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本草大家尚志钧先生在辑校《名医别录》一书后记中谈到:“汉代以前用的药物,基本上都收录在《神农本草经》中,两汉以后,到南北朝刘宋以前的药物,收录在《名医别录》中。”本草著作,在陶弘景时期之前,只有两本传承下来,一本是最早的《神农本草经》,另一本则是陶弘景整理出来的《名医别录》。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当时使用的本草主要应该是《神农本草经》,辅以《名医别录》。从《伤寒杂病论》中可见,经方所用本草绝大多数存在于《神农本草经》之中,治病也遵《神农本草经》之法。
但张仲景在全书中,乃至序言中也未提及《神农本草经》,只有序中出现:“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孙乘阳及仓公,下此以往,未有闻也。”“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的经方所用药物的功效,完全遵循《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记载:“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
《伤寒论》中芍药入方34次,《金匮要略》中芍药入方35次。黄煌先生分析了这些方的组成特点。
最简方(2味):枳实芍药散治“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符合《神农本草经》的“主邪气腹痛”;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符合《神农本草经》的“止痛”。
最大量方(6两):小建中汤治“腹中急痛”“腹中痛”“妇人腹中痛”;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时痛”;桂枝加大黄汤,主治“大实痛者”。这与芍药“主邪气腹痛”相合。
加味方:小柴胡汤条下“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通脉四逆汤条下“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白散方条下“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两如上法”;防己黄芪汤条下“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桂枝加芍药汤为桂枝汤加芍药,治“腹满时痛”。这些均与芍药“主邪气腹痛”一致。
《神农本草经》记载:“味甘,平。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欬逆,口焦舌干。利小便。”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茯苓共入方45次。
最大量方(半斤)有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泽泻汤、茯苓戎盐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治“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泽泻汤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戎盐汤治“小便不利”。
最简方(2味):葵子茯苓散治“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次简方(3味):有四方,其中小半夏加茯苓汤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及“先渴后呕”;茯苓杏仁甘草汤治“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戎盐汤治“小便不利”;猪苓散治“呕吐而病在膈上……思水者”。
加减方:小柴胡汤条下有“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小青龙汤条下有“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四逆散条下有“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理中丸条下有“悸者,加茯苓二两”;黄芪建中汤条下有“腹满者去枣,加茯苓一两半”;真武汤条下有“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从以上经方及加减中,可以看出仲景所用均遵《神农本草经》。
薤(彩图46),《神农本草经》记载:“主金创,疮败”,仲景共入方4次。栝楼薤白白酒汤、栝楼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三方均为薤白与栝楼同用,主治胸痹病,其症状为胸背痛。四逆散加减法:“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四逆散本可治疗胸腹痛,胸腹痛剧烈而且伴有里急后重者,当加薤白。
仲景应用薤白与《神农本草经》相吻合。
“胎”有根源、事情开始之义,而“胪”本指人的皮肤,转为陈列、陈述之义,后加“药录”,则为本草原始典籍。东汉时期,之前未见本草文献。当然,医学当时已发展到《伤寒杂病论》这样的高度,不可能没有成熟本草理论的支撑!但张仲景所见的本草文献,他称之为《胎胪药录》,即最早展现的本草。事后来分析,所指只有《神农本草经》了。
但仲景为何不知?其实道理十分简单。
商周已有文字传承,甲骨文、钟鼎文,到了秦朝,文字统一成秦篆,汉代又有汉隶。在这漫长的上千年文字相当发达的古文明时期,医学上出现了《伤寒杂病论》这样的高峰之作,却没有本草著作,岂非咄咄怪事!这也于理不合。
有人说,《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时期的著作,难道这部本草经典是突然冒出来的?没有本草经典,怎么会突然建起医学的时代大厦《伤寒杂病论》?试想,这座大厦很多原材料均是由本草构成的,没有本草参与,如何出得了《伤寒杂病论》?
尚志钧通过对历史上本草与文献的深入探索,下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判断:《名医别录》所记载的是汉代到南北朝刘宋时期的本草,《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汉代之前的本草!试想,假设有人在东汉时着手来写汉代之前的本草,他无论怎么挖空心思也是写不出来的。只有当代的人才能写出当代的本草著作。
那为什么张仲景未看到《神农本草经》,只看到《胎胪药录》呢?张仲景若无《神农本草经》这样高水平经典的指导,绝对无法写出《伤寒杂病论》,那么不管张仲景看到的书名叫什么,内容的高度一定与《神农本草经》是不相上下的。也就是说,内容不能变,书名或有特殊原因,这不是本质问题。
我们回顾历史,汉代江山400多年,秦代及之前历史也有数百年,加上周朝的800年江山,怎么就看不到一部本草或医学书籍呢?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是没有焚医药书籍吗?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大汉400多年更未听说破坏过医学,为何只听说几位民间医生,而无名著留世?
其实在周、秦、汉代一直重视的是修道成仙,权贵们享受荣华富贵,最想的是不能失去这种生活,最好是永远活下去,只要能找到仙丹,服后成仙一切都解决了,而视那些医术、本草为一些医病的雕虫小技,任医学和本草文献流落民间自生自灭。这样弃之者不屑一顾,珍之者自当秘藏之宝物,官府不宣,百姓在民间流传。民间会遇到天灾人祸、战争,传承会间断,会“隐姓埋名”,“神农”说不定就成了“胎胪”,“本草经”也就成了“药录”也。
我们可以从经方的流传看出这个过程。晋·皇甫谧序《针灸甲乙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张仲景是东汉人,正好遇到兵荒马乱,战争频繁,瘟疫猖獗,民不聊生,官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法再来考虑求道成仙之事,只有在这时,张仲景从民间秘传的《胎胪药录》《伊尹汤液经》扩而成《伤寒杂病论》,救民于水火!但后来,这些内容仍在民间秘传,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十国,直至宋代才被太子右赞善大夫高保衡、尚书屯田员外郎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林亿校定呈皇帝,才出现宋刻《伤寒论》。此时,离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又800年之后事了。
而《神农本草经》的传承,在张仲景之后300年,南朝时陶弘景收集到《神农本草经》,并整理了汉代至南北朝刘宋期间的本草《名医别录》,两者相合成《本草经集注》,才使历史上的最初两本本草名著由隐到显而面世,后来唐朝《新修本草》完整地收录了这两部本草,使历史曾秘传很久的最早本草文献重见了光明。
在《神农本草经》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神农医学的传承历史上,张仲景与陶弘景真乃两大功臣也。
在《神农本草经》中,有不少种类出现了由于秘传导致传承割裂以致后世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很多本草及其名称,神农直接取自民间,当时的人都很熟悉,但隔了几百年后,时过境迁,原来非常直接的名称,后人却只能拐弯抹角去猜测,绕来绕去,说东说西,莫衷一是,有的甚至1 000多年也无法说清。
蔬菜类在神农时期,这是生活常识,如“乌韭”是“颜色乌的韭菜”,长势好,后人绕了多少年也说不清。“苦菜”,山区作为蔬菜和充饥之物,非常普通,直至今天仍很常用,但《神农本草经》传承断代,后人说不清了,把原属苦菜的植物“白花败酱”变成了败酱的基原,只因它属于败酱属。若到产地调查,败酱的药材是“黄花败酱”,“白花败酱”并不作败酱收购药用。“苦瓠”就是葫芦科常食蔬菜“瓠子”,在今天仍经常见到,因它是草质藤本,民间知道它的藤子若被人或兽践踏受伤,它结出的瓠子就苦了,后人不知,反复在葫芦、苦葫芦上来回考证。我们食用的蔬菜莲藕,是地下沉实的茎(根状茎),被称为“藕”,可食可药,而顶着圆盖状叶片长出水面的叶柄,易被人们认为是茎,但它内里空虚,不是“实茎”,这样神农用“藕实茎”(彩图47)命名常用蔬菜“藕”。
羊蹄之名在牧区源于它可以防治羊易患的“羊蹄疫”,牧民们用其功而呼之羊蹄,多平常的知识,神农就这样命名了。
矿物类在人们心目中一直被认定是固态,因为这种固执的思维导致了几千年矿物本草应用的错误。如神农命名的“玉泉”,就是产玉之处的泉水。我们曾带学生到黄山产玉的山谷,发现刚采伐玉石的地方正在淌着清澈的泉水,神农之名“玉泉”已然清楚,但神农时代的后人就是看不懂,弄来弄去将其改成“玉屑”,把好端端的玉石砸碎成屑煎水来服,哪如神农所言,从玉泉中直接取来水就是良药了!再如石灰岩的溶洞中倒挂似冰锥的钟乳石,在其顶端不断有水滴下,神农根据这种形态直接命名为“石钟乳”(彩图48)!很显然,神农的石钟乳是用“石钟”两字修饰“乳”的。此本草乃是液体,即溶洞中的下滴之“乳”,民间也很清楚,眼睛视力不好,从洞中取此下滴之“乳”擦擦,眼睛就会舒服不少。
天文知识在神农时代是普遍皆知的,因此神农命名本草也会随手拈来,如人参、丹参、玄参、紫参、苦参、沙参,都用了“参”字,后人想不出“参”字是什么意思,几千年对这一串在本草上大名鼎鼎的名药却不知名称的由来,实在惭愧!直到有一天,我面对“商陆”释名时,突然发现“商”是天上的一个星座,接着想到“参”也是天上的一个星座。历史上人们都很熟悉这两个星座,参星在天穹之西,商星在天穹之东,两者此出彼没,从没有机会相见,所以杜甫赠诗中有两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用此喻与友人没有机会见面也。《神农本草经》以“参”命名的本草,均被认为是有滋补之功,而“商”陆呢?它是峻下逐水药。滋补之功岂能与峻下逐水之功置于一起?所以,神农就用了天文知识的两个互不相见的星座来命名参类本草和商陆。
常见的本草,人们非常容易识别,但事隔数百年后,人们所处的环境、知识结构均有变化,神农命名的一些本草就会被后世误解。如庵䕡子,在房前屋后常见的一种蒿草类的草本,有较好的药用价值,神农时代采其实药用。过了数百年之后,到了东汉时期,《黄帝内经灵枢》的针灸理论兴起,庵䕡开始用叶,这就是后世的“艾叶”,而不再称为“庵䕡”,药用器官也改果实为叶了。这是医疗技术发展而导致本草认识的变化。再如《神农本草经》中“耆实”(彩图49),人们认为是占卜用的“蓍草”的果实,但这样的认识,后来并没有应用的记载。因为蓍草的果实质轻而少,不仅采集难度大,也没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后代试用无效谁还传承它?!追根溯源,问题出在“蓍”字上,在传承断代期间,人们将“耆”判断为一种草本本草,因而加上草字头,这样就由“耆”(qí)字变为“蓍”(shī),意思全改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耆”,老者也,六十岁以上的人。本草“黄耆”以年久为优,但后来,人们为了书写方便,竟将“耆”改为“芪”,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互换了,因而人们也就无法理解“耆实”了。其实很简单,“黄耆”用的是根,而“耆实”用的是黄耆类植物的种子——“耆实”。后代出现的“沙苑子”乃黄耆属植物种子,这就是神农的“耆实”。“黄耆”可滋补,沙苑子即“耆实”,也是滋补之本草,有补肾固精、养肝明目之功!
另外,“酸酱”(彩图50)不是后世所用的茄科植物锦灯笼,而是房前屋后常见的酢浆草科“酢浆草”,味道酸酸的,小儿都愿意嚼食它的叶子,后来又称其为“酸草”。仔细对照功效,锦灯笼与酸酱根本不同,而酸酱与酸草倒很相似。
“虾蟆”(彩图51),神农命名是当时民间习称之名,是一种体型小、个体多、雨后叫声响亮的“泽蛙”。这种泽蛙无毒,资源丰富,容易捕捉,是一味取用很方便的本草。而后世不知,误用了有毒的“蟾蜍”,那可是很危险的动物,稍不注意就会中毒!
有一次在滁州琅琊山野外考察本草资源,山村中有一位民间医生用中药给病人治病时,煎出药汁让病人带走,药渣倒在山间道旁,我正好经过那里,看到一摊摊的药渣,用树枝拨开看看,有一服药中竟有很多虫类,仔细一看原来是幼蜂。我不由得吃了一惊,难道民间还有医生知道《神农本草经》的一味“蜂子”(彩图52)吗?后来见到那位民间医生,一问,他还真的知道用蜂子去治疗癥瘕积聚类疾患。
《神农本草经》中有许多当时很常见、常用、功效很好的本草,后来由于传承间断,而不再使用或者被另外不一定很理想的基原替代了。
是一味很有特色的本草,神农记载其:“味甘,平。主大小便不通。利水道,除邪气。久服轻身不饥。”它在民间还有一种价值,是不错的荒年救命植物!分布广,采集容易,但神农之后,很少见到应用了。
乃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此属只有蓬蘽资源量大,分布广,对环境要求不严格,在村前、房后到处易见。果实成熟后,味道鲜美,真乃是一味“安五藏,益精气,长阴令坚,强志倍力,有子。久服轻身不老”的良药!但奇怪的是,后世人视而不见,偏要以它“一名覆盆”而更名为“覆盆子”,寻找那些分布窄且稀少的种类来作为“覆盆子”正品,现代应用的是“华东覆盆子”,只分布于安徽、浙江、江西少数省份,资源量有限,经常出现货源紧缺、价格上涨的情况,导致混淆品众多,如山莓及一些地方的悬钩子属果实混了进去。其实,神农选用的基原是最优良的,功效也是很有特色的。
另外,神农应用蔷薇属的野蔷薇果实命名为“营实”(彩图54),资源广,到处有分布,但后来以山上一种开着大花朵、结着大果实的蔷薇属常绿种类金樱子来替代,两者之功不同,神农传的本草“营实”消失了,而“金樱子”作为新的本草出现了。
来自爵床科,是神农选的一味很好的本草,从福建到安徽,各地民间及部分中医应用普遍,但后来的《中药学》不收录,市场也没有药材供应。
生于水边,资源丰富,功效奇特,神农记载为:“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小便不利,淋闭,风湿,鬼疰恶毒。久服补虚羸,轻身,耳目聪明,延年。”后世则演变为资源量少的加工要取其茎髓的同科植物灯心草。灯心草只有“利尿通淋,清心降火”之功,哪有神农选的“石龙刍”好呢!
是扬子鳄的甲片,在我国宋、明时期及之前,资源量都很丰富,近年因生态环境破坏而减少,但安徽宣城进行了人工养殖,繁殖速度很快。神农选此本草,资源量大,功效也强,但后世却演变成了“穿山甲”,近年捕捉几乎绝迹,并对热带地区的邻国也产生影响,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穿山甲已被取缔!不考虑资源,人类终究是自毁前途。
其他还有陆英、豚卵、黄环、王孙均是《神农本草经》时代人们熟悉的本草,但后来均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