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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证求因，辨证论治”为中医药诊疗疾病的重要原则，首先需探知致病因素和发病部位，然后明确疾病证候类型，并以此作为论治的依据，才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其中证候是整个诊疗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既是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临证的重要依据。证候最大的优势与特色是对广泛联系、动态、整体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客观地把握证候，不仅对了解疾病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对指导临床对证用药也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审证必求其因，熟知证候的成因是准确把握证候的前提。关于证候形成原因的学术思想，历代医家多有论述，其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先秦至两汉、两晋至隋唐、宋金元、明清和现代，其阶段性成就主要汇总如下。
医和为春秋时秦国良医，他提出的“六气致病说”是中医学最早关于致病因素及分类的解释。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国名医医和在为晋侯诊病时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传世最早的医学经典巨著，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对证候成因的主要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将病因分为阴、阳两大类，提出六淫、七情、饮食、劳逸等致病因素；区分了“病”和“证”的概念。在《黄帝内经》诸多篇章中详细描述了多种病，如热病、痉病等。描述病的同时又分为阴、阳、表、里、寒、热等证，后世八纲辨证便来源于此；首次论述了“体质”的不同。《灵枢·逆顺肥瘦》提出体型肥瘦的不同，疾病预后也不同；而《灵枢·本脏》详细描述了五脏六腑的大小、位置、坚脆、长短和厚薄等，并提出脏腑的大小形状、功能结构是影响体质的重要因素；《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将人分为木、火、土、金、水等二十五种类型，他们有不同的体质，是证候成因的重要因素，解释了疾病发生的原理。《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指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百病始生》认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将致病因素归类为自然气候、情志变动、饮食劳逸等，为后世“三因”学说等理论奠定了基础。并首次提出“疫”的概念，指出其具有传染性，这是在病因方面的贡献。
西汉时期，淳于意病案中的致病因素以酒色两者为多，还将肥胖列入其中。如对汉文王的病因诊断为“非病也，以其肥而蓄精”。而证候成因方面，在汉代贡献最为卓越的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将致病因素归类，提出三因学说，同时补充了六淫学说；二是发展了《黄帝内经》中“三阴”“三阳”学说，从而提出六经辨证。具体论述如下：《伤寒论》中论及的致病因素主要有外感、误治和劳复三大方面。其中外感六淫为风、寒、暑、湿、热、温等，而以寒邪致病为主。误治是错误使用汗、吐、下等治疗方法，导致疾病恶化。劳复则是指余邪未清，疾病因过度劳累复发。《伤寒论》将疾病复杂的证候表现进行不同类型的划分，区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病，并以此解释疾病部位、证候性质、邪正盛衰、传变规律以及立法处方等问题。六经病的传变规律则充分体现了疾病的发展阶段是证候的重要成因，例如病邪从外侵入，逐渐向里传播，由一经证候转变为另一经证候，此过程称为“传经”；又如两经或三经同时发病，出现相应的证候，而无先后次第之分，此过程称为“合病”。《金匮要略》对致病因素进行分类，提出著名的三条论。《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有言：“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阐释杂病的发病可因“为内所因”“为外皮肤所中”“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三个方面导致，然而纵观全书由外邪致病者为最常见，治疗多以祛邪为主。然而，《金匮要略》对致病因素的认识更加全面。将六淫称为“客气邪风”，论述寒为小邪，风为大邪，雾露为清邪等，并指出“客气邪风”中人多死。还将异常气候变化分为未至、不至、太过和不去等类型。在阐述疾病证候的规律方面，十分重视脏腑本身或体质因素。书中指出脏腑本身虚则传，实则不传，脏腑之邪虚则不传，实则传。还阐述疾病证候特点及与体质的关系。如：“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仲景书中所提出的“家”与“人”指的是不同体质的人。
《诸病源候论》作为我国第一部论述各种疾病病因、病机和证候之专著，研究了多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提出“戾气”是传染性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而且指出可以提前服用药物或用其他方法来预防。对于麻风杆菌引起的麻风病，巢元方指出是“虚风因湿，和合虫生，便即作患”，而且还认为“凡癞病，皆是恶风及犯触忌害得之”，认识到该病的致病因素为风邪夹杂其他因素，此对后世的温病学说有很大的启发。书中还介绍了多种寄生虫病，认识到寄生虫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对于体质方面，巢元方认为体质的不同和疾病的发生有关，如“无问男子女人，乘车船则心闷乱……特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除此之外还论述了体质与致病因素的关系，如“肾气虚损，为风邪所侵，邪气流于肾经”中认为肾气亏虚将更容易感受风邪。
宋代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全面地阐述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发病证候，“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五脏辨证是钱氏学术的核心，但是其辨证又有着儿科的特色，故证候与成人相比有诸多不同，充分体现了体质是影响证候的重要因素。
宋代陈言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在《黄帝内经》和《金匮要略》的基础上，发展并创新性地提出“三因致病说”，并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三因致病说”，将复杂的病因分成三类：一为内因，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内伤七情；二为外因，即风、寒、暑、湿、燥、火，外感六淫；三为不内外因，包含饮食饥饱、虎狼虫毒、金疮烧溺及其他偶然性因素之类。这种分类法较之张仲景的六纲辨证有所发展。陈言主张以“因辨病，按因施治”，从脉象、病源、证候入手，通过分析疾病临床证候，探知发病原因，归纳证候类型，推测病理机制，并以此作为论治依据。其对各类病因概括得更加具体，范围更全面，从而更符合临床需要，其三因分类的原则，也一直为后世病因病机理论所遵循。然而，病因学是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及其相关因素的科学，更倾向于致病因素的探讨，如有专家认为三因论只是致病因子的分类，并没有提到致病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有学者认为陈言的三因分类只是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另辟方剂学由博返约的蹊径，因其在自序中指出“俗书无经，性理乖误”，其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太医习业》中更是明确指出：唐宋方书之盛，“动辄千百卷”，“岂特汗牛充栋而已哉？使学者一览无遗，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筋髓，其亦反约之道也”。总之，陈言的病因分类法是中医学理论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指导意义，并为后世医家所采用。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陈言的三因论还有待完善之处，如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人们对病因学和证候的探究越来越充分，发现其并未充分考虑机体的响应、机体与致病因素相互作用的时空动态规律等问题，后世医家也在不断地完善三因学说。
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在治疗上多运用寒凉药物，因此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邪去而正安”，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在治疗上长于温补脾胃，因而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善用“滋阴降火”的治则，世称“养阴派”，此外还提出“阴升阳降”的理论、“六郁”说。金元四大家对于疾病认识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致病因素和证候演变方面，这就导致同一种疾病在不同学派中，对于证候成因的归纳亦有很大差别。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说对证候成因的贡献颇大。致病因素方面，吴有性认为“戾气”是瘟疫的主要致病因素；对于疾病发展阶段的划分，吴瑭、叶桂阐述的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两者描述温热病的角度不同，将温热病分成了不同的阶段，证候也随之发生变化，充分说明疾病的发展阶段是证候的重要成因。吴有性《温疫论》对瘟疫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了瘟疫与伤寒的不同，他认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这种异气命名为“戾气”，只要感染的是同一种戾气，那么“所感虽殊，其病则一”。由于瘟疫病与伤寒不同，不能直接套用六经辨证，在六经的基础上，他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模式，并由此理论创制出如达原饮的许多有效方剂。叶桂著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首创卫气营血辨证，概括了温热病发病过程中的四个不同阶段及其病理表现。一般来说，初起病在卫分，显示较轻较浅；由卫分到气分，显示已病进一层，入营分则病变逐渐深入而加重，至血分则最重。吴瑭著有《温病条辨》，“历取前贤精妙”，仿《伤寒论》六经辨证的体例，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将温病病位分为上、中、下三焦进行辨证，将温热病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温病的病变本质；至此，温病理论体系臻于完善，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王清任著有《医林改错》，因为其学术思想特点是重视气血，强调气虚和血瘀为主要致病因素，所以书中对证候的叙述发生了许多变化，体现了致病因素的不同，证候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