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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背景为英法两国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完成了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的第一次产业革命。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并和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此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7世纪是局限于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研究的重商主义解体的时期，也是将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时期。
古典政治经济学始于1640年英国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结束于英法资产阶级先后取得政治统治的1830年，这一时期是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的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之间的矛盾。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威廉·配第（1623—1687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到亚当·斯密（1723—1790年）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成熟，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则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最高水平。在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重农主义的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开始，经过重农主义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和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27—1781年）的继承和发展，到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773—1842年）这里结束。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在于逐步区分了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尤其是大卫·李嘉图，更明确地指出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一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以及商品价值量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基础性的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功绩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为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条件。古典政治经济学还研究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建立起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将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且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交换价值这个现象上，不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因而不懂得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不懂得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也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价格形式是商品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例如，生产陈酒和新酒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相同的，为什么陈酒的价格要比新酒的价格高？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是不等量的交换，等价交换原则在这里是否起作用？反对者以此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发难。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有庸俗的因素，这一点在亚当·斯密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会提出两种甚至多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如他有时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有时又认为商品价值由购买到的劳动决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所决定。反对者们一方面抨击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观点，另一方面吸收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因素。例如，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就是来自亚当·斯密的价值取决于三种收入的观点。
1830年，英法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机器大工业发展了起来，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比较客观研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终于被专为资产者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取而代之。
庸俗经济学的特点是完全根据资产者的利益写作，而不考虑其主张是否合乎科学。我们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庸俗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耳（1790—1864年）为例，他在1836年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就认为资本家的利润和资本积累来自于资本家的“节欲”，是资本家省吃俭用，在生活上作出“牺牲”的结果，这完全是对资本家的阿谀奉承。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节欲”的是千千万万的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虽也在生活上省吃俭用过，但目的是积累资本，取得更多的利润，从实质上看，这是贪欲而不是节欲。当时英国的工人（包括少年工人）一天劳动11个小时，工人为10个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1836年，西尼耳被资本家请去曼彻斯特学习经济学，1837年就出版了《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提出了“最后一小时”的谬论，认为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都是由工人每天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提供的，如果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减少一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因而反对工人缩短工作日。这个主张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从现实生活来看，资本主义世界早已普遍实行8小时工作制，纯利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大大增加了。
在劳工与资产者日益尖锐的冲突下，工人运动要求产生能正确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科学，德国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并在和庸俗经济学的长期斗争中，创建了指导工人运动和建设未来社会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资本论》的写作与出版，还得从1843年10月底马克思来到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谈起。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中的一个犹太律师家中，他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求学，就读的都是法律系，主要精力用在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他的毕业论文是哲学论文，获得的毕业证书也是哲学博士证书。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在办报期间遇到了有关经济问题的争论，对于这方面争论，马克思认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
1843年10月底，为创办《德法年鉴》杂志，马克思来到巴黎，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5年1月25日，法国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出境，同年2月初，马克思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7月至8月，又和恩格斯同往伦敦及曼彻斯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进一步了解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的状况。1848年3月，马克思在比利时被捕，被驱逐出境后流亡于法国和德国之间。1849年8月，马克思由巴黎迁入伦敦，并定居于此直到1883年3月14日逝世。
伦敦地区物价高昂，气候恶劣，空中黑黄烟雾弥漫，白天都得点灯才能看书；社会生活等级森严，人们互不往来。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为什么还要选择到伦敦定居呢？原因有二：一是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中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其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
；二是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得最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最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暴露得最为充分的社会。于是，马克思认为“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
。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以及“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决定“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
。从1850年9月底至10月初开始，马克思重新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著作，重新阅读了欧文的著作和富拉尔顿、图克等人有关货币、信贷、财政等方面的优秀作品。
从1851年底到1856年底，在这五年期间由于贫病的干扰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幸（又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病逝），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经常被迫中断，直至1857年1月才恢复工作，至该年的7月告一段落。
从1843年10月底至1857年7月近14年期间，马克思先后写下了：
1.《巴黎笔记》（1843年10月底—1845年1月），共9本。
2.《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2月—1847年11月），共15本。
3.《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7月—1845年8月）。
4.《伦敦笔记》（1850年9月—1857年7月）。其中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写满了24个笔记本，共1250多页，超过100印张。1857年1至7月，重新研究了货币问题，于7月写下了未完成的手稿《巴师夏和凯里》。
1857年8月下旬，马克思动手写作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书的结构如下：
第1分册 资本
第1篇 资本一般
第1章 商品
第2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第3章 资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
第2篇 竞争
第3篇 信用
第4篇 股份资本
第2分册 地产或土地所有制
第3分册 雇佣劳动
第4分册 国家
第5分册 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
第6分册 世界市场
在这一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以“资本论”命名的书的部分内容了，其中第1分册第1篇第1章、第2章和第3章中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为《资本论》第1卷，第3章中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为《资本论》第2卷，第3章中的“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为《资本论》第3卷。
到1858年3月，马克思写完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共有7本笔记本，篇幅约有50印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编入第30—31卷），计划将其分册整理出版，即每隔两个月出版一个分册。从1858年6月开始整理和写作第1分册，到这一年的11月底，完成了原计划中的第1分册第1篇中的第1章、第2章，并决定以第1分册的名义先行出版，至于原计划中的第1分册第1篇中的第3章则准备作为第2分册出版。
在1859年1月21日由马克思夫人誊抄完毕上述第1分册手稿之后，马克思就动手修订第2分册《资本》章。马克思对这一分册极为重视，他已不满足于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加工了，在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他在1861年6月至1863年6月的两年间重新写下了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著作，手稿多达23本，1472页，用打字机誊清后有4000多页，约150印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编入第32—37卷。
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书名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又提出了3卷4册结构，即《资本论》全书分为4册：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4册，理论史。第1册、第2册编为第1卷，第3册编为第2卷，第4册编为第3卷。但最终结果是卷册合一，四册即四卷。
从1863年8月至1865年12月底，马克思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痈病、胆病和风湿病的发作；生活贫困；忙于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工作），用了近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对《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与修订工作。从1866年1月1日开始，马克思对《资本论》的修订稿进行誊清与润色，至1867年4月2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资本论》第1卷已完成，可以付印。
马克思决定将《资本论》第1卷交由汉堡的出版商迈斯纳出版，在1866年11月中旬，马克思将已完成的一部分手稿寄给了出版商，至1867年4月10日，马克思带着其余部分手稿亲自从伦敦坐船去汉堡，将其面交给出版商。由于迈斯纳—贝勒汉堡出版社规模很小，缺乏印刷能力，于是迈斯纳又将手稿转交到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出版社付印。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1卷在汉堡出版，印数1000册。
马克思对自己的《资本论》第1卷是满意的，他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1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一点特别在第2卷（指第3册，即今之第3卷——引者）中表现出来。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
1868年1月8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针对杜林对《资本论》第1卷的攻击，指出杜林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三个因素除上述两点外，马克思在信中又补充了第三点：“（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在《资本论》第1卷付印期间，马克思着手进行第2卷和第3卷的修订工作。从1867年8月至1881年10月，马克思抱病完成了8本修订稿和其他一些片段，最终由于病情恶化不得不彻底中断了修订工作。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坐在写字桌前的安乐椅上与世长辞。
《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修订与出版工作由恩格斯担当了下来。1885年7月初，《资本论》第2卷在汉堡出版；1894年12月初，继续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第3卷。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资本论》第4卷的修订与出版只能留待后人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