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钟的神话
——安迪·沃霍尔

图片来源：摄影师史蒂夫·伍德（Steve Wood）摄于1981年法国海滨度假胜地多维尔（Deauville）

一头销魂的灰色假发，标配的“死锅脸”（苍白的肤色外加呆滞的表情）增添了他扑朔迷离的气质，这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艺术家，有着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安迪·沃霍尔。他成功打造了自己独到的艺术生意经：如商人一般做艺术，像明星那样营销自己，因为“生意就是最好的艺术”。这是一个很会偷懒和取巧的工作狂，他创造了一套特别的艺术表现手法：机械重复，用以记录商业社会的种种富贵雍容与金玉败絮；明目张胆地将“拿来主义”贯彻到底，喜欢翻玩名人、名画及超市里的小商品；启用丝网印刷的操作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重复的排比和浮华的着色，极大强化了视觉冲击。“偷懒”的技法并未掩盖其横溢的才华，也没有阻止其成为功名卓绝的“拼命三郎”，一边被人嗤之以鼻、受人诟病，一边却青云直上、功成名就。安迪·沃霍尔身上有各种标签与光环加持：波普艺术的教父、20世纪的艺术领袖、最会赚钱的已逝名人！

艺术家档案

外文名： Andy Warhol

中文译名： 安迪·沃霍尔

别称： 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

国籍： 美国

出生地：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长居地： 美国纽约

出生日期： 1928年8月6日

逝世日期： 1987年2月22日

职业： 艺术家；导演；摄影师

毕业院校： 卡内基工学院

代表作品： 《玛丽莲·梦露》《金宝汤罐头》《可口可乐》《帝国大厦》《蓝色电影》等

创作手法： 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

童年的万花筒

陈丹青：“沃霍尔已经过时了，但他在我们这里尚属未来。”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1909年的欧洲，茱莉亚·扎瓦琪（Julia Zawackey）和欧德赫·沃霍尔（Ondrej Warhola）的相遇结合，可谓是当时艰苦生活中阴差阳错的一段奇迹。出生于艰苦家庭的茱莉亚性格开朗，充满幻想，爱哭爱笑，热爱生活，也热爱苦难，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年仅17岁的欧德赫则有着丰富的探险精神，在卢塞尼亚矿业和冶金业欣欣向荣的时候远走美国，两年之后又回到家乡，带着天真而又实际的想法——希望娶一个单纯善良的同村女子为妻。茱莉亚的父母相中了这位相貌堂堂的小伙子，年轻有为又是出了名的勤快人，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村子里适婚的女孩和女孩父母把欧德赫围得团团转。而茱莉亚呢，这位爱做梦的16岁女孩一开始并不同意这段婚姻，但在他们俩见面后，茱莉亚说：“看在甜品的份上，我嫁给了沃霍尔。”

仅仅是看在甜品的份上？谁知道呢。3天的婚礼充满美好的气氛，一扫苦闷生活的压迫。婚礼结束后，满怀憧憬的新婚夫妇搬去沃霍尔家的农场住了下来。在贫穷的卢塞尼亚，拥有一个大农场的沃霍尔家族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富人”。他们不受规则束缚的天性也遗传给了下一代子女，那淘气、挑衅还有点难以琢磨的眉眼如同复制般印到孩子的脸上。

出生于1928的安迪·沃霍尔是沃霍尔夫妇的第三个孩子，此时沃霍尔夫妇已经搬到了美国匹兹堡闯荡。那个时候的匹兹堡还是一个脏乱的钢铁工业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国移民，尤其是中欧移民。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他们做最苦的工作赚取勉强养家糊口的钱，文化和宗教习俗也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中去。安迪·沃霍尔出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美国的整个大环境按捺不住的萌动即将爆发，商业复苏带来的媚俗和轻浮交织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思潮中，涌入每一个美国家庭。沃霍尔出生后两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沉重地席卷贫民区家庭，食物经常紧缺，妈妈茱莉亚有时候以水和番茄酱做汤，一罐金宝牌（Campbell）番茄汤已算是真正的大餐了。父亲以节俭闻名，家里的餐桌上从不敢奢望会有甜点出现，沃霍尔曾经说过他童年的家是他到过的最破的地方了。

沃霍尔自幼就体弱多病，多灾多难：2岁时得病眼睛红肿得不行；4岁时不小心被卡车撞断了手；6岁那年得了猩红热；7岁就被割掉了扁桃腺；8岁甚至患上了“风湿性舞蹈病”；12岁时则丧失皮肤色素、严重脱发……能活下来已然是个奇迹！这种名为“舞蹈病”的神经系统疾病，病发时双手和面部会不由自主地不断颤抖，让他分别在8岁、9岁、10岁的暑假经历了三次精神崩溃，还让他休学将近一年，同时带给了他苍白的皮肤和稀疏的头发，这也成为他永远无法克服的自卑点。然而妈妈茱莉亚给了他大量关爱，为他提供了电影杂志、彩色漫画、纸质玩偶，这些都影响了他日后的作品风格；他和妈妈每周末去教堂祷告，都会盯着有拜占庭图标的金色屏幕。童年的两大主题——电影杂志和天主教，在那个灰暗低迷的岁月里，构成了沃霍尔童年对图形丰富的感知。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电影工业的盛况以及好莱坞神话逐渐成为对抗经济大萧条的良药。这充满梦幻和奇迹的理想化氛围，代表着一切美好的名词：美国梦、明星、改变命运……电影艺术为沃霍尔打开了艺术殿堂的大门，这使他之后的艺术作品中融合进了明星膜拜情结，好莱坞商业制片和明星制度也为沃霍尔后期的创作体系提供了借鉴之处。光鲜亮丽的好莱坞电影世界是沃霍尔童年的慰藉，他渴望像明星一样出入上流世界，生活在摄像机的闪光灯下。名流派对、纸醉金迷、社会地位，小沃霍尔暗自立下决心，想挤入这个他所迷恋的世界并改头换面，一扫贫困童年所带来的不快。

机会终于来了，在童年孤独的岁月里，沃霍尔仅靠剪贴彩色书籍度日的经历获得了回报，他考入了当地一所艺术学校——卡内基工学院。沃霍尔从来就不是那种为规则所束缚的人，所以在学校学习期间，他独特的艺术思想和颇有个性的作品常让老师同学们另眼相看。也正是在这种与艺术本体的自我对峙中，沃霍尔不断吸收养分，用自己的离经叛道另辟蹊径，慢慢演化出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坚定的信念和脱颖而出的才华让他再也无法忍受小城的封闭，毕业还不到一周，他就离开了匹兹堡，目的地：纽约！

征服者的复乐园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正的安迪·沃霍尔，只需看看我的绘画、电影和我的外表，没有什么东西隐藏其后。”

在神话般的20世纪50年代即将展开的时候，21岁的沃霍尔来到了令人振奋的城市——纽约，带着几幅作品和简单的行李，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这个造梦的地方。初来乍到，他和朋友菲利普·波尔斯坦住在纽约东区满是乌克兰难民的一间破旧“假期民宿”里，满地的蟑螂和逼仄的住宿条件甚至不如他在匹兹堡的家。两个年轻人幻想着成为商业插画师并以此谋生，但安迪很清楚，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沃霍尔带着插画样件四处寻找机会，他纯真、幽默、清新的画风很快脱颖而出。当见多识广的艺术总监蒂娜·弗雷德里克斯（Tina Fredericks）初次见到沃霍尔的作品时，一种难以描绘的感觉瞬间击中了她，当即便出了10美元买下了其中一幅。沃霍尔身上纯真而又难以琢磨的气质，经由画作细腻的线条缠住了蒂娜的目光，她按捺住心头的欣喜，告诉沃霍尔，他这样的年轻插画家她见过太多了，但如果他有鞋子的画，可以在明早10点拿给她看。

第二天早上10点，画便放在了蒂娜的办公桌上。蒂娜·弗雷德里克斯或许也未曾想到，眼前这个面色苍白、略带局促的年轻人将会颠覆画坛世界。

图片来源：https://www.mei-shu.com/famous/25449/

1949年夏末，《魅力》（ Glamour ）杂志刊登了安迪·沃霍尔的首批插画作品，在这8页的附册中，沃霍尔以“成功是纽约的一项职业”（Success is a Job in New York）为题，为《魅力》画了一组插画，画中是一群攀登在成功阶梯上光鲜亮丽的年轻女子。杂志方喜欢他个性的画风、古怪迷人的图案，沃霍尔的坚持终于获得了回报。

《魅力》的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并沉迷于沃霍尔的画作，沃霍尔不凡的才华使他离野心的名利场越来越近，在他翩翩的外表下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抱负，以及作为一名商业插画家应有的天赋。他细腻、俏皮的画作有着现代化的观感，正符合曼哈顿艺术总监的审美，不久，金钱就滚滚而来。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商业插画而被当作真正的艺术品来被大众所接受，沃霍尔需要透过他的画作来对周遭世界做出评价，摆出自己的态度。沃霍尔所处的时代是美国的极盛时期，这个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国家，当时正受着20世纪50年代消费革命的影响，丰富的物质条件带给商业艺术出身的沃霍尔诸多灵感，他认为可以创作出一门反映消费革命的艺术。从此，沃霍尔的商业插画事业开始真正起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作为艺术家出人头地。

美国最大的皮鞋经销商之一——米勒鞋业这时候找上门来，聘请他做品牌的广告商设计师。沃霍尔为这位客户创作了一系列广告画，此后它们几乎每周都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时代和社会版面。他的笔像是带着魔力，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滑稽模仿图案，配着各式墨水和金纸的装饰画，印证了沃霍尔甜美的奇思妙想，又杂糅着充满诱惑力的纯真的小创新。这种非正常的“产品”设计方式一开始令米勒鞋业感到担忧，但很快，蜂拥而至的顾客打消了米勒鞋业的顾虑，肯定了沃霍尔的独到眼光，这一系列的广告画也得到了时尚界和广告界的青睐，从而奠定了沃霍尔的地位。沃霍尔工作高速、优质、守时，在业界得到艺术总监们的一致认同，他总是一遍遍地针对客户的意见进行修改，直到客户满意为止。渐渐地，安迪·沃霍尔被冠名为“鞋界的达·芬奇”。

在广告界，安迪·沃霍尔变成了名人，而他调剂紧张生活的方法就是看各种歌舞表演，在家里他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就只是画画。每当把朋友带回家时，沃霍尔仍然有所顾忌，不敢同房，因为他担心母亲会突然出现。有一天，一位朋友发现安迪·沃霍尔的母亲整夜看着他睡觉，而10年后，安迪·沃霍尔拍了一部名为“沉睡”的电影，是他整夜拍摄一个熟睡男人的记录。

这个时候的沃霍尔已经攀上了社会的成功阶梯，成为一名受时尚界、设计界和广告界追捧，有着高酬劳的知名商业艺术家，人们爱他作品里面不矫揉造作的清新以及微露情色的羞怯。但显然，安迪·沃霍尔想要的不止这些，他意识到，若要实现成为社会名流的理想，必须重新包装和营销自己。

艺术圈里的生意精

“生意就是最好的艺术。”

转眼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这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老一辈的政权被推翻，约翰·肯尼迪入驻白宫，这位干劲十足的年轻总统迫切想让世界听到美利坚的声音，让这个国家坐上世界舞台的头把交椅。美国社会开始以一种迫切渴望改变的理念飞速运转，商业化、国际化、多元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迸发着无穷的能量。

波普艺术（pop arts，pop为popular的简称）就在这种顺风顺水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波普艺术是即时的艺术，在这种艺术形式身上，美国精神与文化得以彰显。波普艺术创作题材通常为日常现实中随处可见的物品，摆脱了沉重的文化负担，通过直面现实的方式去追随大众口味。波普艺术，怀着对当下时空的强烈兴趣和对工业文明的吹捧，将艺术融入生活，其艺术态度开放且易于理解，是一种真正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这种平权的理念也正如美国梦所宣扬的：通过不懈的奋斗就能过上好的生活。艺术中的高雅成分被淡化了，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平民百姓会欣喜地发现，美术馆中也有金宝汤罐头和可口可乐瓶的存在，还有电视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好莱坞明星们，也成了画廊展板上的常客。

沃霍尔经常重复他热爱“所有美国式的东西”，而他所有的主题都是如此彻底而纯粹的美国式：可口可乐、玛丽莲·梦露、浓汤罐头……这些从日常生活中借来的“现成品”，被直白地铺到安迪的画布上，用直接、干净、机械的模式“复印”出来。这种对日常生活题材的实践，始于1959年底的“野覆盆子”画展，展览展出配合烹调所绘的食品。这个主题虽然为安迪赢得了《纽约时报》极高的赞誉，在出版商那却吃尽了闭门羹。沃霍尔只好自己发行并提着装书的黄纸袋上门销售，但结果并不乐观。

为了突破窘境，安迪·沃霍尔必须寻找新的题材以创造成名的机会。偶然的一次机遇，他遇到了画廊主墨里尔，墨里尔告诉安迪她有很好的构想，不过这个绝妙的主意要先付50美元才能讲，于是沃霍尔开了一张支票。墨里尔给沃霍尔支招，让他把视线放在身边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东西上——比如像人们每天都能看到的汤罐头，或者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钞票。

这个建议让安迪·沃霍尔豁然开朗，他还拓展创意，发明了一种称为“印章效果”的技术，以复制代替手绘。具体做法先在一张厚实的不吸水的纸上画好初稿，通过将两张纸对叠的方式确保将墨汁印到第二张纸上，用这种转印方式描绘出一些笨拙的、边界模糊的线条，晾干后在此之上重新描绘一次，或利用玻璃板和防水纸在原画上进行着色创作。这样，原本和复印本，就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妙融合，而这种刻意手绘的叠加像梦呓一般不可控制，每一幅作品亦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一种复杂的引斥运动中，画布的表面看起来既离散又突出。

后来，为了大量制造可以迅速卖出的原作复制品，沃霍尔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机械化生产方式，“丝网印刷”被应时地加入到安迪·沃霍尔的艺术创作中去，这种区别于其他波普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和超前的艺术思想，带给了沃霍尔无限的荣耀与财富。

没错，就是这样，他成功预见并实践了商业社会中艺术所能发挥的最大功效。这种超前的创作理念，造就了安迪·沃霍尔为世人所熟知的标志性风格：日常生活中信手拈来的商业文化符号，运用带墨渍线条，以呈锯齿状的模糊手法来描绘印刷的质感。商品的通俗性撕破了传统艺术高高在上的面庞，肤浅而又日常，这对于当时的艺术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创意，也使得沃霍尔成为波普艺术的领导者。他深谙波普艺术蕴含着对商品价值巨大的挖掘潜力，商品的本质就是复制。他的作品几乎完全摒弃了手工创作的方式，更多地使用流水线制作，这种对艺术的玩世不恭，有沃霍尔对形势变换的清醒认识，同时也彰显了他对“商业是最好的艺术”理念的认同。

1962年，安迪·沃霍尔举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个人画展，作品首次展出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笑话，但其实这预示着沃霍尔作为一名波普艺术家光明的未来。具有机械感的绘画技巧，配上明亮的色彩，画面简洁利落，塑造出一系列“复印”出来的艺术作品——这些都是沃霍尔反复创作的东西。他痴迷于消费文化和日常用品，选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商品进行艺术创作，通过作品，不断探索品牌和市场营销的影响力。可以说，沃霍尔从根本上改变了高雅的纽约画廊风格，把它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百货超市，200个金宝浓汤罐头注定为艺术史划开新的篇章。

作品材质：聚合物涂料、帆布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模型化图像的重复和叠加成为安迪“丝网印刷”系列作品中的首要元素，画面信息没有主次之分，而是用成排大量复制后的商品和高饱和度的色块机械地堆砌而成，特写的镜头和强烈的色彩表达带给观众震撼的视觉冲击感。量变引起质变，重复产生力量，大量的重复排列和生产，瞬间使排场和气场骤增，这种简单、直白、强烈的图式表达让一切奇迹迅速繁殖。

对于这“印刷”作品，艺术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曾戏谑道：“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 沃霍尔的作品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 他的著名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恰与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宣称的“想成为自然”产生鲜明对比。而沃霍尔作品中特有的单调、无聊、重复，所传达的冷漠、空虚、疏离之感，恰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里人们内心情感的映射。

1962年8月4日，在洛杉矶的《金宝汤罐头》（ Campbell's Soup Cans ）肖像展览结束的那一天，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死于服药过度。安迪决定为梦露创作作品，他选用梦露在1953年为影片《尼亚加拉》（ Niagara ）拍摄的宣传照为原型，以丝网印法来纪念这位风靡全球的性感明星。他将人物的脸部简化成了一个面具，同时做了色彩的基准校对，梦露的眼睛、嘴唇、脸蛋在各种背景颜色的衬托下成了重点，细节被强烈而花哨的颜色取代，这便有了著名的头像印画——梦露像。一排排地重复排列，色彩单纯、整齐划一的一个个梦露头像，更强烈地突出了明星的商业属性，尽管被艺评人大卫·鲍登（David E．Bowden）用“浮夸”“近于粗俗”等词进行评价，却并不妨碍它被奉为波普艺术永恒的经典。在沃霍尔看来，人们的生活终将受到以名人为潮流坐标的消费型社会的影响。

基于这种逻辑与哲学，安迪开始大量以丝网印刷的形式进行肖像创作，娱乐明星、政坛与科学名人乃至名画也纷纷被拿来复制印刷。金黄的头发、浅绿的眼影和红艳的嘴唇，他的名人肖像画捕捉了他们的某些特质，大量的复制强化了这种特质，也使人们更容易捕捉和感受，这些画中人越出名，人们也越容易将明星的形象概念化。“丝网印刷”的技法，产生一种异于传统绘画的、怪异的、令人难忘的质感，绚丽的色彩覆盖在无色的照片上，隐透着人物光鲜外表下不为人知的情绪。沃霍尔一系列的丝网画给人物戴上不一样的面具，正像媒体对人物所做的扭曲一样，反映出现代商业社会的空虚与迷惘。这也奠定了沃霍尔作品的两个主题：明星和死亡。

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消费文化背景中的名人们，都有着类似的遭遇：影星伊丽莎白·泰勒面临身体和事业的双重打击；“猫王”艾尔维斯服兵役回来之后，面临着新生代歌手的冲击；杰奎琳·肯尼迪从人人艳羡的第一夫人瞬间成为最著名的遗孀……对于这些生活在大众消费和大众传媒中的名人来说，“过气”意味着另一种“死亡”，大众可以造就他们的辉煌，也能轻易毁掉他们的成就。就连安迪·沃霍尔自己，也曾遭遇过崇拜者的暗杀。

沃霍尔看到了时刻笼罩着名人的“死亡威胁”，同时也看到这种威胁背后潜在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他有意在创作过程中隐藏“艺术家”的身份，区别于抽象表现主义对艺术家个体性的强调，沃霍尔经常和助手一起完成作品，甚至让助手临场发挥。在他看来，艺术家不再是独特的天才精英，而是变身为文化工业中的生产者，在工业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和重复制作，就像那些名人政要一样，真实的自我早已被符号取代，在图像中，他们已经死去。

安迪·沃霍尔，这位在消费社会下成长起来的艺术明星，就像风行世界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与穿透力，看似逻辑简单，蕴含的能量却几乎无坚不摧。与欧洲文化培育出来的冷色系的约瑟夫·博伊斯不同，安迪·沃霍尔无疑是张扬的亮色系，就像展览海报中粉红色的安迪·沃霍尔头像一般，他所代表的就是一定要成为世人瞩目的明星的愿望。哪怕看起来会显得肤浅与招摇，但这确实是在商业社会逻辑中最容易得到认同的一种方式。

1968年在遭遇行刺后获救的沃霍尔变本加厉地爱钱、爱艺术、爱工作，每年会接50~100个人物肖像画订单，到各大城市办展览，还有各种业务：拍电影、做广告、办杂志、制唱片、出版书、客串节目……简直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除了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安迪·沃霍尔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

沃霍尔擅长绘画、印刷、摄影之间的跨界创作，他实践着时代的热情、欲望、野心和幻想；他创造了一个广泛感知世界、实验性世界、平民化世界、非传统经验世界、反精英反贵族的世界；他给平庸添上悲剧色彩，使悲剧变得平淡无奇；他打破了短暂与永恒，打破了手工艺品与批量生产、达达艺术与极少艺术、绘画与摄影、画布与胶卷之间的界限；他使艺术不再为少数人享用而属于普通大众。沃霍尔的行为与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一样著名，且饱受争议。

艺术家们搞怪的背后，是在揭露真相而非现实，或者是一个切肤之感犹如真相的现实。

“工厂”里的狂欢派对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 5分钟。”

1963年对安迪·沃霍尔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租下曼哈顿东四十七街上一个前身为制帽工厂的厂房作为工作室。为了进一步巩固他对艺术技巧和原创性的排斥，他把工作室命名为“工厂”（The Factory）。“工厂”门户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因而很快成为纽约地下文化的“震源”。这个“工厂”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波普艺术品，由几个大车间无间断相连，安迪在这里指挥助手们进行“丝网印刷”的创作和实验性短片的摄制。白天，“工厂”里有人做丝网版画，有人拍电影试镜，有人排练音乐；到了晚上，沃霍尔就和他们成群结队参加城里的各式派对，动辄20多人一起行动。

沃霍尔永远是这里的主角，“工厂”永远是年轻艺术家们的堡垒。

在这个场域里，性爱和药物随处可见，性别认同和变装也不再受到侧目。这种生活就像嗑药一样，随时都处于肾上腺素飙升的状态，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没有什么不可能。以沃霍尔为核心的超大社交派对，与会人几乎涵盖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纽约出没的知名人物——社交名媛、摇滚明星、骚人墨客，当然还有在“工厂”进出的超级巨星。后来纽约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跟“工厂”有过关联，“工厂”成为铜版纸上墨水宇宙的中心。

沃霍尔预测未来，每个人都会在15分钟内出名，这将耗费他们一生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利用媒体来完成自身的改变。而他，安迪·沃霍尔，要帮助这些人完成他们的梦想。

也正是在“工厂”，沃霍尔创作了他的第一批电影。正如他的朋友丹尼尔·布劳（Daniel Blau）形容的，他总是在冒险，敢于挑战完全陌生的领域。安迪的标志包括时尚、派对和艺术等，但始终不变的是，当他觉得做一件事变得很简单的时候，他就会去做别的，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标志。沃霍尔预感到绘画终会过时，热衷于新鲜事物的他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媒介继续他的冒险，电影——这种当时最为时尚的媒介开始进入沃霍尔的艺术生涯。

1963年至1968年期间，安迪·沃霍尔制作了超过60部电影，还有500多部记录他“工厂”访客的黑白试镜短片。他的影片和绘画作品一样，具有很浓烈的个人色彩和辨识度，早期的实验电影如《吻》（ Kiss ）、《雀西女郎》（ The Chelsea Girls ）、《口交》（ Blow Job ）等，题材相当大胆，挑战了不少性别样板片，打破许多对男人胴体的迷信。除了选题的别具一格，沃霍尔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也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影片，他最有代表性也广为人知的一部影片是《沉睡》（ Sleep ）。这部长达八小时的影片将镜头对准一个熟睡的男人，这部催眠式的影片毫无头绪，镜头轻柔地扫过他的脸庞、上肢和腰部，镜头中的男人只在生殖器的部位羞答答地盖着一块布，当这个熟睡中的男人翻身的时候，甚至可以从布料移动的空隙中看到他的屁股，这些看起来仿佛毫无意义的镜头组接起了一个男人熟睡的全过程。沃霍尔把摄像机的原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某些对人体的特写镜头中，割裂了场记和整个人物的概念，拍摄对象完全失去真实感，睡梦中人体的各个局部变成迷人的抽象雕塑，只是随着呼吸的节奏而动。为了更加强调“延续”的美感，以每秒24帧拍摄的《沉睡》，以每秒16帧播放，直截了当而带着暧昧诗意，将实录推到了极致。沃霍尔还导过更让人抓狂的片子——时长485分钟的《帝国大厦》，就是对着帝国大厦的塔尖尽情地拍，安迪把那称为“勃起八小时”……

此时的纽约，是真实独立电影，尤其是“实验电影”或者“地下电影”的狂欢时刻，这里涌动着对旧电影体制的割裂和摒弃，带着新生代的激情，开拓与试探肆意妄为。这个时期的独立电影更为倾向对边缘题材的试探性触碰，沃霍尔将同性恋和对不齿现实的揭露作为主线，带着他另辟蹊径的拍摄手法，在这片肥沃的新土地上大刀阔斧开辟出他作为导演的新天地。

或许越是难啃越是难忘，也越有人信奉，沃霍尔还拿到过《电影文化》的“独立制片奖”。既然人们喜欢消费无聊，那索性就连内容都不要了，沃霍尔选择直接贩卖无聊本身。

“工厂”中走出的缪斯女孩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是美的，那就没有人是美的。”

1965年10月8日，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带着他同样名头响当当的缪斯女神伊迪·塞奇维克（Edie Sedgwick）来到了费城，参加由费城当代艺术馆（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举办的首次回顾展的开幕式。这个来自查尔斯顿市名门望族的漂亮女孩，因为和家里闹翻而来到纽约，她身上混杂着小女孩的天真和女人的成熟，你可以在她身上发现你所幻想的任何女性角色，她是个天生的演员，也是个无药可救的骗子，浑身上下散发着毒药般独特而颇具致命吸引力的魅力。沃霍尔在这个美丽而又病态的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比他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毛病，她注定会成为他精神上的缪斯。杜鲁门·卡波特曾经恶狠狠地断言道：“如果安迪能变成一个女人，他一定想变成伊迪那样的。”

在1964年的枪击案发生过后，沃霍尔几乎从来不单独出门，在有了伊迪后，他俩更是形影不离。伊迪是沃霍尔在“工厂”中的助手，却又像一只难以管教的小猫，不甘心在一处地方久留，这种捉摸不定、若即若离的气息让沃霍尔为之着迷。他企图控制伊迪，像操控所有人那样企图征服伊迪的灵魂，他亲切地管她叫“出租车”（Taxi）。“出租车”穿着超短裙、小女孩的芭蕾裙，“出租车”有收集癖，“出租车”戴着夸张的大型耳环，“出租车”很神秘，“出租车”是沃霍尔的出租车。

这样说来，沃霍尔和伊迪是恋人关系吗？但安迪的性向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他们更像是两个天作之合的“小偷”，贪恋名利场的风花雪月，尽情挥洒着知名度带来的通行证，在世俗的世界里翻天覆地。沃霍尔对伊迪的感情更像是培养，培养小时候的自己，那个在移民区贫困家庭长大的、郁郁不得志的苍白小男孩。伊迪身上有着他童年的倒影，沃霍尔去操控伊迪，或者可以说是去创作伊迪，妄图在精神上扭转他的童年结局。

电影《工厂女孩》，就是安迪·沃霍尔和伊迪·塞奇维克的故事，沃霍尔化身为一个可恨的渣男吸血鬼，而伊迪则是那个楚楚可怜的失足少女。电影根本没有情节，只有伊迪对着镜头说话、聊天，就像现在的访谈、自拍和小视频。他捧红伊迪的方式很简单，拍电影、拍照片，共同在各种场合出现，沃霍尔和伊迪捆绑在一起，成为上流社会媒体争相报道的双人组。沃霍尔深谙塑造明星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曝光率，赞誉无数而批评更多，他不在乎，只一心要把伊迪打造成明星，他的确也做到了。

伊迪成名了，她带着不变的清新和如火的热情杀入当时尚属封闭的纽约上层社会，穿着二手店里淘来的小短裙，在内衣外缠上一圈霓虹灯管，摇曳在名流们虚伪做作的会场中。荣誉与堕落相继而来，伊迪家中的冰箱里开始摆放毒品和致幻剂，她服用致幻剂后和“工厂”中的人们一起通宵开车，在大街上狂奔撒欢，像一团火一般跑进纽约的夜色里，也终湮灭在这深渊中。在伊迪28岁死于吸毒过量后，沃霍尔没有任何表示，又继续塑造他的下一个缪斯女神。这种淡薄的态度不免让人有一点难以理解，怀疑在沃霍尔眼中，伊迪是否只是被一视同仁地视为一个“工厂”中创作出来的艺术品，抑或是，商品？

图片来源：http://www.youhuaaa.com/page/painter/show.php?id=5515

灾难艺术家

“我的作品完全没有未来，这我很清楚。只需几年时间，我的一切将全无意义。”

名利场沉浮带来的自我审视和冷眼旁观社会的态度，让沃霍尔的创作风格愈发阴冷和逼仄，他习惯性地以失望激发新的想象，这种蒙头向前的地狱之行，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也点亮了他的凯旋大道。

“工厂”的存在聚集了很多像伊迪这样迷人的、充满灵气的小可怜，飞蛾扑火般地渴望在沃霍尔这里找到灵魂的归宿。一方面，沃霍尔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般开放“工厂”，给他们自由和放纵的空间，包容着这一切；另一方面，沃霍尔游走在复杂的人群之间，冷漠而又疏离地从他们身上源源不断地汲取灵感。但是，成为美丽放纵、破碎脆弱的人群中的聚焦点也是最容易引火上身的。沃霍尔在1964年遭遇人生中的首次暗杀，多罗西·鲍得勒径直走进“工厂”，从包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来回射击，子弹穿透了四幅创作好的《玛丽莲·梦露》肖像画，所幸并无人员受伤。这四幅具有传奇色彩的画后来被沃霍尔命名为“被子弹穿透的玛丽莲”，并在后来的拍卖中创下了历史高价。

而后在1968年6月3日，沃霍尔又遭到了女演员瓦莱丽·苏连娜枪击，原因是她在当天早些时候向沃霍尔索要自己的剧本《抬起你的屁股》，而沃霍尔声称他已经把它丢弃了。瓦莱丽随后被逮捕，并解释自己的行为是由于沃霍尔“过分控制了我的生活”。沃霍尔在袭击中受了重伤，进行了开胸手术、心脏刺激术才侥幸存活，可以说这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开胸修复手术，重伤的沃霍尔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险些丧命的沃霍尔却没有责怪她，而是同情她的职场失意。

属于嬉皮士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他面前的一声枪响，飞快地过去了。为什么他没有死？为什么上帝让他活了下来？他活下来还能做什么？他的艺术将要走向何方？无数的问题困扰着病床上的安迪·沃霍尔。死里逃生的沃霍尔变得不再相信任何人，枪击案也极大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及艺术创作。死亡的气息一直萦绕在沃霍尔身边，叫嚣着，沸腾着，它灵活柔软，变换身姿，沃霍尔注视着它，以此为创作灵感。“死亡”与“灾难”的主题，就像种子一样始终埋藏在沃霍尔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在枪击案之后，沃霍尔以阴郁的用色和压抑的主题，往美国艺术圈子中投入一个沉重的炸弹，用艺术来唤醒现实生活。

沃霍尔将报纸上报道灾难、死亡、车祸用的图片放大，通过“丝网印刷”进行再创作，一次次地将社会版新闻重现，变成一连串死亡的图景。沃霍尔关心社会，观察社会，但是他不控诉社会，不是在为某一个群体申冤叫屈，也不是在跟哪一小拨人的权力作对。他用这些图像冲击的对象是不分阶层、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我们的每一个人——渴望新闻，容易感动，又容易忘却的特性。

在生命的后期，他对生死的思考，从社会事件逐渐转向了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中不停地出现枪。被枪击的经历，面对枪口劝说枪手但是依旧没有逃过一劫的经历，不停地在他的作品中重现。他在枪口下脆弱地应声倒地，却又奇迹般地战胜了枪击，挽回了生命。

1986年，安迪·沃霍尔完成了他的“最后的晚餐”系列。1987年2月22日，他在睡梦中去世，享年59岁。生命的最后，他一直知道自己的胆囊有问题，但是拒绝再次走进医院，这源于多年前的那次枪击案的后遗症。当他终于被病痛折磨到就医治疗时，却死在了术后恢复的病床上。在《安迪·沃霍尔的哲学：波普启示录》里，安迪·沃霍尔曾这样写道：“在我生命的终点，我要死的时候，我不想留下任何剩余物。而我也不想成为剩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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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看沃霍尔的“最后的晚餐”系列，不免让人遐想，是不是他一直以来挥之不去的对生死的思考，让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将眼光投向了宗教？他最后的作品，和耶稣最后的晚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更深的联结？沃霍尔之所以选择达·芬奇的作品，是不是在那个时刻，想到了自己作为艺术家最单纯的野心——被铭记、被瞻仰、被崇拜？

一颗艺术界的巨星就这样悄然陨落了，但安迪·沃霍尔“15分钟的神话”，必将永不磨灭。沃霍尔式波普，用通俗文化消解艺术的曲高和寡，以“千篇一律”翻转艺术的“独一无二”，无论是作为泛商品化的组成部分，抑或是对消费主义的玩弄揶揄，都留给后人以更自由广阔的艺术世界与讨论空间。

艺术家语录

“我的画面就是它的全部含义，没有另一种含义在表面之下。”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正的安迪·沃霍尔，只需看看我的绘画、电影和我的外表，没有什么东西隐藏其后。”

“我的作品完全没有未来，这我很清楚。只需几年时间，我的一切将全无意义。”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

“好的摄影就是把焦距对准名人。”

“我将去任何事儿的开幕式，包括一只马桶。”

“我不参加葬礼，同样地回避婚礼。我从来不喜欢节假日，我认为节假日是一种病。我不愿意旅行，除非是为了工作。”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一部机器，每个人都应该和另一个人一模一样。”

“我喜欢无聊的东西，我喜欢一样的可以被不断地重复的事。”

“我的画从来不是我所想要的那样，但是我已经习以为常。”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是美的，那就没有人是美的。”

“你仔细想想看，百货商店就是一个博物馆。”

“所有的我的电影都是人为的，我看所有的东西都有虚假的成分。我不知道虚假会在哪里停住，真实可以从哪里开始。”

“我从不阅读，我只看画面。” GzwnJ6qfpt/w5UyYwslsTkn4u9ikh2rrlZCtaLm9X/g2qR1voMXc4SvFFbgqsQ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