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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江西中医学院杨卓寅教授在《地灵人杰的“旴江医学”》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旴江古称旴水……亦名抚河，出江西广昌之血木岭，东北流经广昌、南丰二县东，至南城县东北会黎水，折西北流至临川县东南为汝水，至县西北临水，合宜黄水，西宁水来会，又西北流至进贤县西，南昌县东南，下流分数派，西入赣江，北入鄱阳湖。’据此，我将这一地带的医学群体，名之曰‘旴江医学’。”南城县属于旴江上游流域，其医学流派也属于旴江医学的一部分。
南城在其发展历史上涌现出了众多医学人物，其中既有葛玄、葛洪这样著名的道医在此采药、炼丹，为民众治疗疾病；又有黎民寿、严寿逸、谢星焕、曾鼎这样的著名儒医，发扬医理、著书立说；还有王文谟、吴文炳这种以喉科闻名于世的专科医生，小方奇术、简便验廉；也有赵瑄官至太医院御医，以及地方藩王益端王朱祐槟，重视医学、设立医院促进地方性医学发展。但将南城的这些医学成就放在整个旴江医学群体中来考量，其与历史上南城在旴江流域地区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究其原因，与南城气候适宜、大疫甚少以及当地信巫不信医的民俗有一定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至中华民国时期，史书、方志中记载的南城医家共71人（其中医官4人），医学著作共63部（图2-1）。
图2-1 南城医家、医学著作表
医道同源，南城医学的起源与道家密不可分。南城境内有着中国道教名山麻姑山，早期许多道士都曾在麻姑山修道，这与南城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记载，秦时，华子期隐居麻姑山华子岗修道，采药炼丹，为民消灾除病，至今该处尚存华子期藏书石室遗迹。相传寿仙麻姑女在麻姑山修行，采药治病，消灾济众。麻姑是东汉王远（王方平）之妹，又称寿仙娘娘、虚寂冲应真人，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女神，属于道教人物。西晋葛洪将麻姑在麻姑山炼丹修行事迹载入《神仙传》。《神仙传》记载其貌美，自谓“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故古时以麻姑喻高寿。又流传有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麻姑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过去中国民间为女性祝寿多赠麻姑像，取名麻姑献寿。唐朝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追忆麻姑，撰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有“天下第一楷书”之称，为后世敬仰。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也载有“麻姑隐居麻姑山修行，功德圆满，后世企慕追寻者众”。至今麻姑山尚有麻姑栖息修行的“丹霞洞”遗迹存留。西汉时期，浮丘公、王方平、郭族均擅方术，在汉昭帝时曾隐居南城麻姑山修行、炼丹、制药。至今，麻姑山尚有浮丘公“浮丘公丹井”。道家对长生不死、神仙幻境的追求首先建立在身体康健之基础上，因此道家首先对疾病治疗进行实践；其次道家为追求长生，钻研采药炼丹，习练呼吸、导引等黄老之术，这些都是对药物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无疑孕育了医药学的萌芽。
江西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曾在江西龙虎山修道的张道陵在永和六年（141年）撰道书24篇，创立道教。入道者须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
东汉末年道教兴起，南城也产生了道教，与五斗米道相似，南城道教吸收了道家黄老之术，在炼制丹药以求长生之余，把行医济世作为传道的一种有效工具，借医弘道，治病救人。代表人物有葛玄、郑隐、葛洪等。葛玄，字孝先，三国吴道士，琅琊（今属山东）人，人称太极葛仙翁，曾隐居南城麻姑山和江西阁皂山修行，筑坛、创药苑、采药、制药、炼丹、行医。其自幼好学，博览五经，喜老庄之说，后遇左慈得受《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丹经》《金液丹经》《三元真一妙经》等。道书中有关于葛玄辟谷等种种传说，道教灵宝派阁皂宗奉葛玄为祖师，写下《葛氏杂方》《广陵吴普杂方》《神仙服食经》等医书传授医学知识和中药炮制法。郑隐为葛玄之徒，葛洪为郑隐之徒，形成道教史上“葛仙派”一脉，对道教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是葛玄的玄孙，约16岁时拜郑隐为师，性格内向，不善交游，《太平御览》载其“幼览众书，近得万卷，自号抱朴子。善养性之术”。葛洪作为魏晋神仙道教开宗立派的人物，在儒、释、道三教中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撰著甚多，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层面，被称为“博文深洽，江左绝伦”，《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说：“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葛洪在医学上的著作主要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等著作。临证擅长针灸治疗，突出治病方法的简便廉验，如《肘后备急方》内容包括各科医学，所列述72种病症中，有近一半采用了艾灸治疗，列举的灸方有99条，其中有世界上最早治天花等病的记载。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先生也深受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治疟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迪，创制出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等高效抗疟新药，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此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郑隐、葛洪都曾在南城麻姑山修行，麻姑山现仍存留“葛洪丹井”“葛洪炼丹室”“葛仙祠”“洗药池”等活动遗迹。自此以后，道医一直作为一种主要的医学学派在南城繁衍发展。
南北朝时期邓思瓘、邓延康，唐代李元基等道教医家都曾在麻姑山修行，行医、炼丹、制药。道教的炼丹技术极大地推动了药学的发展，尤其是丰富了药物的制备方法与剂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便记载了除了汤剂以外的多种药物剂型，如膏方、粉剂、蜡丸、浓缩丸、锭丸等。此外，《肘后备急方》还做了类似于药物炮制规范的尝试，如“咀者，皆细切之。凡云汤煮，取三升，分三服，皆绞去滓而后酌量也。字方中用鸟兽屎作矢字，尿作溺字，牡鼠亦作雄字，乾作干字。凡云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并用五铢钱也，方寸匕，即用方一寸抄之可也；刀圭准如两大豆。炮、熬、炙、洗治诸药，凡用半夏，皆汤洗五六度，去滑；附子、乌头，炮，去皮，有生用者，随方言之；矾石熬令汁尽；椒皆出汗；麦门冬皆去心；丸散用胶皆炙；巴豆皆去心皮，熬，有生用者，随而言之；杏人去尖皮，熬，生用者言之；葶苈皆熬；皂荚去皮子；藜芦、枳壳、甘草皆炙；大枣、栀子擘破；巴豆、桃杏仁之类，皆别研捣如膏，乃和之；诸角皆屑之；麻黄皆去节；凡汤中用芒硝、阿胶、饴糖，皆绞去滓，纳汤中，更微煮令消；红雪、朴硝等，皆状此而入药也；用麻黄即去节，先煮三五沸，掠去沫后，乃入余药”。道医们“援道入医”的炼丹、制药活动开创了建昌药业的先河。
宋代政治开明，儒学复兴，许多儒家学者仕途不顺转而选择学习医学，治病救人。“儒医”这个词也就应运而生。南宋江西饶州文学家洪迈在《夷坚甲志》中首先提出了对“儒医”的赞谓。儒家学者学识丰富，领悟力强，他们涌入医学，极大提高了医学的水平，正所谓“唯有大儒，方有大医”。宋代以后，旴江流域崇儒尚医之风沛然，据统计，宋元时期曾出现了60余位医术精湛的儒医，学养深厚，著书蔚然，学说纷呈，撰有医籍50余种，济世活人，医名远扬，构成了蔚为壮观的儒医群体。
《建昌府志》中记载“（南城人）好古务学，崇礼尚贤，科名辈出，蜚声仕籍……民清慧而文儒术为盛”。南城人“文儒术为盛”的风俗为南城诞生较高水平的儒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至元代南城医学大家黎民寿、严寿逸等均是著名的儒医。
黎民寿，字景人，号水月。初习举子业，然而未能得志科第，慨然叹曰：“既未能得志科第以光世，则医亦济人也，与仕而济人者同。”故弃儒学医。黎氏“沈敏而思精密，学有师传，意兼自得。悟法之精，蓄方之富，试之辄效。信者弥众，争造其门。或就或请，日夜不得休。其全活迓续之滋多，而影响神应之可验，几有姚僧坦之遗风矣”。南宋《原医图》载其有医著四种：《玉函经（注）》《简要方》《断病提纲》《决脉精要》，通称“医家四书”。朝鲜医书《医方类聚》“引用诸书”中也载有黎民寿的《玉函经（注）》《黎居士简易方论》《决脉精要》《断病提纲》四书，可见黎氏医书在宋末至明初颇为有名，以至播扬朝鲜。黎民寿在临床上通晓诸科，擅治耳鼻咽喉口齿病症，其所撰《黎居士简易方论》内容广博，论治耳鼻咽喉口齿病症辨证严谨，设方论，重治法，分类呈现耳鼻喉科常用验药、良方，擅以塞耳、搐鼻、点喉、灌喉、拭口、揩牙等众多外治法为先导，结合汤剂内服以通利清窍，形成颇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和临证风格。仔细分析《黎居士简易方论》一书，就会发现该书作者对药物炮制十分重视，其中收录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药物炮制方法：“治疗妇人产前、产后，眼见黑花，或即发狂，如见鬼状”的交感地黄丸中，生地黄的炮制方法为“洗净，研，布滤自然汁，留滓。又研，先姜汁留滓。先以姜汁炒地黄滓，次以地黄汁炒生姜滓，至燥可末却止”；治疗一切产后，一切血疾，催死恶证的黑龙丹中高良姜的炮制方法为“净锉，入合内，用赤石脂泥固缝，又用纸筋泥固济，炭火十斤，煅通红，候冷，开取，如黑槽色，研”；金液丹中硫黄的炮制方法“先飞，捡去砂石，研为细末，用瓷盒盛，以水和赤石脂封口，盐泥固济，曝干，地内先埋一小罐子，盛水令满，却安盒子在上，再用泥固济，干以慢火养七日七夜，候足，加顶火一通煅，候火尽灰冷却，取出，研为末”。这些炮制方法应是当时建昌帮药物炮制经验的总结，能看出道教炼丹术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南城医学与地方特色药物炮制方法的相互融合。此外，黎民寿“阐论脉理，周详精深”“重视胃气，堪比《内》《难》”，在其所著《玉函经（注）》中首次提出了“脉神”的概念。胃气为脉之本，亦为脉神之本质，缓脉是脉神的外部形势，和缓有力是脉神的基本特征，而脉神的脏象基础则在于脾土之脏的功能体现。经后世对于脉神概念不断的传扬，特别是李杲、滑寿等医家的诠释，其内涵更为清晰，意义更为明确，明清以来张景岳等诸多医家的讨论与阐扬，对于脉神或脉有胃气的理解渐趋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脉学理论的建设与完善。
严寿逸亦是先儒后医。严寿逸，字仁安，少入医学习内经，及长，以能医名于乡里，得选为江西南丰州医学正，后历官江西吉安路医学教授、临江路（治今江西樟树市）医学教授、天临路（治今湖南长沙市）医学教授，为人刚直不阿，善为诗，著有《拟陶集》，医学著作《医学启蒙》《仲景论评》《医说》等，治病多有奇效。吴澄以严寿逸为例赞叹旴江医家之精妙医术：“旴江名医黎民寿，著论《辑方》，至今盛行于世，医学教授严寿逸，亦旴江人，用药去疾，随试辄效，何旴江独多工巧医欤？”
元泰定年间，建昌太守萨谦斋在任期间收集前人应用记有实效及当时医者、病家试用屡效的单方、验方编撰而成的《瑞竹堂经验方》，原书虽佚，但在《本草纲目》《普济方》《医方类聚》等著作中有所引用，我们从这些存世的医书中窥见原书内容。《瑞竹堂经验方》对临床治疗的用方用药和药物加工制备叙述得较为完善，收载方药有内服汤剂，又有丸、散、膏、丹、敷贴剂、洗发剂、洗眼剂、热熨剂等多种剂型；有炒、炮、煅、炙、水飞等药材加工方法；还记载了各药严格的制备要求。从内容可以看出，元代建昌人对药物的炮制和剂型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药物的精细加工炮制与剂型要求都是临床应用的一种反映，说明了南城医生丰富的临床治疗手段与用药经验。
明清时期，由于朱元璋定都南京，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旴江流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城医学发展，南城医学迎来了发展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该时期南城医学空前发展，名医辈出、药物资源丰富、药物炮制技术独树一帜。
明清两代，南城儒医、道医仍占有很大的比例，极大推动了南城医学的繁荣发展。清代南城儒医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我国清初三大名医之一喻嘉言的影响，喻嘉言亦为儒医，江西南昌人，其学验俱丰，敢于创新，晚年潜心著述、开堂讲授医学，著有《医门法律》《寓意草》《尚论篇》，在我国医学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在南城儒医中，鼎鼎大名的要数“江西十大名医”之一的谢星焕。谢星焕，别字映庐，生年不详，卒于咸丰七年（1857年），世医家庭出身，少年时研习儒书，欲应科举，因家计贫寒，遂绝意应举，弃儒而潜心医学，继承先业，在当地行医四十余年，活人无算，声誉卓著。曾将其平日的临床治验辑成一部医案，名曰《得心集》，盖取“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之意，1962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改名为《谢映庐医案》。该书计六卷十二万余字，分为伤寒、中风、头痛、虚寒、内伤、痰证、痛厥、便闭、疮闭、吐泻、风火、痰饮、疟症、肿胀、冲逆、诸痛、淋浊、杂症、产后、痉厥、霍乱共21门，记载治验250余例，并附述答问，所载医案大多数是经过他医误治或久治不愈的疑难病症，也载有急性发作的危重病症。案中议病议药，剖析入微，旁征博引，旁通曲喻，读之令人融会贯通，增长见识。徐灵胎曾说：“凡述医案，必择大症及疑症，人所不能治者数则，以立法度，以启心思，为后学之所法。今载百余方，重复者八九，此非医案，乃逐日之总簿耳。”谢星焕私淑清代名医喻嘉言，称之为乡先辈，他的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深受喻嘉言的影响，主张“先议病，后用药”，治疗阴虚风动的头昏头痛，往往参用喻嘉言“畜鱼置介”之法；治肝风撮指，亦仿喻嘉言“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之例”；他的医案、述治、答问等写作体例，也有喻嘉言《寓意草》的遗风。虽然谢星焕在南城老家开设药店，利用南城道地药材的优势又在金溪开设赞育堂和泰山堂，前店后堂后坊，坐堂看病、售药、制药，业务兴盛延续6代之久，但较为可惜的是，我们很难从《谢映庐医案》一书中看到其特殊的药物炮制方法，这也许是该书更偏重于医理分析的原因。
另一位南城著名的儒医是曾鼎。曾鼎，字亦峦，号香田，江西南城县人，清乾嘉间人，享年八十有余。同治《南城县志》载：“曾鼎，字亦峦，号香田。工医，着名京邑。王公争礼之。鼎幼习举艺，后以家贫理父业。旅豫章城之白马庙，庙故为喻嘉言禅棲所。鼎学宗嘉言，专精脉理。初时有客来庙者，则试诊之，尝曰：必熟平脉，乃识病脉也。如是者八载，后始疗，多奇验，誉日起。游京都，名益震焉。性阔达慷慨，脱略势力。贫子窶人，不计筹谢，反佽助之；权贵者少不加礼，不应聘。酒酣时，纵说古今得失，洞中肯綮。晚岁仍寓居豫章，卒年八十有奇。著有《痘疹会通》《医学入门》《妇科幼科宗旨》行世。”曾氏现存著作共有四部，即《痘疹会通》《妇科指归》《幼科指归》《医宗备要》。曾鼎临床的学术思想也受到喻嘉言的影响。其专精脉理，重视脉诊，其书《医宗备要》阐述中医脉学理论及诊脉要领，详述伤寒五法，对《四言举要》脉证并脉理分析之透彻，对“发、解、和、攻、救”五种治则论述之详细，实非俗辈所能及。擅长治疗儿科和妇科疾病，其书《妇科指归》以《黄帝内经》为宗，强调以阴阳为纲，治病不离阴阳二理；以女子月经病和妇产诸疾为重点，融理法方药为一炉，尊崇朱丹溪，重视生化汤的妙用，科学分析生化汤的原理，并结合具体病症进行精细加减。《幼科指归》汇聚了其一生对幼儿的行医经验，卷上阐述了小儿下地慎重看养之法、小儿初生逐次蒸变转运十二经络法、小儿变蒸论治、观面部辨色主证及三指脉法等内容，卷下论述急慢惊证辨治、发搐证、癫痫证、幼科用药之宜等内容。该书在儿科理论上不离前人轨迹，而在具体养护、诊断、治疗等方面的论述体现了其独到的见解。此外，清代儒医邹岳，号东山，邑诸生。精内、外科，宗张仲景，辨虚实证极确，游苏门。著《医医说》，为时推服。
明清时期仍有道医活动的足迹。如明代道医邓玄玄、永福主持马融寺等。清代道医余绍宁，年二十遍访名师，得异授。尝制万应丸，施救全活甚重。著书二十卷，曰《元宗司命》。其论伤寒、针灸诸方无不精备。有著《道书全集》《金丹秘旨》《天时运气》诸书及门二十余人。子景汤、景立皆能世其传（《新城志》）。
明清时期，旴江地区喉科发展特色显著，这与旴江流域是江南地区地方戏曲兴盛之地有关。抚州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之乡”，南丰“傩舞”、广昌“旴河戏”、宜黄“宜黄腔”都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受到当地人民青睐。由于戏曲的传唱很容易损伤咽喉而引发各种咽喉嗓音病症，所以旴江医家在行医过程中逐渐摸索总结出许多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和经验，形成了具有独特诊疗特点的喉科流派和医门。南城喉科的发展也受到了这一影响，其中医家王文谟、吴文炳在南城喉科医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王文谟，字继周，生卒年代不详，大约生活于明代万历时期，江西旴江流域南城人，明代著名走方医家。王氏世医出身，精于临床，通晓诸科，私淑旴江喉科名医范叔清、危亦林，撰有“家藏喉风方”专治18种喉风，是旴江喉科流派的代表人物。王氏根据祖父王杏林、父亲王云泉及自己收藏的验之有效的医方医术，并广搜民间走方医之验方及奇术，辑成《济世碎金方》（1594年刊行）。该书在中国失传已久，直至近年根据日本尚存明代刻本复制回归国内。书中载方千余首，绝大多数是经验简便的小方奇术，切合临床，反映了明代旴江流域东南部一带（南城、南丰、黎川等地）的民间特色医术，是我国存世最早、罕见而富有特色的民间走方医方书，早于清代赵学敏的走方医方书《串雅》166年，也为考察古代走方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宝贵史料，弥足珍贵。书中涉及诸多治疗喉风、喉痹、喉瘖、乳蛾、鲠喉的验方奇术，简便实用。其辨治喉病，内外并用、标本兼治，以吊痰宽喉治喉风、消肿开痹治喉症、消肿开关治乳蛾、利窍开音治喉瘖、解毒消散治鲠喉，急则针刀刺营放血和吹药治其标，缓则汤药内服治其本，既注意祛邪，又兼顾护正气，方中多配有顾护胃气之品，临床风格独特，体现了旴江喉科流派的鲜明特色。
吴文炳，字邵轩，号光甫，生卒年月不详。吴文炳自幼参阅《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著的内容，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及五官科，尤其擅长治疗五官科疾病。其所撰医书《医家赤帜益辨全书》，是他对耳鼻喉科疾病治疗经验的总结，从书中可以看出吴文炳辨治喉痹，多从火热、痰热、风热、虚热着手。针对热邪闭阻喉腔导致的喉痹，吴文炳擅长用苦寒药物直折亢盛之火。吴文炳治疗喉痹亦注重通过敷贴法、噙化法、吹药法、喉针等法，直接作用于咽喉局部，有起效快、操作方便简单等优点。南城医家多擅长治疗咽喉疾病，均有其独到的治疗方法，疗效显著，如严式祖、严绳祖、张如鳌、张尘生、封九余等，且有丰富著述，如张尘生撰有《论喉科三十六种》、封九余撰有《喉科临证手札》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明清两代南城医学的发展与抚州金溪县文风鼎盛、雕版印刷术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溪县浒湾镇，明清时曾是全国雕版印刷业中心之一，有60余家印书堂号，其中善成堂、旧学山房、大文堂、渔古山房、三让堂、二仪堂等皆以刊刻医籍为主。凡在金溪浒湾刊刻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目称为“江西版”。金溪印书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医家的著书立说，如金溪刊印医书中就有谢星焕医籍6种，这为南城医家留存了学术思想与学术经验，并进而推广传播、扩大影响，促进南城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医学的发展离不开药学的促进与推动。南城“土地衍沃”、药物资源丰富。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收载药物1714种，其中原产于建昌的有62种。
明万历四十六年《建昌县志》记载南城药物有45种：土茯苓、何首乌、穿山甲、香附子、地榆、白扁豆、白丁香、蛇床子、羊蹄根、乌药、地骨皮、苍耳子、山杷子、益母草、豨莶草、麦冬、蓖麻子、皂荚、茱萸、木瓜、当归、黄精、芫花、石菖蒲、车前子、香薷、荆芥、薄荷、紫苏、决明、白及、枸杞子、萆薢、木香、半夏、瓜蒌、白芷、枳壳、苍术、蝉蜕、茴香、独活、山楂、地黄、山药。
清康熙十二年《建昌府志》记载南城药物有19种：香薷、石菖蒲、麦冬、瓜蒌、皂角、紫苏、泽兰、车前子、益母草、半夏、淡竹叶、桑白皮、生地黄、香附子、土白芷、茴香、五加皮、枳壳、枳实。
清乾隆二十四年《建昌府志》记载南城药物有56种：黄精、益母草、何首乌、地黄、牛膝、夏枯草、金樱子、车前子、女贞子、苍耳子、麦冬、芍药、艾、骨碎补、泽泻、乌桐子、半夏、天南星、芡实、茱萸、石菖蒲、香附、山楂、葛根、地肤子、五加皮、土茯苓、豨莶草、蓖麻子、乌药、黄连、金银花、淡竹叶、木通、蔓荆子、蒲公英、墨旱莲、栝楼、旋覆花、马兜铃、刘寄奴、络石藤、狗脊、贯众、牵牛、射干、决明、蛇床子、木贼、皂荚、钩藤、枸杞子、桑寄生、柏子仁、桃仁、花椒。
清道光元年《建昌县志》记载南城药物有31种：天南星、半夏、麦冬、香附子、车前子、马鞭草、黄药子、栀子、枸杞子、枳壳、苍术、紫草、香薷、艾、海金沙、茴香、谷精草、夏枯草、益母草、五加皮、金银花、山楂、金樱子、紫苏、菖蒲、薄荷、茵陈、蓖麻、何首乌、蒲公英、黄精。
南城除了药物资源较为丰富外，对于药物的加工炮制也十分考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加工炮制技术，为全国中药炮制的主要流派，民间更有“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过建昌不行”的赞誉。丰富的药物资源，别具一格的药物炮制技术，加之南城地处赣闽交通要道，交通便利的地域条件，大致在宋元时期，南城形成了以传统中药饮片加工和集散经营的药帮——“建昌帮”。建昌帮为临床医学提供了丰富和优质的药材，为临床疗效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医家对药物的应用实践也促进了建昌帮药材炮制方法的改良和推广。
明清两代南城医学的繁荣景象与王府重视医学也密不可分。明代的建昌府（今南城），有两位王侯封藩于此，一是荆王朱瞻堈，为明仁宗第六子；一是益端王朱祐槟，为明宪宗第四子。王府十分重视医药，如益端王朱祐槟大力开办医校培养合格的医生，设立医院（“良医所”）接诊病人，聘任名医（良医正）为民治病，聘任“医学教授”传授医药知识和管理医药，设立“药署”规范药物炮制、精制丸散、管理及征收药材，刊印医药书籍，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医药人才的培养、学问的交流以及学术的传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南城名医张三锡。张三锡，字叔承，号嗣泉。世医出身，行医三十年，博采群书，有感于历代医书“第纯驳不同，繁则嫌其泛杂，简又失之缺略，且义例乖违，篇章纰缪，遵行不易，披会亦难”，遂“博采群书，各萃其要”著成《医学六要》十九卷。张氏认为医学要旨有6方面，即诊法、经络、病机、药性、治法、运气，因此其所著《医学六要》亦即包括《四诊法》《经络考》《病机部》《治法汇》《本草选》《运气略》6大篇章，名医王肯堂曾校订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氏医名影响甚大，王肯堂称赞之，并称张三锡为“医圣”。
民国时期，由于西学东渐、政府废止中医，加之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军事封锁及日军侵略战争，国势日渐式微，南城医学开始走向衰落，发展停滞。
民国初期，随着西方医药的传入与传播，西医诊疗及西药应用日益广泛，西医诊所及西药店日趋增多，南城的中药店不得已也兼营西药。1914年，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提出“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江西警察厅颁布取缔中医章程32条。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推崇西医西药，排斥中医，南城中医药事业遭到沉重打击。
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封锁苏区，致使南城药帮药源枯竭，销售受阻，药市萧条。民国政府在旴江各地设局坐镇，以药材、夏布为主要对象，征收所谓特种药品产销“清匪善后捐”，规定药材精者按值征百分之十，粗者按值征百分之五，致使省外药商避开南城转到湖南湘潭、湖北汉口集散药材，以此对抗征捐，南城药源因此而更为匮乏，许多行号因资金周转不灵而纷纷倒闭，药业的崩溃也导致了医业衰退。
1931年9月18日日军开始入侵中国，1938年1月2日至1939年3月15日，日军共轰炸南昌49次。1941年3月3日，日军开始轰炸南城，1942年6月南城沦陷。日军的侵入与轰炸，致使南城医药资源摧毁殆尽，诊所和药店被炸毁，医药人员背井离乡，经营数个朝代或数辈的药店、医馆消失了，从此南城医药也同旴江流域的其他城市医药业一样一蹶不振。
南城县是抚州最早建置的一个城市，从宋代以后直至明清期间作为建昌军、建昌府、建昌路的首府，历史源远流长，城市地位较为重要。但南城医学发展在整个旴江流域中相对缓慢，其原因与南城风俗有一定关系。历史上南城人相信巫术，轻视医学。在治疗疾病时“先鬼后医”“效则巫之功，不效则医之罪。故巫常胜，医常负”“甚者医亦信巫”“疾病信鬼，丧用浮屠”。在南城的民俗中有“五月五日以葛、艾、菖蒲、雄黄酒云辟百邪。小儿以雄黄涂其面、以五彩丝系其腰，谓之长命缕。午贴门符，小儿挂香囊，佩朱符，缚艾”等相关记载。
历史上医学的发展、大医的诞生往往与大疫流行有关，比如东汉末年疫病流行，医圣张仲景写下了《伤寒杂病论》流芳百世；明清瘟疫流行，又有吴又可、叶天士等名医出现。而南城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灾荒、大疫甚少，“土衍沃，飞蝗不至，故岁长顺成，而凶饥之灾少”，遍查南城相关方志，历史上南城境内只出现二次疫情流行情况，一次在“明年春（熙宁九年，1076年），大疫为病”，另一次在“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因此，没有驱动医学发展的原动力，南城医学创新、医学理论发展相对缓慢，著名医家也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