝毫没有极量或最大有效剂量的意思。”
据此可认为：常用量不是最大有效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量是安全量，不等于最佳有效量。这也说明中药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地大剂量应用，不必拘泥于常用剂量或权威规定剂量。
临床疗效主要是指所选方剂作用于人体产生的效应。而决定所选方剂疗效的因素除了包括的药物以外，还与药物的剂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今医药学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中，对方药量—效关系获得了不少认识，概括起来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药量变化引起的效应改变是多方面的。
有一些中药，当其用量变化时，可能会表现为药效的双向性。如柴胡，《药品化义》云：“若多用二三钱，能祛散肌表……若少用三四分，能升提下陷。”苏木，《本草纲目》云：“少用则和血，多用则破血。”半夏，一两降逆止呕，二两安神催眠；黄连小剂量健胃助消化，大剂量则清热泻火；大黄，小剂量苦味健胃，大剂量通腑泻下
；这些都说明了药物量变对效应的影响。
不仅单味药物如此，同一类别的中药，用量不同时，其效果在性质上也可能出现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如补气类药，适量使用能产生较好的补气效果，过量使用反而导致壅满；行气类药，适量使用能产生较好的行气效果，过量使用反而会耗气、破气。
二是调整药物配比会改变方药的作用方向。
钱乙的六味地黄丸，原为治疗小儿先天不足证，后世医家将其扩大用于临床各科之肾阴虚证。方中熟地用量独重，以体现该方滋补肾阴的立意。具体运用时，宜根据患者临床表现的侧重，调整方中药物用量。汪昂
指出：“血虚阴衰，熟地为君；精滑头昏，山茱为君；小便或多或少，或赤或白，茯苓等为君；小便淋漓，泽泻为君；心虚火盛及有瘀血，丹皮为君；脾胃虚弱，皮肤干涩，山药为君。”
有些中药在不同配伍背景下可能会出现特殊用量以对应特殊功效。如逍遥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关于柴胡、薄荷的剂量。该方集疏、养、柔三法于一方，具调肝治郁之妙，却无辛散耗血之弊，其道理正如《医贯》
所说：“方中唯柴胡、薄荷二味最妙……木之所喜。”但柴、薄用量宜小不宜大，因柴胡重用发散表邪，轻用则疏肝解郁；薄荷重用解表发汗，轻用则清肝达郁。
而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对不同的剂量档次表现不同的药效作用的物质基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药的特殊性之一是化学成分复杂，每一味中药都是由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化学成分组成的。由于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并不相同，达到一定生物活性的最小有效浓度也不—致，因此中药在某一剂量时，不可能表现出全部成分的生物活性；含量多或生物活性强，生物活性最小有效浓度低的成分，可能在小剂量时就表现出作用；相反，含量少或生物活性较弱，生物活性最小有效浓度高的成分，也许只能在大剂量时才能表现出特有的作用。再加上某些作用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即使同一成分，不同剂量档次，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药效作用；同时，在中药复方中，由于中药间化学成分的相互作用、反应，也可能影响到某些成分生物活性的发挥，使其只表现出特定的药效作用。因此，根据不同的治疗目的，不同的方剂组成，选定不同的剂量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基于以上量—效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用量为什么比目前常用量大10倍左右，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一斤（250g），小柴胡汤中的柴胡用半斤（125g），而恰恰是这些药物近年来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践均证明，用大剂量时有明显疗效
。
大剂量一方面诚然可以发挥最佳疗效，但另一方面其安全性也不容忽视。我们知道
，只要严格按照中医药理论，辨证论治使用中药，不仅不会中毒，还可以化毒为药，化害为利，化腐朽为神奇。喜欢猛药的人称之为“霸道药”“将军药”，对其极力推崇，把它作为斩关夺隘、克敌制胜的法宝，认为它治疗疾病、祛除病邪有如汤沃雪之能、桴鼓相应之效；畏之者称之为“虎狼药”。所以有人说，中药中毒非药之过，而是人之过，在于是否善于驾驭。当然，毒药毕竟是毒药，所谓“燥悍之将，善用之奏效甚捷，不善用之为害非轻”，人命关天，为了更好地保证大剂量用药的安全性，我们需要严格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清代医家徐灵胎指出：“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说明如果医家辨证不准、用药不当，可导致毒副作用的发生。我们知道，有病病受之，无病人受之，有是证用是药，所以用药定量的前提是：准确识证，随证施量。《温病条辨·凡例》云：“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识证不真……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不可不详察也。”且该书强调：“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可见识证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识证呢？面对临床上复杂的病情，不妨先抓主症。《伤寒论》101条云：“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此条文提示了辨主症对识证、临床施治的重要意义，“但见一证便是”的抓主症思想简化了临床辨证过程。什么是主症？主症就是疾病的主要脉症，是疾病基本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如何抓主症？刘渡舟的经验
是：“以主诉为线索，有目的和选择地诊察，随时分析、检合。”提炼主症需要一定的临床经验，非常细腻，也有一定的技巧性。曾治一寒热往来病例，径投小柴胡汤，使古法服（去滓再煎），半剂退热。据说病人住院输液已经4天，可见经方的魅力，抓住主症的效力。曾治一咯血病人，常规止血方无效，忽闻“劳则剧”，顿思劳伤脾、脾不统血是也，舌脉支持，用归脾汤加减，两剂后咳停血止，数年失眠亦烟消云散，病人很是意外。有此疗效，得益前贤教导：辨方证贵在识机。曾治疗一神昏谵语者，追问大便数日未行，想到《素问·五脏别论》“魄门亦为五脏使”，试投大承气汤加味，药后排出恶浊，并酣然入睡，后糜粥自养而脱险。可见《黄帝内经》为我们辨方证立了“理”。曾治疗一甲状腺肿病人，诸症状不支持用柴芩剂，转变思路，思《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十条文“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乃选小建中汤加减，十剂左右，诸症悉减。辨证思路：思其贫穷，食不果腹，长年累积，乃成此病，虚劳里急，当建其中，故能显效。三部经典为方证相应，直接提供模板。同时要善于将病人的主诉翻译成经典医学术语，有助于方证相应。曾有病人形容“起床头晕，卧床减轻，站立不稳，常要跌倒”，经翻译成“起则头眩，身
动，振振欲擗地”，用真武汤，一剂知，二剂已；再如患者叙述“查肾积水，饮水则呕”，经翻译成“水入则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三剂，症状消失，积水减少。
抓主症，不仅可以执简驭繁选择成方，还可以依主症灵活组方，君药针对主症，臣药辅助君药治疗主症或针对主要兼症，佐药则是针对病性之寒热虚实而设，为治证之药，使药引经或调和诸药。以麻杏石甘汤为例，“喘”是主症，故以善于平喘之麻黄为君，以宣降肺气之杏仁为臣，助麻黄平喘，以辛凉宣泄之石膏（对证）为佐，且其用量倍于麻黄，针对病性之实热，甘草为使，调和诸药。如此配伍组方，君臣佐使简单明了，便于临床应用。
依主症立方还可解决临床常见的无证可辨问题。现代医学诊疗手段的进步，使许多疾病的发现大大提前，故临床中常可见到患者无任何自觉不适症状，仅显示实验室某些检查指标的异常，医者往往苦于无方可用。其实此时实验室指标异常可以视为“主症”，依“主症”立方。即首先针对实验室检查的异常指标择用有效中药作为君药（这些药物或可称为指标药），再根据体质、舌苔、脉象等征象确定其寒热虚实属性，进而选择佐药。指标药的选择需要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选择那些已经被药理学研究证实有确切改善实验室指标作用的中药，如五味子降酶，旋覆花降糖，牛膝降压，黄连降糖等。
我曾诊治一高尿酸血症患者，就诊时无任何不适症状，然形体略胖，舌脉表现热象，故以擅治高尿酸血症之威灵仙为君药，秦皮为臣，以黄连、清半夏、瓜蒌仁为佐药，配合使药组方，仅服药14剂，尿酸由初诊527μmol/L降至342μmol/L。中药自起源之时，其首要功用即是治疗症状，为医所用，如乌头止痛，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形成四气五味归经等理论。依主症组方及加减其实是回归了中医最初始最直接的本意，故而简明有效。
所以识证既准，抓住主症，当机立断；遣药组方，君臣既定，随证施量。
观医家用药猛、准、狠，大多别有一番非同寻常的经历。他们或对中医药都有种特殊的感情，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熟谙药性，善于驾驭，终于变虎狼之药为千里马，临床用药，有胆有识，出手不凡。
近代名医张锡纯对石膏应用可谓炉火纯青，别具一格。据《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他首次重用石膏，是在自己才7岁的亲生儿子身上试验的：“夫以七岁孺子，约一昼夜间，共用生石膏六两，病愈后饮食有加，毫无寒中之弊，则石膏果大寒乎？抑微寒乎？此系愚初次重用石膏也。故第一次只用一两，且分三次服下，犹未确知石膏之性也。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通过这样的经历，张氏从“未确知石膏之性”迅速提高到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地用石膏。其治西安县煤矿司账张子禹腿疼，“月余，共计用生石膏十七斤”，可见用石膏之重、之狠；治邻村李氏产后崩漏，“用白虎加人参汤，方中生石膏重用三两”，可见用石膏之广、之活。
燕赵名医刘沛然曾多次亲尝细辛生药药汁，据《细辛与临床》
记载，他“曾于1943年自服细辛五钱煎汁，未觉不适。随即给唐山聚兴药店徐经理调方……亦用五钱，很快痊愈。后广泛引申于临床，果然桴应。随之自饮量亦逐步增加，以身试药……为了探讨细辛用量，有一次竟喝下120g生药药汁，体验服后与饮前无何不适之感，各种检验亦无何变化。”通过体验观察并临床应用，最终突破细辛“半钱”的限制，重用细辛配伍治愈了多种疑、难、重、奇症。
在基层第一线的一些民间老中医用药往往也重拳出击，常常一两剂就药到病除。山东民间老中医刘文利老先生，临床经验丰富，其用大承气汤，起手大黄用至120g，厚朴40g，枳实40g，藿香40g（他认为代替芒硝，可使郁积排出），独特的经验来源于他们多年的临床、悉心的揣摩，还有他们没有多少后世框框的限制，如“细辛不过钱”等，他们言必称《内经》《伤寒》，这样才为放手用药做保证；但这绝不是鲁莽行事，这些民间老中医大多得从做药工、上山采药开始，长期接触逐渐熟悉药性方能熟练用药。
我对于大剂量应用的体会也是源于多年来的临床积累。早在20世纪，在流行性出血热高发地区江苏省东海县从事“七五”攻关课题研究期间，我们曾多次用中医药抢救急危重症患者。如一位32岁男性流行性出血热患者，高热至狂躁，发展至多脏器衰竭，西医抢救无效，生地黄，一日量多达800g，生石膏多达400g，起死回生。2003年“非典”肆虐，我带领团队在国内开展了纯中药治疗“非典”的尝试，在没有使用任何抗生素、激素及其他西药的情况下，重剂起沉疴，参与纯中药治疗的新发“非典”患者7天内退热，16天内痊愈，且至今未出现任何后遗症。之所以敢于大胆应用中医药，完全是基于对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自信。在两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积累了重剂起沉疴的经验。这番历程也为使用大剂量中药治疗急危重症提供了自信。
熟悉药性，方能驾轻就熟。如钱乙据《宋史》记载，其处方不拘一家之方，且不守古法，取各家之意，而不拘于一家。姜春华认为
“其所以能致此者，首在熟本草，深切了解各药之性能，然后始可融会诸家之法而出之腕下”。所以，正如《新唐书·张巡传》的形象说法“止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上下相习，人自为战”，只有掌握药物之作用，方剂之配伍，审每药之性能，别一方之主副，才能兵识将意，将知士情，自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如臂之使腕，腕之运指。
一般而论，平常之症当用平和之药，无须峻药重剂。但当大病重症之际，则非寻常药剂所敌，而需峻药重剂方能奏效，喻嘉言所谓“大病须用大药”，王孟英亦云“急病重症，非大剂无以拯其危”。每逢大病重症，处方只尚平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药轻病重，只能误事，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清代王三尊
就说：“吾观今之医人，见解不透，恐瞑眩之剂用之不当，立刻取咎，姑取中平药数十种，俗号为‘果子药’，加以世法滥竽于众医之中，病之浅而将退者，适凑其效，不知此病不服药亦痊。若病之深者，适足养虎贻患也。”
吴鞠通在《医医病书·论药不论病论》说：“天下无不偏之药，亦无不偏之病，医者原以药之偏，矫病之偏。如对症，毒药亦仙丹；不对症，谷食皆毒药。无论病家医士，只当讲求病系何症？治当用何法？方当用何方？药当用何药？对准病情，寒热温凉，皆在所用，无好无恶，无不见效。若不论病之是非，而议药之可否，寒者畏其泄，热者畏其燥，医者纸上谈兵，胶柱鼓瑟，病者以耳为目，恶直好谀，吾不知其可也。”《医法圆通》
又云：“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所以，处方之前，熟谙药性是第一步。
对于峻药重剂，我们只有熟悉其药性，才能懂得如何驾驭，如何配伍、炮制、煎煮等。医史上有些名医擅用某种药物，剂量恒重，超过常规，以至形成一种鲜明的用药特色和独特的学术风格，这常常也是其成为名医的重要因素。例如张景岳擅用熟地，人誉“张熟地”；祝味菊擅用附子，人誉“祝附子”；严苍山擅用沙参，人誉“严北沙”等。他们善用峻药，这跟他们谙熟药性是分不开的，屡次用药，方能明达药性。范文甫曾云：“余平生用药大多有据，决非漫无目的。”其用药经验是从屡次应用中积累而得。曹颖甫善用经方，以药简而量重著称，他常说：“我用重剂，实在是逐渐加重的，绝不敢鲁莽从事，把人命当作儿戏。”
大剂量用药还必须克服畏惧心理。杯弓蛇影，心存畏惧自然体会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唐朝孙思邈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就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的自信和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必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这句话也就是讲既要有敢想敢干、当机立断的精神，又要有小心谨慎、周密思考的态度；不可墨守成规又要按规律办事，忌主观武断，才能准确、及时地处理好急危重症。李中梓具体分析说：“望闻问切宜详，补泻寒温须辨。当思人命至重……如是者谓之心小。补即补而泻即泻，热斯热而寒斯寒，抵当承气，时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详明，勿持两可，如是者谓之胆大。”诚如曾国藩所云：“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岳美中的临证心得是：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实可为临床借鉴，胆须从识中来，眼明而后手快，有胆无识，措施往往是盲目的，必至于鲁莽偾事；有识无胆，畏怯不前，必至于贻误病机。
我们提倡大剂量用药，主张有胆有识，是为了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既不囿于成见，亦不鲁莽行事。清《咫闻录》记载这么一件事：浙江鄞县徐姓，以白虎汤偶愈朱姓伤寒，此后人咸以为神医也，不可貌相。谢银十两，由是名声大振，延者有人。徐欣欣得意曰：白虎一汤，能起死回生，况病而未死之人乎？凡遇病者就之医，即开白虎汤与之。不及两月，医死者十余人，被人拷打数次。这样反面的教训一再提醒我们，重剂起沉疴，胆大同时必须心更细，保证药物有效性与安全性的有机平衡。
但是，将“胆”“识”有机结合的医家亦不乏其人。宁波范文甫以擅用峻剂著称，主张“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其用越婢汤治风水，麻黄常用至18g，治小儿麻疹闭证竟用至24g，用急救回阳汤时附子常用45g，在南方热带之地，如此大剂应用麻黄、附子等热药实属非常，但是他也认为“临证处方胆欲其大，而辨证审因，务须细心”。其虽好投峻剂，但轻重有别，必待有是证用是药，绝非一概滥用，例如他用小青龙汤治失声，麻黄、桂枝仅用三分，乃宗《内经》“因其轻而扬之”之意。云南吴佩衡
以用大剂附子著称，其治幼儿秦念祖伤寒重症发热已20余日不退，开手就用附子250g，第3剂时附子已用到400g，前后不到一周时间，患者危症转至痊愈，他非常强调辨准证候，他总结辨识阴证16字诀
：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同时，还非常讲究配伍煎煮，他投用大剂附子，必待开水久煎三四小时，且同时伍用干姜、甘草以减其毒性方可。
所以不光要有“胆”，更要有“识”，不光要有大剂量的“狠”，还要有保驾护航的“稳”。
有故无殒、随证施量，这是处理方剂剂量的重要原则。临证病情变化多端，我们应该“不忽于细，必谨于微”，有攻有守，随证施量。岳美中的经历异曲同工，耐人寻味
。他起初在临床上常碰到一些疾患，病情虽比较复杂，而病势却有痊愈的可能，可着手治下去，却不能从心所欲地解决好，有时反而起到反作用，甚至枝节横生，自觉苦闷不堪，他以为是病状严重，药难为力，遂以病有特殊性，而医也有局限性自解。后来在有经验的前辈面前，见到他们对待大证或复杂证，在恶劣或繁烈的情势下，不颟顸、不急躁，有安排、有条理，恰如其分地治下去，对于一二味药的出入，一二钱分量的进退，都细心斟酌，毫不轻率，最终收到起沉疴痼疾的效果。恍然大悟：“入细！”杜甫有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所谓“细”，即诗律精细如毫发。所谓“入细”即要有法度、有组织。“入细”，才可以理清复杂证，这是在重剂起沉疴的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刚柔并用的手法，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有法度、有次第，圆润、灵活地随证施量。“入细”的随证施量还表现在：
①注意体质：这强调的是三因制宜，正如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所说：“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②轻药愈病：即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用药治疗或者用重剂的，我们还得考虑到人体自身的恢复可能；并且杀鸡用牛刀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正如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轻药愈病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难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所以应该区别对待，免受服药之误。③结合病情：提倡重剂起沉疴只是针对特定的病情——急危重症，特定的阶段——急性发作，使用大剂量来扼制病势、控制病情、迅速起效，中病即减；如果是轻病弱体，岂可妄投（胡翘武）！若久病痼疾，可治在缓图（陈治恒）
。江克明概括祝味菊擅用附子的缘由，其一就是，“登门求治者，病情大多是坏证逆候，久病阳虚之人”，所以这才会附子“用量超过一般，少则15g，大则30g以上”。可见医家选择大剂量是因为病情危急，而急危重症也不得不让人选择了大剂量。
总之，经方的合理剂量应该是能够切实化解有效性和安全性二者之间矛盾的。而有些药物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非常接近或交叉重叠，导致治疗时常会出现“瞑眩”反应，如乌头桂枝汤，剂量加服到病人出现“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再如用白术附子汤“一服其人身如痹，半日许复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但往往有了“瞑眩”反应，疾病会快速向好，所谓“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这说明取效的关键是剂量要达到一定的量，其极限值是临界中毒剂量。
因此，使用经方只要认准靶点，对于急危重症，我们就可大剂量使用，有时看似出现的中毒现象，反而是出效果的反应，这应该与中毒症状相鉴别，不能杯弓蛇影、因噎废食。汤本求真
在《皇汉医学》曾提到：中药方服用后，往往其反应有不预期之不快症状出现，是即称为瞑眩者；同时他根据临床实践提出的鉴别诊断方法值得参考：“若为中毒症状，则理当随服药之后而益增恶；瞑眩者不过为药剂之反应现象，其症状为一时性，片刻后此等症状固即消失，而本病亦脱然痊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