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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一系列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英国社会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变化，一种新的文化和思想氛围在威廉斯所说的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浪潮中到来了。
雷蒙·威廉斯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站在英国社会变迁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威廉斯看到了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发展对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他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中比较早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学者之一。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漫长的革命》《传播》等著作中，威廉斯大量讨论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思考社会变迁对于大众传媒及其文化的影响。
威廉斯的传播文化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播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二是对传播理论的研究；三是对电视媒介的研究。威廉斯考察整个英国文化的过程中特别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在思考印刷品、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时，他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大众传媒放在英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探讨了报纸、出版物、电影、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如何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展起来。在威廉斯看来，有两股主要的力量相互作用，促进了大众媒体业的发展：大众消费和现代科技发展。这两股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发生。具体而言，他认为传播本身是民主化、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纸、电影、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就根据不同需要依次发展起来，复杂多变的流动社会增加了对新兴大众媒介的需求：
报纸迎合政治与经济讯息的需要；照相为社区、家庭与个人生活所需；电影与摄影拿来满足好奇心与作娱乐之用；电报与电话主要是作为商情的传输，间或用作传递重要的个人讯息。就在这些复杂不一的传播形式之间诞生了广播。
不过，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发生，需要时间，新媒介往往是在旧媒介发展过程中产生。雷蒙·威廉斯详细讨论了每一种媒介的发展历程，思考推动其发展的主要社会动因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例如在谈及广播发展时，威廉斯指出，军事的用途和有声电信技术上的发展，以及“一战”之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繁荣，是广播得以迅速发展的主因：“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尤其是一九二三年与一九二四年，主要工业国家，从美国、英国、法国、一直到德国，都突破了这个技术上的瓶颈。到了一九二〇年代行将结束之时，所有工业生产都急剧扩张，新种类的器械不断推陈出新。”
雷蒙·威廉斯不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还从理论上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了总结。他在界定传播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传播观念，他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不仅仅是传输（trans-mission），还是接收和回应（reception and response）。在一个转型文化中，巧妙的传输会对行动和信念的一些方面产生影响，有时甚至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混乱中，整体的经验将会再次发挥作用，并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大众传播通过适应某种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方法，曾经取得过成功；但是在遭遇一种经过深思且业已成型的经验，而非混乱不定的局面时，传播的输送遭到了失败，而且将会继续惨败。”在这里，威廉斯批评了美国“魔弹论”等经验主义的单一传播观，强调传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还是一个传播者和受众间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之上，威廉斯提出了自己的传播观——共同体理论。他认为在考察各种传播现象时，必须注意到传播是服务多数人的，是在多数人共同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任何关于传播的理论都应该是共同体理论：“大众传播的践行者求助于他们称之为科学的改善方式，也就是说，求助于应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零星知识。注意到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关于传播的任何真实理论都是关于共同体的理论（theory of community）。大众传播的技术，只要我们判定他们缺乏共同体的条件，或者以不完整的共同体为条件，那么这些技术就与真正的传播理论互不相干。”
由此可以看出，民主观念深入了威廉斯的内心世界，他之所以提出传播共同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那种由少数人控制的大众传播形式，那些由少数人控制的大众传播在他看来其实是“少数人以某种方式对多数人进行的剥削”，共同体的传播理论正是要打破这样的传播观。当然，威廉斯是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待传播现象，他的共同体理论来自他的共同文化观。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等论著中，威廉斯就文化与社会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看到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其实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那一代的某种共同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往往难以说清楚，但是每一个在这种文化中的人都能够体会到。威廉斯使用了“感觉结构”（feeling-structure）来描述这种处于某一个时代人所能细察到但又无法言说的共同文化意识，这种“感觉结构”往往是这个时代人互相沟通的重要途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但我认为在所有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中，感觉结构的拥有的确到了非常广泛而又深入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沟通和传播靠的就是它。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它似乎不是通过（任何正规意义上的）学习来获得的。每一代人都会在社会性格或是一般文化模式方面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并获得相当的成功，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在这里，最明显不过的是，变化中的组织就好比是一个有机体：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以往前追溯），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这可分开来描述），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和新兴的大众传媒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今天各种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共同的文化观念上：“共同文化在任何层次上都算不上是一种平等文化，但是共同文化永远都需要生命存在的平等，否则共同经验将失去价值。对于参与任何文化活动的任何人，共同文化都不能加以绝对限制；所谓的机会均等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抱有信心，是因为他认为在工业化、民主化社会中，工人阶级文化将会发展成为所有人的共同文化。威廉斯的传播观颠覆了美国经验主义“传递信息”的单一传播观，倡导传播是不同人之间的平等交流媒介，有学者已看到威廉斯的传播共同体理论与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公共领域”理论存在相同之处：
在英国的传播理论中，对作为“公共领域”的传播的指望，完全是顺着威廉斯的这条线索而来的。虽然人们现在更喜欢使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术语，但是在内涵和外延上，威廉斯的经由传播的文化共同体的理念丝毫都不逊色，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正是修正威廉斯所批评的“支配性传播”的武器。
威廉斯在传播与媒介文化理论上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即他对电视媒介的深入研究。从1968年到1972年，威廉斯在BBC的《阅读大众》（The listener）周刊按月撰写电视评论，后来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威廉斯完成了《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对新兴的电视媒介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书中，威廉斯探讨了电视发展的背景，比较了欧美电视制作的差异并提出了“流程”的电视媒介理论。我们说威廉斯在探讨某一大众媒介发展时，总是将其放在社会和现代传播技术变迁的语境下加以考察，在考察电视这种新媒介时，威廉斯认识到科技发展对于电视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电视与收音机发展情形差不多，传输与接受的技术条件都先于内容而出现：“而内容中重要的部分，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只是科技进展下的副产品，而不是凭空独立形成的。为了要说服人们购买彩色电视机，‘彩色’节目才相应问世。”
这与英尼斯、麦克卢汉等人的媒介观有点类似，均强调媒介技术的决定性作用。不过，一向重视社会和文化作用的威廉斯并没有单单强调技术的作用，相反，他强调文化和社会结构本身在新媒介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要。他说：“我们应该谨记在心，投资在特定的社会传播形态的资金既然是如此高昂，就会相对出现复杂的机制，以各种金融组织、特定的文化期许、与特定的技术走向，箍制此一社会传播形态的发展。”他认识到文化、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才导致新媒介的产生。在探讨电视媒介的时候，威廉斯提出了著名的“流程”概念，他认为“流程”是电视节目编排的最大特点，他强调不能将电视节目看成“时间上先后出现的随机组合”，而应该是“事先安排的流程”：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节目，并不是由分立不相连属的影像组成；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计划性流程”，而不再只是预告刊行的各个节目单元。这个有形的节目表，另外也包含了无形的节目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节目表已经整个改观了，各种自称单位的系列性节目，由彼到此，犬牙交错，真正的流程，真正的“广播”，从此就出现了。无分商业或公共电视，日复一日，新的行头加入了播出阵容。
而这样的流程在威廉斯看来，不仅被“事先安排”，每个节目从构思到最后播出都是“流程的一部分”，脱离了这个“流程”，电视节目就无法存在，而且这种“流程”化的电视节目安排影响着观众的收视习惯，最终也为大众所接受，大众很难觉察出这是一种刻意安排：“很多人察觉到我们竟然很难说关机就关机；一次又一次，即使我们原来只是要看某个特别的‘节目’，我们还是会一个接一个地看下去。现在电视流程的组织方式，不去刻意强调换幕，反倒是强化了我们这样的习惯。就这样，在还没有来得及鼓起力量跳出座椅之前，我们‘进入’了某个状况，许多节目的制作对此了然于胸，也据此制作节目：在开始的几个档头抓住注意力，然后一再重复地保证，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刺激的还在后头。”
这种流程构成了电视与电影等其他大众媒介的差别，不过，威廉斯认为现在一些电影也在向电视学习，通过“流程”吸引观众。威廉斯的这本著作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他十分关注美国和欧洲电视的差别，指出在英、法等欧洲国家，现有广播制度体现了资本家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在美国，广播制度控制在商人手中，商业力量操控了一切，“从一开始，广播大众在他们眼中，也只不过是广播市场竞相角逐的对象而已”。
在这里，雷蒙·威廉斯其实又回到了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以一种批判眼光看待美国和英国的电视媒介。他认为电视在讨论政治的过程中虽然看起来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电视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公共论坛，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电视中，公共论事的过程其实“是由中间人来‘代表’我们的。哪些事件上电视，什么样的决策，甚至要看到什么样的回应，都是以一种有备而来的中介形式进行。虽然没有人选出广播业者，这些回应是被当成了‘我们的’代表所商定的……更何况电视内部有一套作业，有选择性地决定了什么是平衡与多元的意见，使它不折不扣地垄断了民众的反应过程”。
电视遮蔽了真正的“民意”。针对这种情况，威廉斯提出观众应该另辟蹊径（如通过请愿、游说和示威等）来传达他们的观点、声音和立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威廉斯传播思想的深邃，他既看到技术在大众媒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又强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层面上认识不同大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他既将大众媒介看成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公共空间，同时又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大众媒介遮蔽了民众真实的声音和观点，他倡导一种为多数人服务的共同体传播理论。在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威廉斯的传播理论特别是“传播共同体”理论，对人们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戴维·莫利是霍尔的学生，他原来是社会学出身，因为想做“关于媒体对于产业冲突的报道和表现的博士研究”，最终与霍尔等人联系上，成了霍尔领导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体研究小组的一员。在媒介文化研究方面，戴维·莫利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受众与电视媒介的关系；二是深入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的关系；三是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传媒研究。
与威廉斯、霍格特以及霍尔不同，社会学背景使得莫利对媒介文化文本背后的受众以及社会和物质基础更感兴趣。不过，正因为如此，莫利自感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属于“边缘人”：“早先受到的社会学训练使我感觉自己处在文化研究的主流范式（无论是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的边缘，因此，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认为我的论述带有过多的本质论（essentialist）或简约论（reductionist）色彩。在我看来，我所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将文化与传播置于它们的社会和物质背景下，进而分析它们的过程。对我而言，更令人担心的是文化研究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趋向，这种趋向使得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完全游离于它们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之外。”
不过，也正是由于社会学出身，莫利看到了霍尔等人文本化研究的缺陷，他努力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带入文化研究中，其关于“物质性”话题的讨论已然成为今天文化研究的主流。在研究英国电视节目《全国新闻》时，莫利便将实践研究贯彻到电视节目研究中，努力考察在具体的家庭物质环境中，家体成员如何通过具体的媒介实践活动接受电视节目，建构以家庭媒介为核心的家庭与社会认同关系。莫利强调，人们在接受媒介文本的意义时，必须要考虑其周边的各种社会和物质环境：“在探究文本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它接触到的话语和周围特定的环境，还有这样的接触如何重构了文本和话语的意义。接触到的话语（知识、偏见、反对等等）不同，重构的文本的意义也不同。受众用自己的话语理解文本，因此文本的重构取决于受众的话语。”
结合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焦点访谈等研究方法，莫利对受众的解码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他的研究弥补了威廉斯和霍尔等早期文化研究者人文主义和文本主义研究的不足。
莫利很重视媒体文化研究，在《传媒、现代性和科技》（Media，Modernity and Technology）一书中，他专门用一章讨论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这两个学科发展的脉络、边界等问题，重新思考了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关系。莫利回顾了自己是如何出于对媒体研究的兴趣，从社会学研究转到文化研究领域中，而在那时文化研究其实还未成为一门大家所公认的学科。不过，莫利认为英国的媒介文化研究出现得比较晚，缺乏像德国那样的理论思考：“传媒理论在英国是一个新近出现的东西，在英国的学界中，过去一直存在比较浓厚的实证主义传统，对理论存在相当的怀疑态度。在过去的二十年，英国的‘左派’学者们开始对欧洲大陆理论有比较多的介入，特别是对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介入较多，而对德国的相对少一些。”
莫利指出，在英国，传媒研究主要受到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本研究的影响，之后文化研究才进入了英国传媒研究领域。
除了关注媒介受众，莫利认为了解媒介技术发展史对于认识传媒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他强调要将媒介置于具体的科技发展环境中加以考察，而不仅仅是讨论媒介本身：“就媒体研究而言，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于怎样通过确立新的研究对象使这个学科积极有效地回应科技的革新和发展。具体而言，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媒体研究者应该摆脱过去那种完全以媒介自身为中心的理论框架，进而把关注焦点调整到影响媒介存在和发展的具体问题上来。只有这样，媒体研究才不会脱离媒介所处的不断变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脉络。”
由此，莫利进一步提出要借助跨学科的视野去研究传媒文化，他强调其自身正是因为有了跨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确立了独特的媒体文化研究特色。
莫利在思考文化研究与传媒文化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肯定，即他尝试建立一种“‘去西方化’（de-westernized）的媒体和文化研究格局”，
作为一个英国人，莫利自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对西方文化本身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批判性和反思性。他强调要有“换位意识”，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重新看待“现代性问题”，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成规。他说：“面对一张世界地图，我们总是习惯那种从右往左的空间阅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很自然地假定为从‘古老的东方’到‘现代的西方’。实际上，这种忽视‘西方社会’的内部差异性而将其笼统地视为一体的观念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
现代化理论往往贬低其他族群，将西方看得高人一等。但莫利认为如果换位思考，人们就会发现其实“西方以外的社会也是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形式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现代化’这个概念并不一定与某个特定的人种、民族、国家或某些暂时的地点有必然联系”
。莫利以新加坡、日本等地为例指出，在文化和经济上，新加坡等新兴国家其实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传统的欧洲国家，放眼全球，欧洲本身不过是一个“地方”而已，要了解欧洲，许多时候还是要从“地方”入手，才能够看清楚欧洲自己的问题。莫利还通过考察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希腊，指出有些文化是很难区分“什么属于西方文化，什么是属于东方文化的”。莫利对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