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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进程的逐渐加快，老年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老年人群存在着营养不足、功能障碍、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多病共存等突出的健康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遗传、环境、社会和行为等一系列常见的健康影响因素。这给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老年人健康标准的制定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因此，我们应尽快明确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并定期监测和评估，以应对挑战。在国家层面，我们需要制定老年人口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创新协同、分工明确的中国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加大力度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以老年人健康特点和需求为导向，开展老年人健康保障与干预试点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服务老年人口多层次健康需求。多措并举，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探索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经验”。
老年人具有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随着遗传、环境、社会、行为等各类危险因素的持续累积，老年人的器官功能逐渐减退，出现多系统退行性病变。WHO提出，健康老龄化主要旨在推动老年人发展和维持内在能力，促进功能发挥。内在能力指的是老年人全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功能发挥是内在能力与个体所处环境的结合和相互作用。进入老龄阶段，老年人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群的健康特点：①老年人的营养健康问题突出，营养不足而非过剩是我国老年人营养健康的关键问题；②失能、失智等功能障碍现象普遍存在，患病率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而升高；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文娱活动有限、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等原因，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较为普遍；④老年人由于受到生活方式、环境、营养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慢性病多病共存的情况。
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营养健康问题日益突出，是体质虚弱、跌倒的高危人群。营养不良包括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这两种营养问题在我国老年人中同时存在，但营养不足而非过剩是我国老年人的主要营养和健康问题。营养不足是造成老年人自理能力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此外，营养不足会引起老年人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贫血、维生素D缺乏等合并症，增加疾病的致残率和致死率，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老年人营养不足已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健康问题，不仅与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升高有关，而且与身体衰退有关，这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和一般生活质量产生广泛且严重的影响。营养不足是常见的，可导致老年人出现老年综合征。老年人的营养不足表现为非自愿体重下降或体重指数低，但难以评估微量营养素缺乏等隐性缺乏。研究提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轻度、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足患者分别占48.19%、15.08%和0.94%。其中65～69岁老年人营养不足患病率为8.91%；70～79岁老年人营养不足患病率为9.71%；80～89岁老年人营养不足患病率达13.04%；90岁及以上老年人营养不足患病率更高，达到17.53%（图1-4-1）。在我国，老年人营养不足的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步上升，但目前总体患病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女性营养不足的发生率高于男性；农村相较于城市营养不足的情况更普遍。营养不足可导致贫血、维生素D缺乏等合并症出现。全球65岁人群中贫血的患病率为17%，欧美国家超过40%的老年人群缺乏维生素D。此外，我国老年人群中贫血患病率约为20.6%，维生素D缺乏率约为70.3%。营养不足的老年人是身体虚弱和跌倒的高发人群。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身体虚弱的患病率约为9.9%，其中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跌倒位居我国老年人伤害死亡类型的首位，死亡率为81.14/10万，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两年内跌倒发生率为23.4%，女性高于男性。
图1-4-1 我国老年人营养不足患病率
功能障碍（functional impairment）是身体某一部分的正常功能无法达到其全部能力的一种状况，其损伤程度从轻微功能障碍到完全功能障碍（残疾）。虽然功能障碍通常适用于身体，但也可以用于认知或情感。“失智”和“失能”分别指认知功能障碍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限。在老年人群中“失智”“失能”等功能状态障碍广泛流行，患者占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包括痴呆在内的认知功能损伤状态，是失能和半失能的主要危险因素。2018年全球约有5 000万老年人被诊断为痴呆，预计2050年患者人数将上升至1.52亿。目前，痴呆患者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我国认知功能损伤老年人占全球失智老年人总数的25%，其中60岁及以上认知功能损伤人数占总人数的15.5%（约3 877万人），痴呆患病率为6.0%（约1 507万人）。我国是世界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我国西部地区痴呆的患病率略高于其他地区；女性痴呆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我国65～79岁、80～89岁、90～99岁和百岁以上老年人认知功能受损率分别是4.8%、17.1%、36.3%和56.6%。
WHO报道，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失能率估计为10.2%。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综合失能率为26.2%，这表明中国有近6 900万老年人失能。我国65～79岁、80～89岁、90～99岁和百岁以上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损伤比例分别是5.5%、15.6%、34.1%和51.7%。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年我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比例为18.3%。视力受损和听力障碍均为老年人常见的失能状态。2019年WHO关于老年人视力受损的患病率数据显示，美国65岁及以上人群视力受损患病率超过4.97%，欧洲65岁及以上人群视力受损患病率超过4.61%，而中国65岁及以上人群视力受损患病率超过36.88%。各国研究报道，老年人听力障碍的患病率在30%～60%，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听力受损的患病率为29%，农村略高于城市。帕金森病是一类老年人中常见的神经性疾病，易导致老年人失能。帕金森病在老年人中高发，世界范围内有1%～2%的65岁以上老年人患有帕金森病，80岁以上患病率增加到4%。目前我国帕金森病患者已超300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群的帕金森病患病率为1%，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帕金森病导致的社会负担也将日益加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老年人难以快速地适应，而人口的流动、文娱活动有限、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成为常态。同时，老年人退出社会劳动后，心理会发生显著变化，对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自我感受普遍存在落差，常需面对更频繁的负性生活事件（如亲人离世等），因此老年人较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心理安全感降低、适应能力减弱，出现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和空虚感等。研究发现，全球75岁及以上的女性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为4.0%～10.3%，相同年龄的男性为2.8%～6.9%。此外，每10万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19～65人自残。我国也发现女性相较于男性，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低文化水平的老年人要比高文化水平的老年人遇到更多的生活问题且面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心理承受能力也呈现出差异性，这些都导致其抑郁风险更高。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5.0%，男性和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1.5%和18.5%。其中文盲的老年人抑郁患病率相比受过教育的老年人要高，约为29.6%。农村老年人因家庭因素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导致“空巢家庭”数量增多，出现的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较城市老年人更加严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5倍。此外，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2.2%。
老年人极易发生共病（comorbidity），共病是造成老年人群失能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共病是指同一患者体内同时存在2种或2种以上的慢性病的一种状态。根据最新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标准，老年人共病范畴包括以下9种常见慢性病及其组合形式：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颈/腰椎病、心脏病（冠心病、心律失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COPD）、脑卒中、抑郁症、慢性胃/十二指肠溃疡及癌症。此外老年综合征，如营养不良、衰弱、尿失禁、睡眠障碍、记忆障碍、骨质疏松、便秘以及心理或精神疾病问题也属于共病范畴。全球不到25%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没有确诊的慢性健康问题，约16%的65～79岁老年人和31%的8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4种或更多的慢性健康问题。根据《柳叶刀》相关文献报道，约65%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至少患有3种疾病，约20%的老年人患有5种疾病。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至少患有1种慢性病的比例约74.2%，共病患病率为43.65%，女性高于男性；社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共病患病率为57.0%，其中29.1%的老年人患有3种及以上慢性病。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学者对影响人类健康长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目前，老年人常见健康影响因素主要分为遗传、环境、社会和行为因素。
遗传因素是影响老年人群健康，特别是老年人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全球已有多项研究均发现 APOE 、 FOXO3A 等基因与长寿存在显著关联，并且在我国人群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中还发现 TOMM40 基因和 APOC1 基因同样会影响我国老年人群的寿命，且研究发现女性较男性普遍更长寿，这可能与X、Y染色体基因表达和性激素等特征相关。此外，国内外研究发现 APOE 、 BDNF 、 PICALM 、 CLU 、 APP 、 PSEN1 、 PSEN2 等基因都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风险相关。
DNA损伤也是衰老的原因之一，国内外均有研究证明DNA损伤可通过影响转录、细胞衰老，或通过体细胞突变以及基因组镶嵌而引起衰老。基因组镶嵌是人类衰老基因组的一个主要特征，与癌症、阿尔茨海默病、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风险相关，镶嵌染色体改变（mosaic chromosomal alterations，mCAs）具有最显著的功能影响，它们可以同时产生细胞间的基因组变异，涉及数十个、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基因，从而对人类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病因学产生较大影响。
表观遗传过程在衰老和与年龄相关疾病中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表观遗传时钟（epigenetic clocks）通过结合使用机器学习方法等选择的数十到数百个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酸的甲基化值来预测年龄或与年龄相关疾病或状态的表型。表观遗传时钟现在被广泛用于量化生物衰老情况，以研究改变衰老速度的决定因素并预测与年龄相关的结果。表观遗传时钟的加速也与老年人群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等显著相关。此外，国外也有许多研究探讨了生物、社会和环境因素与表观遗传时钟加速和减速的关系，例如体重指数、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和性别。国外研究者已开发了Horvath、Hannum表观遗传时钟等多种经典DNA甲基化年龄预测模型（表1-4-1），国内有研究也基于中国人群的生物样本进行了表观遗传时钟的构建。
表1-4-1 近年来主要DNA甲基化年龄预测模型
续表
既往的老年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老年人健康危险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环境、社会和行为等因素均与老年人健康密切相关。空气污染、极端气候会导致老年人不良健康结局，体内重金属与微量元素水平与老年人健康息息相关；社会人口学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对积极健康老龄化有一定影响；常见的行为影响因素如吸烟、饮酒、饮食习惯、锻炼和休闲活动等，都是影响老年健康的重要因素。
环境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气候等多种环境因素与老年健康密切相关（表1-4-2）。空气污染与我国老年人全因死亡、认知功能受损、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风险增加存在关联，且其健康危害效应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阈值浓度；环境中金属暴露也与老年人健康息息相关，研究发现锌、镁和锰等与老年健康呈正向关联，而铅和铜与长寿呈负向关联，硒元素与心血管病存在“U”形关联；热浪、寒潮、温度变化等极端气候可增加人群死亡风险。此外，国外研究发现，轻度热应激会诱发兴奋反应，促进热激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的活性，在整个生物体水平上促进长寿。
表1-4-2 相关环境因素与老年人不良健康结局
教育、经济、社会支持等均可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教育水平、收入/财富差异等社会经济不平等与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有关；拥有美满的婚姻、得到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有利于延缓认知功能下降，而社会隔离则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慢性压力（包括贫困、暴力等）与染色体端粒的缩短相关。综合卫生和社会政策战略对改善老年人群所处社会环境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常见的行为影响因素包括吸烟、饮酒、饮食习惯、锻炼和休闲活动等。在饮食上热量限制是一种非遗传干预措施，可以延长寿命和健康生活，诱导大脑中的细胞保护机制，延缓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进展；维持食物多样性，经常摄入鱼类、坚果、豆制品、大蒜、水果和蔬菜等对促进我国老年人群的长寿起到积极作用；摄入大蒜等富含生物活性物质的食物能够降低我国高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此外，运动以及休闲活动等也是可干预行为因素，国外研究发现定期运动可以增加端粒酶逆转录酶基因表达和端粒酶活性，减少端粒磨损，最终延长寿命和健康寿命，同时可以促进T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代谢和功能适应，增强老年人群免疫代谢；看电视、听收音机、阅读、打牌/麻将、种花、饲养宠物或家畜等休闲活动能够降低我国老年人认知功能受损和死亡风险。
我国在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应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开展了人口老龄化与老年健康相关的科学研究，初步探讨了老年人的社会学特征和需求、老年人健康特征、主要影响因素和健康生物标志物等，为阐述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应对提供了一定的科学证据；另一方面，我国积极推进人口老龄化与健康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推动开展生活照护、医疗、护理、康复、安宁和精神支持等服务。但新形势下，我国老年人口仍面临一系列更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与一般成年人不同，老年人具有其特殊的健康规律。国内外研究发现，机体在老化过程中物质和能量代谢出现适应性改变。多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随年龄而变化，甚至在老年人或高龄老人中出现“健康悖论”。目前我们尚未掌握我国老年人口健康规律，老年人口健康的关键因素和关键路径，以及老年健康问题的病因链、病因网均尚不清楚。此外，当前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相关调查研究大多存在样本量小、不同研究指标定义不一致等问题。因此，我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高质量调查数据还较为缺乏，我们仍未实时掌握关于老年人口关键健康指标的准确信息，无法准确了解和满足我国不同地区老年人口的健康规律和服务需求。
WHO发布了一系列老年人群卫生与照护相应的政策建议和技术文件，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老年人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体系。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照护事业发展缓慢，缺乏科学、系统、学界认可的老年健康干预研究工作。现阶段，我国多数老年健康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未有效转化为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决策，难以为我国老年人照护需求评估和个性化照护计划制定提供精准的科学指导。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尚无对老年人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的具体规定，也缺乏更为详细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尚不能形成对老年人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的法制支撑。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尚无关于老年人群的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的准入门槛、服务标准和技术规范，并且仍存在科学卫生保健、长期照护理念以及综合健康评估的技术能力短板，因此我国能够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卫生与照护制度仍不健全。
目前，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我国老年健康建设存在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优化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方面的服务需求，与我国针对老年人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完善之间的矛盾。我国针对老年人群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着服务内容不够精准、服务体系不健全、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层服务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有限、资源投资有限、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机制缺乏等问题。此外，医院和疾控机构在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应对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保健服务能力不足，养老机构的功能定位还不够清晰，与老年人群健康需求不相协调。医院和相应的老年人康复、护理、临终关怀机构严重不足，老年人健康管理存在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优化内在能力、促进功能康复和能力发挥还没有成为老年健康照护的工作重心。老年人养老保险和退休金难以支撑其自身的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需求，这一问题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尤为突出，然而目前我国尚缺乏长期照护的筹资机制和准入机制。
目前我国老年健康学科建设滞后，专业人才匮乏，无法满足老年人健康照护服务的巨大需求。虽然当前我国已经将老年医学定位为内科学专业下属三级学科，但专科医师培训体系与职称评定标准仍然存在空白。作为目前唯一有资质的老年健康服务专业队伍，目前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不足200万人，供需关系严重失衡。此外，我国城市地区尚未完善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大多数农村地区更是存在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机制缺乏、医疗资源短缺、医疗水平偏低、心理问题突出、长期照护服务上主要依靠家庭等问题。近年来，随着家庭结构的快速变化，我国老年人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已从单纯的个人风险或家庭风险演变为社会风险，这无疑给我国老年人口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模式带来新的严峻挑战。
老年友好型环境可通过在全生命周期中建立和保持个体的内在能力，并使具有特定能力水平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功能水平，从而促进生命健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虽然近年来一些有一定的经济和老龄工作基础的城市已经开展了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但老年友好型环境建设工作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我国老年友好型环境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老年人主要以家庭参与为主，缺少社会参与度，自我效能感和获得感较低；②老年宜居环境基础设施薄弱，缺乏针对老年人的社区设施、交通设施及道路规划工程设计和改造；③老年日常住所存在较为突出的小气候、空气、水、光和噪声污染问题。家庭层面上较为明显的代际文化冲突、社会层面上对老年人的歧视现象以及政策层面上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这些都反映出当前我国老年友好型环境尚未形成对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应对的有效支撑。
随着网络技术在社会交往和健康管理领域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然而智能技术在老年人群中的应用依然存在先天不足，这不仅是由于老年人自身感知觉等机能减退，同时当前我国老年辅助器材及产品研发创新不足，针对老年人健康监测、风险预警和评估、功能训练和康复的信息技术欠缺也都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些都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老年人对智慧医疗照护产品的服务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
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新形势及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出发，建议在国家层面制定我国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应对行动计划，建立健全分工明确、创新协同的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体系，提升我国老年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
建立健全针对老年人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等健康状况和卫生需求的监测体系，开展定期的监测与评估，及时掌握我国人口健康老龄化进程及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制定和完善老年人的营养不良、行动受限、视力障碍、听力损失、尿失禁、跌倒和认知功能受损等照护依赖问题，以及高血压、糖尿病、抑郁等慢性病问题的评估和管理措施。基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估进行风险等级划分，明确老年人口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方面的供给和需求，定量分析卫生政策、健康行动和干预措施对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对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应对覆盖范围及应对能力进行定期评估，不断优化体系结构，提升工作目标，稳步提高我国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应对效能。
在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目前老年人的健康应对策略重点是以需求为核心的综合关怀，传统的疾病防治策略已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需要重新评估老年和老龄的定义，聚焦老年人功能维持，改善内在能力发挥。
第二，各级国家机关根据职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制定财政政策和问责机制，明确政府、社会、社区和家庭在应对老年人口健康问题中的定位及其之间的关系，建立并完善覆盖全人群的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机制，将家庭照护压力分担给社会承担。
第三，在老年人健康防控中把传染病防控提到优先位置，提高老年防控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第四，在老年人口健康问题应对策略中融入全生命周期理念，提倡在生命历程早期、儿童期和成年期关注自身问题，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在全生命周期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基于我国老年人口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健康照护服务制度，为老年人口提供预防保健、疾病诊治、长期照护、康复护理和健康教育等综合、持续的服务；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老年医院和综合医院老年科为支撑、照护机构/养老机构为辅助的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明确医疗机构定位，与照护机构相互配合，为不同健康状态人群提供差异化疾病诊治、卫生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明确照护机构定位，根据不同老年人的需求，提供多层次的照护服务，除基本生活照料和精神心理关爱等一般性照护服务外，应向“失能”“失智”等内在能力减退和功能发挥受限的老年人群提供长期照护服务。为更好发挥基本卫生保健的作用，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增加老年人综合健康评估与管理服务项目，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照护机构增加床位，扩大医疗队伍，保障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遵循适老性原则和老年友好策略，推进建设和完善政策环境、人文服务环境和宜居环境相结合的老年友好型环境。形成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风气，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增强，持续融入和参与社会活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致力于构建社会参与渠道，搭建交流平台，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度和获得感。加大老年人辅助工具的推广应用，借此弥补老年人因功能减退和内在能力下降而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完善电梯、无障碍轮椅通道等辅助设施设置，增加防滑设施、护栏等保护措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基于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特点，借鉴国内外已有经验，开展老年健康防护与干预工作试点。以主动健康代替被动医疗，把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时间点前移，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方式，有效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针对老年人营养不足、行动不便、视力障碍、听力下降、尿失禁、跌倒和认知障碍等重点健康问题，制定干预措施和指南，如膳食营养支持、危险因素管理、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等。根据人群健康风险进行分层和分类管理：对于健康低龄老人，鼓励预防为主和自我照护；对于高龄、严重营养不足、“失能”“失智”以及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老年人，突出卫生保健服务为主和长期照护服务。将信息化手段服务于个体化健康防护与干预服务，提升服务效能。以地方试点经验和典型案例为基础，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形成适合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特点的健康防护与干预服务模式。
为及时掌握老年人群包括高龄老人的健康需求，需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和梳理；为系统布局科技力量应对老年需求，亟须将其纳入“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开展老年人群健康关键因素研究，探索环境、遗传、社会行为、精神心理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与老年疾病的关联关系，探讨影响健康老龄化的综合效应机制和生物学机制，明确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关键路径，建立我国老年人群的健康标准体系。针对老年人特点，制定适合的能力评估、干预、照护、预防、康复等卫生服务技术清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开发简单实用的风险预警评估和功能训练工具和产品。运用信息科技或人工智能新系统，将医院电子病历等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于老年健康服务，推进“互联网+诊疗”模式，培育智慧养老等新业态。注重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创新，自主研发创新，实现医疗器械、生物医用材料的国产化。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老年人口健康服务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夯实健康老龄化政策在法律中的地位，提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在整个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广泛调动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积极性，增加政府财政支出，鼓励社会投资，给予老年健康服务机构一定的税费优惠政策，建立健全覆盖面广、注重公平的老年健康保障体系。加强老年卫生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吸引人才进入；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康复、护理等老年医学特色专业；编写修订国家级教材，完善人才培养、就业、职称等支持政策。抓住乡村振兴机遇，发展农村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产业，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充分发挥我国中医药的巨大优势，发展以慢性病多病共存、功能维护和康复需要为主的老年中医药防治技术服务。
（施小明 裘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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