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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发现的大批中国古代钱币，有助于加深世人对中国人最早开发和利用南海诸岛的认识，维护我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南海诸岛历年发现了大量的中国汉、唐、宋、元、明、清的古代钱币等文物，而没有发现其他国家的古代钱币等文物，充分说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经营和管辖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1991年王恒杰在西沙群岛的永兴、石岛、中建、探航、广金、金银、甘泉、珊瑚等岛的岛面、海滩及附近礁盘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有肩石器、陶瓮棺、陶网坠，战国时期的水波纹陶片，秦汉时期的“米”字戳印纹陶片、方格纹陶片，以及魏晋时期的青瓷残片，隋唐时期的陶罐残片（附有耳系），宋代莲花瓣青瓷碗残片，明清两代的青花瓷器及广东、福建民窑瓷器残片等一批文物。其中有肩石器为海南及华南原始文化遗址常见；水波纹硬陶和压印纹硬陶都明显地同海南及华南沿海的出土文物一致，是海南及华南地区的先民到西沙及南海活动时遗留下来的。“米”字压印纹硬陶也是来自大陆的文物。这些陶器在海南及华南大陆出现与使用的年代，一般是从春秋至西汉初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我们的先民持续在南海活动，并留下了他们在那里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证物。自汉代以来，我国海南及华南地区的居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遗物，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人民开发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悠久的历史。
南海诸岛及其周围的大片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土和领海，我们的祖先早在2 000多年前就来到这里捕捞和开发，不仅史书上早有记载，历年来对南海诸岛的调查及发现的钱币等文物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2）在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发现的这些古钱币，有助于了解探究中国古代钱币是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南亚等地的，加深人们对南海诸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点的认识。在南海诸岛发现的大量的汉、唐、宋、元、明、清的古代钱币等文物，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跨越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文化交流之路，又是商贸之路，圆形方孔钱币是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媒介物，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古代，中国主导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因此在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只有中国古代钱币的发现，而没有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钱币。
（3）南海诸岛发现的历代钱币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分布较大的特点。这些古钱币的发现地点并不局限在一两个岛礁或一两处地点，几乎遍布南海海域，且其分布具有时空的连续性与广泛性。尽管南海诸岛的很多岛屿由于目前还被外国非法占据，无法通过考古调查研究古钱币在这些岛礁的分布情况，但是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显示我国先民在南海的活动不是一个点、一条线而是一个面，表明我国对南海区域的开发是久远的、广阔的、持续的，并且经营至今。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发现的中国古代钱币，也填补了中国古代钱币在中国海洋空间分布上的空白。
（4）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钱币等文物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需要进一步加强保护、研究和管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广泛散落着大批的古沉船、古钱币等文物遗存，品类十分丰富。如在1989—2007年、2009—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省阳江海域发现的宋代南海1号沉船中，就发掘出8 000多枚铜钱，其中钱文清晰可辨的有4 300余枚，包括西汉五铢、王莽的货泉、东汉五铢、隋唐五铢和开元通宝、五代十国的周元通宝和唐国通宝。绝大部分是北宋的年号钱，年代距今最近的是南宋的绍兴通宝。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由一家德国的打捞公司打捞出黑石号沉船。从该船中打捞出水的中国陶瓷器有60 000多件，其中长沙窑瓷器50 000多件，还有诸多唐代开元通宝等钱币。
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打捞出10世纪的加拉璜沉船，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陶瓷器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元通宝铅钱（背有“闽”“福”字样，为闽国铸币）、乾亨重宝铅钱（南汉）。
目前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古代钱币等文物的调查与研究严重不足，缺乏相关的先进的水下考古技术，有必要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发现的中国古钱币进行专项系统的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和研究分析，以促进对南海钱币等文物资源的保护、研究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