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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以《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天文学和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历法知识的长足发展，对天象观察起到了理论总结作用，并形成了一个以阴阳五行普遍联系为框架的整体论哲学体系。在整个汉代，人与天地相参、天人相应是思想的主调，同时又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淮南子》《春秋繁露》承认天人相通，宣扬天人感应，以天地人相互参照，突出整体观念，并以直观类推为其建构理论体系。在汉代人思想中，人是天地的产物，但它与天地是并立而为三的。它的形体、德性是化天而成的。人是天的副本，是宏大宇宙的一部分。在汉《易》中，人是三才之道的中间环节。董仲舒有云：“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己，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故在董仲舒思想中，人是宇宙的目的与中心。《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
董仲舒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完整理论体系，如他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所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讲“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他说：“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喜怒之祸，哀乐之义，不独在人，亦在于天，而春夏之阳，秋冬之阴，不独在天，亦在于人。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人无夏气，何以盛养而乐生？人无冬气，何以哀死而恤丧？天无喜气，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无怒气，亦何以清而秋就杀？天无乐气，亦何以竦阳而夏养长？天无哀气，亦何以激阴而冬闭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气者，合类之谓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人类社会的法则取系于天，天与人“合类之谓也”。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类”而相通，能够相感相应，关键就在于天的功能与人的功能是相类相合的。他将人、天以及阴阳、五行、四时、物候、方位等组合为一个有机的大系统，通过这个系统的运转、运行来功能性地将天与人统一起来，成为宇宙结构的系统论。在天人相构成的宇宙系统中，人与天在功能性的层次和意义上相感相应而互相导通。人与天沟通起来，这是人与天“合一”的存在和表现形式。董仲舒在建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过程中，吸收了阴阳、五行观，确立了天人之间通过阴阳五行运行中的相感相应，使天人系统模式最终形成，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
汉代哲学从整体的角度看待天地人，认为天地人虽各有特点，但却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通过阴阳五行相互贯通，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变化日新的有机统一整体。整体论具有整体性、结构性、有序性和最优化等基本特征。而其中的“整体性原则”，即用整体的观点看待万事万物，这是整体论的最核心原则。宇宙是一个有机和谐整体，万物依阴阳消长和五行转换而兴亡替代。天、地、人之间由于都有阴阳五行而相互贯通，具有通应关系，可以相参、相感。如果按类别和层次将其联系起来，就能找到天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