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民族同源神话资料的使用

神话文本问题历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关于神话文本的范围，直至目前学术研究中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有的认为，神话研究应该使用狭义的概念，即神话指的是原始社会这个特定时期形成的叙事作品，而有的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仍然会有神话的产生，如《辞海》中关于“神话”的定义是：“神话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且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理想的追求。古代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神话极为丰富，许多神话保存在古代著作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历代创作中，模拟神话、假借传说中的神反映现实或讽喻现实的作品，通常也称神话。” 当然，后者已成为典型的广义的神话概念。由于神话的主体形态属于集体口头创作，在它产生与盛行的时代一直都是凭着口传面授代代相传，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减、演化、置换和错移，这种形态的不固定性直到今天也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难题。即使是产生书面文字后口头神话被记录、整理，都已绝非是神话的“原生态”。但这并不是说神话研究可以归为历史虚无，相反，这正是客观现实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因此研究神话所考察的文本，如果只局限于所谓早期文献记载的内容，不仅数量受限，而且解读起来也往往有盲人摸象之嫌，相比之下，在当今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神话音影图文大数据建设背景下广览博取，进而细致分析，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四种存在类型

作为多民族同源关系的专题研究，基本论断必须以具体的神话作品为依据，特别要关注我国目前业已形成或被学界认可的少数民族神话资料。这些神话主要包括如下四种类型。

1．口头神话

口头神话又可以称为“活态神话”。大多数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有悠久的历史，却没有固定的文字形式，神话作品全靠民间口头的形式代代相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21个少数民族形成了本民族文字，还有34个民族没有文字。不仅这些没有文字民族的神话需要口耳相传，即使有文字民族的神话也往往靠口传形式流传下来。这类神话内容丰富，活态传承，既有单一型的短篇，也有复合型的长篇，未被文本加工藻饰，质朴自然的存活样式与民风民俗密切交融。总的来看，这些民间口传的神话虽然具有流传的不稳定性，但在讲述者与受众之间却具有约定俗成的程式性，民众喜闻乐见，有些在生产生活和重大节俗活动中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文献神话

所谓“文献”，现在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的总和。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信息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神话保存和流传的基本手段之一。当文字产生以后，有的民族往往把自己的神话用文字固定下来，于是形成了文献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口头流传的神话一旦用文字固定下来，就会成为文献神话。文献神话可以分为用汉字记录的神话和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神话两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神话基本上都能保留原来神话的主体，具有时间跨度和特定文化背景，使神话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相对稳定的记录。

3．文物神话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些遗产中往往隐藏着丰富的神话因素。如岩画、古代雕刻、绘画、宗教器物等都有神话的印记。

4．民俗中的神话

民俗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生活生产习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习惯，包括衣、食、住、行等大家自觉遵守的共识。特定的民族或地区往往对自己的民俗有较为系统的解释与传承。众所周知，在目前许多民间祭祀、集会等民俗活动中都会包含一些神话的内容。如人们传统服饰中的一些绘画、图案甚至材料的选择，往往都有神话元素参与其中。

此外，许多其他民间叙事体裁也保存着大量的神话。这些民间文体包括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等，也会有许多神话情节或神话元素。

上面四类神话在内容方面可以具有关联性，甚至还可以与其他文类记录或保存的神话母题相互映照。从其他角度讲，上述神话还可以分为原生神话和被记录整理的神话两大类型。就目前研究而言，上述神话形态在具体使用时，只能是以目前整理出的书面文本为主。为进一步利用好上面的四种神话形态，我们可以借鉴叶舒宪在神话研究中倡导的“四重证据”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自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用自己的学术实践倡导二重证据法以来，随着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科技史等新兴学科的西学东渐进程，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神话研究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传统的以传世文献为唯一合法材料的旧研究范式被打破，出土文献及出土的文字材料在罗振玉和王国维之后逐步被现代学人重视。尽管如此，目前的学术界对一、二重证据即汉字材料以外的其他新开辟的文化符号的认识意义，仍显得相对冷落一些。“这些文字以外的文化符号包括田野作业观察到的民间口头传播的活态文化，称为‘口碑’材料或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命名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实物和图像材料，包括考古新发现的和传世的古代艺术品、文物和一切古物。笔者将口碑材料称为‘第三重证据’，将文物和图像称为‘第四重证据’。”

毫无疑问，在神话解读与文化研究中证据越多，就会越接近客观实际。事实证明，在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中要获得如上所说的四重证据，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二）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九种文本

如上所述，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中关于文本的使用是多方面的，涉及具体文本时可以大致划分出以下九种情况：

1．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民间文学类丛书

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ISBN中心出版，各省卷本），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编委会编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16卷本），白庚胜总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知识产权出版社，县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系列的《各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分民族卷本）等。

2．神话作品结集或集成类出版物

这类出版物一般能够集中地反映出某些特定的神话类型的基本面貌。如满都呼主编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谷德明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陶阳、钟秀编的《中国神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姚宝蠧主编的《中国各民族神话》（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2014年版，15卷本），农冠品编注的《壮族神话集成》（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的《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等。

这类出版物还有另外三种呈现方式。①单一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中的神话，如李德君、陶学良编的《彝族民间故事选》，包玉堂主编的《仫佬族民间故事》，尚仲豪、郭九思等编的《佤族民间故事选》，巴图宝音搜集整理的《鄂伦春族民间故事集》等。②某些民间故事家专门结集的作品，如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系列的《黄龟渊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编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等。③单行本作品中的神话。如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编的《苗族古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编的《侗族祖先哪里来》，彝族的《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等。

3．能够进行神话析出的代表性工具书

这类工具书虽然不属于关于神话文本的专题性工具书，但在阐释或说明民族问题时会列举许多具有代表性或经典性的神话。如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编审委员会编的《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吕大吉、何耀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民族卷本），袁珂编著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各民族族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分民族卷本）等。

4．与中国各民族神话有关的学术著作

这些学术著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话文本，但在不少学术论著中会使用具有学术价值的神话，有些甚至是在其他神话载体中难以见到的资料，因此在多民族同源关系研究中有必要对此加以关注。如马昌仪编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那木吉拉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学习出版社2010年版），王宪昭的《中国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杨利慧、张成福编著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等。

5．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及各民族单行本文学史

这类出版物能够以具体的民族为描述对象，对其神话的形成与状况做出相应的描述，可以作为民族族源分析的有益参考。如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攸延春的《怒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荣苏赫、赵永铣等的《蒙古族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其中，据初步统计目前正式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已有37部。

6．未公开出版但具有权威性的出版物

如各省（市、州、县、区）三套集成办公室或领导小组收集整理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市、区卷本），研究机构或各地文化部门编印的地方性文化资料，如陶立、赵桂芳等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印）等。尽管这类成果采用的是内部编印的形式，没有正式出版，但一般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并且不少当年的被采访对象已经辞世，采集者与整理者大都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有些神话文本已成为当今民族族源叙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7．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报纸中出现的神话

如《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黑龙江文艺》《山茶》《陇苗》等。

8．个人田野调研搜集的神话材料

许多神话的生存形态包括真伪，只有还原到民间才能得到更真实的体验，从这个角度看，研究神话与多民族族源关系的内在联系有时需要通过田野调研进一步观察。因此，研究中既会涉及一些学者的相关田野报告，也会包括笔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民族地区采集的各类神话故事，目前已经对45个民族的神话生态及神话文本做了必要的田野工作，如2005年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对拉祜族、佤族神话的调查采集整理；2010年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神话调研；2013年对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藏族和林芝地区的珞巴族、门巴族等民族的神话调研；2015年对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民族的神话调研等。

9．网络神话资料

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时代，学术研究中的信息数字化、网络传播与专题数据库建设已成为学人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源。特别是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日益普及，原来实体性质的图书资料正与新的信息传媒方式联姻，而网络数据资源的日益丰富正在为神话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如中国知网以及中国民俗学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网、读秀网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方性网站等，都能为本专题的研究助一臂之力。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神话广泛流传的阶段，一个民族的神话或者不同地域的原生神话内容上可以不同，形式上可以迥异，但有些母题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母题能否被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要受到后代历史文化条件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那些已经失去神话传播土壤的民族，所以本书在文本的使用方面，主体上以目前公开出版的少数民族神话作品为选本，注重选入作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虽然以书面文本作为口传神话作品研究的对象，有时也会陷入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甚至会违背神话一般不依靠文字传承的原生形态，但任何学术研究的开展都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个研究者若从宏观的视角审视各个少数民族的神话，一方面不可能先学会各个民族的语言作为立足点，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放弃研究目标而缘木求鱼，由于神话语言的神圣性与语境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只能采取“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的借鉴与拿来主义。大多少数民族神话口头形式与具体内容难以通过文字之外的任何资料保存下来，目前只能是面对这些大量的民间叙事的书面文本，这些文本也是特定时期文化工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晶，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反映了该民族神话的面貌。更进一步说，任何研究者对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的复述只能诉诸文字，而不是声音，在多数情况下，一些研究者不得不把记录文本看作“完全的载体”。以书面资料为主体的做法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如前所说，在研究多民族同源神话时并不排除必要的田野调查，二者的有机结合会使结论更合理或科学。

目前所见的各民族神话资料并不十分规范，且在搜集整理以及译介过程中常出现大量的人为加工因素，即使一些常见的概念、名称、细节，也往往会因整理翻译的原因出现误读，如景颇族等少数民族在神话中叙述民族来源时出现的“造物主”或“创世者”，也并非西方或宗教意义上的“造物主”，它只是充当了文化英雄的角色。同样，一些神话中创造世界或创造人类的人物诸如“天神”“上帝”“天皇”“天公”“老天爷”等，其本义也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天神”，而不是后世某个具体宗教所敬崇的神灵。尽管如此，从研究需要看，这些是难以割舍的珍贵资料，应该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应用。因此，一方面要做好资料的核实考证，在比较论证的基础上加以甄别辨伪；另一方面则要深入思考，将大胆推测与合理论证结合起来，进而发掘材料本身的研究价值。 8tf8G8LAk4+79u8LBdHVFWDaxS8enuzp3OG0s45YrcPbmVPbTXxMO5SZAu7X/D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