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痉病是指由筋脉失养引起的以项背强急、四肢抽搐，甚至角弓反张为主要特征的疾病。“痉”作为病名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其理论初步形成于《黄帝内经》，辨证论治始于《金匮要略》，病因病机和针灸治疗等方面理论在汉代后不断丰富，到明清时期日臻完善，以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将痉病研究推向高峰，形成了完善的辨证论治体系。“痉”作为病名沿用至今，曾散在于“痓”“瘛疭”“惊风”“破伤风”“抽搐”“口噤”“子冒”等论述中，近现代又提出“疫痉”一词，使得痉病之病名含义日趋丰富。《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曰：“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痉病的病位在筋脉，由外感风寒、津液不足、筋脉失养等因素所引起，以项背强急、角弓反张、口噤、脉弦紧等症为特征。周老认为，痉病可由多种因素导致，病因病机复杂，外邪侵袭，阴血亏虚，痰瘀阻络，或他病误治，伤津脱液，均是导致本病发生的重要因素，然筋脉失养是其基本病机，正如朱丹溪所说，“津血有亏无以滋荣经脉”是主要病机。根据《内经》“风气通于肝”“肝主筋”等相关论述，可认为痉病与肝关系密切。肝在体为筋，肝血充足，筋脉得养，则肢体运动灵活有力；若肝血亏虚，筋脉失养，则筋脉拘挛强直而发病。具体病因病机如下。
最早认识痉病即是外邪致痉，与风寒湿关系最为密切。《五十二病方》中就提出：“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指出外伤之后外邪侵袭人体而发痉病，《黄帝内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提出“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及“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认为风、寒、湿等外邪与痉病发生有着密切关系，奠定了外邪致痉的理论基础。《金匮要略》正式提出外邪致痉理论，沿用至今，如“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
然，脉反沉迟，此为痉”。后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强调“风邪伤于太阳经，复遇寒湿”的病因。在外邪病因认识上，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痉病不仅与风寒湿有关，还与热邪有很大关系，此为明清“热盛发痉”之渊源所在。外邪致痉之理论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清代仍有医家认同“中风无外邪，痉病无内邪”的观点。清代吴鞠通提出“要知痉者筋病也，知痉之为筋病，思过半矣”，认识到筋之拘挛为本病之根本表现，无此痉病便不会发生，痉病病位也进一步清晰。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对于太阳病发汗太过、风病误下、疮家发汗，连续三条阐述了误汗误下导致津液亡失、筋脉失养而致痉的病因。如“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可见仲景对于他病误治十分重视，其对伤亡津液而致痉的理论，是对《黄帝内经》的继承和发挥。《景岳全书·痉证》之中：“观仲景曰：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风病，下之则成痉。疮家不可发汗，汗之亦成痉。只此数言，可见病痉者，多由误治之坏证，其虚其实可了然矣。”罗美继承了前人观点，提出“或外感六淫，或发汗过多，或疮家误汗，或风病误下，或灸后火炽，或阴血素亏，或阳气素弱，各有不同，故痉病之坏，不出亡阴、亡阳两途”，指出由于误治发生阴阳虚损而导致痉病发生。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曰“此原痉病之由，有此三者之异，其为脱液伤津则一也”，指出津液亡失、筋脉失养为失治误治致痉的总病机。
此病因虽然与外邪致痉有一定联系，但是由于素体虚弱，临床上发病更为危急，一般预后不良，救治上亦有特点。如《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首次提出“新产血虚，汗出中风”的病因理论，“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极大地启发了后世医家。宋代陈无择提出“血气内虚，外为风寒湿热之所中”的致痉理论，对痉病之病因病机认识更为丰富。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痉病》一书中记载痉病发病之病机关键为“外有诸虚之候，表虚不任风寒”“或产后，或金疮，或跌仆扑伤，痈疽溃脓之后，一切去血过多之证”，认识到阴血亏虚是发病的主要因素。《医宗金鉴》对于《金匮要略》痉病之论述作出了补充和评注，认为“凡病出汗过多，新产、金疮破伤出血过多”而变生痉病，提出本虚标实是病机之根本。
《灵枢·热病》的“热而痉者死”，就已经提出热盛伤津，经脉失养发生痉病之不良预后。《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指出，“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
齿，可与大承气汤”。此以急下存阴之法，治疗阳明热痉。外感热邪不解，邪热内传阳明，阳明热盛，消灼津液，筋脉失于濡养，引发痉病。这种“热盛致痉”的理论对后世温病学派有很大启发。《临证指南医案》指出“热盛伤津，肝风内动”的观点，“五液劫尽，阳气与内风鸱张，遂变为痉”“津液受劫，肝风内鼓，是发痉之原”。
《丹溪心法·痉》提出痉病的病因是“气虚有火，兼痰”，病机为痰火塞窜经隧，津血不荣，其治疗采用补气化痰之法。明代张景岳对于急惊风治疗，强调祛痰退火。清代王清任在朱丹溪的“气虚致痉”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气虚血瘀致痉”的理论，对于临床治疗痉病有一定意义。
“历节”一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有疼痛遍历关节之意，作为病名首见于《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除了关节的剧烈疼痛外，历节还存在身体消瘦、关节肿大的临床表现。晋唐时期，人们对历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中风诸急方第十九》载：“若关节疼痛，蒲黄八两，附子一两，炮……若骨节疼烦，不得屈伸，近之则痛，短气得汗出，或欲肿者，附子二两，桂四两，术三两，甘草二两。”虽然作者并未直接指出“历节”这一病证，但从风邪病因和骨节痛不得屈伸、短气得汗出等症状来看，文中所治应是《金匮要略》之历节病，并将其归为风病。《诸病源候论·历节风候》云：“历节风之状，短气，自汗出，历节疼痛不可忍，屈伸不得是也。由饮酒腠理开，汗出当风所致也。亦有血气虚，受风邪而得之者。风历关节，与血气相搏交攻，故疼痛。血气虚，则汗也。风冷搏于筋，则不可屈伸，为历节风也。”也指出历节病发于血分，其内因为血气虚，外因以感受风邪为主。《圣济总录》云：“历节风者，由血气虚弱，为风寒所侵，血气凝涩，不得流通关节，诸筋无以滋养，正邪相搏，所历之节，悉皆疼痛。”上面的论述已经明确指出了历节病的病位在血分，其说继承了仲景的思想，认为历节病因病机为本虚标实，其发病的内在因素为肝肾精血不足，外因为风邪。《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曰：“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寸口的脉象既沉且弱，沉脉代表骨病，五脏之中肾主骨，故沉脉表示肾气亏虚之象；弱脉代表筋病，五脏之中肝主筋，故弱脉表示肝血不足之象；肝肾同源，精血互生，藏泄互用，若寸口脉沉而弱，则说明肝肾俱虚。汗出腠理开时，肌表疏松，若此时入水中，则水湿乘虚入侵，郁而生热，成为湿热，伤及血脉，浸淫筋骨，流入关节，阻碍气血运行，最终出现全身疼痛、痛处肿大和溢出黄汗等症。因此，肝肾不足是历节病发生的内在条件，为病之本；水湿内侵是历节发生的外在条件，为病之标。该病虽流注筋骨，实与所合之脏关系密切。临证施治时，宜内治肝肾之本，外散寒湿之邪，此所谓标本缓急之法，然其治疗均不离肝与肾。
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有：“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少阴脉弱为肾阴血不足，此为历节病发生的内在因素，血气虚弱，即易感受外邪。外因方面，文中除风邪外，并没有言及他邪，风邪入血分与血相搏结是其病的特点及疼痛如掣的缘由。“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盛人即身体强壮之人，脉涩小为精血不足于内，长期饮酒亦耗伤精血，因精血不足于内，又有气虚，卫外不足，腠理开泄，感受风邪发为历节病。
这是历节的另一种发病情况，依然强调风伤血的病因病机。“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仲景将肝肾精血不足于内、气虚视为历节病的重要内因，同时又提出胃有蕴热，复感风湿之邪的历节病因。原文中以趺阳脉专候脾胃，脉滑则谷气实，表示胃热盛；脉浮为风象，风性疏泄，内热盛而腠理开泄，故汗出当风，或汗出入水中，则气分有郁热，又感受外邪，入里化热，两热相得，复入血分，即是“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之意。《金匮要略》中对历节病的病因病机的论述，总结起来即为肝肾精血不足，又受风邪，风血相搏，或气分郁热，与外邪相加，化热伤血，发病即在血分，但外邪仍强调风邪的病因，这与风伤血的性质有关，而寒湿伤人多病在气分，故多痹证，这也是《金匮要略》把历节病与痹证区分开来的可能原因。
奔豚病发作时患者自觉气从少腹起、上冲至胸或咽喉，此时患者极度痛苦，随着上冲之气返回于下，其痛苦消失，逐渐恢复如常人。古人认为这种病证可由肝郁化热引发，并对此做了详细论述。《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仲景在原文中明确提出奔豚病乃由“惊恐”所引起，并提出相应的治疗用药，如“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灵枢经·邪气藏府病形》曰：“肾脉……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经中所言奔豚病的肾脉表现是微急，而经中又言“诸急者多寒”，说明脉现急促多为寒邪所致，寒为阴邪易侵袭下焦，足少阴肾之脉，从足小指之下，斜向足心至涌泉穴，出然谷穴，沿着内踝后缘，进入足跟中，向上沿小腿内后缘，经腘窝沿股内侧后缘上行至长强穴进入脊椎，归于肾络于膀胱。寒主收引凝滞，寒邪在经络则下肢屈伸不利，寒邪入肾与膀胱，则二便不通。《黄帝内经太素》注：“微急者，肾冷发沉厥之病，足脚沉重逆冷不收。”指出寒邪为奔豚的病因，其病机为肾阳不足，阳衰则不能温煦机体，肾阳虚则正气虚，卫外功能减弱，寒邪乘虚而入，循肾脉上行发为奔豚，阴寒之邪停滞于双下肢，则足腿沉重不收。
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提出奔豚的病因。“病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其病因即是惊、恐情志刺激。《肘后备急方》继承《金匮要略》的学术观点，认为奔豚病是从“卒惊怖忧迫”得之。
《诸病源候论》详细阐释奔豚的病因病机。肾藏志，心藏神，惊恐则心肾损伤，扰动神志，体内之气，随之运行失常。忧则气郁，思则气结，损伤脾胃，脾胃为中焦之枢纽，其功能化生气血并上输下传，枢纽失常，则气机逆乱，可出现心下闷乱、气满、手足寒、气短、欲吐等症状。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提出奔豚“皆抑郁不伸而受其邪也”。周老也认为，奔豚可由情志抑郁不舒、气郁不畅而得，发病主要与肝有关。
《伤寒说意》言：“腹中有肝胆之邪，肝邪克脾，则腹中或疼或胀，胆邪克胃，则欲作呕吐。”脾弱肝旺，土虚木贼，肝气横逆克脾，肝、脾二脏受病，土虚木乘，脾虚失运，水谷精微不可正常输布，清浊之气不可循经以分，当升者不升，应降者不降，气机不畅，壅滞为胀。此时宜顺肝之逆，疏肝理气，补脾之虚，益气健脾。肝木得泄，脾土得补，气血得顺，腹胀得止。然因个体差异，有肝郁重者，有脾虚重者，应四诊合参，详问病史，辨孰轻孰重，分轻重治之。
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胃喜润而恶燥，胃津液亏耗，气虚不布，因可成胀；脾喜燥而恶湿，脾弱失司，气虚不运，亦可为胀。从气机看，二者一主升、一主降，升降相因共同维持气机升降平衡。
《张氏医通》言：“腹胀诸证，虽属寒者多，属热者少，然世治胀，喜用辛温散气之药，即使湿热作胀，亦必赖辛温之品以散气，气散则胀满亦宽。但须以去湿热之药为主，而兼辛温为引导则可。”医者喜欢用辛香通络理气药治疗胀满，但湿热为胀应另辟蹊径，湿热内蕴须以苦寒祛湿热之药为主，辛温理气之药为辅，君臣佐使，主次分明，不可倒置。湿热为患，火盛阴虚，热乘血分，其腹虽胀而不甚大，按之益坚，小便黄赤，大便秘涩，至夜则微热，此时不可误作食积湿热之证而采用消导化湿之法，若消导则阴愈伤，化湿则津愈涸矣，宜用味苦性寒之药治之。
气虚不能裹血，血散作胀；气虚不能生血，血虚作胀；气虚经络不畅，血滞作胀；血虚不能养气，气虚而胀；血虚气机升降失常，气滞而胀；血虚不能敛气，气散而胀，《脾胃论》云“腹中夯闷，此非腹胀，乃散而不收，可加芍药收之”，亦言气散而胀也。腹胀之病看似简单，然病机纷繁复杂，临证应圆机活法，从气血辨证施治。
《伤寒广要》云：“伤寒少腹满者，何以明之，少腹满即脐下满也，少腹者，下焦所治，溺血结而不利，故少腹满也。”胸满心下满，多因气而致，气属无形即无物也；然腹满者，非止气也，物聚于此亦可致胀；所谓物者，或溺（同尿）或血，邪聚下焦，津液不通，气血不行，留滞于下，是生胀满；然少腹硬满而痛，小便利者，为蓄血之证，小便不利者，为溺涩之证。中医学认为津血同源，津水同源，行水有助于活血，活血有利于行水，二者密切相关，不可截然分开，故治应兼用活血利水之法。
饮食过饱，胃满难容，腐化不及，则饮食停于胃；多食脾运不及则水谷滞于肠；胃气虚弱，阳道不行，输运无力，水谷停则生积滞；有形之物停聚则有胀满之感。虫邪寄居肠道，可使肠道梗塞不通，腑气不畅；或因寄宿日久，损伤脾胃，耗气伤血以致气虚血瘀，气虚气机不运，血瘀气机不调，故腹胀益甚。痰饮为有形之邪，可随气流行，停滞于经脉，留滞于脏腑，阻碍气机，妨碍血行；痰饮本为水液代谢失常的产物，但痰饮形成后进一步影响水液代谢可致水液停蓄，气阻、血滞、水蓄三邪合而为胀。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曰：“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观寒疝之名，可知其以病因命名，顾名思义，本病是因寒而引起腹中疼痛的病证，以脐周疼痛为主要表现。周老认为，寒疝疼痛发作之时，还可累及两侧胁肋部筋脉拘急疼痛，此与肝关系密切。主要是肝失却了血的濡养和气的温煦，使其主筋的功能异常而发病。肝血不足，肝阳亦虚，筋脉失养，则拘挛疼痛，然其痛势不但表现为多轻缓，而且疼痛时用温物敷贴或适度揉按会自觉舒适，故仲景治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养血暖肝，驱散寒邪。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提出：“腹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绕脐痛，若发则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弦者，大乌头煎主之。”本条论述了寒疝的病机与脉证，首先提出寒疝的典型症状为腹痛，结合下文，提出腹痛在发病部位上为绕脐痛，说明寒疝为发作性、急性、阴寒性的腹痛。接着通过脉象论述寒疝腹痛的病机，脉弦而紧，为阴寒内盛的表现，弦脉与紧脉，皆属于阴脉，既属寒，又属实，主寒主痛，弦为卫气不行，在外表现的症状为恶寒，紧为寒盛，表现为不欲食，腹痛而见弦紧之脉，为阴寒偏盛。阳虚而内寒盛，阳气不能达于外，肌表不能温煦而恶寒，故“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若寒外袭，则入内影响脾胃功能，则会“紧则不欲食”。阳虚在里而不能卫外，寒袭于外而入里，寒盛而阳衰，胃阳与卫阳并衰，外寒与内寒俱盛，从而“邪正相搏”，邪正相搏的结果为寒气攻冲，导致寒疝腹痛的发生。寒疝发作时以“绕脐痛”为主要症状，疼痛剧烈，从而使人汗出，阳虚则阳气不能行于外，不达于四末，从而手足厥冷，疼痛剧烈，肢冷汗出为寒气内结、阳气不行的结果，此时的脉象为沉紧，沉为在里，紧则为寒，脉象由弦紧发展为沉紧，病情更为严重，沉寒痼冷，以乌头煎治之，取其破积、散寒、止痛之意。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提出：“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寒疝的典型症状为腹痛，又如大乌头煎证的绕脐痛、自汗出、手足厥逆，是由阳虚阴寒内盛所致，而本条文论述则偏于内寒血虚，以腹痛与胁痛为主。腹胁痛，且感觉里急，里急即是指感觉拘急，这里指的不仅有寒，还有血虚，寒气内盛，寒性收引，且失去血的濡养、气的温煦，故腹中拘急而痛。胁痛涉及肝，肝藏血，血虚则肝脉失养，血虚而生寒，发为疝痛，所以兼两胁疼痛。由此可见，本条论述的寒疝属虚，病势不似大乌头煎证来势凶猛，这种疝痛为一种虚性的表现，表现出疼痛势缓，因虚生寒，喜温喜按，故病属寒盛血虚，以当归生姜羊肉汤治之。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提出“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腹痛，逆冷，手足不知痛痒，或发为拘急，身疼痛既有寒疝在里，腹中痛，又有外不解，且在表，从而发为身体疼痛。阳气亏虚，不能温煦四肢，以致手足逆冷，寒冷至极而手足不仁，寒邪在表，营卫不和从而身体疼痛，内外皆寒，表里皆病，在这种情况下，里虚寒而发为疝痛，身体疼痛虽与表有关，但与血的凝滞也有较大的关系，因为寒，血不通则痛，一般单纯的解表或温里及针灸等已无法解决，故用乌头桂枝汤治之。本条论述的是寒疝兼表证，疝痛遇外寒，犯寒辄发，本为阳虚寒盛，又有外寒诱发，则立即发作，用乌头煎与桂枝汤合方治之。
《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曰：“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着”有黏着、附着、留滞之义，“肝着”即用来形容肝经气血着而不行的病理状态。当肝经感受外来风邪侵袭之时，邪在气分使肝主疏泄功能失常，气机运行受阻，郁滞日久，邪从卫分入营血，使气与血交结于胸胁，阻碍经络运行输布。“蹈”其本意为足踏，此处意为推、揉、按、捶。病人应用叩击、按揉、捶打等手法振动胸部，促进气机舒畅，推动血液运行，以缓解胸脘痞闷不舒之症。病起之前或之初邪在气分，得热饮促使气机通畅而病情暂缓，故常欲饮热；久之已到苦时，邪入血分，血瘀气滞，则饮热已无效果。故立通行肝经瘀滞之论，治以温阳行气散结之法。
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言辞精湛简约，大部分医家根据肝着命名推测病位在肝，但因肝着的症状大多在胸膈以上，用肝脏本身作为病位来解释有些局限。此外还有其他见解。如《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云“盖肝主血，肝着，即使血黏着而不散也……今着于胸前膜膈中，故欲人蹈其胸以通之也”，认为病位在膜膈。从原文出发，其人欲蹈其胸上，而非胁下，胸者肺之位，而非肝之位，胸中肺气不畅，热饮入胃最先缓解胃之症状，而支持病位在肺胃。然《备急千金要方》云：“风寒客于肝经，不能散精，气血凝留，留着于胸上。”《圣济总录》载：“治风寒客于肝经，膈脘痞塞，胸胁下拘痛，常欲蹈其胸上，名肝著。”都说明肝着病位在足厥阴肝经。周老认为，肝着病位在肝之经脉——足厥阴肝经。其一，仲景条文简约，但极具深意。“肝着”病位虽不在肝脏本身，但与肝有着莫大联系，即为肝之经脉——足厥阴肝经。亦如同样出现在《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的“肾着”一病，虽病位不在肾脏本身，然属肾之府——腰部肌肉。其二，足厥阴肝经……绕阴器，至小腹，挟胃两旁，属肝，络胆，向上穿过膈肌，分布于胁肋部……出于额；其分支，从肝分出，穿过膈肌，向上注入肺，交于手太阴肺经。有医者据“蹈其胸上”的症状得出“肝着”病位在肺胃之说，忽视了经脉循行路径的广布性和络属关系。足厥阴肝经既布两胁也走胸肺，风寒阻滞经脉，经气不通，故胸闷而不痛甚，喜拍打、热饮。胸闷饮热是作为肝着主症写入条文，而风寒阻滞肝经在临床还可见胁胀、少腹满、囊缩、头顶痛、舌淡苔白、脉微弦或弦涩等肝经循行处的症状。
结合《金匮要略》中肝着的篇目可知，其病因主要为风寒，且属风寒直中肝脏未达而留滞于肝经：其一，肝着列于五脏风寒积聚篇，此篇讨论的内容是风寒邪气直中脏腑所发生的病证，张仲景将外感风寒由表入里、循经相传的病证归入伤寒，将风寒越表入里、直中脏腑的病证归入杂病。典型的五脏风寒是风寒直中脏腑，如肺中风、肺中寒等；不典型的五脏风寒是风寒直中脏腑而未达，邪气滞留于该脏之经脉或外腑，如肝着、肾着、脾约是也。其二，可根据旋覆花汤的寒热性质及条文所列“欲饮热”来推测。方中旋覆花和葱白性味辛温，用量大，新绛少许为佐，整个方子以温为主，故病因可看为寒。而症状“欲饮热”从另一角度给出了佐证，寒主收引凝滞，客于筋脉则令气血运行受阻，使患者产生憋闷不适的感觉。小饮热水，可助温散寒凝，缓解阻滞。其三，从条文来看，肝着的病因主要为外感风寒，然则，我们在学习时不可完全拘泥于原文，而应着重继承张仲景辨证论治的思想理念。肝着的病机主要为肝经气郁血滞，条文中提及了“但欲饮热”，但由此推断病因独为外中风寒恐为不妥。风寒自然是肝着病中导致气血阻滞不通的主要原因，然则还有其他因素，诸如情志内伤，或是痰湿、瘀血等病理有形产物亦可导致气郁血滞。
肝着病机说法多样，有肝乘脾说、肝乘肺说、肝气郁结说、肝脏气血郁滞说、血着膜膈说、阳虚寒凝说、风寒湿合邪着肝说等。条文未提及肝着病机，只言症状及方药，由此可据两者进行反证。“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是指肝经脉络初受风寒之邪，邪凝气分受病，而见胸胁痞结不舒，故欲饮热，使气机通利，阳气宣达，肝经寒凝气滞得缓。久之，已到苦时，病邪深入血分，肝经脉络寒凝气滞血瘀，因肝经布于胁肋而络于胸，而见“常欲蹈其胸上”，以助行气活络，再到后者，合以旋覆花汤药，温阳散寒、行气活血，症状得舒。以此可反证肝着病机乃邪阻肝经气血，使气郁血滞不能畅行。周老认为，肝着病机主要为肝经气郁血滞，兼有肺胃气机不畅。依据五行生克乘侮理论，在病理状态下可出现肝侮肺、肝乘脾胃的情况。陈修园在《金匮要略浅注》中论：“胸者，肺之位也。肝病而气注于肺，所以为横也。”《金匮玉函经二注》中述：“肝主疏泄，言其用也。倘郁不舒，势必下乘中土，土必弱而时满，气必结而不开，故喜人按之揉之也。”再者，脾升胃降，是全身气机升降的枢纽，再加上肺的宣发肃降，有助于全身气机的畅通，进而与肝的疏泄调达密切相关。
《伤寒杂病论》中最早出现“悬饮”之名，因饮停于两胁，有悬吊之意，故而得名，属于广义的痰饮病范畴。《金匮要略》曰“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悬饮者，十枣汤主之”，而《伤寒论》中又有“太阳中风，下利呕逆……其人
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对悬饮病的认识更加完整。肝经居于两胁，且肝经支脉向上贯注于肺。若饮邪停于胁下，可循经脉上贯于肺，使肝气不能上升，肺气不能下降，出现因气机逆乱而引起的咳嗽、胁痛等症。因此，悬饮之为病，饮流于胁下，主要累及肝与肺，为胁下水气癖积、肝络不和之证。
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皆能致人病，然而外感六淫中寒、湿致饮病最为多见，寒、湿可单独致病亦可与风邪为伍。风性轻扬开泄，汗出不畅则津液易蓄而为饮。寒为阴邪性收引凝结，湿性重浊黏腻易阻气机。冒雨涉水或饮冷受凉外受寒湿之气则气血运行滞涩，津液不行聚而为饮。风为百病之长，风寒湿邪常合而至。
五运六气学说认为人体的疾病与当年所主之气的司天在泉有很大关系。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到“少阳、太宫、厥阴、甲寅、甲申，其运阴雨……其病体重，胕肿，痞饮”；《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到“岁太阴在泉……民病饮积，心痛”。运气学说将一年分为六之气，即如同一年中的六个时段。除了当年的主气影响疾病之外，每一气单独对疾病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提到“太阴司天之政……终之气，寒大举，湿大化，霜乃积，阴乃凝，水坚冰，阳光不治”“少阴司天之政……四之气……鼽衄，饮发”。都谈到了每一气与疾病发生的关系，而悬饮的产生与主阴寒之气的太阴、少阴司天关系最为密切。
情志与人体气血津液的调节与运行也有着重要的关系。《素问·举痛论》指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气能推动津液的运行，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津凝，气机失常则水液运行不畅易聚而为饮。
此外，外伤、劳欲过度等也可诱发饮停。胸膜、胸壁软组织受到外力击打挫伤后，局部也会形成胸腔积液。
《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素问·百病始生》亦指出“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说明了体内水饮的形成与寒邪有着紧密的关系。脾胃为气血津液生化之源，脾主运化，气血精微物质通过脾主升清的功能上奉心肺。《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脾喜燥恶湿，脾胃虚寒则寒湿内生，脾主运化水湿津液及脾主升清功能受阻则水津不能布散化而为饮。脾胃虚寒对悬饮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此外，饮水过量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张仲景谓“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他也提到了饮水过度与悬饮之间的关系，如果脾胃功能正常，饮用适量的水不会造成悬饮，但过量饮水再兼脾胃虚寒则可致水湿内阻。隋代医家巢元方也认为饮水过量与悬饮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他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到：“诸饮者，皆由荣卫气痞涩，三焦不调，而因饮水多，停积而成痰饮。”由上可知，悬饮的形成与过量饮水及脾胃虚寒有着密切的关系，系脾胃虚寒与饮水过量内外感召而成。
华佗在《中藏经》指出：“人中百病，难疗者莫过于水也。水者，肾之制也。肾者，人之本也。肾气壮则水还于肾，肾气虚则水散于皮。又三焦壅塞，荣卫闭格，血气不从，虚实交变，水随气流，故为水病。”华佗认为人生之病最复杂最难治疗的就是水病，而水病之所以发生究其根源还在于肾气的强壮与否。肾主水、主前后二阴，与膀胱相表里。“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体内之水液只有经过肾阳温煦气化之后，才能合理地分布流通。肾阳不足则水液气化无力，停于体内化而为饮。
肝气主升，胆气主降。肝胆是人体气机升降调节的重要枢机，肝藏血且主疏泄。肝主疏泄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调畅和疏通全身气机来实现的。肝主疏泄主要体现在肝调节气血津液的运行和对情志的调节，人体内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必须有条不紊，肝失疏泄则会使其运行失常最终导致气机逆乱、血行阻滞为瘀和津液停留。悬饮的形成与三焦的畅通与否也有着重要的关系。《难经》谓“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素问》亦言“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是水谷与气运行的道路，上中下三焦相互协调有序运转，一旦三焦运行不畅则水谷停聚，饮邪内生。食物停聚胃肠则为食积，会出现口臭、口干、腹胀、大便不通等症状；水饮停于心下则发为心悸、奔豚；停于肺中发为饮咳；留于胃肠则为痰饮；布于胁肋则为悬饮。
悬饮如囊裹水，悬吊于胸胁，痰瘀互结也是其形成的重要病机之一，而痰瘀交阻日久、气血津液运行失常，郁积于胸胁则终成顽疾。《金匮要略》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瘀血日久容易导致水液代谢失常，也可以形成悬饮。此外，伏邪致病也是悬饮发病及演变的重要因素。
临床上导致悬饮的疾病很多，包括肺癌、乳腺癌、结核性胸膜炎、胸腔疾病、肝病等等。而这些疾病都是疑难疾病，病程迁延易反复发作，常规治疗只能缓解症状及病情，很少能够得到根本改善与治愈，这与伏邪致病有很大关系。伏邪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伏邪则指一切伏而不即发的疾病，既指七情所伤、饮食失宜、痰浊、瘀血、内毒、积气、水饮等内在的致病因素，也包括了伏气温病。伏邪发病具有隐匿性、迁延性，其病变的过程具有累积性，从感染邪气到发病是不断累积的过程。清代名医章虚谷描述伏邪的积聚过程，“如烟之渐熏，水之渐积”，水之渐积的阶段就是悬饮的形成过程。悬饮也可以看作是饮邪停伏于胸胁，故而在治疗上亦可遵从伏邪的治法，即以温补托清透邪为主，在扶助正气之时不忘透邪，透邪不可孟浪，当徐发徐透，务使邪气尽除。
悬饮是多种因素互相交杂影响的机体多系统失调的疾病，其影响因素包括脏腑功能、经络、外感六淫、情志及饮食等等。总之，悬饮主要是由于脾、肾、肝、三焦等脏腑的失调导致气血津液代谢失常，除此之外，心、肺、膀胱等脏腑功能失调对悬饮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仲景所论之黄疸病，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都有详细的阐述，更是设专篇进行系统论述。黄疸以身黄、目黄、小便黄为主症，有黄疸、谷疸、酒疸、女劳疸、黑疸之分，有湿热、寒湿、火劫、燥结、瘀血、房劳之因。《素问·玉机真脏论》曰：“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其中“瘅”与“疸”通，故无论湿热之阳黄，或是寒湿之阴黄，均与病理产物蕴结中焦，脾胃运化失职，肝胆疏泄失常，水液代谢障碍，气血运行不畅有关。因此，黄疸主要以内伤或外感等因素损伤肝胆，使其疏泄功能失常，胆汁不循常道而渗入血中为基本病机。肝失疏泄，气机不畅，阻滞日久，胆汁外溢，而病黄疸。仲景以茵陈蒿汤为治疗黄疸之首方，茵陈归肝经，泻肝热，解肝郁，为治疗黄疸的常用药，同时也佐证了黄疸与肝具有密切的关系。《金匮要略》在《内经》认识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黄疸的病因病机，在文中提出黄疸的五种不同病证及各自的病因病机。在病机方面，以“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为纲领，如谷疸中“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表明湿热之邪下注膀胱为谷疸的基本病机；酒疸中“必小便不利”表明酒疸由饮酒所致，湿热蕴阻于内，湿邪不得宣泄于外；女劳疸多发生于黄疸后期，多由房劳损伤或久病误治，病机以精亏血瘀为主；黑疸是由于谷疸、酒疸误下，调摄不慎所致，久病入血，瘀血内阻为主要病机等。其他如“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表明虚寒也是黄疸的病机之一。
《伤寒论》指出“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这就表明在临证中瘀血黄疸不可忽视。又云“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说明黄疸的基本病机不仅是湿热，也与寒湿有关。由此可见，仲景对黄疸的论述较为系统，为后世医家研究黄疸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隋唐时期，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黄疸二十八候的病因病机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并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如“天行病发黄候，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谓之天行”。认为时邪疫毒是黄疸的形成原因，并且指出黄疸具有传染性。外感湿热疫毒，从表入里，郁而不达，内阻中焦，脾胃运化失常，湿热交蒸于肝胆，不能外泄，胆汁外溢，发为黄疸。
饥饱失常，或嗜酒过度，皆能损伤脾胃，以致运化失司，湿浊内生，郁而化热，熏蒸肝胆，胆汁不循常道，发为黄疸，《诸病源候论》言“凡诸疸病，皆由饮食过度，醉酒劳伤，脾胃有瘀热所致”，说明其病因与饮食、酗酒、脾胃瘀热相关。
素体脾胃阳虚，或病后脾阳受损，湿从寒化，阻滞中焦，胆道被阻，溢于肌肤发黄。
如癥积等病，积聚不散，瘀阻胆道，胆液不循常道，随血泛溢，也可引起黄疸。
综上，黄疸病机尤以湿邪为患最为关键。《金匮要略》言“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湿邪虽有内生、外感之分，但最易困阻脾胃，而阻遏气机，使肝胆疏泄失常，导致胆汁渗入血液，浸淫肌肤，下注膀胱，发为黄疸。
转筋，是一种筋脉挛急的病证，多发生于四肢部位，与肝主筋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金匮要略·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曰：“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之病因病机在古籍中多有记载，《诸病源候论·转筋候》曰：“转筋者，由荣卫气虚，风冷气搏于筋故也。手足之三阴三阳之筋，皆起于手足指，而并络于身。若血气不足，阴阳虚者，风冷邪气中于筋，随邪所中之筋，筋则转。转者，谓其转动也。”
《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记载：“外冒于寒，而腠理闭密，阳气郁结，怫热内作，热燥于筋，则转筋也。”
《寿世保元》云：“转筋，热燥于筋而筋转也。或言转筋为寒者，误也。所谓转者，动也。阳动阴静，热症明矣。”
《灵枢》曰“血气皆少则喜转筋，踵下痛”“寒则筋急”。
《景岳全书》云：“血虚则筋急，筋急则为掉眩反张、搐搦强直之类，皆肝木之本病也。”《症因脉治》亦提及：“内伤转筋，主肝经者多，故宜养血生津，舒筋活血。”肝主一身之筋，其经络循于少腹阴股，当肝脏失去血液滋养时，血虚不能养筋，则最易发生转筋。因此，只有肝脏血液充盛，使筋脉得到正常的濡养，才能有效防止转筋的发生。
阴狐疝气，临床上以一侧或两侧阴囊偏大偏小、时上时下为主要表现。《金匮要略·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中明确地论述了其症状表现：“阴狐疝气者，偏有大小，时时上下。”另外，清代尤怡在《金匮要略心典》中也做了详细论述，如“阴狐疝气者，寒湿袭阴，而睾丸受病，或左或右，大小不同，或上或下，出没无时，故名狐疝”。
周老认为，此疝气患者平卧时则缩入腹内，起立或走动时坠入阴囊，为寒气凝结厥阴肝经，肝失疏泄所致。肝经循行绕阴器，抵少腹，故收引则作痛。又因肝气失于条达，聚散无常，故阴囊偏有小大，时而上下。《医宗金鉴》对此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偏有大小，谓睾丸左右有大小也。”“疝，厥阴之病也，以与狐情状相类，故名之也。”周老认为，此疝病者，每因站立或行走时下坠入阴囊，而平卧时则上行于腹中，其症轻者有坠胀感，其症重者阴睾牵引少腹剧痛，多因肝之经脉循阴股，环阴器，抵少腹，寒湿之邪客于厥阴肝经所致。故用具有辛温散寒、破结通利之功的蜘蛛散（蜘蛛、桂枝）以温肝散寒、消痛治疝。
在古代医书中，梅核气又有梅核风、梅核、膈气及回食丹等称谓，宋代《仁斋直指方论》一书中最早使用“梅核气”这一病名，《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曰：“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本条论述妇女痰凝气滞于咽中之证，亦即后世所说的“梅核气”。更为准确的描述则为唐代《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咽中帖帖，如有炙肉脔，吐之不出，咽之不下”。肉切成块为脔，炙脔即烤肉块，中医用来比喻咽喉中的异物梗塞不适感，咯之不出，吞之不下，但不妨碍正常的进食吞咽。西医将梅核气称为“癔球症”，并将其特征描述为咽部异物感、咽喉神经症或咽球综合征，指咽喉部有明显的团块附着或胀满感，吞咽食物时这一感觉并不明显。该病在中青年女性中较为多见，病程长短不一。《医宗金鉴》也提出此病虽见于妇女，但男子亦可见。肝喜条达，主疏泄而畅情志，因此机体的情志变化与肝主疏泄功能密不可分。肝木调和，气机调畅，则百病不生；若情志抑郁不舒，肝失条达，气机郁结，津液失布，聚而成痰，循经上扰，结于咽喉，即发为梅核气。周老认为，梅核气以七情失调为病因，以气滞痰凝互结于咽为病机，以疏肝理气化痰为治法。
情志不舒，则肝气郁结，进一步循经上逆，结于咽喉，从而形成梅核气。疏肝解郁为治疗梅核气的常用方法，如具有疏肝理脾作用的逍遥散和小柴胡汤，如肝郁日久甚或肝阳上亢患者，要加以平抑肝阳药。从情志角度看，梅核气患者多表现出特定的人格特征，在类似高度紧张、过度劳累、精神创伤等应激性生活事件发生时容易发病，临床观察亦发现中药配合心理咨询在治疗梅核气方面比单纯中药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梅核气与气机不利相关，因此凡是影响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导致体内“气”的运行失常的因素，都能引发该病，治法上须辨明脏腑归属，对脏腑功能进行调理，从气而治。周老认为，理气、行气、降逆等气机调理的治则是梅核气治疗的关键，绝大多数方药中都使用了调理气机的药物，如理气药中的陈皮、香附、紫苏梗、佛手、枳壳等，而这些药物多配以补气药为佐。首先，情志郁结时，怒则气上，肝气循经上逆，结于咽喉而发病，治疗则选用具有疏肝理气作用的金铃子散加减，必要时佐以化痰散结作用的四七汤；其次，思则气结，致脾气郁结，运化不利，清浊不能升降，而结于咽喉发病，治疗方法上选用具有健脾和胃降气作用的旋覆代赭汤。此外，梅核气可因胃气上逆和痰结于咽喉而发病，周老认为胃气上逆是梅核气的关键病机之一，因而提出和胃降逆的治法。
周老还认为梅核气的主要病机在于咽喉部痰气互结，因而临床上化痰药、化湿药和利水渗湿药的使用率都很高，气郁导致痰聚，故理气亦有助于化痰。水、湿、痰、饮同源不同名，均由体内的水液代谢失常所引起，水液在体内的正常代谢与肝、肾、脾、肺等气机升降密切相关。在脾胃病机模式中，诸多因素引起气机阻滞，升降失司，可造成人体内水液代谢的紊乱，从而造成痰、饮、水、湿的停聚。而“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丹溪心法》），痰随气逆阻于咽喉部则可成梅核气。《丹溪心法》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在梅核气的治疗药物中，温性药物明显多于寒凉药物。首先，本病患者多感寒而发，具有得寒则重的特点；其次，该病患者咽喉局部多表现为慢性炎症，为阳虚寒凝所致。梅核气由脾胃虚寒，中阳亏虚，胃蓄寒湿，致胃失和降、湿浊之气上逆，阻凝于咽而成。或肺虚蓄寒，肺卫不足，易感寒邪，稍凉则咽痛咳嗽，咳痰白黏，平素咽部不爽，如痰核凝阻，咯之不出。
虚劳为气血阴阳俱虚，其所致的不寐与肝血不足、阴虚内热相关。因肝主藏血，故虚劳不寐的病位主要责之于肝。肝血充足，则能寐；肝血亏虚，魂不守舍，则不寐。另外，肝阴虚则生内热，虚热扰乱心神，故虚烦不寐。《难经》中首次阐释了“五损”的概念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法，“损其肝者”主张“缓其中”而治之。肝为体阴用阳之脏，藏血而舍魂，若肝之阴血虚损，虚火上逆煎灼，使精血燥结而出现虚劳之证，仲景据此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提出了治疗肝劳的方药，即“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由于肝阴血亏虚，虚热内生，上扰神明，导致魂不归肝，神不守舍，而出现“虚烦不得眠”，以酸枣仁汤养肝血、清肝热、除烦安神而治之。
张仲景最先提出“热入血室”，并在文字上有较完整的论述。如《伤寒论》第143条：“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第144条：“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第145条：“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第216条：“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可见仲景对热入血室证极为重视。仲景认为“热入血室”为妇人伤寒或中风，经水中断或适来，外邪乘行经之虚侵入血室所致。《伤寒来苏集》曰：“血室者，肝也。肝为藏血之脏，故称血室。”肝脏不但有藏血和疏泄的功能，还与女性的先天生理密切相关。肝与冲任相连，而冲任二脉同出于胞中，共同调节女子月经和孕育胎儿，故称女子以肝为先天。若外邪乘“此虚”而入，必先犯肝及其经络而发病。热入血室的症状有：①血热搏结胸胁满，如结胸状；②寒热发作有时，如疟状；③谵语，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④邪热内迫之下血。观历代医案，周老认为，尽管症情有轻重缓急的不同，然见症不外于月经（包括恶露）、发热、神志、腹痛四个方面的情况。对于“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之“下血”有三解，一曰便血，一曰尿血，一曰经血。
萧埙《女科经纶》：“邪传入经络，与正气相搏，上下流通，遇经水适来适断，邪气乘虚入于血室，血为邪所迫，上入肝经，脉受邪则谵语见鬼。”齐仲甫《女科百问》：“若经水适来，感其寒邪之所搏，则热入血室，其证昼则明了，暮则谵语。”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因经水适来，血室空虚，至七八日邪气传里之时，更不入腑，乘虚而入于血室。”“经水适断者，此为表邪。乘血室虚，入于血室，与血相搏而血结不行，经水所以断也。血气与邪分争，致寒热如疟而发作有时。”“伤寒发热者，寒已成热也，经水适来，则血室空虚，邪热乘虚入于血室。若昼日谵语，为邪客于腑，与阳争也，此昼日明了，夜则谵语如见鬼状，是邪不入腑，入于血室，与阴争也。”详细论述了病邪内侵是引起热入血室的主要病因。
《伤寒论》第216条：“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妇女患阳明病时，虽不值经期，却出现前阴下血、谵语、但头汗出等症，这是由于阳明气分热盛，循经内迫，入于血室所致。因为冲脉起于胞中，与足阳明胃经会于气街，今阳明邪热循冲脉内入胞宫，迫血下行，故前阴下血，血室之热上扰神明，则谵语。循冲脉上逆，迫津外出，故但头汗出。周老认为，该证虽始于阳明病，然终却发展为热入血室，由气分之热传为血分之热，故治疗仍当刺肝之募穴——期门，以泻血分之实热，血中实热随周身汗出而外泄，则其病可愈。
近现代医家对热入血室的病因病机作了更具体的论述，指出本病的发生与“素体”正气虚弱，情志不畅，内有蕴热、湿热等“外邪”都有关系，不仅是经水适来适断，一切导致血室空虚的原因如“人工流产”和“引产”等，都可导致热入血室。周老也认为，无论妇人经水适来适断，还是产后，或孕妇施行人工流产、引产术后，在血室空虚之际而患外感病者，都有可能导致热入血室证的发生，不必拘于“经水适来适断”。从现代医学来看，“热入血室”是指妇女月经期间遭受感染所致的疾病。其特定条件是妇女月经期。受神经内分泌的调节控制，经期最重要的变化是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明显下降。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使全身代谢水平低下，抗病能力明显减退，因此妇女月经期间容易遭受感染。感染后常发生发热、胸胁苦满、神昏谵语等临床症状。发热是由于妇女月经期间抵抗力低下，细菌内毒素或其他感染因子引起前列腺素释放，其作用于体温中枢而引起发热。由于妇女的体质状况不同，临床上可以表现为中医所谓“寒热往来”“热深厥深”“日晡潮热”等症。月经期间妇女除雌激素、孕激素水平低下外，有的还兼见二者浓度不平衡。若孕激素分泌过少，往往出现肝脏随月经期而充血，患胆石病的妇女则易诱发胆囊疼痛，表现出胸胁苦满的症状。神昏谵语是由于月经期间雌二醇低下，这样激活腺苷酸环化酶所产生的环磷酸腺苷相对减少，有人发生昏迷时环磷酸腺苷水平降低。所以经期妇女感染容易出现神昏谵语。何新惠《伤寒经纬》认为热入血室的成因多由妇人行经期或产后邪热乘虚侵入血室，与血搏结而成。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妇女月经期机体抵抗力低下，易受外邪侵袭，且易使疾病加重而见高热、神昏等症，并因全身的病变而致月经改变，或先期而至，或应至不至，或出血过多等。另有一种是女性生殖系的感染，如急性盆腔炎、附件炎，在经期或产后易发，可见高热、神昏，伴有腹痛及小腹部压痛。但从《伤寒论》原文所述而论，主要指月经期外感之后而出现的神经精神方面的变化，只有轻度炎症，或并无炎症，与月经期或产后的严重感染有别。
明清医家，对热入血室的病因病机探讨较多，并有新认识，提出不仅是伤寒之热邪入于血室，且有温热、湿热等邪入于血室的不同，另外，还有医家提出“新产”“经闭”“劳役”“怒气”“素善崩漏”等均可导致热入血室，对热入血室的病因病机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明代吴有性《温疫论》曰：“妇人伤寒时疫，与男子无二，惟经水适断适来，及崩漏产后，与男子稍有不同……经水适来，疫邪不入于胃，乘势入于血室，故夜发热谵语。盖卫气昼行于阳，不与阴争，故昼则明了，夜行于阴，与邪相搏，故夜则发热谵语，至夜止发热而不谵语者，亦为热入血室……新产失血过多，冲任空虚，与夫素善崩漏，经气久虚，皆能受邪，与经水适断同法。”张介宾《景岳全书》认为“妇人伤寒，或劳役，或怒气，发热适遇经行，以致热入血室”。李健斋《医学入门》曰：“经行适来，或得寒热，就闭不通，或寒或暑，俱谓之热入血室。”
清代吴本立《女科切要》云：“经闭为女人病者，盖因女子以血为主也。使其经脉调和，往来有准，有以应水道潮汐之期，旧血既尽，新血复生，有以合造化盈亏之数，则周身百脉，无不融液而和畅。夫何病之有？设或闭焉，则新血滞而不流，旧血凝而日积，诸病丛生。凡血癖血风，与夫热入血室之证，多自此而始矣。”《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曰：“妇人伤寒同一治，胎产经来热入室。”杨栗山《寒温条辨》说：“妇人经气所虚，邪得乘虚而入，故病热入血室为多。”黄元御《四圣心源》载：“经水适来之时，外感中风，发热恶寒，七八日后，六经既遍，表解脉迟，热退身凉，而胸胁痞满，状如结胸，语言谵妄，神识不清，此谓热入血室也。”石寿棠《医原》曰：“更有妇女经水适断、适来，而病温者，热入血室，旦明夕昧，夜更神昏，低声呓语，如见鬼状，甚有当面与言，若罔闻知，而户外之事，反能闻之见之者。”
周老认为，腹痛与肝关系密切。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腹痛的认识甚为详细，相关论述共出现53次，如亡血失精腹痛、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寒气入侵腹痛、便闭腹痛、寒疝腹痛、淋病腹痛、疝瘕腹痛、黄疸腹痛、产后腹痛、食积腹痛等。如《伤寒论》第96条之“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即为太阳表证已罢，病邪传入少阳，少阳以三焦为通路，内应脏腑，外合腠理，若少阳受邪，失于条达而郁结，枢机不利，则肝木郁而克脾土，导致肝脾不和之腹痛。另外，《金匮要略》“妇人怀娠，腹中
痛”和“妇人腹中诸疾痛”，两者病机均为妇人气血亏虚，肝虚气郁而气滞，脾虚气弱而生湿，肝脾不和，血虚气滞，水湿内停，治宜当归芍药散调肝养血，健脾利湿，则腹痛可愈。
《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326条曰：“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厥阴病从脏腑归属角度来看，属于肝脏病变，肝禀风木而寄相火，寓阴尽阳生之机。厥阴为阴之极，内与肝脏相应，同样具有主藏血而司疏泄，喜条达而畅情志，调脾胃而利三焦的作用。厥阴病变重心在肝系之本脏，若邪入厥阴，体用失调，可引发多种病变。如肝气横逆，则气上撞心；肝木乘脾，脾虚失运，则不欲食；饥而强食，则胃气上逆而为吐等。“蛔”其性喜温而恶寒，若脾虚肠寒则蛔不安，蠕动上行而吐出，故吐蛔；下法最易损害体内脾胃中气，中阳虚衰则寒气内生，使下焦寒气更加严重。因此，周老认为，厥阴病是以人体阴寒之气达到极致为主出现“物极必反”之肝气化热的症状表现，具有阴中有阳、寒热错杂的特点。
（1）六淫及内生五邪：
“厥阴之上，风气主之”。风邪与肝脏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六淫之中风邪最易伤肝。一般而言，肝风应该属于内生五邪之一，但是“风气通于肝”，所以外风亦易致肝病。无论营卫空虚而招外风，还是水亏、血虚风动或热极生风而内外相引，都暴露出风的特性。《经》云“风为阳邪”“风盛则动”“善行数变”，总之风性动，动为阳邪，其对肝脏的功能影响当以“升发”“疏泄”“动摇”三大功能太过为常例；以三大功能不及为其变例，其多由风夹寒湿或气血虚耗所致。至于其余五气常与风邪兼夹伤肝，其中火、热之邪均为阳邪，其与风邪同性，促使肝脏三大功能过亢，煎熬阴血则暴亢更加剧烈，形成恶性循环。寒、湿为阴邪，具有凝闭收引、黏腻濡滞之性，其与风邪伤肝则可牵制三大功能，使其功能低下，但毕竟风邪与之兼夹与单纯寒湿病又有所不同。燥邪伤津与风邪致病结果相似，但燥热与凉燥有所不同，风夹燥热则消灼津液，属于疏泄功能太过；风夹凉燥则津液不布，属于疏泄功能不及。
（2）七情：
肝在志为怒，其气刚暴，《素问·举痛论》曰“怒则气上”。怒致肝病，与六淫之风、火、热邪气相似，均可使“升发”“疏泄”“动摇”三大功能过亢。如果肝怒导致疏泄太过而影响血液循环即肝藏血的功能，会出现上逆呕血、下迫崩漏；如果肝怒导致疏泄太过而影响消化系统，则肝横克土而见食欲差或便不畅，肝气夹风化热，肝胃两旺而成“消谷”或“消渴”。同时气血损耗越大则肝失所养而更易动怒，动怒则更损气血，如此恶性循环，预后恶劣。恐、忧、惊三者本非肝志，但与肝病关系甚密。恐为气怯，《素问·举痛论》“恐则气下”，其实质是肝的升发功能受到压抑。怒由肝实所致，恐由肝虚所致。忧者忧闷不畅，则肝气郁滞。气郁则首先影响到肝的疏泄功能，进而影响消化功能出现饮食不思、胸胁闷胀等症。惊本为心虚的表现，但心包与肝同属厥阴，故凡肝气上逆与肝火上扰均可影响心包而产生惊悸、惊狂的症状，一方面表现出肝升发太过的征象，一方面又乍作乍止、来去反复无常。
（3）其他因素：
酒毒、虫、房劳、外伤是伤肝的常见因素，除此之外，瘀血与痰、湿虽属于病理产物，但是由于三者使疾病产生不同变化，而气郁又往往是有形之邪的前因，所以要一一进行讨论。气郁直接影响肝之升发、疏泄功能，无论六淫阻滞所致还是内伤七情抑郁所致，气郁均可使肝木失其条达之性，进而影响肝之升发与疏泄两大功能，初起常见食欲减退。瘀血直接影响肝血与形质，瘀血前因是由肝郁日久，气滞血瘀，瘀结不散，继而引起肝脏形质的病变。痰饮病理产物之中，以质稠者为痰，质稀者为饮，质地黏而清者为涎。内外六气失其常度则易发津液停聚，成痰成饮。在肝脏，肝风可鼓动津液成痰上涌内闭；火热可煎熬津液成痰流注固结。饮的形成多由他脏如肺、脾、肾及三焦等功能失常所导致，因其停聚的部位常在胁肋，所以与肝密切相关。涎则常由口外流甚至呕出，风痫虫扰往往出现此证。三者形成有时因肝之疏泄、升发太过，有时却因疏泄不及所致。酒毒直接影响肝之升发、疏泄功能，酒具有湿热两性，其性属阳，过量可导致情志扰乱，甚至头晕呕吐。当其湿热入血分，热蒸其湿而发生病变，肝热移于脾胃，热蒸胆汁外溢则发生黄疸，热迫血行则出现呕血、便血等，肝之疏泄功能也受到扰乱。虫邪影响肝的疏泄功能，日久产生痰饮瘀血等。房劳影响肝之升发功能，房事不节，精血亏耗，虽然直接损伤在肾，但肝肾同源，间接也可以使肝失所养。由于肾水亏虚不能涵养肝木，风火易于上升，但这种升发太过属于虚性兴奋。外伤形成血亏或血瘀，可影响肝的升发疏泄功能。
（4）肝脏的升发、疏泄功能失常：
升发太过则气血上冲，其病常发于机体的中上两部。发于上部者，风盛则头目眩晕、涨痛或抽搐作痛；夹火夹热则两目红赤肿痛畏光、颊赤；涉及少阳则两耳肿痛。发于中部则其气上升，胸胁胀痛；夹热犯肺则咳呛气促，犯胃则呕逆，甚至肝不藏血而呕血等。反之，升发不及则气血不易上达，起坐则头眩，痛而喜按，面色青白，目如无所见。气郁不舒则郁气作胀，时作时止；夹寒湿则腹痛便溏，甚至气虚下坠，证见洞泄肠鸣，默默寡言，嗜卧善恐。疏泄太过则病常发于机体中下两部。表现在中部者，如风夹燥热则消渴善饥，风夹血虚则五更嘈杂。表现在下部的，如夹风则小便频数，夹热则大便暴注下迫；在妇科方面则有肝不藏血的经期趋前而量多，甚则血崩淋漓不尽。反之疏泄不及，表现在中部则出现气郁胁痛、脘闷、嗳气太息，夹寒湿而兼犯脾胃，则心下痞满不欲饮食，夹食滞则嗳腐吞酸，夹水饮则胸胁引痛，甚则肿胀，夹瘀血则腹大坚硬、青筋暴露。表现在下部则气不行水而小便癃闭，气不行血则为寒疝、小腹硬满剧痛，以及妇科病中的气郁血滞，经少后期，甚则瘀阻成块，结于胁下、少腹等。
肝系经脉、筋脉，若气血通道为病，则引起其自身及其经过和供养的组织出现生理物质的壅滞或匮乏不荣之象；可引起传递信息太过或不及；可引起筋膜或筋脉或松或紧，从而影响机体运动枢纽，这与“肝主筋”的功能有很大关系，多见肝脏与筋脉同时发病。周老认为，肝系体窍的病变主要指目、咽、前阴等体窍自身的生理物质的壅滞或匮乏不荣，从而造成功能异常甚至器质性改变，引起其分泌物的异常等。
肝痹多由筋痹日久不愈，复感外邪，内舍于肝而致；筋痹若见胸胁满闷或疼痛，夜卧则惊，多饮，小便多，小腹胀满，筋挛节痛或阴缩者，为肝痹，为五脏痹之一。肝痹首见于《黄帝内经》，其中多处提及“肝痹”。《素问·玉机真脏论》之“肝痹……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为治疗肝痹的最早记载。对肝痹的病因病机，《内经》提出“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后世医家也多沿用此观点，并有所发挥。《内经》对肝痹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入，从病因病机到临床脉症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为后世论治肝痹奠定了理论基础。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针对肝痹提出了“补养宣导”的方法，创治疗肝痹导引法之先河。宋代《圣济总录》则首次将肝痹单独列出，系统论述其理法方药，如薏苡仁汤、补肝汤、人参散等，为后世治疗肝痹提供了依据。龚信《古今医鉴》中提出肝痹之症为“其病在筋者，屈而不能伸，应乎肝，其证夜卧多惊，饮食少，小便数”，与《内经》所述略有不同。秦景明《症因脉治》对肝痹发病原因进行了完善和丰富，根据脉象不同，分别用泻青丸、龙胆泻肝汤、柴胡疏肝散和逍遥散等方剂治疗。费伯雄《医醇賸义》以养血疏肝、调理脾胃为准则，创三灵汤治疗肝痹。西医学的绝经期关节炎、纤维肌痛综合征、精神性风湿症等可出现肝痹表现。另外，当结缔组织病出现肝损害时，或各种风湿病出现肝气不舒等症状表现时，可参照肝痹论治。周老认为，肝痹的病因多为筋痹不已复感外邪，七情过用伤及肝气，肝血亏虚筋脉失荣，他脏久病传之于肝，气滞痰瘀痹阻肝脉等。本病女性多于男性，发病常与情志关系密切；多发于筋痹之后，有筋痹病史，以胸胁胀闷或疼痛，睡眠多惊易醒，或胁下积聚，筋脉拘挛，关节疼痛，不得屈伸等为诊断要点。
素体本虚，复感风寒湿等外邪，内舍于肝，出现胸胁胀满、疼痛，甚则成积，发为肝痹；或肝脏亏虚，外邪直中肝脏，而致肝痹；或风寒客表，内舍于肺，失治误治，则由肺痹累及于肝，而为肝痹。如《素问·痹论》曰：“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素问·五脏生成》曰：“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素问·玉机真脏论》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
久病体弱，或产后失血，房劳过度，致肝血不足，筋失所养，筋脉拘挛，而成肝痹；或肝血不足，外邪侵袭，而致肝痹；或肝脏亏虚，不藏魂魄，不荣于筋，出现卧而多惊，目眩筋挛。如《素问·痹论》曰“淫气乏竭，痹聚在肝”，《素问·四时刺逆从论》曰“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张介宾《类经》曰：“少阳不足，则肝脏气虚，故病为肝痹。”陈士铎《辨证录》曰：“而肝之所以成痹者，人知之乎？……肝之血不足……不能变精以分布于筋脉，则筋脉无所养，安得而不拘挛哉？”
情志不遂，肝气怫郁；或气滞血瘀，痰浊凝滞，致肝脉痹阻，痹聚于肝，发为肝痹。罗美《内经博议》曰：“七情过用，则亦能伤脏气而为痹……痹聚在肝。”“肝痹者，肝气郁而血不荣筋之症也。”张璐《张氏医通》曰：“肝痹则血液阻滞，水饮客之。”《症因脉治》曰：“肝痹之因，逆春气则肝气怫郁，恼怒伤肝则肝气逆乱……皆成肝痹之症也。”
综上所述，周老认为，肝痹多由筋痹日久发展而成，多由感受外邪、七情过用、肝血亏虚，筋脉失养所致，但其病因总不外“虚、邪、瘀”三类。即虚为肝血亏虚，邪为感受外邪（风寒湿等），瘀为痰瘀气滞。本病病位主要在肝脏，涉及筋脉、关节，与肾、脾（胃）、胆等脏腑关系密切。肝痹的基本病机为肝脉痹阻，筋脉失养；其病理往往虚实相兼，为本虚标实之证。标实者多为寒凝、湿热、气滞、痰瘀等；本虚者多为气血两虚、肝肾阴虚。两者或主或从，相兼为患，使本病缠绵难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