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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县是古时“建昌”的治所在地，地处赣闽交通要道，旴江和黎滩河是建昌的天然屏障，依城而过，汇合于府城东北二公里处，而后入抚河下长江，使建昌与外界贯通，交通便利。《建昌府志》称建昌“林奇谷秀水绕川环，控御七闽牵制百粤，据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上有苏杭，下有建昌”“市肆繁密，邑屋华好”“岁常丰饶，民皆礼让”。南城药业以“建昌”为名，起源于晋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南城药业发展源于道教人士在麻姑山采药炼丹，寻求健康长寿之术；正式成形依托于建昌军药局，官办药局精益求精的制药精神成为建昌帮药业的核心内涵；其兴盛与明清时期商帮文化崛起密不可分，赣闽交界区位优势，让南城药业繁荣异常；随着中西文明冲突和战争，建昌帮发展的根基受到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几乎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昌帮药业发展的基础逐步恢复，一批以建昌帮特色饮片为主业的企业逐步成长。
南城县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连接赣闽的咽喉要地，商业氛围浓郁，商业活动为建昌帮诞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自古以来，旴江流域医学和药业均较发达，浓厚的商业氛围促进了医学和药业的传播，使得建昌帮享誉天下。位于旴江上游的南城建昌药业源远流长，自东汉末期道家张道陵、葛玄在樟树阁皂山采药炼丹，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附录1，附录2）。
在明清时期，商帮已经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商业组织，在促进全国乃至世界货物流通、行业秩序管理、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商帮的组织方式与功能形态已经趋于成熟。当时，全国各地商帮林立，从事中药材经营的商帮不在少数，根据中药材的产地分为“十三帮”。建昌帮与樟帮合称为江西帮，是全国十三大药帮之一，以传统中药饮片加工和集散经营而声名远扬，炮制加工技术自成体系，自具特色，为全国中药炮制的主要流派之一。自明、清两代至民国，南城商业一向以药材为大宗，其经营范围之大，流通地区之广，非其他各行业之所能及，民间对其有“药不过建昌不行”之赞誉。
建昌药业的起源得益于东晋时期医药学家葛洪和唐代一些道教人士在南城的医药活动，如东晋葛洪，唐代邓紫阳、邓延康等。葛洪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医药学家，是中药化学制药的创始人，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诸多古籍记载了葛洪在南城采药、炼丹制药的经历，因此建昌药业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晋朝。《道光南城县志》载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自号抱朴子。究览典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洪见天下已乱，避地南城麻姑山。有葛仙丹并相传，洪于此炼丹故名。”《麻姑山仙坛记》为唐代抚州刺史（南城属抚州管辖）颜真卿多次登麻姑山后写下的文章，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其中引用了葛洪《神仙传》中“麻姑者，葛稚川神仙传云”，现有碑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述了铅硬膏、干浸膏、蜡丸、浓缩丸、锭丸等多种中药剂型，以及沙虱病、天花、狂犬病的治疗，青蒿治疟，大豆汁、甘草、生姜可解乌头、半夏、芫花之毒也是首见。《正德建昌府志》《道教大辞典》还记载了唐代东南道教主邓紫阳、邓延康以及其他多位南城道士在南城炼丹制药的事迹，对建昌药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宋时期，我国整个社会的医药事业发展迅速，人们对药物的应用、药物真假优劣的判别、中药材的加工炮制已有较深的研究和较高的要求，从《新修本草》等本草著作的编撰刊印可见。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南城称建昌军，颇为繁华，市肆药业兴起，作为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家乡临川（现为抚州市临川区）的近邻，积极推行其“市易法”。官府上下设立“建昌军药局”，推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丸、散、膏、丹，提倡成方规范化和药材标准化，如“萃良药，唯真是求，不计其值”，讲究药材纯真道地。宋代袁燮《建昌军药局记》记载了当时建昌的药业状况，如“若古先民，念斯民受病之苦也，非药不去。而药之为性，有温有热，有寒有平，其品不一，于是乎名之曰君、曰臣、曰使、曰佐，而为制之方，精切微密，毫发不差，随其病而施之。而罔市利者，辄欲以琐琐私意而增损剂量之可乎？……捐钱三百万，划两区，萃良药，惟真是求，不计其值。善士施之，一遵方书，不参己意，具而后为，阙一则止。愈疾之效立见，人竞趋之，而不取盈焉。若夫较计纤悉，急于牟利，药不及精，与市肆所鬻无别”。军药局控制医药市场，“重抑药价”“不规利意”，药物“唯真是求”，依法炮制，收到了“愈疾之效立见，人竞趋之”的效果，打击了私自增损剂量，以假冒真和“药不及真”“急于牟利”的市利者，初步建立了建昌药业的职业道德标准。这说明宋代建昌人对药物的认识和实践已有较大进步，讲求药物质量和药效精良，按需改变药性制备药物以及有目的性地使用药物来适应临床治疗的需要，同时已有追求良药，反对药不及精、增损剂量、牟求私利的做法。宋代药局的设立也反映建昌官府对药业的重视态度，通过设立建昌军药局，规范医药市场，开启了遵守炮制质量和药业信誉规范化发展的先河，为南城医药繁荣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从宋代起，讲求药物质量和药业信誉的可靠便已成为建昌药业发展的方向。
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南城改称建昌路。旴江（建昌江）名医迭出，旴江医学体系形成，建昌药业随之发展。著名的医药方书《瑞竹堂经验方》记载了元代建昌药业的用药、制药状况。《瑞竹堂经验方》是元泰定年间建昌太守萨谦斋（《四库全书》称沙图穆苏）收集整理前人应用记有实效及当时医者、病家试用有效的单方、验方编撰而成，对临床治疗的用药用方和药物加工制备叙述较为完善实用，是元代建昌人对前人用药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元代建昌药业的用药、制药的状况，为我国古代医药学史上一部有较高价值的著作，对后代建昌医药的传播有深远的影响。这本书收载的方药有内服汤剂，又有丸、散、膏、丹、敷贴剂及洗发剂、洗眼剂、热熨剂等多种剂型；有炒、炮、煨、煅、炙、水飞等药材加工炮制方法，各药的制备要求也非常严格，如当归去芦，麻黄去节，桂枝去皮，妇科用香附去毛，地黄去芦、挑肥壮者酒浸炼干、仔细炮制反复九次透黑为度，草乌盐炒香熟，米泔水浸苍术一宿焙干等。原书虽佚，但在《本草纲目》《普济方》《四库全书》《医方类聚》等著作中都有引载，在日本、韩国有多种刊本。从《瑞竹堂经验方》的内容可见元代建昌人对药物的认识和应用已达很高水平，人们不仅能够制备出各种药物剂型，并且对每一味药的加工炮制和应用都非常细致规范。元代，建昌还奉诏建了“三皇宫”，后又加祀十大“药王”。此后“药王庙”每年举行“庙会”，本地和外地药业的人们汇集于此进行药材交易，这种民俗一直延续至抗日战争前夕。由此可见，至元代，建昌人对药物的临床应用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在药物的制备上已显示出一定的优势。随着旴江医学的不断发展，建昌药业在同行中已经处于较领先的地位。
明代，建昌成了益王藩封之地，一府辖五县，有“上有苏杭，下有建昌”之美称。益王为延年益寿，笼络人心，“习寻岐黄，博究玄妙，广罗方士”，府内设“医学”，授医学教授，建“良医所”，聘“益府良医”，立“惠民和剂局”，精制丸散。境内名医方士出类拔萃，药材加工炮制精良，交易趋兴旺。益端王“辨医方，梓《玉机微义》。精制丸散，每给赐以活人。御官守严但有恩，待郡君而不扰”“医寻岐黄，博究元妙”。建昌名医誉天下，赵瑄，南城人，官至太医院太医；程式，益府良医正，诊治无不神应，并著有《程氏医彀》；余绍宁，著《金丹秘旨》。建昌药业与外地的药材贸易也较繁荣，正德《建昌府志》地产中便记载有地黄、川芎、葛根、香薷、车前、半夏、槐实、益母草、桑白皮、香附、白芷、赤芍、白芍、山药、五加皮、枳壳（实）、栀子、冬青、夹竹桃、百合、茵陈等几十种中药材。通过这些历史记载可见建昌药业蒸蒸日上，发展迅速。
清乾隆时期，江南商帮大兴，南城人民“通慧而善贾”“人尽商”“乐为远游”，直接或间接从事药业的人众多，人称“南城只只大屋有吃药饭的人”，药帮成了商帮中的大户头，药商被尊为“红顶商人”，青年药工相亲，也享有“吃药饭的郎可以不看相”的厚遇。延（南平）、邵（邵武）、建（建宁）、汀（汀洲）及赣南、赣东北诸府四十余州县的药商经河道山川径抵建昌购销药材。当时，“建昌商人赴福建延邵一带经营者最众，赴汉口者亦不少，最多者资金百万”。其中尤以药业称著。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孙思邈生日）为药王庙会，省内外药商云集，药王庙内的艄公会馆人来人往，同业间接风洗尘，点戏请酒，洽谈业务，旴江码头上，船船是药，路上满是挑车运送药材的，常常百余人一队，热闹非凡。道光年间，江浙沿河“有卖渡排帮等名目”，建昌药业即以严格的行会约束，精湛的炮制工艺，雄厚的药业资本，天然的山区资源，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基本垄断南城、南丰、黎川、资溪、广昌、宜黄、安福、宁都、瑞金、石城、于都、会昌、兴国、建宁、泰宁、光泽、邵武、松溪、浦城、崇安（现为武夷山市崇安街道）、建阳、建瓯、顺昌、永安、尤溪、沙县、将乐、南平、长汀、宁化、连城、清流、上杭、武平、三明、古田、上饶、玉山、弋阳、贵溪、铅山、横峰、广丰等40余地的中药业，达近300年之久，药业远涉汉口、上海、广州、湘潭、天津、重庆、昆山、常山、南昌、赣州、临川及金溪部分地带，至清代后期，建昌城区还有40余家中药店及18家1万～30万银元资本的大药栈（行），药业用房有800多处，成年人中吃药饭的占2/3，每个乡镇、圩场都有历代不衰的中药店，18家大药栈（行）的牌号名称是源吉昌、德聚隆、三元信（旧址尚存）、豫发行、中孚行、中发行、长春泰、珍瑞生、义大成、长春生、隆盛福、豫源、福昌厚、立成生、柏顺栈、惠安福、怡顺生、恬茂仁。其中北街刘祝三家三兄弟就开了4家巨额药栈（行），群众称之为“刘半街”。
由于有利的社会背景和旴江医学的推动作用，建昌药业发展迅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清朝时规模壮大形成一大药帮。建昌药帮传统中药炮制方法是历代从事医药业的人们不断积累丰富起来的，以中药饮片加工炮制和集散经营销售两方面特色著称。在饮片炮制方面：“工具、辅料、工艺独具本帮的传统风格，讲求形、色、气、味，毒性低，疗效高。”豚刀（建刀）、雷公刨是最具特色的加工工具，是全国有名的三种中药加工刀之一。药界过去有“见刀认帮”“刀法不同，建刀更有用”的说法；另外还有枳壳榨、槟榔榉、香附铲、泽泻笼、茯苓刀、附子筛、麦芽篓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工具；辅料方面以谷糠最独特；各药店“炮制虽繁，必不得省功夫，辅料虽贵，必不得短斤两”；煨附子、姜半夏、枳壳、槟榔、明山药、贺茯苓、熟地黄等是建昌的中药加工炮制特色性品种。这些炮制工具、辅料、方法、工艺在南城各中药饮片加工处至今仍保留。这些炮制特色是建昌从事药业的人们经过长期追求药材质量和药效精确才达到的成熟水平。梅开丰等所著的《建昌帮传统中药炮制法》对建昌药帮中药炮制特色和102味中药的建昌传统炮制工艺方法作了详细的叙述。
到清末民国初年，南城县中药从业人员达千余人，坐堂及开业中医达百余人，鼎盛一时。抗日战争以前，南城的药店、药行、生熟药栈计40余家（小店除外），从业人员总计千人以上。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南城县也开始逐步建立近代医疗事业，县里办有卫生院一所，设在“天花宫”内（即今之县人民法院），院长姓肖，后来迁往北门城外“万寿宫”内，换院长为王琪，医疗设备很简陋，全院医护人员不超过十人。当时还有第七行政区中心医院一所，设在“陶陶招待所”内（即今之县人民广场右侧），院长是陈善，环境、设备比县医院较好、较大。另外，天主教在天主堂创办“圣路加医院”（即今之县财政局一带），资金雄厚，医疗设备较完善，当时算是南城一流医院。私人创办的医院有“德记医院”“实忱医院”“福人医院”三所，医疗设备简陋不堪。在城内尚有六家西药店，资金亦颇雄厚，专门卖西药，不设私人诊所的有西街“世界”与“华美”、北街“中西”，而卖西药兼设诊所的有南街“岑南西药房”与“文奇诊所”、北街“孟宪孔诊所”。文奇诊所创办人余文奇医学造诣较深，上海震旦大学毕业，称法国医学博士，精通妇产科，当时民间遇到难产到生死危急关头会请其接生，人们都说经他接生的胎儿，个个母子两全，转危为安。深受其惠的产妇家都非常感谢他，如赞颂对联曰：“文学渊源，堪称医学博士”“奇诊妙术，竭尽救死扶伤”。在民国初期，建昌药业依然保持着这种兴旺的面貌。
抗日战争到来，很多交通要道被封锁，南城与外地的药材交易困难，经营规模难以扩大。1941年3月3日，日军轰炸南城，南城四街化为灰烬；1942年6月，南城沦陷，又遭受日军洗劫，日军的两次轰炸使整个南城被毁。建昌药业遭毁灭，药店资金不足，人民生活艰苦，经营了几个朝代或几辈的药店消失了或再难以维持，很多药商药工出走他乡。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轰炸与烧杀，加之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对中医的轻视和摧残，到解放初期，南城县乡开业中医仅剩三十一人，中医药从业人员不及百余人。因此，从抗战时期起，建昌帮药业日益衰落，南城县中医药业出现萧条、衰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