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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是在人有目的、有计划之下进行的。人们发展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挥其正向功能，促进个人或者人类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人类有目的的教育活动在实践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如愿。一般来说，某一具体的教育活动结束之后必然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正向的结果，即教育结果正如教育者所期望的而且是早已预料到的；一种是负向的结果，即教育结果并不与教育者的目的预设相一致，并非教育者有意如此，也不曾被教育者预料到。这就是教育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本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所介绍的主要是教育的正向功能。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教育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并且在主观上人们更关心、关注教育的积极作用，因而忽视了教育的消极作用。
教育的负向功能的非目的性向我们表明，教育的负向功能不会因人的正当运用而消失。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指出，“在社会结构中，既存要素的反功能后果逐渐积累所形成的紧张与压力，绝非任何社会计划所能压制的”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教育的合理运用只能一定程度地限制或减弱教育的负向功能，但不能消除它。
教育负向功能隐藏在教育本身。它在教育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发生作用，并在教育结果中表现出来。教育活动总是为达到人们意愿中的正向目的，且总是以非常明显的正向功能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教育的负向功能在理论形态的教育中并没有立足之地，它只呈现为一种人们无法预料的可能。只是当某一教育理论在具体实践中，人们主观目的预设与最后的客观结果发生了部分扭曲与变异时，教育的负向功能才得以显现。因此，一般来说，教育的负向功能产生的根源在于教育的具体实践，而教育负向功能的后果最终体现在教育的结果中。
教育负向功能与教育正向功能是同时发生的，一般说来其在势能上小于正向功能。教育对社会和人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并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同时发生、相伴产生的。自古至今，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正是由于教育的正向功能大于教育的负向功能，教育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依照人的主观设计发挥其正向功能。
教育负向功能的强弱依赖于外部环境，在有利条件下趋于增大，在不利条件下趋于减小。这在教育史上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中世纪，一切思想文化活动都围绕着上帝进行，教育以进行宗教观念灌输为主旨，结果使教育沦为宗教的附属品，教育变为极大地束缚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工具。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的解放成为人类所有精神文化活动的主题，在这一主题下，教育充分发挥了正向功能，从而极为有效地推动了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绝大多数情况下，教育目的都是建立在教育的正向功能之上的，一切教育活动努力的方向都是为了实现教育的正向功能。但人们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总会无意识地实施一种看不见的课程，如某种情绪、爱好、态度、价值观等。这种看不见的课程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受教育者也是在无意识中接受的。因此，这种看不见的课程作用于受教育者时既可能促使受教育者进一步发展，也可能会对受教育者产生消极影响。教育的负向功能正是以这种看不见的课程发挥着作用。
教育对社会和个人所起作用的方向并非都是同向的，而是存在不同的组合。对个体发展产生正向作用的教育不一定对社会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同样，对个体发展产生负向影响的教育也不一定会对社会产生负向影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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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A、B、C、D的意义分别是：A：教育对社会和个体发展均为正向功能；B：教育对社会发展为负向功能而对个体发展为正向功能；C：教育对社会和个体发展均为负向功能；D：教育对社会发展为正向功能而对个体发展为负向功能。
思考与交流： 针对以上A、B、C、D四种情况，请结合实际情况分别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教育对个人、社会和教育自身发展的这种消极否定作用普遍地、客观地存在于各国教育的运作之中。有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负向功能问题更加突出一些。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密切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谋求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迫切性，使这些急需“继续发展”的国家难以绕开教育的负向功能问题。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世界发达国家正在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面对新时代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对教育寄予厚望，以期通过教育的进步来促进人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其负向功能也随之而来。
“标准化”体现在外在形式上，最典型的就是班级教学制。这种教学组织形式通常是把一定数量的学生固定在一个教室里，用同样的教师、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教学进度来对待不同的学生。由于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个性、特长、兴趣等各不相同，学校却用一种统一的教育模式来对待千差万别的个体，必然会压抑学生的个性发展。“标准化”体现在意识上，就是学校教育对学生思想的定式。学校教育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向学生渗透社会上的道德行为规范，这很容易使学生顺应社会发展而缺少批判社会的勇气和能力。
现代社会，教育的“功利性”越发突出。以分数论英雄、以升学为目的、以找到好工作为目的、以超越他人为目的的功利性教育严重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使受教育者没有幸福可言。
教育者的性格、态度、教育观念、教学水平、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等都会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如果教育者在以上各方面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偏离了教育本质，必然会对受教育者产生消极影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如果教育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及时更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观念等，那就不能及时跟上时代的脚步，必然会对受教育者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如果不注意实际情况，无限扩大教育规模，特别是高等教育，在增设专业的同时又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必然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加大社会就业压力。
教育的基本使命是传递人类优秀文化传统，使人类的新生一代接纳前人的经验和智慧，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教育在向人类新生一代传递以往智慧精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后人传递着保守的文化因素，阻碍社会进步。
学校教育在“正规化”和相对独立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远离社会。这导致学生跟社会接触太少，毕业后无法很快适应社会。如今，大多数学校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断给学生创造社会实践的机会。
迄今为止，各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教育无不以塑造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为己任，爱国主义教育成为各独立国家教育的基本法则。这样的教育对于本国本民族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教育这一正向功能充分发生作用时，它还有可能产生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产生矛盾。另外，一些宗教人士打着“宗教”的旗号宣传宗教中心主义，导致宗教对立、教派纷争。进入 21世纪，世界热点地区的许多事件是由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它将继续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激化热点地区的固有矛盾，或是使之进一步恶化。在有些国家或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已与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结合起来，这三股势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现代社会，文凭成了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那些具有高学历的人，能够享受高收入、获得高地位；而那些没有进过学校或只拥有低学历的人则被打入社会的底层。而家庭背景优越的儿童无疑拥有更多的接受高一级教育的条件，从而能够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而那些家庭背景不好的儿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则没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由此导致这些人在社会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从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开始，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重大危机。人们发现，学校教育不但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相反，它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分化。这种状况，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表现都很突出。
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即教育和社会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衡，而且这种失衡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以至于有些社会开始拒绝使用制度化教育的“产品”。
一般而言，在社会发展处于相对缓慢的时期，教育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失衡或失衡并不明显；不过，一旦社会发展进入较迅速的时期，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失衡往往变得比较突出。
一般认为，学习并非完全是在学校进行的，人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校外获得的。这意味着社会不应把教育权力仅仅赋予学校。随着社会的变迁，教育在促进个体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呈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在未来社会中，教育在促进个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将和劳动一样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应承认，对未成年人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不是学校的特权，社会不应过分依赖学校，社会应有意识地发挥其自身的教育功能。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不要把教育的权力交给一个单独的、垂直的、有等级的机构，使这种机构组成社会中一个独特团体，相反，所有的集体、协会、工联、地方团体和中间组织都必须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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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迅速摆脱个人、社会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困境，世界各国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并由此导致同样强烈的教育改革意识，变迁与革新精神渗透在这些国家各级各类教育之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教育改革潮流，而这些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出于对教育负向功能问题的关注与考虑。从国家层面来看，宏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中观层次的管理方式以及微观层次的各种教育资源均是确保尽可能减少教育负向功能产生的重要环节。而对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者而言，应该有意识地树立一种全面的教育功能观，并且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遵循教育规律，减少教育负向功能发挥的可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的正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