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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抗癌医家辈出，名著迭见。外科当仁不让，专科专著新人耳目；内科博大精深，新说纷呈，有以理论创新擅长，有以临床经验丰富见称，是我国古代肿瘤医学发展的高峰时期。
张介宾，明代医家，以《景岳全书》在理论、方剂等方面的杰出贡献而驰名医坛。他在肿瘤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方面有许多新的论述，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介宾作为理论大家，在肿瘤方面也往往能在具有极强说服力的情况下，驳倒诸家之说而出新意，且观点鲜明，提纲挈领，高度概括。如“反胃一证，本属火虚，盖食入于胃，使果胃暖脾强，则食无不化，何至复出？今诸家之论，有谓其有痰者，有谓其有热者，不知痰饮之留，正因胃虚而完谷复出，岂犹有热？”对于噎膈，不仅在病因病机上有独到见解：“噎膈一证，必以忧愁思虑，积劳积郁，或酒色过度，损伤而成。盖忧思过度则气结，气结则施化不行，酒色过度则伤阴，阴伤则精血枯涸，气不行则噎膈病于上，精血枯涸则燥结病于下。”而且提出了“凡治噎膈，大法当以脾肾为主”的鲜明观点，谓：“上焦之噎膈，其责在脾；下焦之闭结，其责在肾。治脾者，宜从温养，治肾者，宜从滋润，舍此二法，他无捷径矣。”
张介宾具有相当高的哲学水平，在积聚等治疗上善于把握时机，权衡缓急，举重若轻，说理透彻，颇堪回味。如：“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凡积聚未久而元气未损者，治不宜缓，盖缓之则养成其势，反以难制，此其所急在积，速攻可也。若积聚渐久，元气日虚，此而攻之，则积气本远，攻不易及，胃气切近，先受其伤，愈攻愈虚，则不死于积而死于攻矣。此其所重在命，不在乎病，所当察也。故凡治虚邪者，当从缓治，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或灸或膏，以疏其经，但使主气日强，经气日通，则积痞自消。斯缓急之机，即万全之策也，不独治积，诸病亦然。”
将灸法作为治疗肿瘤的常规，与药物相提并论，《景岳全书》可谓无与伦比。在《景岳全书》中用灸很有规律，反胃、噎膈、积聚等相当于恶性肿瘤的疾病，灸法必备，如反胃灸上脘、中脘、下脘、天枢；噎膈灸膏肓、膻中、中脘、膈俞、心俞、天府、乳根、三里；积痞在上者，宜灸上脘、中脘、期门、章门之类；积块在下者，宜灸天枢、章门、肾俞、气海、关元、中极、水道之类。而有些疾病就没有提到灸法，如泄泻、痢疾、痞满、吞酸、恶心嗳气、呕吐、郁证不寐、怔忡惊恐等，究其原因，可能与张景岳作为温阳派的中坚，特别看重寒邪、阳虚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有关。如“反胃一证，本属火虚”“风寒外感之邪，也能成积”，以及他力批张子和谓“三阳结，谓之膈”是热结的观点，“愚按此说则大不为然。夫结之为义，《内经》原非言热，如本篇曰：阴阳结邪，多阴少阳，曰石水；又《举痛论》曰：思则气结。是岂以结为热耶？且热则流通，寒则凝结，此自阴阳之至理，故凡霜凝冰结，惟寒冽有之，而热则无也，此天道之显然可见者，人身阴阳之理，无非是耳。”再看书中心腹痛、胁痛、腰痛、头痛等痛症无一不用灸法，当是取寒主凝涩，因寒故痛也之意。另外，《景岳全书·外科钤·论灸法》中也道出了他重用灸法的原因：“凡大结大滞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藉火力不能速也，所以极宜用灸……若毒邪稍缓，邪深经远，而气有不达，灸之为良。”
张景岳并不是不用针，而是以灸为擅长罢了。《景岳全书·杂证谟·积聚·针灸法》仅引用长桑君针积块癥瘕法，“先于块上针之，甚者，又于块首一针”，且接着就说“讫，以艾灸之，立应”。对于灸法在本节则大书特书，尽显特色：“凡灸之法，宜先上而后下，脐腹之壮，用宜稍大，皆先灸七壮，或十四壮，以后渐次增加，愈多愈妙。以上诸穴皆能治痞，宜择而用之。然犹有不可按穴者，如痞之最坚处，或头、或尾、或突、或动处，但察其脉络所由者，皆当按其处而通灸之，火力所到，则其坚聚之气自然以渐解散，有神化之妙也。第灸痞之法，非一次便能必效，务须或彼或此，择其要者，至再至三，连次陆续灸之，无有不愈者。”
《外科正宗》系清代医家陈实功所著，“论证最详，论证最精”
，对当今中医外科影响最大。书中涉及肿瘤的论述主要有瘿瘤、脏毒、失荣、翻花疮等。“目前肿瘤临床常用的外用方药中，不少是出自陈氏的《外科正宗》。如太乙膏、阳和解凝膏、生肌玉红膏、三品一条枪、如意金黄散、珍珠散、真君妙贴散等等。其中尤以三品一条枪治疗早期宫颈癌的临床应用最广，疗效很好。”
三品一条枪锥切治疗宫颈癌的科研成果，已获1986年国家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
《外科正宗》专设瘿瘤论，在总结前人薛立斋有关瘿瘤病因病机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40余年的临床经验，大胆创新，拟订了大量的专门方剂，全面论述了瘿瘤的证型治法及方药，确定了瘿瘤病的诊治规范。
对于瘿瘤的诊断，总体来看，“初起红色光亮，微热微痛，根脚浮浅，不坚实者为易”，“初起肉色不变，寒热渐生，根脚散漫，时或隐痛者险。已成坚硬如石，举动牵强，咳嗽痰生，皮寒食少者逆。已溃无脓，惟流血水，肿不消，痛不止，脾气衰弱者逆。破后血水不止，肿硬更增，败腐不脱，菀气恶心者死。”已概括了炎性肿块与恶性肿瘤的鉴别及预后判断。
瘿瘤治法，基本原则是：“初起自无表里之症相兼，但结成形者，宜行散气血。已成无痛无痒，或软或硬色白者，痰聚也，行痰顺气。已成色红坚硬，渐大微痒微痛者，补肾气、活血散坚。形如茄蒂，瘤大下垂者，用药点其蒂茄落，生肌收敛。已破流脓不止，瘤仍不消，宜健脾胃为主，佐以化坚。已溃出血不常，瘤口开泛者，宜养血凉血，佐以清肝。溃后瘤肿渐消，脾弱不能收敛者，补肾气，兼助脾胃。”体现了不同病程阶段的不同治法。
筋瘤：肝气郁结，怒动肝火，血燥筋挛。坚而色紫，垒垒青筋，盘曲甚者，结若蚯蚓，遇喜则安，遇怒则痛。治当清肝解郁，养血舒筋，方用清肝芦荟丸：川芎、当归、白芍、生地、青皮、芦荟、昆布、海粉、甘草节、牙皂、黄连，神曲糊为丸。
血瘤：暴急太甚，心火妄动，逼血沸腾，复被外邪所搏而肿。微紫微红，软硬间杂，皮肤隐隐，缠若红丝，皮破血流，禁之不住。治当养血凉血，抑火滋阴，安敛心神，调和血脉，方用芩连二母丸：黄芩、黄连、知母、贝母、川芎、当归、白芍、生地、熟地、蒲黄、羚羊角、甘草、地骨皮、侧柏叶，灯心为引。
肉瘤：思虑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土气不行，逆于肉里。软若绵，硬似馒，皮色不变，不紧不宽，终年只似覆碗然，或微痛，或不痛。治当理脾宽中，疏通戊土，开郁行痰，调理饮食，方用顺气归脾丸：陈皮、贝母、香附、乌药、当归、白术、茯神、黄芪、酸枣仁、远志、人参、木香、甘草、合欢根皮。
气瘤：忧郁伤肺，或劳伤元气，致气浊而不清，聚结为瘤，或腠理不密，外寒搏而为肿。软而不坚，皮色如故，随喜怒消长，无热无寒。治当清肺气，调经脉，理劳伤，和营卫，方用通气散坚丸：陈皮、半夏、茯苓、甘草、石菖蒲、枳实、人参、胆南星、天花粉、桔梗、川芎、当归、贝母、香附、海藻、黄芩、荷叶，灯心、生姜为引。
骨瘤：忧恐损肾，恣欲伤肾，肾火郁遏，骨无荣养而为肿。疙瘩高起，坚硬如石，形色或紫，或不紫，推之不移，坚贴于骨，形体日渐衰瘦，气血不荣，皮肤枯槁。甚者寒热交作，饮食无味，举动艰辛，脚膝无力。治当补肾气，养血行瘀，散肿破坚，利窍调元，方用调元肾气丸：生地、山萸肉、山药、丹皮、白苓、人参、当归身、泽泻、麦冬、龙骨、地骨皮、木香、砂仁、黄柏、知母、鹿角胶，酒、蜜为引。
对于瘿，虽然薛立斋有筋骨呈露曰筋瘿，赤脉交结曰血瘿，皮色不变曰肉瘿，随忧喜消长曰气瘿，坚硬不可移曰石瘿之说，但陈实功根据实际经验，未循旧例，分门别类，而是提出了“通治瘿瘤初起，元气实者，海藻玉壶汤、六军丸；久而元气虚者，琥珀黑龙丹、十全流气饮”的大法。海藻玉壶汤偏重理气化痰，由海藻、贝母、陈皮、昆布、青皮、川芎、当归、半夏、连翘、甘草节、独活、海带组成；六军丸偏重攻毒化瘀，由蜈蚣、蝉蜕、全蝎、僵蚕、夜明砂、穿山甲组成；琥珀黑龙丹以血分为主，由琥珀、血竭、京墨、五灵脂、海带、海藻、南星、木香、麝香组成；十全流气饮以气分为主，由陈皮、赤茯苓、乌药、川芎、当归、白芍、香附、青皮、甘草、木香、姜、枣组成。用要面宽，各有侧重，君臣佐使，独具匠心。
脏毒基本上相当于直肠癌、肛门癌。《外科正宗》谓其病因病机：“醇酒厚味，勤劳辛苦，蕴毒流注肛门结成肿块……又有生平情性暴急，纵食膏粱，或兼补术，蕴毒结于脏腑，火热流注肛门，结而为肿。”尤其是“发于内者，属阴虚湿热渗入肛门，内脏结肿，刺痛如锤，小便淋沥，大便虚秘，咳嗽生痰，脉数虚细，寒热往来，遇夜尤甚，此为内发，属阴难治”一段，甚合笔者“燥湿相混致癌论”之意。而且，结合后边“又有虚劳久嗽，痰火结肿，肛门如栗者，破必成漏，沥尽气血必亡”之说，实质上已经观察到了直肠癌、肛门癌导致的肺转移现象；而“痛连小腹，肛门坠重，二便乖违，或泻或秘，肛门内蚀，串烂经络，污水流通大孔，无奈饮食不餐，作渴之甚，凡犯此未得见其有生”一段，则是对盆腔转移的描述。在距今400年以前，能有如此细致、系统的观察推断，实在难能可贵。
脏毒的证型及治疗方法，分为阴阳两大类型。“发于外者，多实多热，脉数有力，肛门突肿，大便秘结，肚腹不宽，小水不利，甚者肛门肉泛如箍，孔头紧闭，此为外发，属阳易治。宜四顺清凉饮、内消沃血汤通利大小二便；痛甚者，珍珠散、人中白散搽之；脓胀痛者针之。”发于内者，“宜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天花粉、甘草，兼以六味地黄丸调治”。
唇茧基本上相当于唇癌。《外科正宗》首先明确了唇癌的归经“阳明胃经症”的新说。因为，脾开窍于唇，人所共知，也为临床实践证实。《外科正宗》之所以提出唇茧为阳明胃经症，既是唇癌疾病的特殊性表现，也是伤寒学派“实则阳明，虚则太阴”学说的发挥。对唇癌的病因病机，提出“因食煎炒，过餐炙煿，又兼思虑暴急，痰随火行，留注于唇”之说。虽然对其临床表现只有“初结似豆，渐大若蚕茧，突肿坚硬，甚则作痛，饮食妨碍，或破血流久则变为消渴、消中难治之症”短短一段，但“久则变为消渴、消中”一语却表现出了一个临床医家细致深邃的观察功夫。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首先指出了“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之说，而现今恶性肿瘤与消渴（糖尿病）相关已被文献及我们的临床实践所证实。《外科正宗》提出唇茧“久则变为消渴、消中”的见解，是我们发现古代文献中第二个表明了恶性肿瘤与消渴（糖尿病）相关的书籍，难能可贵。
《外科正宗》对于唇茧的治疗方法虽然简单但也颇有特点：“初起及已成无内症者，用麻子大艾炷灸三壮，贴蟾酥饼膏盖，日久渐消。内症作渴者，早服加减八味丸，午服清凉甘露饮，以滋化源。”热疗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的常用方法。按中医寒者热之的观点，热疗应该属于寒证的治法，但西医临床并不区分寒热之证，也能取效。《外科正宗》用灸法治疗唇茧，也属于以热治热之法，配合“贴蟾酥饼膏盖，日久渐消”也说明这种方法确实有效，看来对于恶性肿瘤来说，突破常规是必要的。当然，陈实功也知道这种局部疗法只是对于还未出现远处及内脏转移的“初起及已成无内症者”，若“日久流血不止，形体瘦弱，虚热痰生，面色黧黑，腮颧红现，口干渴甚者，俱为不治之症也”。
近年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组织出版的“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400余种著作中，39种医案医话医论类书籍最有可读性。临证之余，随意翻阅，会心之乐，眼前一亮的时候很多很多。那么多真知灼见的医家竟然不是我们熟悉的，甚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真有“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之叹。《程原仲医案》就是万紫千红中的一朵奇葩。
《程原仲医案》，六卷，程仑著，成书于明代天启元年（1621）。程仑，字原仲，号星海。明代新安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程仑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医。即如其友所谓：“新安原仲羽林参军程君，博雅能诗，善医。尝游诸塞下，熟识地形险要，每谈诸夷情，如聚米然。”读着读着，我觉得程仑的成功，与其军事生涯密切相关。
军队是锻炼人才的大熔炉。古今中外，将帅英雄辈出，著名军医也可谓星光灿烂。华佗以麻沸散家喻户晓，白求恩以精益求精树巍然丰碑。金元四大家张子和成为古今汗吐下三法驱邪的第一人，就与他“从军于江淮之上”
的戎马生涯所形成的勇敢果断、敢作敢为、速战速决的军人气质有关。生长于浙江的张景岳长期从军于寒冷的东北地区，感同身受，是他温补学说形成的思想基础。
也是他擅长灸法治疗肿瘤的直觉判断。程仑有同样的环境刺激和感悟，也极善用灸法治疗寒疾痞块。例如：“长安酒肆一仆，年十七，未冠患痞，块径大四五寸许，腹亦胀大。予哀其贫苦，为灸脾俞、肝俞、章门、中脘、三里，半月全消。”这与唐代军医崔知悌擅长“灸癥瘕痃气”
如出一辙。
军旅倥偬，也养成了军医单刀直入，敢于担当，用药精练的特点。程仑用两味药治疗类似食管癌的噎膈症：“膈噎之症，古称难治。此方曾治，有效用。赤茯苓一两二钱，木香不见火八钱，共为末，用陈年糯米煮粥，加末药二分在内，即食得下。”
程仑也是经方高手。因为经方不仅出自正源，明代已经颇受医家珍重，而且简便廉验，符合军人的性格。本书中有一则运用炙甘草汤治疗“手足抽掣似角弓反张状，遍体动摇，不能安卧”的病案。用炙甘草汤治疗心动悸很常见，用于治疗全身动摇者很少见，这是活用经方的典范。军医我所敬重，经方我的最爱，限于篇幅就不深入展开了。
《疡科心得集》是清代外科学家高秉钧的代表作。高秉钧，学验俱丰，清乾隆、嘉庆年间，以疡医名数百里，求治者往来不绝于道，在肿瘤的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等理论与临床方面也能标新立异，多所发挥。
《疡科心得集》例言中将外科四绝证与内科四大绝证并列，谓：“大方中有四绝证，风、痨、臌、膈是也；疡科中亦有四绝证，谓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是也。”已对恶性肿瘤的预后有清醒的认识。失荣，又称失营，相当于发生于颈部的恶性淋巴瘤。而马刀则相当于颈淋巴结核。《疡科心得集》有《辨失营马刀生死不同论》，因为“一为不可治，一为可治，以患处部位相同而形又相似，故并而论之。”在这里，重点论述了失营的病因病机、命名及临床表现：“失营者，由肝阳久郁，恼怒不发，营亏络枯，经道阻滞，如树木之失于荣华，枝枯皮焦故名也。生于耳前后及项间，初起形如栗子，顶突根收，如虚痰疬瘤之状，按之石硬无情，推之不肯移动，如钉着肌肉者是也。不寒热，不觉痛，渐渐加大；后遂隐隐疼痛，痛着肌骨，渐渐溃破，但流血水无脓，渐渐口大内腐，形似湖石，凹进凸出，斯时痛甚彻心，胸闷烦躁，是精神不收，气不摄纳也；随有疮头放血如喷壶状，逾时而止。体怯者，即时而毙；如气强血能来复者，亦可复安。若再放血，则不能久矣（亦有放三四次而毙者，余曾见过）。”从上述形象、具体、生动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一个中医专家观察之详细、经验之丰富。对于失营的治疗，也有全面的认识：“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血气、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其应用之方，如加味逍遥散、归脾汤、益气养营汤、补中益气汤、和营散坚丸等，酌而用之可也。”这种以扶正为主的治疗方法，实在是久经临床的无奈之举，大拙藏巧。他何尝不知道古人用雄黄、腻粉、硇砂、水银等以毒攻毒之方法？对于我们现代中医来说，面临经过放化疗仍不能逆转病情的患者，大有借鉴意义。
舌疳，相当于舌癌，而牙岩则是舌癌齿龈转移。高秉钧在《疡科心得集》中将舌疳牙岩相提并论，即《辨舌疳牙岩舌疔论》。先论生理及病因病机：“舌疳者，由心脾毒火所致。盖舌本属心，舌边属脾，因心绪烦扰则生火，思虑伤脾则气郁，郁甚而成斯疾，其证最恶。”恶性肿瘤之所以至今仍是缺乏非常有效治疗方法的疑难病症，关键是对其致病机制不甚了了。看到上述高见，我想，要有所突破，恐怕首先应该从心理、情绪等方面下功夫了。次论临床表现：“初如豆，后如菌，头大蒂小，又名舌菌，疼痛红烂无皮，朝轻暮重……若失于调治，以致焮肿，突如泛莲，或状如鸡冠，舌本短缩，不能伸舒言语，时漏臭涎，再因怒气上冲，忽然崩裂，血出不止，久久烂延牙龈，即名牙岩。甚则颔肿结核，坚硬时痛，皮色如常，顶软一点，色黯不红，破后时流臭水，腐如软绵，其证虽破，坚硬仍前不退，此为绵溃，甚至透舌穿腮，汤水漏出，是以又名翻花岩也。”足见其不仅已经清楚了舌疳与牙岩的关系，也清楚舌癌导致颈淋巴转移的表现。对于治疗，初期“宜用导赤散加黄连”“急用北庭丹点之，自然缩小而愈”。中晚期“因舌难转掉，饮食妨碍，故每食不能充足，致令胃中空虚，而怯证悉添，日渐衰惫……虚者归脾汤，便溏者归芍异功汤。然此证治法虽多，百无一生；纵施药饵，不过苟延岁月而已。”既强调早期治疗，内服外用结合，也深切体会到该病预后的凶险。
乳岩，就是乳腺癌。《疡科心得集》对其病因病机和临床表现有具体、详细、全面、准确的描述，指出：“夫乳岩之起也，由于忧郁思虑，积想在心，所愿不遂，肝脾气逆，以致经络痞塞结聚成核。初如豆大，渐若棋子，不红不肿，不疼不痒，或半年一年，或两载三载，渐长渐大，始生疼痛，痛则无解日，后肿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气秽，渐渐溃烂，深者如岩穴，凸者如泛莲，疼痛连心，出血则臭，并无脓水，其时五脏俱衰，遂成四大不救。”至于治疗，仍强调“清心静养，无挂无碍”，用药还是坚持扶正为主的治疗原则，“当以加味逍遥散、归脾汤，或益气养营汤主之”。在明代，中医能准确诊断的恶性肿瘤恐怕发病率最高的非乳腺癌莫属，观察详细，治疗经验也多，所以，这扶正为主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还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切忌草草读过。
肾岩翻花，就是阴茎癌。《疡科心得集》中不仅详细准确地论述了肾岩翻花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而且强调了早期治疗以及心理调节的重要性。谓：“此证初觉时，须用大补阴丸或知柏八味，兼用八珍、十全大补之属；其病者再能怡养保摄，可以冀其久延岁月。若至成功后，百无一生，必非药力之所能为矣。”值得一提的是，照高秉钧老先生的处方来看，药味都在16味左右，这为我肿瘤临床的大方、复方提供了文献学依据。由于病机的复杂性，治疗癌症，除危重且不耐药者、脾胃虚弱者外，往往需要标本兼顾、整体与局部统筹，味多量大在所难免。
就像肺癌既是肿瘤内科的疾病，也是肿瘤外科的疾病一样，《疡科心得集》在肺痿的病因病机、命名及临床表现的论述上也技高一筹。“盖肺为五脏华盖，处于胸中，主于气，候于皮毛。凡劳伤血气，腠理虚而风邪乘之，内感于肺，则汗出恶风，咳嗽短气，鼻塞项强，胸胁胀满，久而不瘥，便成肺痿；又或汗下过多，重亡津液，亦能致之。”又谓：“人有久嗽后肺受损伤，皮肤黄瘦，毛悴色焦，咽喉雌哑，寒热往来，自汗盗汗，气喘不得卧，小便数而不渴，口中有浊唾痰沫而无脓，寸口脉数而虚涩者，此为肺痿。”这些描述，既有生理基础，又提出了肺痿新的病因病机“劳伤血气”“痿为正气虚”。对临床表现的观察，不仅超出前代和同时代医家，至今也无出其右者。对于肺痿的治则及治疗方法，提出了“正气虚者，治之宜缓”“虚则宜补中带清”“治痿宜清燥救肺汤”等新观点。笔者在《肺癌中医病证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肺癌可从肺痿论治”的观点，并在古代医家治疗肺痿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8个证型及代表方剂，尚未包括清燥救肺汤。今读《疡科心得集》于此，倍觉新奇贴切，而且竟与拙文《燥湿相混致癌论》之意暗合，令人不能不感叹中医宝库之博大以及后学如我之渺小。
《疡科心得集》中既区分了瘿瘤之不同：“瘿者阳也，色红而高突，或蒂小而下垂；瘤者阴也，色白而漫肿，无痒无痛，人所不觉。”又明确概括出总的病机：“瘿瘤者，非阴阳正气所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也。”而且创造性提出区分五脏相应肿瘤的具体方法：“若怒动肝火，血涸而筋挛者，自筋肿起，按之如筋，久而或有赤缕，名曰筋瘤。若劳役火动，阴血沸腾，外邪所搏而为肿者，自肌肉肿起，久而有赤缕，或皮俱赤者，名曰血瘤。若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外邪所搏而为肿者，自肌肉肿起，按之石软，名曰肉瘤。若劳伤肺气，腠理不密，外邪所搏而壅肿者，自皮肤肿起，按之浮软，名曰气瘤。若劳伤肾水，不能荣骨而为肿者，自骨肿起，按之坚硬，名曰骨瘤。”同时，还拟订了相应的治疗方法：“当各求其所伤而治其本。大凡属肝胆二经结核，宜八珍加山栀、胆草，以养气血、清肝火，六味丸以养肺金、生肾水。若属肝火血燥，须生血凉血，用四物、二地、丹皮、酒炒黑胆草、山栀。若中气虚者，补中益气汤兼服之。”
《疡科心得集》中对于积聚的认识相当全面深刻，既能通观全局，又能区别对待，如在病机上强调七情所伤，“盖人之气血，营卫一身，上下周流，无时或间，苟得充实顺序，积聚何由而生？一有所伤，则气液水谷失其运旋，以致稽迟而为积为聚也。”所以，“数证者俱从郁论，病本在于肝脾，而胃与八脉亦与有责。”“治之之法，当从诸经，再究其气血之偏胜。气虚则补中以行气，气滞则开郁以宣通，血衰则养营以通络，血瘀则入络以攻痹。”在肿瘤临床上，单纯的气虚、气滞、血衰、血瘀并不多见，也不局限于一个脏腑，往往是夹杂繁复，变化多端。这一点，作为医家自然对应有方：“如或营伤气阻者，须于养营之中通泄其气；如或络虚则胀、气阻则痛者，须以辛香苦温和络通降；又如肝胃两病者，宜泄肝救胃；肝胃脾同病者，则扶土制木……病由冲任扰及肝胃而逆乱者，仍从肝胃两经主治，宜疏降温通。凡此皆施治之大要，贵在医者之生心化裁耳。”尤其是对积聚既提出了总治则，又强调随机应变，颇具辩证法思想。“总之用攻法，宜缓宜曲，不可太峻，太峻则正气受伤；用补法，忌涩忌呆，须当疏利，疏利则积滞可去”，这一肿瘤治疗的基本原则，对于现代中医攻补兼施治疗方法的运用和把握尺度、不偏不倚的抗癌思想影响深远。“至于古人调治之方，若金铃子散、疏肝导滞汤、益气养营汤、鳖甲煎丸、旋覆葱绛汤等，俱可酌用，须随机应变，不执方而方始为我用矣。”
明清时期，中医在继承历代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分专科专病深入钻研，充分发挥，学科内涵已趋丰富成熟。笔者曾就有代表性的4本现代中医肿瘤书籍做过统计，高秉钧以81次的频率，成为明清时期被引用肿瘤文献最多的医家，再通过上述内容的展现，可以说，明清时期抗癌医家之冠，高秉钧当之无愧。《疡科心得集》是当今肿瘤科医生最应着力研读的古籍。
就医家个人医案来说，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影响最大。我们依据潘华信、朱伟常主编的《叶天士医案大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其中的肿瘤医案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叶天士的经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叶天士医案大全》共有肿瘤医案149则。其中噎膈反胃73则，癥瘕51则，积聚24则，乳岩1则。复诊率：《叶天士医案大全·临证指南医案》中84则肿瘤医案，占《临证指南医案》3 123则医案的2.68%，其中有16则复诊医案，复诊率为19.04%，较《临证指南医案》其他疾病16.96%的复诊率略高。复诊有效率：16则复诊医案中6则症状减轻，10则未表明变化，有效率为37.50%。与《临证指南医案》其他疾病535则复诊医案的23.55%有效率相比高出14%。肿瘤医案中最多复诊2次，而一般疾病最多复诊18次（中风），差别明显。既说明肿瘤的治疗难度高于一般疾病（须多次就诊），也可见叶天士减轻肿瘤症状的水平较高，受到患者信任。由于年龄记载不全，《临证指南医案》中积聚5人，年龄在14～37（平均26.4）岁，可见良性肿瘤多。噎膈反胃17人，年龄在33～78岁，平均56.7岁。年龄明显偏大。癥瘕12人，年龄在16～50岁，平均34.5岁。
对于病因，积聚有嗔怒强食、积劳阳伤、骑射驰聚、寒暑劳形、食物不节等；噎膈反胃则特别强调劳力、郁怒、老年阳伤等，还多次指出酒客多发。而我们现在对食管癌、胃癌的病因看法中还缺乏对劳倦、阳虚重要性的认识。这种社会因素和体质在肿瘤发病学上的意义值得研究。癥瘕的病因有忧伤、悒郁、惊恐嗔怒、怒劳伤阳等。几乎均与心理因素有关，是妇女多郁的具体体现。就病机而言，积聚责气责血；噎膈反胃：“高年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胃阳衰微，开合之机已废”“胃汁渐枯……三阳燔燥烁津所致”“气火上郁”“痰饮内阻，清阳失旷”。且病因上的渐次深入或病机上的互相交织，“忧思郁结、痰凝阻碍”“阳气渐衰，浊凝瘀阻”“气滞痰聚日拥，清阳莫展，脘管窄隘，不能食物，噎膈渐至矣”。这也正是辨证用药上难以丝丝入扣并取得较好疗效的关键。
治疗方法则多种多样，积聚有和胃、通泄、温通阳明、理气清热、分消湿热、养血通络、破血泻肝、通利二便等治法；噎膈反胃用得最多的治法是开痞通阳（12次），其次是温补胃阳（11次），此外，还有理气和肝调肺胃、活血化瘀，滋养肝胃、滋养肺胃、理气化痰、温阳化浊温肾阳等；症瘕最常用的治法是理气通络（12次），其次是疏肝和胃（7次），另外还有宣通气血、苦辛通降、通阳泻浊等。现在看来，别开生面，辨证论治，圆机活法，没有被“抗癌”限定眼目。临床用方，除大半夏汤8次用于噎膈反胃外，零散引用的方剂有妙香丸（3次），炒枯肾气丸、葱白丸、小温中丸、禹余粮丸、阿魏丸（均2次），还用过六味地黄丸等。从方剂的运用来看，以止吐止痛等对症治疗为多，迅速达到消除症状、减轻痛苦的效果，容易取得病人的信任与配合，对继续复诊，长期治疗有利。这可以说是门诊艺术，也是叶天士肿瘤医案中复诊率远高于普通疾病复诊率的原因之一。在临床用药方面，叶天士肿瘤医案中共用单味药物191个，均为内服，无外用和其他用法，对于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来说，多种方法并用，尚且不足，何况只有一种用药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的短处。用药次数依次为：茯苓67次，半夏51次，桃仁36次，人参34次，姜汁30次，当归28次，川楝子27次，黄连、延胡索23次，干姜22次，枳实、香附、小茴香18次，吴萸17次，橘红16次，白芍15次，厚朴、陈皮、青皮14次，生姜13次，瓜蒌皮、附子、桂枝12次，白术、麝香、枇杷叶、肉桂11次，麦芽、柏子仁10次，杏仁、郁金、当归须、川芎、青葱管9次，紫苏子、莪术8次，泽泻、熟地黄7次，炙甘草、旋覆花、山楂、鳖甲、丹皮、葱白、新绛、香豉6次。用过5次的有栀子等10味，用过4次的8味，3次的32味，2次的33味，1次的61味。值得提出的是，与其在病因病机、治法中重视“阳虚”的论述相对应，在用药上，清热药较少，而温阳药较多且一药往往多用。如葱分青葱管9次、葱白6次、葱白汁1次。再以生姜为例，分姜汁30次，生姜13次，生姜渣4次，生姜皮1次，区别使用，确有深意。从每个处方的药物数量来分析，149则医案共用药物1 022味次，平均每个处方6.85味，可谓用药精练，名不虚传。从疾病类别来看，药物的作用趋向和部位以及病种等也确有分别。噎膈反胃病属中焦，故茯苓、半夏、人参、姜汁、黄连、干姜等健脾和胃药物频率远大于积聚和癥瘕。厚朴、陈皮等理气化痰散结药物用于积聚的频率最高。当归、川楝子、延胡索、香附、小茴香、青皮、莪术、熟地黄、鳖甲等理气活血、温阳散寒、软坚散结的药物则用于癥瘕的频率明显偏高。噎膈反胃73则医案中用姜52次（姜汁25次、干姜18次、生姜9次），达71.23%，反映了一定的规律性。习用瓜蒌皮、枇杷叶、杏仁、紫苏子、旋覆花之类和降肺胃之气的药物治疗噎膈反胃是叶天士的独到经验。
叶天士有一定的社会医学思想，强调心理调节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常有“安静快活，可延年岁”“当怡情善调”“开怀怡养，斯为第一要策”等医嘱，足见高人一筹。且常能防患于未然，“以脉论之，日久恐有关格大患，未可不早为图之”等等。当然，他对恶性肿瘤的预后还是很清楚的，诸如：“累遭病反，老年难以恢复，自能潜心安养，望其悠久而已，药不能愈是病也”“极难调治”“仅可延年”，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才在对症治疗方面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地步。
清·吴篪《临证医案笔记》成书于1836年，载案900余则，叙方400余首，间附历代医家有关论述，是一本内容丰富，治法全面，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医案书籍。
某相国太翁，七十有八，精神素健，忽下身浮肿，饮食不进，彻夜不睡，烦渴津少，治总无效。吴“视其肿从足起，上至脐腹，按之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肾囊肿如碗大，脉息微细”，据证分析，“此火衰土败，过饮无节，湿热积渐，日久治成水鼓”，相当于酒精性肝硬化腹水甚或肝癌所致鼓胀，确是难治之病。所以，吴篪明确指出：“年高得此，服药无益。”当然是指常规利水消胀之方药了。不另辟蹊径，势必重蹈覆辙，自不必著书立说了。吴颇得分寸地说：“只宜服生脉散，既能保肺复脉，又可生津止渴，或有生机。”结果不出所料，连服半月，神气苏，肿稍退，能食粥。其后守原方，偶因咳嗽加橘红少许。两月后，饮食大进，肿退囊消。我作为肿瘤科医师，对这则医案很感兴趣。恶性腹水，治疗起来太难太难。主要是此时阴液大伤，舌红少津，裂纹纵横，或猪腰舌出现，且不说利尿无效，真阴即将亏竭，肿胀已不是主要矛盾。《千金方》用麦冬一味成方治洪水，极于此证合拍，想必非大量不可。而本案不到三月，光人参就用了二斤多，足够说明，病重方精药量大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奥秘。鼓胀不管是不是肿瘤，都很难治。所以吴篪引用《灵枢·经脉》足太阴“虚则鼓胀”，《素问·异法方宜论》“脏寒生满病”，用四君子加熟附、炮姜。从其“温中补土，单救脾气，以冀渐痊”的语气来看，实无必胜的把握。当然，我们不能以“寒热胶结”的观点苛求古人，但也能看出纯虚寒观点的片面性。纯虚寒，纯实热，就不是肿瘤了。何难之有？
反胃噎膈，基本上就是胃癌和食管癌。将二病相提并论，实在是病因病机相同或相似，病位相近常常难于截然分开，治疗方法可以互相借鉴的缘故。如贲门癌，就兼而有之。《临证医案笔记》中反胃噎膈医案有18则之多，吴篪简直可以称作中医胃肠肿瘤专家了。首先，对于本病的病因病机有真知灼见。“历碌戎行，饥饱失调，寒积中焦，以致胃阳衰败”；“酷饮无度，伤于酒食，纵食生冷，败其真阳，致损胃气而然”；“忧思伤脾，郁结伤肝，以致痰与气搏，阳气内结，阴血内枯，而使噎塞不通”；“血液衰耗，胃脘干槁，痰火气阻，故食物难入而成噎膈”等，辨病求因，揭示病机之语，为“惟内观静养者可治”提供铺垫。就方药来说，博采众方达18首，面面俱到，极尽高明之能事。不仅食疗方豕膏（当归、猪油、白蜜）“用治老人之秘结及噎膈闭结等证，必无不效”，还附录简易数方，以备釆择。如“甘蔗汁二分，姜汁一分，每服一碗，日三服，即不吐”“柿饼，烧灰存性，酒服一钱，数服即效”“芦根五两，水二杯，温服，时时呷之，尤效”。联想到芦根就是治疗肺痿肺痈的千金苇茎汤之主药和《日用本草》“解河豚鱼毒”，《本草蒙筌》“解酒毒、鱼蟹中毒”等，我们对于癌毒，怎么就想不起芦根呢。至于对于反胃噎膈的疗效，吴篪还是实事求是的，凡是入书皆有效，痊愈者仅两例，也就是九分之一。佟“用六君子加炮姜、白豆蔻、黄连制吴茱萸，早吞八味丸，补命火以生脾土，服药月余，乃愈”，“徐，胸膈胀满，饮食不纳，大便艰难，气不得下，脉弦滑而数，忧郁气滞，肝虚血燥，瘀血痰火，停滞胃脘，以致浊阴不能下降，故上则噎塞，下则便秘也。即用通幽汤（生地、熟地、桃仁、红花、当归身、炙甘草、升麻）滋阴以养血，润燥而行血，加槟榔、大黄下坠而破气滞，使幽门通利，则膈噎得开，胀满俱除，是浊阴得下归地之法。连服数帖，下燥粪瘀血甚多而痊。”即使症情复杂，也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这就是肿瘤治疗的客观实际。正如我常说的：肿瘤是个慢性病，减轻痛苦保住命。
医学传承，古今皆然。名医之后而光于前者很少。著有《宝命真诠》的吴楚，作为明代名医吴正伦的玄孙、吴崑之侄孙，就是超出祖辈的名医。
《宝命真诠》的内容除最后篇幅不大的《前贤医案》部分多为原创。他懂得书不在厚、文贵意新的道理，所以对恶性肿瘤一类疾病的阐发有所偏重，且对我已有的学识和理论有弥补作用。
如膈症，在以往我知道的“粪如羊屎者不治；口吐白沫者不治”的基础上增加“年满六旬者难治”“胸腹嘈痛如刀割者死”。相当于肝癌晚期的鼓症死症，他说得相当全面且有理论解释：“唇黑（肝伤），缺盆平（心伤），脐突（脾伤），足心平（肾伤），背平（肺伤），此五伤者死；阴囊及茎肿腐者死；泻后腹胀而有青筋者死；大便滑泄水肿不消者死。”其后“凡肿鼓之脉，实大者可治，虚微者难治……因脾虚渐成胀满，夜剧昼静，当补脾阴，夜静昼剧，当补胃阳”的观点也新人耳目。非具慧眼卓识、临证丰富者岂可想见。
他的“新制阴阳攻积丸”不管选药组方还是服用计略均高出同辈许多。“治五积、六聚、七癥、八瘕、痃癖、虫血、痰食，不问阴阳皆效。吴萸（泡）、干姜（炒）、官桂、川乌（炮）各一两，黄连（炒）、半夏（洗）、橘红、茯苓、槟榔、厚朴（炒）、枳实（炒）、菖蒲、胡索（炒）、人参、沉香、琥珀、桔梗各八钱，巴霜五钱，为末，外用皂角六两，煎汁泛为丸，如绿豆大，每服八分，渐加至一钱五分，姜糖送下。前药虽稍峻，然用之有度，补中数日，然后攻伐，不问其积去多少，又于补中，待其神壮则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此独得之秘也。”方中寒热并用，攻补得宜，干姜、黄连、人参、厚朴之用颇得经方辛开苦降、扶正祛邪、分化瓦解之奥妙。
还有令我感兴趣者：“凡痞块在皮里膜外，须用补气药，及香附开之，兼二陈汤。须断厚味。”再向后看可以说是新意频仍，美不胜收。因为消食化积之药多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蛋积：白蔻、橘红、豆豉、姜汁”“鱼鳖积：紫苏、陈皮、木香、姜汁”“狗肉积：杏仁、山楂”。针对性之强，用心思之细，光前裕后，无出其右。
中医书籍，汗牛充栋，但重复率高，陈陈相因者比比皆是。像《宝命真诠》这样让我会心之乐叠涌，拍案叫绝不断者鲜矣。
明代的倪士奇为世医家族子弟，12岁时，患者家属求医而当医师的父亲外出，他问明病情以大柴胡汤一剂治愈。这说明，经方好学好用，经方立竿见影。其后他才专业学医八年。行医十九年后已是家学渊源、医文并茂的巨匠了。《两都医案》收集了倪氏于北京、南京两地行医的验案。
一大官姐姐腹部肿瘤三十余年，他开调经煎剂内服，再用家传千金化痞膏外贴。“贴至中途，痞觉渐消，痛减其半。”可能他有先知，恐怕个案会被21世纪看到的学者“讥笑”，同时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他的弟弟用这种膏药治好另一个患者的故事，且大公无私地把这个膏药的组成和制作方法写到书上，这正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干货啊。原原本本抄录于后，读者不会批评我掠人之美吧。不感兴趣者略过这一大段可矣。
千金化痞膏神应方：连翘 贝母 防风 川乌 草乌 当归 川芎 威灵仙 白鲜皮 赤芍 白芷 生地 熟地 乌药 穿山甲 续断 半夏 青皮 三棱 蓬术 黄柏 黄连 大黄 黄芩 官桂 槟榔 青木香 羌活 独活 苍术 细辛 牛膝 杜仲 金银花 山药 陈皮 甘草 五加皮，槐、榆、柳条各五段。
上药共三十八味，每味各二钱五分，俱咀片。黄丹十两，先用水淘净，炒干。先将真芝麻油二斤八两入锅，慢火熬滚，入群药，熬焦黑色，去渣，用绢滤去滓，净油再熬滴水成珠不散，将丹徐徐入油，用槐、柳棍不住手搅，先文火，后武火，再熬至滴水成珠，手捻成丸，再加细药于后：麝香四钱，另研 阿魏三钱五分 芦荟三钱 乳香三钱 没药三钱 朱砂三钱 轻粉三钱 朝脑三钱 沉香三钱 木香二钱 血竭二钱 牛黄三钱 片脑二钱五分 丁香二钱 胡黄连二钱五分 天竺黄二钱，共为细末，徐徐下油搅匀，将药装磁器内，封固严密，勿近土气。如要用时，放锅内滚汤顿化，用大红缎，或绢或布，加厚棉纸一层，摊药，随病患大小可贴。贴膏时先用热水浴过后贴，再用熨斗在膏上熨百遍，七日一换，熨法如前。忌食生冷、瓜果、油腻、面食、一切发物。其方治痞屡验，更疗左瘫右痪、遍身筋骨疼痛、腰腿软弱、心腹冷痛、瘰疬鼠疮、无名肿毒、男子遗精白浊、妇人赤白带下、月经不调，封贴肚脐，无有不效。
倪士奇引用百余字遗训赞扬他爷爷“研之极精，见之极确”，恰恰就像针对现代中医的弊端说的：“疾”字从“矢”，谓六淫之中人也，此外因也；“病”字从“丙”，从“内”，谓之从五脏者，其蒸徐徐，与七情比而为祟，此内因也；“证”字从“干证”之“证”，如病在太阳而头痛者，病在阳明而齿痛者，皆证也；“候”之为言，每一疾病俱有几候，即以中风一病而言，凡有三候，有中脏候，有中腑候，有中血脉候。看到这一段对疾、病、证、候的简明扼要总结，我是眼前一亮，犹如耳提面命。足以矫目前轻辨病重辨证，忽辨候之枉。犹如敞开胸襟，直叹大道不孤。
肯将家传秘方公之于众，确是倪士奇过人之处。这不，在“治闵夫人惊恐不寐及经闭腹痛”案中，对“经闭癥结腹痛之候”又用琥珀膏四两，“痛止癥散，经事忽下”。琥珀膏是其爷爷“遇异人所传之仙方”，“此膏治男妇大小一切痞块，无论远年近日，神效。”法用真血珀一两，红花一两，砂仁五钱，归尾五钱，共为极细末，加砂糖八两，以酒稀和……空心热酒送下。
我们现在不重视劳伤这个病因，忽略痰饮病名的诊断。事实上，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明言“劳伤”“皆为劳得之”。倪士奇“治汪遗民素劳心神兼有积饮”案中，通过诊脉，排除外感，直言：“平日素劳心神，抑遏肺气，兼有积饮在肺胃间耳。不必过虑，但宜速治之，迟则恐成肺痿。遗民闻肺痿二字，愕然曰：第嗽中正带红紫之血痰，此兼之以右胁疼痛，身躯不能展转，兄言是也。余应曰：不妨，但能戒饮酒，茹淡，清心寡欲，慎气以守余戒，余保兄旬日霍然也，否则缠绵，未可速愈。”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肺痿”在当时人们意识中，就是重病，而且也不少见。医患对话，与我们现今对可疑肺癌患者的应对回答，极为相似。这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旁证了我提出的“肺癌可从肺痿论治”观点，也对探讨肺癌产生的原因，预防肺癌的发生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