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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共卫生发展史上，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管理者为其发展鞠躬尽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伍连德、顾方舟，我们以水滴折射大海，通过介绍这两位代表性人物的工作来展示中国公卫人的风采。
1910年11月，我国东北地区暴发了极其严重的鼠疫，疫情如水银泻地、似烈火燎原，难以阻挡。病人主要病症为先发热、咳嗽、咯血，不久即死亡，死后皮肤呈紫色。当时，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对疫情都几乎一无所知，更无良药可用。彼时临近春节，人员流动频繁，疫情蔓延的势头难以遏止。疫情很快从哈尔滨扩散到长春、沈阳，进而传到天津、北京。在清政府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鼎力推荐下，清政府选派伍连德
担任全权总医官并领导防疫工作。伍连德不辱使命，用将近4个月的时间控制了这场鼠疫流行。之后，伍连德先后指导控制了两次霍乱流行（1919年、1926年）和东北第二次鼠疫流行（1920年）。
▲ 伍连德（1879—1960年）
疫情人命关天，一旦暴发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伍连德和助手林家瑞于1910年12月24日抵达哈尔滨，立即深入重疫区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伍连德认为，防疫首先要认识疫情来源，避免出现“凡遇病症，多不知其病原，如时症、疫症、传染病等症，究以由何发生及应如何预防之法，莫不愕然无以应”。伍连德具有尊重事实的科学求真精神，他从鼠疫发生来源、感染途径、病人尸体处理等方面，对疫情展开全面细致的科学调查，为采取合理的防控措施奠定科学基础。传统观点认为，鼠疫是通过老鼠及其身上寄生的鼠蚤传播的。当时法国医生梅斯尼（G.Mesny）协助中国抗疫，他坚持防鼠疫就应大力灭鼠的观点。伍连德一开始就怀疑这个观点，因为当时东北寒冷的天气并不适宜鼠蚤滋生，而疫情蔓延却如此之快。为了准确认识鼠疫来源，伍连德不盲从外国专家的判断，冲破各种社会阻力，冒着受感染的巨大风险，与助手共同解剖病人尸体，用显微镜对病人器官切片进行病理观察。伍连德凭借其丰富的微生物学知识，敏锐地发现了病人的病原体是鼠疫耶尔森菌，可以通过呼吸道和飞沫实现人传人，就将这次鼠疫命名为肺鼠疫。这个观点却遭到外国专家的质疑，伍连德与他们据理力争。不久，梅斯尼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鼠疫病人而感染，临死前（1911年1月11日）他才相信伍连德的判断是正确的。梅斯尼是在中国疫区殉职的第一位外国医生，他的去世唤醒了许多人的自我防护意识。在严谨的解剖观察基础上，伍连德证实了这场疫病无须通过动物媒介就可以实现人际传播，为防控疫情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信息，明确了鼠疫防控的方向。在防疫实践中，他总结形成了肺鼠疫学说，对肺鼠疫的流行病学、病理学、临床特征、传播方式、防治原则与方法等都有详细的论述。1911年7月，伍连德组织中俄专家联合考察组赴满洲里和西伯利亚对鼠疫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了野外染疫死亡的啮齿类动物旱獭。最终确认鼠疫耶尔森菌的中间宿主除了家鼠、野鼠之外，还有野生旱獭。其研究结论形成了《关于旱獭与鼠疫关系的调查》一文，发表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这为人们禁止捕猎、食用和保护野生动物提供了科学依据。总之，伍连德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识鼠疫疫情，创立了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提高人群免疫力的防疫新思想。
疫情发生后，最可怕的是病原体通过人员流动而不断向外传播，使疫区面积不断扩大。伍连德在一开始到医院查看时就感到十分震惊：病人病房和普通病房没有分开，且病房门敞开着，与外界没有隔离和防护。伍连德就指出：“控制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最重要的是切断传播途径。”为控制疫情，防止疫情向外扩散，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阻断病原体传播。
由于鼠疫疫情暴发正值寒冬，人们往往待在密闭严实的室内，空气不流通，容易交叉感染。伍连德就把隔离病人及其家属的工作放在首位，将疫区分为若干区域，每区派医生和军警人员逐屋检查，发现病人立即送到新设立的医院治疗，其家属则被送到隔离所。在地方官员的配合下，伍连德征用了学校、客栈、教堂、公共浴室、茶楼、剧院等场所作为临时医院，将病人、疑似病人与外界隔离开来，还借来一些火车车厢改成隔离医院。伍连德还组织地方政府及时向民众宣传科学防疫常识，并纠正一些错误行为。例如，一些人不愿送患病家属到医院隔离，最终导致全家感染死亡；还有一些人将病人尸体随意抛弃到荒野等。政府除了公开疫情、对民众讲明以上错误行为的危害，还严格规定“家里若有鼠疫感染者必须送医隔离，疫死之人必须消毒掩埋，对于不肯照章办理者进行惩罚，官府可以指名拿办，按例问罪。”可见，伍连德采取的隔离措施具有强制性。
当伍连德得知哈尔滨郊外有3000多具病人尸体因天寒地冻、无法掘地下葬而用薄棺暴露在外，就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危险且庞大的病菌库，尸体还面临着被老鼠啃食加速疫病扩散的可能性。为了防疫工作、为了保全更多正常人的生命，伍连德冲破入土为安的世俗禁锢，顶住社会舆论压力，立即建议政府焚烧病人尸体而彻底消除传染源。1911年1月30日，在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墓地，伍连德指挥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为消灭疫病传播的集体火葬。当时的《远东报》曾报道：“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疫尸被焚烧之后，当地的疫情很快有了明显好转。至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再无一人死于鼠疫。
东北鼠疫暴发后，不少民众逃往关内，增加了疫情向外输出的风险。伍连德认为：“现在东三省鼠疫流行，预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认真经理，毋任传染关内，以为民生。”于是，伍连德建议政府实施铁路和结冰河面等交通阻断，尤其是对东北开往关内的铁路各站点进行严格检测控制。1911年1月21日，清政府发布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关内外铁路交通完全停运。可以说，实施交通管制对防止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已证实病菌可以通过飞沫经人的呼吸道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用棉纱制作的口罩：采用两片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两端剪开作为绑带，挂在两耳，可遮挡人的口鼻。其特点是简单易戴、价格低廉（成本仅为当时货币值的两分半），易被人们广泛接受，被称为伍氏口罩。伍连德要求医生必须戴上口罩才能工作，并劝说清政府在民众中强制推广使用口罩。无疑，口罩的推广使用有效地阻断了疫情的人际传播。
在东北鼠疫暴发初期，医护人员在无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直接对疫病病人进行诊治，增加了感染风险。伍连德对病人和疑似病人进行药物治疗，并对其进行连续观察，保证治疗效果后再出院。此外，伍连德对疫区进行分区管理，每区民众不得跨区活动。防疫医院根据患病程度分别设立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等，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救治措施。对于疑似人群，每日诊察，测量体温。若连续7天体温正常，则可解除隔离。伍连德还安排人用硫黄、石灰、石炭酸、甲醛（又称福尔马林）等对疫区进行消毒，以净化环境、防止传染。他还邀请外国医学专家共同分析疫情，积极寻求有效的防疫方案。
当东北地区不再有新增疫病病人出现时，意味着这场席卷东北、波及华北、导致约6万人丧生的疫情得到完全遏制。但是，伍连德对疫病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忧患意识。他意识到疫病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需要在国家层面提前安排好疫病防控机制——推动建立政府公共防疫机构。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伍连德深知组织协调全社会各方力量联合抗疫的重要性。1912年，他呼吁政府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并出任处长和总医官，把防疫工作当作政府的日常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使防疫协调工作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之后，他相继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组建六所直属防疫医院，形成行政与医院一体的防疫机构，汇聚人才并建立专业的防疫队伍。上述医院可实现平时应诊、疫时防疫、监测疫情的功能。在此后出现的霍乱和鼠疫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遏制，死亡人数比之前大幅下降。以伍连德为会长的中华医学会自成立后，一直奔走呼号，倡导公共卫生立法。最终促成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检疫委员会设置法规》《火车检疫法规》《清洁、消毒方法》等一系列法规。伍连德认为，在疫病发生时，必须有充分收治病人的地方。因此，他十分重视开办现代医院。他指出：“卫生之机会与治疗之能否适宜精切，其键皆操之于医，尤操之于医院，故谓医院为强国之原，非过论也。”他先后参与创建中国早期现代医院，包括北京中央医院（1918，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一所大型军医院——东北陆军医院（1922，今沈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前身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南京中央医院（1932，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等。在防疫过程中，伍连德发现在民众中间普遍存在着不良的卫生习惯。他指出：“该疫实为中国举办防疫之起点，树公共卫生之基础。”他敦促政府宣导改良传统习俗，甚至要从民族存亡的高度倡导公共卫生，宣传防疫知识，设立卫生机构；要求民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不随地吐痰、不吸烟酗酒、注意消毒传染病病人的用具和排泄物、不吃不洁腐败食物、讲究饮食起居卫生和运动等。伍连德还提倡分餐制，设计了旋转餐台。通过上述举措，可增强民众体质，养成卫生习惯，减少疫病交叉感染。
针对当时外国列强控制中国卫生检疫的现实，伍连德坚持建立中国自己的检疫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好国门，防止疫病境外输入。在1911年东北鼠疫疫情结束后，伍连德就主张：“为国家主权计，为民族健康计，要自己办检疫。”他还于1926年提出“海港检疫、当与时并进、不容缓图”的观点，反映了他与疫病抗争、保障国家安全的责任担当。在伍连德的努力下，中国政府逐步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于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伍连德担任处长。他主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港检疫章程》，将中国防疫检疫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建立起来。
伍连德多次领导抗击鼠疫、霍乱等流行病，在我国创办医院、医学院校、医学研究会、医学杂志和防疫机构等，团结带领中国医学界开创中国现代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医护人才培养之先河，推动国际医学交流合作，并从外国列强手中收回中国海港检疫主权，保障了公众健康，维护了国家尊严。1927年，伍连德获得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的“鼠疫斗士”称号。1935年，伍连德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这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后来公开的资料表明，伍连德被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基于他“从事肺鼠疫研究与防治实践，以及发现旱獭在其中的传播作用”。
虽然所处时局多变，但伍连德洁身持正、初心不改，在医学研究、防疫事业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为其赢得了许多世界性荣誉，在近代中国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诚如梁启超所言：“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当下，日新月异的医学科学技术帮助人类有效控制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曾经每年致死百万人的天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彻底消灭。而下一个最有望在全球范围内被根除的疾病就是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对此，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发明的“糖丸”（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live oral poliovirus vaccine，OPV），将不易贮存的液体疫苗转化为固体形态，大大方便了疫苗接种，提升了疫苗的接种率；当下，中国研发和生产的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也在批量出口，协助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病毒属于微小RNA病毒科（ Picornaviridae ）的肠道病毒（enterovirus），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病毒经口进入人体，感染口、鼻和喉部细胞。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只要接触过被病毒污染过的环境或人，就有可能患病。多数的脊髓灰质炎感染者可以通过自身免疫力而痊愈，但有少数人会由于病毒侵袭神经系统导致不可逆转的瘫痪，留下终身残疾，严重的还会因呼吸肌麻痹而死亡。这不仅仅给个人、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大面积的发病还会使人群丧失劳动力。
90%～95%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是无症状的，其有7～14日的潜伏期，这就使这种病出现症状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为时晚矣，从而导致了大面积、区域性的感染病例。
中国曾经就是一个脊髓灰质炎肆虐的国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基本没有形成关于脊髓灰质炎的科学病例记载，中医笼统地称之为风疾、小儿惊瘫，譬如写下“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就是一名被诊断为患了风疾的残疾人。由于医学不发达，人们始终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有疫情出现的记录：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制度于1953年建立，乡、县医院通过邮政系统向卫生部报告脊髓灰质炎病例数。
民众对脊髓灰质炎是充满恐惧的：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大规模疫情，1680人染病，其中466人死亡。为躲避病毒，7月的暑天，家家户户不惧潮湿闷热的气候，皆紧闭着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广泛使用的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之前，中国每年报告20000～43000例的脊髓灰质炎病例。1964年为病例高峰年，报告了43156例脊髓灰质炎病例。这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控制这一可怕疾病成为新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之一。
实际上，早在1960年，科学家们就已经自行成功研制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并于1963年成功研制出便于全国广泛推广的固体剂型——“糖丸”。它的发明者，就是被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
。
经过反复试验和审批后，这种疫苗于1965年开始在全国逐步推广使用，并在每年冬季的对易患儿童实施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接种。自此，中国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下降，20世纪70年代的发病数较60年代下降37%。
更突出的转折点是在1978年，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被纳入新建立的计划免疫规划项目中。随着在全国接种活动和常规免疫接种服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疫苗，脊髓灰质炎病例数大幅度减少。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实施计划免疫，加强冷链建设和常规免疫活动，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接种率进一步提高，脊髓灰质炎的报告发病数进一步下降。
1988年，中国实现了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普及儿童免疫的目标，即周岁内儿童包括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在内的4种疫苗免疫接种率达到85%。口服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免疫覆盖率不断提高，1988年达到90%以上。在1979—1988年，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比计划免疫前又减少了71%。
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成果，冰冷的数字带来的是温暖的力量，背后是无数个被挽救的人和家庭——避免了终身瘫痪，躲过了死神。但这还是不够，由于基数太大，仍有不少人在遭受着脊髓灰质炎带来的威胁和痛苦。
同样是在1988年，第41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2000年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中国所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确定了1995年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1991年，中国政府对世界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目标，并将消灭脊髓灰质炎作为中国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
通过实施疾病监测、免疫接种等策略，尤其是在加强常规免疫的基础上，开展了多轮强化免疫活动，人群免疫水平迅速提高。1991年，中国建立了以急性弛缓性麻痹（acute flaccid paralysis，AFP）病例鉴定和调查为基础的脊髓灰质炎特异性监测系统。同年起，脊髓灰质炎野病毒传播范围逐年缩小，发病数逐年下降。
1992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早期的CCDC）国家脊髓灰质炎实验室（NPL）和31个省份的实验室组成了脊髓灰质炎实验室网络。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于1994年9月确诊。监测结果表明，1994年10月以来，中国本土未再发现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病例。
经过严格的认证，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包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
截至目前，中国已成功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20年，成果来之不易。
然而，虽然本土的脊髓灰质炎被消灭了，仍然还不能放松警惕——中国与仍有脊髓灰质炎流行的两个国家接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2011年，新疆发生了由巴基斯坦输入的脊髓灰质炎野病毒（WPV）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疫情。此次疫情累及10名幼儿和11名成人，导致2人死亡。此次疫情最后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的发病日期为2011年10月9日。
这次疫情再次向世人警示，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切不可掉以轻心。疫苗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根除某种大规模流行病最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中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之路，可谓将中国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一无所有，到被国际认可、出口多国。
20世纪60年代顾方舟研发的“糖丸”，即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最重大、最独特的突破点在于，将不易贮存的液体疫苗转化为固体形态，在保温瓶中能够储存一星期，方便村医们到各个边远的村落去接种。从20个世纪70年代到2016年出生的每一个中国孩子几乎都吃过“糖丸”，正是这小小的“糖丸”，令中国孩子规避了残疾和死亡的风险——有的人也许不知道顾方舟是谁，但一定记得“糖丸”的味道。
中国的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几经更新，越来越趋于完善和安全：由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口服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获得了国际认可，成为中国第三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并大批出口的疫苗。
2011年6月10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全球健康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将通过多种形式的资助，用于支持中国生物旗下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新生产基地的建设，该生产基地可满足每年1.6亿人份左右的国际采购，用于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
截至目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 Emergency Fund，UNICEF）已采购该疫苗7000万剂，这可被视作世界消灭脊髓灰质炎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