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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方法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运用。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的基本方法大致可以分为4种：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最小化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通过比较不同干预方案的成本和效果，评价不同干预方案的经济性，体现有限医疗资源发挥相对最大效果的经济学思想的分析方法。成本表现为货币形式，效果以非货币单位表示，通常为健康效果或临床结果的终点指标，如发病率、患病率、治愈率等，也可采用一些中间指标，如临床各类生化结果、疾病进展或严重程度等指标。
成本-效果分析是采用相对效果指标，如糖尿病患者发现率、控制率等和绝对效果指标，如发现人数、治疗人数等作为产出或效果的衡量单位。反映效果的指标必须符合有效性、数量化、客观性、灵敏性以及特异性的要求。在实际分析应用中，大多数的文献都采用单位效果的成本作为不同干预措施的比较指标。如发现一例患者的成本、治疗一例患者的成本、控制一例患者感染的成本等。医院感染管理的效果是指医院感染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一般采用终点指标来表示，如感染率、感染例次发病率、平均住院日以及疗效等指标。成本-效果分析既可以用综合效果，也可以用单项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只要能以最简捷的方法对不同干预措施进行比较，从而做出选择，就基本达到了成本-效果分析的目的。
成本-效果分析主要通过两类评价指标进行呈现，分别为成本-效果比（cost-effectiveness ratio，CER）和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
其中，CER是将成本（cost，C）作为分子，效果（effectiveness，E）作为分母，两者比值为C/E，是指每单位效果消耗的成本，成本效果比值越小表示越有效。对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备选方案进行比较，多采用ICER。ICER是指两种备选方案之间的增量成本除以增量健康产出，即每获得一个单位的健康产出所消耗的增量成本，ICER用公式表达：
（1）方案的相互关系：
在实际工作中，供选择的备选方案会有多种形式，管理者需要综合分析各种方案间的关系，以确定选用正确的成本-效果分析方法进行方案的评价、决策。方案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即独立关系、互斥关系以及相关关系。
1）独立关系：
如果对某个备选方案的选择不影响对其他方案的选择，这些方案就是相互独立的方案。相互独立的方案之间无须互相比较和选择，某个方案能否被接受或采纳，只取决于方案自身的经济效益是否满足管理者所提出的标准。
2）互斥关系：
是指各备选方案之间互相排斥，当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案之后就不能再选择其他方案。这些方案就是互相排斥的方案。
3）相关关系：
是指各备选方案中，若选择其中一个备选方案，则可能影响到其他备选方案的成本或收益，或接收（或拒绝）某一个备选方案，会显著影响其他备选方案的接收（或拒绝）。有着相关关系的一组（两个或两个以上）方案被称为相关关系。
（2）判别准则：
成本-效果分析评价指标中单一备选方案和多种备选方案的判别准则存在差异。单一备选方案采用CER进行判断，主要通过对比CER和特定值（即阈值）之间的差值来判定方案的经济性，若CER不超过阈值，则经济性较好。多种备选方案分析时需要预先判定备选方案之间的关系，若不同方案之间为独立关系，则分别计算不同方案的CER即可。若不同方案为互斥关系，则采用ICER并和阈值进行比较来进行经济学判定和方案选择。另外，部分情况无须进行成本-效果分析即可直接判定备选方案之间的相对经济性，当各备选方案的成本基本相同时，比较各方案效果的大小，效果最大的方案为优选方案；当各备选方案的效果基本相同时，比较各方案成本的高低（即成本最小化分析），成本最小的方案为优选方案。
成本-效果分析一般用于相同目标、同类指标的比较上，如果目标是单一的，则可以采用成本效果法，即把成本与医院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比较。如果目标不同，效果指标就难以比较，即使比较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例如，某医院感染管理干预措施是为了减低患者医疗费用，某医院感染管理干预措施是为了减低科室成本，两个措施目的不同，无法比较。另外，在成本-效果分析中，阈值的设定是必要的，如果未设置阈值，成本-效果分析方法无法开展。
在目标单一的条件下，预期目标方案的效果指标有时也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尤其是卫生规划或卫生服务计划方案的效果指标更是不止一个。当效果指标有多个时，不同方案之间的比较就显得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适当的办法简化效果指标，使成本-效果分析能够对方案做出确切的评价。
（1）预期方案的目标尽量单一：
将某预期方案中实际工作中难以实现的目标去掉；对不能协调的目标权衡之后放弃一个；有从属关系的目标，去掉从属的目标；将方向基本一致的目标进行合并。
（2）精选效果指标：
去掉满足效果指标条件较差的指标；将对预期方案重点内容评价的指标作为效果指标；将较次要的指标作为约束条件对待。
（3）综合效果指标：
当效果指标较多时，可以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各效果指标根据其数值给以一定的分数，根据效果指标对方案评价的重要程度给以一定权重，经过计算使各效果指标换算成一个综合性指标，作为方案总效果的代表值，用于不同方案之间的比较和评价。各方案的成本相同时，比较各方案效果指标的综合得分。当各方案的成本不相同时，可以将成本也看作一个指标即负的效果指标给以评分，然后比较各方案的综合得分。
任何一个医院感染管理的成本-效果分析结果都要考虑评价其研究的规范性和适用性。
决策者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即想要得到的结果。医院感染管控的目标可以是服务水平、行为的改变，或是对费用、健康的影响等，它们经常同时存在。因此，必须确定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只有对效果的评价有确切的范围，才能方便评价人员选择合适的效果指标。
成本-效果分析是一种比较技术分析方法，所以至少存在一个明确的备选方案才能进行相互比较，备选方案总数没有上限。
一是确保不同备选方案的目标一致；二是如果某方案有许多目标，确保不同方案对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大致相同。
成本以货币表现；效果以数量测量，如果不能定量，至少应该定性，如治疗效果以“治愈、好转、死亡、无效”等表示，感染程度以“重度、中度、轻度”等表示。再把定性指标转化为分级定量指标进行比较。
某医院采取三种不同方案进行医院感染管理，实施各方案的总成本和效果（表7-7）。如果医院管理者认为控制一例患者感染的阈值为1 500元，试分析评价三种方案的经济性。
表7-7 医院感染管理不同干预方案的成本-效果
假设上述三种方案是独立方案，在阈值为1 500元/人的情况下，三种方案的成本效果比CER均低于阈值，表明三种方案均经济、可行，相应的选择是三种方案均可取。
假设上述三种方案是互斥方案，从随着方案A到方案C的成本（C）增加，控制感染患者数（E）依次增加，控制一例患者的成本（C/E）也依次增加。若在原来存在方案A的前提下，转而实施B或C方案时，就应该考虑增量成本-效果比。
方案A的C/E=900（元/控制一例感染）小于阈值，方案A经济；ICER B-A =（400 000-270 000）/（400-300）=1 300（元 /控制一例感染），小于阈值，方案B的经济性优于方案A；ICER C-B =（495 000-400 000）/（450-400）=1 900（元 /控制一例感染）大于阈值，方案B的经济性优于方案C。因此，最终选取方案B，放弃方案A和方案C。
表7-8展示对不同阈值水平的医院感染管理干预方案选择结果，表明阈值的明确对于成本-效果分析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方案的选择结果，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表7-8 不同阈值水平对应的方案选择结果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A）主要针对两种或两种以上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成本和收益均以货币形式予以计量，从而为管理者选择计划方案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在介绍成本-效用分析的评价指标之前，首先对现值（present value，PV）和贴现率（discount rate）两个指标进行介绍。现值是指未来某一时点的收入、产出的当前价值，是对未来资金以恰当的贴现率进行贴现后的价值，即将资金折算至基准年的数值。贴现率是指未来资金转换为现值时的转换率，通常以年为单位。
成本-效益分析主要包括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两种，在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中，绝大多数医疗干预方案都采用动态分析方法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因此，本节重点介绍成本-效益分析的动态分析法，其中最为常用的评价指标为效益-成本比（benefit-cost rate， B / C ），即效益和成本的比值。效益-成本比的计算根据是否考虑贴现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当备选方案的干预持续时间小于一年时，可以不考虑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即不考虑贴现），此时备选方案的效益-成本比（ B / C ）为：
其中， b t 为备选方案在第 t 年末的效益； c t 为备选方案在第 t 年末的成本； n 为干预持续年数。
（2）当备选方案的干预持续时间一年以上时，需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考虑贴现），此时备选方案的效益-成本比（ B / C ）为：
其中， i 为贴现率，其他符号同不考虑贴现的效益-成本比公式。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由于方案的成本和效益可能出现正值，也可能出现负值，效益-成本比就可能出现四种情况，评价和选择标准见表7-9。
表7-9 效益成本比率四种情况的方案选择
在成本-效益分析评价指标中，除了最为常用的效益-成本比指标之外，还包括其他各种评价指标，其中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NPV）和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两个指标也较为常用，需要结合不同的适用情景进行恰当的指标选择。
（3）净现值是根据货币时间价值的原理，消除货币时间因素的影响，计算计划期内方案各年效益的现值总和与成本现值总和之差的一种方法，是反映各方案在计算期内获利能力的动态评价指标。净现值的表达式为：
其中，NPV为净现值， B 为收益总现值， C 为成本总现值， b t 为第 t 年末的收益， c t 为第 t 年末的成本， t 为干预持续时间（年）， n 为总年限， i 为折现率。
由于不同年份的资金具有不同的价值，不能直接计算比较。为了使不同年份的货币值可以加总或比较，就要选定某一个时点，以此为基准点来计算各年效益和成本的价值。通常把方案第一年年初作为计算现值时间的基准点，不同方案的时间基准点应该是同一年份。对于初始投资相同或相近的几个互斥方案的比较时，以净现值高的方案为优选方案。
但净现值法有一定的局限，它要求不同方案的实施周期和初始投资要求相同或相近，否则，用净现值进行比较时不能准确反映各方面的差别。因为净现值的大小受实施周期和初始投资额的影响，实施周期越长则累计净现值就越大；初始投资额大其相应的净现值也往往较大。
（4）内部收益率是指备选方案在实施周期内使其净现值等于零时的贴现率。其公式如下：
其中， i 为内部收益率（IRR），若IRR≥ i 0 （ i 0 为基准贴现率），表明备选方案具有经济性，反之，则不具有经济性。
成本-效益分析在单一备选方案中主要关注 B / C 与1的关系，进行方案经济性的判别，若备选方案 B / C ≥1，则方案具有经济性，反之则表明方案不具备经济性。而在针对多个备选方案的经济学判别中，首先需要对不同备选方案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分，若为独立关系，常用效益-成本比率法并结合净现值法来选择最优的方案组合，若为互斥关系，常采用增量内部收益率［NPV（ΔIRR）］或增量效益-成本比率（Δ B /Δ C ）来评价和决策，以指标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
与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用分析不同的是，成本-效益分析不仅要求成本投入货币化，而且产出指标也要用货币单位来测量，因此，不仅项目间要用精确的货币单位换算来比较优劣，项目自身也要比较投入与产出收益大小，因此，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上很难。一般情况下，能用货币形式衡量的是那些容易确定的效益，如生产的收益或资源的节省。因而，在进行卫生经济分析与评价时，成本-效益分析的核心是找到合适的方法将医疗卫生服务的效果能够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
成本-效益分析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单一备选方案和多个备选方案均适用；第二，单一疾病的不同备选方案和不同疾病的备选方案均适用；第三，对结果指标的差异不敏感，可效益化的指标不区分干预项目类型。
从理论上讲，成本-效益分析是将投入与产出用可比的、统一的货币单位来估算，这是卫生项目经济学评价的最高境界，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在实际中是最有可比性，但同时最难于操作的一种经济学评价方法。
在卫生经济分析与评价中，效益主要包括直接效益、间接效益和无形效益，在效益的计量上，直接效益比较明确，可以根据干预方案前的情况和医疗机构的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估算，但间接效益和无形效益，由于没有实际的货币交换发生，缺乏明确的医疗服务价格，因此需要借助一些方法进行测量。其中，无形效益主要采用意愿支付法（willingness-to-pay，WTP），间接效益则采用人力资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HCA）、支付意愿法或显示偏好法。目前，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间接效益和无形效益常采用人力资本法和意愿支付法来计量。
其基本思想是将人视为资本，维护健康的干预方案投入是一种针对人力资本的健康投资，投资回报则是患者健康或劳动力实际增加在市场上的价格，一般用工资来计量干预方案的健康效益。
该方法是指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在给定的假设情境下，患者为了避免预期健康损失而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通常采用现场调查和网上问卷星的方式完成。调查问卷包括开放式问题（open-ended question）或封闭式问题（close-ended question）两种。采用意愿支付法测量健康效益时，需要特别关注问卷设计过程中的研究假设、问题设置、提问方式及语言表达、效益范围等方面。
某医院针对层流床预防初治急性白血病患者医院感染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分析过程如下。
2006年10月—2009年10月，某医院收治初治急性白血病67例，每例患者住院期间接受2次化疗，根据患者意愿分配入组，其中有34例在出现粒细胞缺乏时入住层流床（观察组），与同期未使用层流床的33例急性白血病患者进行比较。观察组的34例患者中，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2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3例；男性18例，女性16例；平均年龄34岁。住普通病房（对照组）的33例患者中，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29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4例；男性17例，女性16例；平均年龄37岁。化疗方案：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选择DA、HAD或HAA等方案；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选择VDICP或VDCP方案。
患者一般资料，包括病案号、姓名、性别、年龄、入院及出院时间、诊断等；是否住层流床，住层流床的时间；是否发生医院感染，发生医院感染的部位；化疗方案，化疗起止时间，化疗效果；是否用抗菌药物，抗菌药物名称及数量；住院总费用、自购药费等内容。
又称为疾病经济损失，是指疾病给社会、患者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为了防治疾病而消耗的经济资源。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医疗费用、直接非医疗费用、间接经济负担。
（1）直接医疗费用：
是指在卫生保健部门所消耗的经济资源。直接医疗费用体现为患者的住院总费用，包括床位费、药费、化验费、放射费、特检费、治疗费、输血费、手术费、护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如自购药费等。
（2）直接非医疗费用：
指在非卫生保健部门所消耗的经济资源，例如交通费和营养费等。直接非医疗费用=人均消费支出×患者住院日/一年天数（365d）。
（3）间接经济负担：
指由于发病、伤残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间接经济负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患者住院日/一年天数（365d）。其中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个经济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8年某医院所在省份人均消费支出15 158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2 214元。
采用成本-效益分析中的效益成本比（benefit cost ratio，BCR）法和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NPV）法来比较住不同病床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由此分析临床实施层流床的经济学价值。
BCR=对照组疾病经济负担/观察组疾病经济负担。
NVP=对照组疾病经济负担-观察组疾病经济负担。
观察组患者住层流床，其床位费高于对照组患者，某院层流床床位费为175元/d，而普通床位费为25～45元/d。直接医疗费用、直接非医疗费用、间接经济负担和总的疾病经济负担，对照组患者的费用均高于观察组患者，住层流床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比对照组患者降低了1.28万元，即净现值（NPV）为1.28万元，实施层流床的效益-成本比（BCR）为1.24，方案具有经济性。具体见表7-10。
表7-10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费用（
±s）
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CUA）通过比较同种疾病或不同疾病的不同干预方案的成本和效用，评价不同干预方案的经济性，成本以货币形式计量，产出以效用指标来表示。成本-效用分析常被认为是成本-效果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区别在于产出的测量指标引入了效用的概念。相较于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的优点在于只需要采用单一的效用指标（如QALY），就可以针对不同疾病和项目展开分析。这就使它可以被广泛地用于所有干预措施评价。它的特点在于效用指标是人为制定的，产出指标是通过将利用卫生服务所获得的最终产品：生命数量和生命质量结合到一起，反映出健康效果价值的不同。
成本-效用分析的评价指标为成本-效用比（cost-utility ratio，CUR）和增量成本-效用比（incremental cost-utility ratio，ICUR）。成本-效用比表示每单位效用所消耗的成本，其公式为：
考虑在效用指标上最为常用的是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因此CUR也可以写成下式，表示每单位的QALY所消耗的成本。
当比较不同备选方案的时候，多采用ICUR。ICUR是指两种备选方案之间的增量成本除以增量效用，即每获得一个单位的效用所消耗的增量成本。
当采用QALY作为综合效用指标时，ICUR可以表示为：
与成本-效果分析类似，成本-效用分析评价指标中单一备选方案和多种备选方案的判别准则同样存在差异。单一备选方案的评价指标为成本-效用比（CUR），CUR需要建立经济性判定标准，即成本-效用阈值，通过CUR与阈值之间的差值，来判定方案的经济性。若干预方案的CUR小于或等于阈值，则方案具有经济性。
多种备选方案分析时需要预先判定备选方案之间的关系，若不同方案之间为独立关系，则分别计算不同方案的CUR即可。若不同方案为互斥关系，则计算ICUR值，并和阈值进行比较来确定卫生经济学判定和方案选择。另外，部分情况无须进行成本-效用分析即可直接判定备选方案之间的相对经济性，例如当各备选方案的成本基本相同时，比较各方案效用的大小，效用最大的方案为优选方案；当各备选方案的效用基本相同时，比较各方案成本的高低（即成本最小化分析），成本最小的方案为优选方案。
由于成本-效用分析在效用的考量上更多涉及生命质量，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具备更好的适用性。如果CUA具备下列条件，则使用成本-效用分析更有助于获得可靠结果。第一，当生命质量是最重要的预期结果时。例如，比较治疗糖尿病的不同方案时，预期结果不是治疗对死亡率的影响，而是不同方案对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善情况——生命质量的改善；第二，当生命质量是重要的产出结果之一时。例如要对低体重出生婴儿实行监护保健，评价备选方案的效果时，除了婴儿存活率这一重要指标外，对其存活质量的评价也很关键。第三，当备选方案同时影响死亡率和患病率，即生命的数量和质量，而管理者希望将两种效果用同一指标反映时。例如使用雌激素治疗疾病时，可以消除这些症状带来的不舒适感，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同时也会增加一些副作用，这时适合采用效用指标进行分析。第四，备选方案有各种类型的预期结果，需要评价人员用同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例如，现有3个需要投资的方案，开展低体重出生婴儿监护保健、筛检、治疗高血压和对Rh免疫型妊娠妇女进行营养缺乏的预防，要对方案进行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时，由于三种方案的预期结果各异，如果使用相同的自然单位指标分析，缺乏可比性，此时可以采用成本-效用分析。第五，当需要与以往CUA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时。
计量效用的关键在于确定效用权重或生命质量权重，成本-效用分析中常用的确定效用权重的方法有三种。
类似于专家咨询法，挑选相关专家根据经验进行评价，估计健康效用值或其可能的范围，然后进行敏感性分析以探究评价的可靠性，评价法是最简单方便的方法。
直接利用现有文献中使用的效用值指标，但要注意文献中使用的效用值是否和自己的研究相匹配，包括其确定的健康状态、评价对象和评价手段的适用性。表7-11给出了国际上通过文献研究得出的一些不同健康状况的效用值。
表7-11 不同文献研究中健康效用值
注：引自Torrance，1987
该方法是由研究者自身设计方案，进行调查研究，以获得需要的效用值，是最精确的方法。通常分为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其中直接测量法主要包括等级衡量法（rating scale）、标准博弈法（standard gamble）、时间权衡法（time trade-off），间接测量法主要采用健康相关质量量表进行测量，包括欧洲五维生存质量量表（EuroQol five-dimensional instrument，EQ-5D）、六维健康调查短表（short form six-dimensional instrument，SF-6D）、健康效用指数（health utility index，HUI）以及健康指数量表（quality of well-being，QWB）等。
在获得特定健康状态的效用权重值或生命质量权重之后，下一步就是将其与生存年数整合得到一个可用于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的综合效用指标，在目前研究中，最为常用表示效用的指标是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是指在考虑生存年数和生存质量的前提下，将一个人的实际生存年数换算成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的生存年数，具体是指实施某干预措施后所获得的生存年数与生存质量权重的乘积。例如，某患者在生存质量权重为0.4的条件下，生存年数为2年，那么该患者得到0.8个QALY。因此可以看出，干预措施后QALY的增加，是由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存年数的增加两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的。图7-2表示干预措施所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个体A（未接受干预）的QALY少于个体B（接受干预）。
图7-2 干预措施所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
成本-效用分析使用质量调整生命年作为项目健康产出的单位，克服了将项目健康产出简单进行货币价值化带来的问题，也可以比较不同类型的健康产出项目的经济效益，因而其使用范围较为广泛，特别适合于进行卫生保健类项目经济评价，其中包括医院感染管理项目，可以用来评价由于实施了某项感控措施所带来的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
成本-效用阈值本质是成本-效用分析中的外生评价标准，即ICUR的临界值。鉴于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医疗投入需要在已有干预项目中进行决策，界定所能够接受的成本-效用水平，所以引入成本-效用阈值的概念。
随着医院感染管理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设定医院感染管理的成本-效用阈值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目前，世界各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成本-效用阈值标准，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部分国家就阈值的设定给出了明确或大致范围。阈值是判断干预项目是否具有经济性的关键标准，而我国目前阈值的确定主要采用人均GDP作为判断干预方案经济性的阈值，该方法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具体标准：ICUR＜1倍GDP，表示十分具有经济性；1倍GDP≤ICUR≤3倍GDP表示具有一定经济性；ICUR＞3倍GDP表示不具有经济性。该标准目前广泛应用于卫生经济学评价与分析的研究中，但准确性有待讨论，相关学者针对我国的阈值标准的测算研究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
针对两种疾病手术后感染管理的干预措施（方案A：采取某种药物方法，方案B：采取某种仪器方法）进行经济学评价，用成本分析法测算两种疾病手术后医院感染治疗成本，通过量表计算生命质量得分作为效用指标，进行两种疾病手术后感染管理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用分析。成本和效用指标结果见表7-12。
表7-12 两种疾病手术后感染管理的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用分析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方案B的成本-效用比均低于方案A，两种疾病之间进行比较，第一种疾病的成本效用比明显低于第二种疾病。如果管理者没有预算约束条件的话，根据成本-效用比的结果来看，B方案的成本-效用比值最低，具有更好的经济性，是可选择的方案。
成本-效用分析在卫生领域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但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对QALY等指标质疑，许多研究中生命质量权重都是由经验得到，影响其科学性和准确性，因此，开展对成本-效用分析方法的深入研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CMA）是指备选方案的产出（效果、效益和效用）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仅比较不同备选方案的成本差异，成本最小的措施即为经济性最优的备选方案，可以优先考虑。最小成本分析可以看作是成本-产出分析在产出无差异情况下的一个特例。
最小成本分析与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相比，其优点在于计算简单易行、分析结果便于理解，尤其是在对互斥方案进行卫生经济性评价时，可以直接进行成本比较，从而对干预方案的经济性进行排序并选择最优方案。
在传统领域的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中，最小成本分析的适用性比较有限，但由于医疗卫生领域行业的特殊性质，尤其是医院感染管理中，最小成本分析的适用性比较好，原因在于医院感控措施往往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产出。
最小成本分析并不仅仅针对单一方案，部分人群通过变换备选方案或形成组合方案也可以达到良好产出，这些新变换或组合的备选方案同样符合最小成本分析的适用条件，具备可比性。
某医院针对两种疗程预防结节性甲状腺肿手术部位感染开展最小成本分析，分析过程如下。
来自某院某年第一诊断为结节性甲状腺肿行甲状腺切除术（部分、次全、全切）的病例；手术切口均为Ⅰ类；年龄为18岁至70岁。
（1）纳入标准：
伴有其他疾病诊断在住院期间不需特殊处理，不影响第一诊断的临床路径流程实施时，可以入选；所有患者术前均无发热、白细胞升高等感染迹象，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均为预防性用药。
（2）排除标准：
临床已有感染症状，并进行抗感染治疗；具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癌变可能等病情复杂的病例；正在接受放疗或化疗；应用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粒细胞减少；肝、肾功能异常；对所使用的抗菌药物过敏；术前、术中预防使用抗菌药物不正确。
（1）短程预防组：
作为标准对照方案，术前30min至2h给予头孢硫脒2g加生理盐水100ml静脉滴注，30min内滴完。如手术时间＞3h，追加相同剂量的头孢硫脒1剂，术后继续用药，2g 2次/d或3次/d，总预防用药时间＜24h。短程预防组共48例。
（2）长程预防组：
相同方法静脉滴注头孢硫脒，总预防用药时间24h至72h，共74例。
观察用药前后切口体温、白细胞计数、肝、肾功能等各种检查结果，手术部位感染（SSI）的诊断标准参照《应用抗菌药物防治外科感染的指导意见（草案）Ⅱ》和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标准，观察至拆线或出院。依据是否发生SSI分为有效和无效。
只计算与本次预防SSI有关的直接成本，包括抗菌药物、与其配套的溶媒、与SSI有关的检查、治疗费用。其他费用与预防SSI目的无关，假设均相等。药品成本根据2009年某院药品零售价，医疗服务价格根据某省医疗服务价格数据库。
两种方案预防实施SSI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采用最小成本分析法。发生SSI的患者增加了治疗用抗菌药物如拉氧头孢、克林霉素和莫西沙星等，并相应增加了溶媒费、材料费、注射费、换药费、检查费等，费用均发生在一年内，无需贴现处理。两组人均费用分别为549.7元和878.2元，短程预防组人均成本明显低于长程预防组，见表7-13。
表7-13 两种方案最小成本比较
按照原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管理要求，该院抗菌药物品种数已限定在50种，在用一代头孢注射剂有头孢唑林和头孢拉定，据此假设预防用抗菌药物变为价格较低的头孢唑林（1.83元/g），进行敏感度分析，结果两组人均费用均显著下降，分别为101.7元和143.4元，短程预防组人均成本仍明显低于长程预防组。随着药费的下降，两组人均费用差距缩小。
常用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方法均可以广泛应用于医院感染管理，三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收益的计量方面以及产出数据的要求上，不同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可比性也存在差距，但不同评价方法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利用表7-14总结如下。
以上各种方法具有不同的使用条件。而且，不同研究内容，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成本-效益分析时，计算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一定要围绕成本核算的单位来归集费用，而成本核算单位的确定，取决于所研究的目标。另外，各种方案都要综合分析来取舍确定最优方案。经过成本-效果分析、评价与测算之后，具体选择哪一个方案，不仅要看计算结果，也要看研究的最终目标。例如，针对减低死亡率的方案，如果某方案成本效益好，但是死亡率高，也不是优选的方案，而应该优先选择死亡率低的方案。
表7-14 主要经济学评价方法的比较
医院感控工作在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逐渐得到重视，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过程中更突出了医院感染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医院感染损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更好地适应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未来医院感染损失的经济学研究中，亟须在以下几方面得以加强。
卫生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研究如何进行选择，以决定如何使用稀缺和有限的卫生资源。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医院感染管理领域，如何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来达到最小限度的医院感染发生率，是感染管理领域相关卫生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因此，理论研究可以更好地在全国层面进行调查并开展比较研究，形成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的卫生经济学评价体系。同时需要深入研究医院感染的经济学损失与医疗资源的关系，医院感染管理干预的投入-产出分析等。
医院感染管理中所用的各种卫生经济学方法灵活多变，在计算过程中，各种费用的收集可能因为数据的原因导致结果不尽相同，这些方法和数据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断充实、修改、完善，才能够不断提高分析方法的准确性。而且，卫生经济评价不应仅限于费用比较、经济损失评估等单一的层面，还可以将多种卫生经济学方法和相关学科的方法互为补充，综合运用到医院感染管理中，才能使医院感染管理更科学、更有效。
在医院感染管理方法的卫生经济学评价中，要注重卫生经济学理论的活学活用。如在实际工作中，计算医院感染的经济学损失时，间接损失（如误工费、伙食费）因患者经济水平不同很难精确计算，因此通常只计算医院感染的直接经济损失。在选择效果指标的时候，要尽量选择能够反映该疾病特点的指标，如各种感染率、住院天数、抗生素的使用次数、数量等。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指标，但指标之间应尽量保持独立。
不同科室、不同部位以及不同疾病感染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均存在差异，如不同疾病感染损失的经济学研究中，经济损失较为严重的是下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胃肠道感染。明确研究关注重点，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有效的医院感染损失的卫生经济学研究不仅有利于医院、患者及其家属，同时也对节约医保基金和提高医疗卫生资源使用效率大有帮助。
在应用卫生经济学方法时，还应考虑感染管理本身所涉及的社会效益，将卫生经济学的方法与感染管理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如果对医院感染管理的事后控制进行评价和分析，只能计算感染管理效益的大小，而无法控制效益的大小。而医院感染管理很重要的两个环节是事前预防和事中监控，因此，可采用标准成本的方法，对医院感染管理进行全过程的经济监控。只有根据医院感染管理的实际需要，选择应用最适合的卫生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才能实现医院感染管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总之，医院感染管理的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由于医疗服务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生命体征、临床用药等不完全相同，所以规范的卫生经济分析与评价的方法难以统一。在医院感控管理应用过程中，要根据感控管理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从而进一步完善医院感染管理卫生经济学分析方法理论体系。
（苏 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