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是指卫生服务需求者实际利用卫生服务数量（即有效需求量），是人群卫生服务需要量和卫生资源供给量相互制约的结果。它直接反映了卫生系统为居民健康提供卫生服务的数量和效率，同时也间接反映了卫生服务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但不能直接用于评价卫生服务的效果。卫生服务利用按照利用的形式和目的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类型分类，分为门诊服务利用、住院服务利用、中医药卫生服务利用等；按服务提供的地点分类，分为卫生室、社区服务中心、保健站、医院性服务利用；按照服务提供时间分类，分为连续性、间断性和系统性服务利用；按照服务利用目的，分为预防性、诊断性、治疗性及康复性服务利用。目前，学界主要将卫生服务利用分为医疗服务利用（门诊和住院）、预防保健服务利用和康复服务利用这几类。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是指根据健康需要来分配卫生服务，而不是购买力、性别或年龄等其他因素。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水平公平是指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相同的卫生服务需要都应获得相同的卫生服务利用；垂直公平是指具有不同卫生服务需要的人应获得不同的卫生服务利用，衡量卫生服务利用对卫生服务需求的依赖性。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并不代表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也不代表卫生服务质量公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辩证地看待。
卫生服务利用是卫生服务需要和卫生服务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需要而不是需求的原因，是因为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如健康教育，属于国家免费提供，未构成卫生服务需求条件，如若居民接受了健康教育，也属于卫生服务利用。居民有卫生服务上的需要，但所在区域没有提供服务的意愿和能力，那就没有地方利用卫生服务；如果地区内有供给意愿与能力，但所在区域居民没有卫生服务方面的需要，那就缺乏卫生服务利用的动力。因此，卫生服务利用是需要和供给双重作用的结果。
需要不等于需求，卫生服务需求的前提是卫生服务需要。当人们合理的卫生服务需要全部转换成卫生服务需求，这是实现卫生服务需要通过对卫生服务的实际利用而得到满足，且无资源浪费的理想状态，即图3-4中A区尽可能大。但现实中难以实现。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没有将卫生服务的需要转化为实际的卫生服务需求的状态，而未寻求卫生服务利用，如图3-4中B区。另一方面人们对卫生服务产生了实际地利用，但从健康角度出发，并不存在卫生服务需要，即没有需要的需求，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如图3-4中C区。
图3-4 需要、需求与利用的关系示意图
经济学上将供求关系作为资源配置分析的依据，供需平衡是实现需求满足，不浪费资源的最佳状态。当卫生服务供给大于卫生服务需求时，需求虽能得到满足，但供给过多会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如基础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人员相对较少，卫生服务利用不充分；当卫生服务供给小于卫生服务需求时，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如大医院人满为患，这时就会出现就诊等待时间长、住院困难的情况，利用难以实时得到满足。通常来说，需要大于需求，而需求大于利用。
世界卫生组织在1976年对7个国家、12个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卫生服务调查，并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对卫生服务需要量、卫生资源和卫生服务利用量三类指标计算平均数作为划分高低的标准，组成八类组合，称为卫生服务综合评价模式。这个模型阐释了卫生服务需要、卫生服务利用和卫生资源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卫生服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也可以借助其根据卫生服务需要和卫生服务利用程度，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方针和政策，用以科学预测卫生资源的配置，见表3-1。
表3-1 卫生服务综合评价模型
卫生服务利用研究是卫生服务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用来评价卫生服务经济、社会效益的常用手段之一，卫生服务利用与居民生活、国家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首先，卫生服务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居民自身健康水平，卫生服务利用较多的人健康水平相对较高，而利用较少的人健康水平较低，从而影响到个体及家庭的幸福；其次，卫生服务利用产生的医疗和保健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重大的经济负担；再次，卫生服务利用情况也会影响到区域内卫生资源的配置；最后，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影响到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健康公平与社会稳定。国内外多数国家会定期通过各类卫生服务调查或者卫生统计信息来了解居民卫生服务利用情况，从而研究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进一步提高卫生系统的运行效率。
卫生服务利用一直以来是国内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首先是了解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状况。相比于医疗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率偏低。少数民族居民对门诊服务的利用率相对较低，住院服务利用率接近国内平均水平。新医改前后，我国医院卫生服务利用数量逐年增加，公平性也逐渐好转。此外，还要研究不同类型人群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如流动人口、老年人、慢病患者等不同人群不同分类下的卫生服务利用情况。
研究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流动人口的婚姻、文化程度、医保、工作单位和流动时间影响其利用的公平。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其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影响较大。在分析2017年我国中医药卫生服务利用时，发现住院服务利用公平性优于中医药门诊服务利用，且需要变量因素对中医药门诊服务利用不公平性影响较大。
研究卫生服务利用满意度。相较于现状和公平的研究，满意度研究更具有主观性，它反映人们在利用卫生服务时的客观感受。通过对全国第5次卫生服务数据中门诊和住院信息的抽样分析，发现文化程度高、家庭收入增长、城市居民、病床环境设施好、住院花费完全可负担的居民卫生服务利用满意度更高。
此外，还要研究影响因素对卫生服务利用影响，包括政策（医保政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因素等。
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主要是用来分析卫生服务利用过程中影响因素对其的作用特点。Shortell在其编著的《卫生服务导论》一书中即将卫生服务利用模型分为人口统计学、社会结构性、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组织性、系统性这6种，这6种模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但每种模型都有其局限的地方。Anderson提出的行为模型和Rosenstock提出的健康信仰模型更多的是对上述模型的一种改良，先被广泛运用到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中来。
安德森（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由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罗纳德·安德森教授在1968年创建的，被广泛应用于解释不同人群和服务下卫生保健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是研究卫生服务利用的最经典模型。此模型根据个体寻求和利用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将卫生服务的预测因子分为易感因素、可利用资源和需求因素3种相关联的类型。易感因素包括生物学属性、社会结构或者健康理念以及基于风险人群的特质（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可利用资源包括收入、医疗保健制度、等待时间、交通、距离、社会关系等，它决定了对卫生保健服务的获取；需求因素通常被认为是卫生服务利用最强的预测因子，自评健康状况、功能障碍、慢性病数量等影响到对卫生服务的利用。随着模型的不断修正、调整、延伸和补充，安德森模型也在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不断被学者完善，变得更为丰富。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被认为是研究卫生服务利用最权威的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
健康信念模型由美国心理学家Rosenstock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后经Hochbaum和Backer等人不断完善形成。健康信念指的是人们对健康与疾病所持的理念，即人们如何认识疾病的严重程度、对服务利用效果的感知和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健康信念模型将患者服务利用决策要素分为健康威胁、服务期望、自我效能和促使因素4个方面。健康威胁以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性为依据，个体认为疾病对自身健康威胁影响可能和严重程度；服务期望分为期望效益—个体认为健康服务所能带来的好处，和利用障碍—个体在对健康服务获得上面临困难的主观感知；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我能力的评价，评判自我能否控制内外部因素而成功采取健康行为；促成因素，指诱发健康行为发生的因素，包括服务态度、医疗环境、就诊便利程度、媒体宣传等。
人们对卫生服务的需要是影响利用的客观基础，这意味着人们对于卫生服务的利用是基于对卫生服务的需要。因为居民自身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其卫生服务利用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与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相比，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需要的卫生服务较少，对卫生服务的利用也较少。
正如卫生服务利用定义所述，卫生服务需要和供给影响着卫生服务的利用。区域内卫生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均会对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产生影响，卫生服务供给数量充足、质量高，这表明提供的服务可及性高、技术服务水平高，则居民更倾向于在区域内利用卫生服务。
从年龄上看，老年人和孩童由于免疫力低下，卫生服务需要大，卫生服务利用也相对较多；从性别上看，女性由于其生理构造的特殊性，对于妇产方面的卫生服务需要较多，卫生服务利用也相对较多；从户籍性质来看，城镇居民由于卫生服务可及性高、经济条件较好，卫生服务利用高于农村居民；从地理位置来看，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卫生资源丰富，居民就医习惯良好，卫生服务利用高于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高者对卫生服务的利用相对较高；有着稳定职业者卫生服务的利用高于职业不稳定者；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的利用较户籍地人口相对较低。
对于经济状况良好者，卫生服务利用也较多，可以利用更多、更优质的卫生服务，反之，收入低者由于购买能力较弱，卫生服务的利用也较少；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对健康知识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对卫生服务的利用较多；社会地位较高者的卫生服务的利用高于职业不稳定、社会地位较低者。
从现有研究我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文献来看，学者普遍认为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我国居民卫生服务的利用。医疗保险的建立与完善涉及所有国民，是覆盖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医疗保险释放了被保险者的卫生服务需求，其在就诊率、住院率、住院天数以及医疗费用上均明显高于自费医疗者。此外，不同的医疗保险类型也影响着卫生服务利用，拥有较高保障水平的被保人更倾向于利用更多卫生服务。
心理健康状况较差者卫生服务利用较低；患有慢性病、精神类疾病等疾病的人群因为长期需要卫生服务，卫生服务利用相对其他人也较多；签约家庭医生的居民卫生服务利用高于未签约者。
利用指标对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了解利用情况。医疗服务的主动权掌握在群众手中，预防保健服务的主动权掌握在卫生人员手中。
按照就诊类型，可以分为门诊服务利用和住院服务利用，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使用病床。在文献研究中，对于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常选择如两周就诊率、两周患病就诊率、住院率等指标来反映居民医疗卫生利用情况，但指标并不是直接就能在与患者的调查中获得的，需要经过研究者处理后才能得到。
利用这些指标，可以掌握居民就诊的水平、去向和特征，并分析影响因素，为合理组织门诊服务提供重要依据。居民门诊利用的指标主要有：两周就诊率、两周就诊人次或人均年就诊次数、两周患者就诊率或两周患者未就诊率等，用来反映居民对门诊服务的需求水平和满足程度。
两周就诊率
两周患病就诊率
两周患病未就诊率
两周患病未就诊率
人均年就诊次数
住院服务利用指标的指标主要有：住院率、住院天数及未住院率，可用于了解居民对住院服务的利用程度，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住院原因、住院医疗机构与科室、辅助诊疗的使用情况、病房陪住率，以及需要而未住院的原因等，从而为确定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制定相应的床位发展和卫生人力规划提供依据。
住院率
未住院率
人均住院天数
预防保健服务利用测量较医疗服务更为复杂和困难，往往发生在现场，登记收集资料相对比较困难，一些预防保健服务利用率低，且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因此很难通过对少数人群的一次横断面调查就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预防性保健服务利用的常用指标包括健康教育覆盖率、健康教育参与率、人群健康查体率和预防接种率等。
目前，通常采用卫生机构登记报告和家庭询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这些数据可以通过比较居民实际接受的服务和根据计划目标应提供的服务数量来衡量和评估。家庭健康询问调查中一般询问一定时期内接受服务的种类和数量，用来推断居民对预防保健服务的利用。我国进行的6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在对城乡居民妇幼卫生服务利用评价指标中，包括了妇科病查治率、产前检查率、孕早期检查率、平均检查次数、产后访视率、住院分娩率和低出生儿体重比例等指标。
除了上述指标外，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我们还会使用卫生资源使用效率方面的指标用来全面反映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这类指标更能体现出对卫生资源的直接利用。如对病床这一卫生资源的利用，有病床使用率和病床周转率这两个，此外，还有每名门诊医生年均接诊患者总人次数、每名住院医生人年均承担总床日数、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