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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道格拉斯·凯尔纳、尼克·史蒂文森和戴安娜·克兰等人提出“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的概念之后，在我国，近年来由于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体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学术界对于媒介文化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甚至有人认为媒介文化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以往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并不被重视的媒介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学术界对于媒介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些学者、学校对媒介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展开了有意识的思考。潘知常、林玮主编的《传媒批判理论》较早地对西方传媒批判理论做了仔细梳理，该书从“传媒作为文化世界”“传媒作为权力世界”“传媒作为文本世界”“传媒作为游戏世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西方传媒文化理论的发展，试图通过对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介绍，推动媒介文化研究在国内传播学界的开展，以“推动批判理论的研究进入传播学学科本身，从而打破实证学派在传播学科中的一统天下，并且在积极汲取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传播学学科建设”。
黄旦、邵培仁、隋岩、陈卫星、吴飞、陈龙、吴予敏、曾一果、蒋晓丽、蒋原伦、刘海龙等学者更是有意识地对媒介文化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媒介文化”一词开始被学者广泛使用。在《传媒文化研究》中，陈龙认为大众传媒代表了一种新型文化，从“作为文本和文化的媒介”的观点看来，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传媒是文化，这不仅仅因为电视、报刊、畅销书、网络等大众传媒在今天已侵占了我们的闲暇／私人空间，并且生产和复制我们每天消费的大部分文化音像符号，还因为大众传媒代表了一种新型文化，它所建构的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众传媒本身也就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媒介文化”作为一门课程正式进入了大学课堂，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和暨南大学等都开设了相关课程。陈龙的《传媒文化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之一，蒋原伦的《媒介文化十二讲》是“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蒋晓丽的《传媒文化与媒介研究》和吴予敏的《传播与文化研究》也都是高校研究生的教材，这些都显示了媒介文化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其次，学者们认真讨论了媒介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蒋原伦认为媒介文化是“一种文化的分类原则”：“它强调的是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强调的是媒介形态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则不同的媒介导致文化沿着不同路径演进。”
这个概念强调了媒介对于当代文化的决定性作用。鲍海波则从当代文化转向的角度理解媒介文化，她认为媒介文化体现了当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向，这种文化转向使得媒介文化拥有了自身的一些基本属性，即“具有无限复制的奇异性、不可扼制的商品性与审美现代性统摄下的审美性”。
於红梅则从构成角度分析媒介文化的概念，认为其包含了以下三方面内容：①运用传媒技术；②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从事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③经此而展开的意义建构的活动和过程。
於红梅注意到学界在讨论“媒介文化”概念时忽略了媒介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特征。
我国学者在讨论“媒介文化”概念时都强调媒介文化出现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当代文化的转向——从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再从大众文化转向媒介文化的趋势。在蒋原伦看来，对媒介文化进行研究意味着对当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当代媒介文化不仅包含过去的精英文化，也包含新兴的大众文化和各种新媒介文化；媒介不仅包含各种各样的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而且也包含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私人文化和公共文化、全球文化和地方文化等。
最后，我国学者在思考和讨论媒介文化现象时，特别强调从批判的和本土的立场思考媒介文化问题。陈龙在《传媒文化研究》一书中也强调了批判视角在研究传媒文化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传媒文化形形色色，既包含不少优秀文化，也有许多低俗文化，所以研究者应该站在一种批判的立场审视“传媒文化”。我国学者在讨论媒介文化时，还特别关注媒介文化的本土化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像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中国传播学界一直受困于两条彼此对立的研究路径——本土化与国际化。这两条路径各自以中国为本位和以西方为本位展开论争，迄今也未找到双方视角的交汇点”。
吴飞、戴元光、陈卫星、吴予敏、邵培仁、刘海龙等人纷纷围绕着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欧阳宏生特别注意到媒介文化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他认为过去本土的媒介文化主要致力于“服务于政治和社会利益，塑造国家集体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中心”。
我国传媒学术界一些学者们关于媒介文化理论和现象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们意识到了媒介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也看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就整体情况而言，我国的媒介文化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不得不承认，媒介文化的一些重要理论都来自西方。近年来，我国传媒学术界译介了许多相关的重要理论典籍，但是对于各种西方媒介文化理论源流以及发展尚缺乏深入仔细地梳理、考察和甄别，许多人往往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地用一些西方理论解释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现象，一些文化阐释和文化分析牵强附会，并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实际情况。这就有必要深入、系统地梳理西方媒介文化理论，弄清楚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来龙去脉，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和中国不断涌现的媒介文化现象。
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长期占据着传播学科的主导位置，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对经验主义研究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并没有撼动经验学派的霸权地位。我国传播学科的发展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早期传媒研究倒是以批判学派为主，因为在我国早期进入传播学领域的大多是一些人文学者，他们多有哲学、美学和文学的背景，所以他们也自然地以人文视角对待传播学科。不过，这样的现状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经验主义研究迅速占据了主导位置，批判性的传媒研究日益被边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进步，但也导致了“唯经验至上”的媒体研究潮流，在这种研究范式的主导下，传媒研究日益沦为政府、大公司和商业财团的附庸，仅扮演为它们提供信息咨询的角色，传媒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和意义被忽视，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认识批判理论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第三，就今日中国而言，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各种新的媒介文化现象不断涌现，如网络空间中的“喊麦”文化、“佛系”文化、短视频文化等。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大量涌现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思考和研究，而且也提醒人们，已有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已经跟不上形势，需要根据新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情况发生转型，特别是中国本身是新媒介文化现象大量涌现的地方，一些新的媒介文化理论也可能应运而生。当然，一些经典的媒介文化理论依然值得关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较早进入媒介研究领域的多是人文学者，他们多有哲学、美学和文学的背景，习惯于以精英主义的眼光对待各种新旧媒介文化现象，认为它们是“文化垃圾”。但其实无论是旧有的媒介文化现象，还是新媒体文化现象，它们本身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代表着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因此，我们需要打破传统人文主义者仅用美学眼光评判当代媒介文化价值的研究取向和狭隘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在跨学科、跨媒介和跨文化的视阈下，建构多元包容的媒介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