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方组方规律与“方-证要素”分析

《伤寒论》用药93味，载方115首（注：禹余粮丸缺药物组成），所创诸方均根据主症、病机，确立组方用药大法，症、机、药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解析经方的组方特点和其中蕴含的“方-证要素”对应关系，有利于充分领略其方剂的内涵，对临床准确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根据六经特点，抓主症，设主治方药

六经病是六经经络、脏腑、气血等生理功能异常，进而出现病理变化的临床反应，其中蕴含有脏腑经络、营卫气血、邪正消长、表里出入、虚实转化、阴阳盛衰等多种规律。根据六经经络、脏腑和气化的生理特点，分别辨证施治，既有主要治法，又分设主治方剂，体现了伤寒六经辨证治法用药的连贯性和原则性。如太阳主外，病位在表，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主症，太阳表证治宜发汗，有麻黄汤、桂枝汤两方；阳明主里，以里热实为主要病理特点，依据邪热与糟粕互结与否，有热证和实证之分，治有清、下两法，分别以白虎汤和大承气汤为主方；少阳为半表半里，邪客少阳经腑，枢机不利，治以和解为主，以小柴胡汤为主方。

病入太阴，以脾阳虚弱、寒湿阻滞为特点，证属里虚寒证，治当温中散寒、健脾燥湿，主以理中汤；病至少阴，心肾阴阳气血俱虚，以全身性虚寒证为主要特征，证属肾阳虚衰，阴寒内盛，当温补阳气，主以四逆汤；厥阴为病，肝失条达，木火上炎，脾虚不运，易呈现上热下寒的病理变化，治宜清上温下，以乌梅丸为代表方剂。六经主治方剂都是以本经的脏腑功能、病机、主症为基础而设，其方-证要素对应关系如表1-7、表1-8所示。

2.基于六经主方，参兼证，精灵活化裁

六经的主证是辨证的核心，针对主证可选定主方，主方是定法，变通是活法，更能充分体现经方用药的灵活性。柯韵伯曾云：“仲景立方精而不杂，其中以六方为主，诸方从而加减焉。”兼证指附于主证的兼见之证，比如说在麻黄汤证的前提下，仲景设伤寒夹水饮咳喘的小青龙汤证和伤寒兼郁热烦躁的大青龙汤证。因寒饮射肺，故加干姜、细辛、五味子温化寒饮，止咳平喘；因阳郁化热，故加生石膏清解郁热；通过分析大、小青龙汤加减用药的方剂要素与证候要素的对应关系（表1-9），可以发现其加减，并非头痛医头、对症选药，而是在主方的基础上，针对兼证，随病机的演变，始终贯穿“因证选药”的法则，这无疑是伤寒用药的重要特点。

前人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不类经而类方”，将伤寒方分为桂枝汤类、麻黄汤类、柴胡汤类等12类，每类先定主方，然后附以同类诸方，明确了“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从流溯源”的意义。剖析伤寒的类方组方规律，不但能进一步研究经方的结构原理，亦可为以方测证，进而了解病机的演变，提供思路与方法。

3.重视药物功用，变用量，可示人以法

陈瑞春教授指出：“仲景制方，悉心精究，有明确的方规……所谓方规，即是组方的规律。它的前提是以病机为基础，具有两个特定的规律：一是药物的性能，一是药物的主治功用，这两者必然是一致的，尔后在病机的统一下，构成主方的基本规律。”认为仲景组方遣药重视药物的选择和功用要契合病机。仲景处方用药，除了针对病机以外，还特别注意药物之间剂量比例。

如附子汤与真武汤（其方-证要素分析如表1-10所示）均治少阴阳虚见水湿停聚。附子汤证为少阴病，得一二日之，寒湿凝滞，病位偏表，寒邪重而湿邪轻（故多痛而寒），当补阳散寒，兼以除湿，其病性偏凝滞而静，治宜温散，故重用白术和附子，散寒除湿，以白术配附子，并走皮内而逐水气（参第174条白术附子汤可知）。真武汤证病程较久，病位偏里，水湿更重，且水气逆乱之势，不可过于动水散水，故白术用量少（参第65条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与386条理中丸方后加减可知），故代之以生姜散水除湿，更有茯苓健脾利水、芍药和营利水。本方温肾利水，辛温而散，酸敛而收，治肾阳虚衰、水气泛滥之证。二方用药配伍有别，主治不同，反映了仲景治疗水湿病时，对应水湿在表，当速除之；深入于里，反无法骤去之（参175条甘草附子汤可知）。同时也证明剂量是方之灵魂，组方过程中包含了逻辑思维的推理过程，充满了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