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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这一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范畴甚广，即从古代民族到现代民族都包括在内。比如原始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游猎民族。人们使用较广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民族“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
这种说法大致说的就是广义。狭义的“民族”主要指现代民族，如斯大林于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提出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这里主要强调语言方面的相同或相似、大致相同的生活区域和经济文化样式作为民族成分的尺度，在当时的民族识别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名称认定的主要依据。
在研究人类起源神话过程中，所涉及的“民族”必然以今天的民族识别结果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发展和演进的复杂性，本书所讲的民族必须兼及广义与狭义两种“民族”概念，包括现代民族和民族的最初形式，即氏族、部落、部族。神话中所反映的氏族、部落、部族，虽然后来有一些已经消失，不仅早期的以图腾为称号的氏族已经销声匿迹，就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东夷”“南蛮”“西羌”“北戎”“匈奴”“鲜卑”“女真”等，在现代民族名称中早已找不到它们的名字。有时关于“族”的名称，在古代也存在内涵与外延的许多分歧，如先秦时期有“华人”的称呼，夏朝出现后有了“夏人”的称呼，后来还有对商朝“商人”的称呼，周朝“周人”的称呼，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出现了“秦人”的概念。学界在研究中常常将华人、夏人、商人、周人、秦人等以“民族”称之，但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我们当今研究中所说的“民族”。这表现出“民族”与“国家”或“朝代”的杂糅。有人认为“汉族”的出现即汉朝时期以中原地区的族群主体凝聚而成的群体，源于当时“汉人”的称呼，但严格意义上讲，“汉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有时，即使晚近时期出现的一些特定的民族名称也可能与当今民族的名称所指有一定的差别，正如研究者提出：“明清时期，‘莕’‘僮’二字大量出现在涉及桂东、粤西等地的汉文文献中。‘莕’‘僮’是民族名称，这并无问题，问题是它们指的是哪一民族。如果以为‘莕’都是指瑶族，‘僮’都是指壮族，‘莕僮’连称都是指瑶族与壮族，那是不尽妥当的。”
尽管如此，在神话所叙述的内容中这些“族”的痕迹却明晰可见，并且这些“族”大都初步具备了民族的主要因素，只不过是不很成熟和完善罢了。
若用今天“民族”的概念框定神话中所叙述的“民族”，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与神话密切相关的古代历史，也很难与今天所划定的民族成分对号入座。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说：“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成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至于“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出现得更晚。孙中山在1924年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使用了“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在解释“民族主义”时还提出它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一些民族研究者也针对中国国情进一步阐释了我国民族情况的复杂性，指出：“中国自古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见于史籍记载的族称数以百计，数千年间，往往以不同的‘人’‘民人’‘种’‘种落’‘国’‘部’‘部落’‘族’等来表述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但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这些部落或民族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识别，以至于造成了称谓混乱、族落庞杂的局面。”
如流传于云南省碧江县五区二村哈谷都的一则傈僳族神话说，大洪水后幸存的两兄妹结为夫妻。他们生下了九个男孩和七个女孩，长大后各自出去找对象。结果找着荞子为对象的，生的后代就姓荞，也就是今天的荞族；找狼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狼族；找鼠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鼠族；找鱼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鱼族；找小岩羊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小岩羊族；找羊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羊族；找猪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猪族；找牛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牛族；找马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马族；找绵羊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绵羊族；找玉米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玉米族；找毛虫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毛虫族；找蛇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蛇族；找青蛙为对象的，生下的后代就是青蛙族。该神话在结尾还特别强调说，现在的兄弟民族，都是他们的后代。
为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某一民族的“族源”应该来自人类早期某个特定的原始社会组织，“民族”的生成与发展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如第一个层次是“民族”起源即氏族的起源，这是民族发展的第一阶段。从迄今民族志所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不外乎是指氏族、胞族、部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几种原始的社会组织，其中主要的是部落和部落联盟，有的研究者把这些社会组织称为“原始民族”。第二个层次则是在氏族、胞族、部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成为当今一般意义上的由国家所明确界定的“民族”。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分析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时，既不能等量齐观，也不能断然割裂二者的联系。
观察多民族同源神话不能不联系我国的民族识别。就民族识别的依据而言，正如研究者所说：“中国民族识别的现实依据，一是民族工作的需要，二是民族自觉的要求。”
在民族识别的具体实施工作中则主要依据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即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至1987年，其间经历30多年的时间，经国务院确定了我国共有56个民族，除汉族外的少数民族有55个。而事实上，我国对民族的识别和判定并不是一件可以简而化之的事情，有时需要做大量分析考证的工作，如有的属于政策性的区划，有的则是人力方面的原因造成族属划分的不合实际，还有的个别偏远地区的人群至今没有明确的归属等。针对民族族源神话的分析来讲，对那些更为古老的民族或氏族称谓的关注，更能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如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达400多个，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那么，在具体分析神话中关于民族族源关系的叙事中，就不能完全以今天的民族标准去机械对应，而应该考虑到古代民族的时代性和特殊性。神话中多民族同源母题基于对不同民族的名称认同之上。这样，就涉及对周边与自身相关的民族的一些文化解释。以汉族广泛的包容性为例，尽管研究者对汉族没有提出支系的概念，但是针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汉族来说，若按照我国民族识别中斯大林提出的“四个共同”要素去分析古代乃至近代、现当代的汉族分布情况，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不符标准的情况。单单从语言的角度，汉语中所确定的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及其多不胜数的地方土话，那么，所说的“共同语言”只能是相对而言，尽管有些语言的语音和语法差别明显，几乎不能相互交流，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语言的不同就认为各地的汉族不能统称为汉族。当然，少数民族的情形也与之相似。这说明在任何传统民族之内，同地区因素相交织的各种亚群体很多，这些亚群体在历史传统和现实面貌的若干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
“民族”作为一个外来语，在使用时应该考虑我国国情。如它与“种族”的区别。由于“种族”在一定意义上更为注重“族”的血缘关系，在分析少数民族神话的同源现象时也应该区别对待。有的研究者提出：“种族差别向来具有群体性，只有把整个人群，而不是把个别的人加以对比，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种族差别可以遗传，一般父子相传可长达许多代人。”
根据我国民族发展演变的特殊性和民族识别的明确性，应该使用“民族”的概念，强调的是“社会学”和“文化学”关系。因为“种族”侧重于人的“生物学”关系，故不能作为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族源神话的概念。
我们在分析少数民族神话时，不能割裂或忽视少数民族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文化背景。针对民族名称的表述而言，就有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如布依族是从布依、布育依、布雅依、布约依、布浓依等诸多自称中商定取用“布依”名称，而舍掉他称、史称的仲家、夷家、仲夷、重甲子、水户、本地、沙人等称呼。同时，在汉文表述方面也有文字的音、形、义的不断凝固，如“壮族”取代“僮族”，“毛南族”取代“毛难族”，“达斡尔族”取代“达呼尔族”等。
民族是随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动态发展的。许多民族名称的消失或产生，有的属于民族分化的结果，有的则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还有的是随着民族迁徙而形成新的民族关系等。如民族的分化，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一个氏族、部落、民族分化为两个或多个氏族、部落、民族的情况，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当一个氏族演变为胞族时，原来作为这个氏族的图腾就会分化成多个图腾。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记载了印第安摩黑冈部落狼、龟、火鸡三个氏族的演变过程。狼氏族分化成狼、熊、犬、负鼠四个氏族；龟氏族分成小龟、泥龟、大龟、黄鳗四个氏族；火鸡氏族分化成火鸡、雏鸡、鹤三个氏族。一个母氏族衍生为数个儿女氏族便形成胞族，这是一个分的过程，原氏族的图腾是胞族的总图腾，但新的图腾信仰产生了。
这种情况就造成新出生的氏族、部落或民族一方面会保留一些原来族系的口传文化母题，而另一方面又会为了自身的独立寻找“古老”的依据，进而使原有的一些多民族同源母题发生改变。关于不同氏族融合形成一个更大的部落或民族的情况也是如此，如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认为，“大概图腾未合并之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上述关于图腾的结论提出质疑，但从神话叙事所应用的大量动植物图腾意象看，古代族体的名称的确曾广泛使用植物或无生命物，至于如何确定大小族体图腾名称之间的包含关系，上述解释也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研究多民族同源神话时的“民族”实际包括了现代民族以及民族的较早形式，即氏族、部落、部族。那么“民族起源神话”实际上也包含了“氏族起源神话”“部落起源神话”“民族支系起源神话”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