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任应秋先生提出“辨证论治”这一概念,认为中医的证候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是施治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患者的异常状态,非诊断治疗上的关键。1959年秦伯未先生提出“证”和“症”,实际上是一个字和一个意义,在医学上只是代表临床表现,反对人为强加分割两字。自此关于证候概念争论的序幕就此拉开。1974年出版的第四版教材《中医学基础》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基本特点写入教材,而以后的教科书均将“辨证论治”作为了中医的基本特点和诊疗原则。
辨证论治的确立,使得有关证候内涵的分歧愈加凸显。符友丰、成肇智、朱敬、方药中等学者认为证是疾病外候;孙广仁、王天芳等学者认为证,即证候,是对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此观点也广泛应用于多版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以及诸多专著、论文中;与此同时赵国平、李庆生、卢红蓉等一些学者认为证、候、证候概念有所区别。提出证是证候的病机概括,证候是证的外在反映。
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医联系愈加紧密,许多学者针对病机与证候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刘保延提出“证候”是中医主体对客体运动(症)在空间上所呈现的形状和态势(证)以及在时间上所呈现的过程和规律(候)的总括和描述;邢玉瑞依据病机层次将证的外延划分为核心证、基础证、具体证;罗仁认为在辨证中需要运用辨病因、病位、病性、病势来抓住病机,指导临床治疗;谭银章提出辨证必求病机;黄开泰指出症状具有标识病机意义的性质,辨证的目的是辨证候病机,病机是辨证论治的核心。
近年来针对证候成因许多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首先,蓝惠灵等学者认为证候成因与心理因素、生理因素、环境因素密不可分,揭示了证候与致病因素的相关性;白彦萍等学者提出体质,外感六淫,或进食辛辣酒醪,或心绪烦扰、七情内伤均与证候成因相关,说明了体质对于证候形成的作用。而韩萍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饮食失宜、劳逸失度、情志失调、久病劳损、年老体衰、失治误治是证候形成的主要原因,侧面展示出疾病不同阶段对于证候成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