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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汉诺·哈特在讨论媒介文化在美国发展状况时认为，在美国，“传播研究就在一种社会科学的功利主义氛围中发展，这种社会科学强调秩序，偏爱真实社会问题的语境，把复杂的理论问题搁置一边，以便研究从传播行为到媒介结构的经验主义现象。按照戈尔德纳的论断，传播研究代表‘一种功利主义文化的社会科学，它总是倾向于无理论的经验主义；在这种经验主义中，问题的概念化具有次要地位，主要的经历用于计量、研究设计、实验设计、抽样或方法。’”
芝加哥学派便是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大本营，杜威、帕克等人提倡实际经验的重要性，对于新兴的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他们也更多地认为是“传递信息”，这种实用主义的媒介观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传播学科的发展。
但跟后来占据绝对主导位置的经验主义媒介研究不同的是，杜威等人的媒介研究与其社会学研究目标一致，均有浓厚的民主参与和社会批判意识。他们不仅认为传播主要是“传递信息”，也认为传播是调和美国社会冲突的工具，是意义的共享。在进步主义和改良主义观念支配下，他们对报纸等大众媒介怀有热忱，希望借助它们改变美国社会的不良风气，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文明。
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用“清教精神”和“新教伦理”概括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清教精神”是理想主义，强调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强调进步、理想，“清教徒订立了契约，它要求人人按规定的楷模生活”，其代表人物是乔纳森·爱德华兹。“新教伦理”则强调工作、勤奋，讲究实际利益，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贝尔说，在富兰克林的词汇里“关键的术语是‘有用’……他发明了新式火炉、建起一座医院、铺设街道、组建城市警察，因为这些都是有用的项目。他相信上帝是有用的，因为上帝奖善惩恶”
，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就是追求民主理想和讲究实用主义。美国传播学科的发展便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精神和进步观念，同时强调该学科的实际效果和应用价值，重视为商业和市场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等人的行政和功能主义研究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
提到实用主义不得不提约翰·杜威，杜威是20世纪以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和米德、库利等人开创了芝加哥学派，其实用主义哲学主导着美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也深深影响了美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杜威强调哲学对社会的实际功用，注重人类经验与哲学的关联。在《哲学的改造》的开头，他在开头就强调了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经验也是哲学的起源：
人与下等动物不同，因为人保存他的过去经验。过去的事在记忆里还可以重新经验过。我们今天做的事并不是孤立的；每一件事的周围，隐隐约约地都是一些和这件事相类似的过去经验。下等动物的经验一过去就没了；每一件新动作，无论是施是受，总是孤立的。人的经验却不然；每一事里常带有过去经验的回响与追念，每一事常使人想到他事。因此，我们可以说，禽兽住的世界只是一种物质的世界；而人住的却不仅是物质的世界，乃是一个充满着符号与象征的世界（a world of signs and symbols）。一块石头不仅仅是坚硬碍人的东西，也许是一个祖宗的墓碑。一派火光不仅是暖热燃烧的东西，也许是家庭生活的一种标识；不仅是烫手伤人的火焰，也许是我们最爱护的家庭炉火呢。这种区别，人与禽兽所以不同，人文与天然所以大异，只是因为人能记忆，能保存他的经验。
杜威强调经验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人类一切文化和艺术，包括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乃至幻想和神话都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杜威批评那种不切实际的、空洞的“理想主义”，他认为任何观念都和经验相关。他以电报、电话等大众传播媒介为例，指出人类的许多发明虽然看上去是观念和妄想，但这些观念和妄想其实都会在经验世界中变为现实：“观念成了一个立脚点——人根据这个立脚点去审查现在的事变，而且看看其中有无东西能暗示远距离的传达怎样实现，有无东西可以用作长距离谈话的媒介……一个幻想，一个愿有的可能，而渐渐成了实际的事实发明继续下去；最后我们有电报，电话，其初用线，以后就不用任何人造的媒介。具体的环境顺着人所欲望的方向改变；环境不但在想像上理想化，并且在事实上也理想化了。理想，因它的被用为观察，实验，选择，组合具体的自然的作用之工具或方法，而成为现实了。”
在杜威看来，各种各样的观念就是这样，在实际的经验操作中一步一步成为现实，而哲学的首要功用就是将经验加以合理化。杜威希望哲学能够有用于社会，参与社会改造。现代社会在杜威看来是一个“团体社会”，个人是团体中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相互传播、交流和合作才能为每位个体增加“福利”。在这里，杜威特别强调了“传播”和“共享”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社会是许多结合，不是单一组织。社会意义是结合；大家合拢从事于共同交际与动作，以期将任何种可由共历而增广稳固的经验得更圆满的实现。所以，有多少可由互相传达，共同参与而增多的福利，即有多少的结合……一个福利被人自觉地实现的情境并不是暂现的感觉或私人的嗜好之情境，乃是共享交传的情境，即公共的，社会的情境。就是隐士也与神人冥契；就是守财奴也爱伴侣；极端利己的人也要一帮的喽啰或某个伙伴共享所得的物品。普遍化即是社会化，即是把共享福利的人之面积与范围扩大起来。”
由上面可以看出，杜威不仅强调经验对于个体的重要性，而且更看重经验在团体中的价值。实际上，杜威批判和反对极端的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他认为个人与团体在社会中应该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共同体”。在这点上，我们看到杜威与雷蒙·威廉斯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契合性，他们均重视团体和共同体对于个体的意义。丹·席勒也指出，杜威对传播科技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即将传播视为“社会共识的推进器”，
不同的社群和人们通过传播共享知识、兴趣和利益。詹姆斯·凯瑞在讨论杜威媒介观的时候也强调了这点，他认为，杜威其实很重视将传播视为一种具有“仪式功能”的活动：“杜威的著作所展示的才华来自他对传播这两个对立观点的研究，传播是‘最奇妙的’，因为它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把人们连接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接下来的这段引言反映了这种力量，也反映了他最终对传播的仪式观的强调。”
因而，杜威的实用哲学不仅是具体的、经验的操作，而且包含了他对人类社会的期望和理想，他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理念，与后来传播学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理念有天壤之别，他渴望看到世事与哲学、科学与情绪、实在与理想、经验与理性、逻辑与道德的互相融合，而不是相互对立。他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理想的事情上衰弱，是因为智慧与热望分裂。环境的压力强迫我们在我们信仰与行为的日常琐屑上向前走去。但我们更深的思想与欲望全是转回头看。到了哲学与世事的途径合作，把日常琐屑的意义弄得明白而一贯，科学与情绪将要互相渗入，实行与想像将要互相抱持。诗与宗教感情将成为不待强迫而开的生活之花。去促进这个对于现有的事变趋向之意义之表白与披露，正是过渡时日的哲学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哲学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实用哲学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哲学而已。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另一位开创人，与杜威一样，米德强调经验对于个体的重要性，认为个体自我本来就是“产生于经验”。不过，米德也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认为个人并不能直接经验他自己，个人经验来自社会经验，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产生于社会经验。当一个自我产生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自身提供了它的社会经验，因而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但是无法想像一个产生于社会经验之外的自我。”
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米德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互动理论”，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中，个体通过与他人进行互动、合作和交流了解自我，而人们的交流又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反过来，个人发展也与共同体的发展密切关联，个人要了解自己，也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哈贝马斯在讨论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时也指出，米德在讨论自我或者说个性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个性和自我的社会化过程：“显然，个性也是一种社会产生的现象，这种社会产生的现象是社会化过程本身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脱离社会性的残存的需求本性的表达。”“他的出发点是，通过语言交往媒体形成同一性；并且因为自己意图、愿望和感情的主观性绝不能脱离这种媒体，所以‘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自我和超过自我必须由社会化同一过程中形成。”
无论是“主格的我”还是“宾格的我”，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米德阐发了一种交往的伦理学的基本观念，强调了一个共同体对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个人作为一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成员社会化；同样地他们将具有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具有两种相互补充的方面，即普遍化的方面和特殊化的方面。一方面，他们学习按照理想主义条件成长的个人在一种普遍主义关系范围内确立方向，就是说，独立自主地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学习确立他们与所有其他道德行动主体相同的独立自主权，以发展他们的主观性和独特性。米德认为，这两种东西，即独立自主权和自发的自我实现的力量，每个人都有，这些人通过普遍的讨论参与革命作用，摆脱了习惯的、具体的生活关系的束缚”。
在讨论人们如何互动交流时，米德甚至提出了类似“意见领袖”的观点，他认为在人们交流过程中，团体领袖的意见有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团体领袖将一盘散沙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
偶尔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能比其他人更多地理解过程中的一个行动，他能把自己置身于同共同体中所有群体的关系中，共同体的态度尚未进入共同体中其他人的生活。他成为一个领袖。封建秩序下的各个阶级互相之间如此隔离，虽然它们能在一定的传统环境中行动，却不能互相理解，于是便可能出现一个个体，他能理解群体其他成员的态度。那种人成为极其重要的人，因为他们使各个完全分离的群体有可能进行交流。
米德还特别强调传播媒介在帮助人们互相交流、促进社会共同体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们报导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与杜威一样，站在建立理想的美国民主社会的角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其实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些有许多共同的社会利益组成的共同体，任何社会发展必须以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而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个人应该有意识地参与社会变革，促进社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最终建构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的理想，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想或最终目标，是达到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使得所有人类个体都具有完善的社会智能，以致所有社会意义都同样反映在他们各自的个体意识中，以致任何一个个体的动作或姿态的意义（凭借他采取其他个体的社会态度对待自身并对待他们共同的社会目标或意图的能力，由他实现并表达在他的自我结构中的意义），对于对它们作出反应的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一样。
在杜威和米德的身上我们看到，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并非简单的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民主观念、社会情怀和共同体意识，他们对美国社会充满理想和热情，希望通过个人和团体的实际努力，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改变社会不良风气，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健康美好，从而建立一个重视个体参与、人人平等、富有秩序的共同体世界，这个共同体世界既包括个人生活的家庭、社区，也包括整个城市和国家。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创办于1893 年，是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20世纪20年代，该系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社会学家，除了杜威和米德之外，还有R.E.帕克、E.W.伯吉斯、R.D.麦肯齐等人。20世纪20年代正值美国城市蓬勃发展之际，芝加哥学派将目光投注到城市身上，对城市里的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这些学者之中，R.E.帕克是灵魂人物。帕克是杜威的学生，早年做过新闻记者，他长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可以说是近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在帕克看来，城市不仅是由许多单个人、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话等各种事物组合起来的结合体，而且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
帕克接受了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的观点，将城市看成是人类文明的场所，集中了人类的文明形态。在帕克身处的时代，人们还不怎么关注城市，帕克提醒人们要更多地关注城市问题。帕克仔细考察了城市中的邻里关系、社区报纸和移民现象，探讨了城市的工业和道德状况、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的气质和环境问题。帕克特别注意社会变革对于城市人社会关系的影响，他发现随着美国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的社区习俗、情感和邻里关系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教堂、学校和家庭——在大城市中，人口很不稳定，同一个家庭中的父母与孩子可能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做工，而且工作地点相距很远，许多人在大城市中互相毗邻而居，但却几年之中甚至素不相识，在这种环境中首属团体的亲密关系削弱了，基于此种关系的道德结构秩序也逐渐消逝了”。
由于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解体，城市犯罪和不文明现象相应地增多了。而为了控制城市里日益增多的犯罪行为和不良习惯，帕克看到，新的社会控制手段产生了，那就是通过法律、监狱、宣传、教育和舆论来控制社会。例如，通过宣传，让政府所做的一些事情为民众所知道，政府的效力就得到了民众的认可。而“舆论”在社会控制中也是很重要的：“舆论，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在以次级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中，已经成了十分重要的手段形式。大城市就属于上述类型的社会，在城市范围内，每一个团体都需建立起自己的环境，当环境条件稳固时，道德秩序就会朝适应这些条件变化。次级团体以及常常表现为习俗和舆论的城市时尚，并不明显地表现为道德的形式，而且会成为社会控制的支配性力量。”
哪些机构能够控制、启发和利用社会舆论呢？帕克提到了报纸等新闻事业在这方面的巨大作用。在帕克看来，报纸是“城市范围内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公众舆论正是以报纸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
帕克的传播观接近拉斯韦尔等人的观念，认为报纸最主要的功能是“传递信息”。帕克做过多年记者，还曾与杜威策划创办一份反映社会的新兴报纸，在芝加哥学派里，他对于报纸尤其是移民报纸的研究无人能及。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中，帕克对美国的移民报刊做了详细介绍，通过深入研究，帕克意识到报纸不仅具有传递信息和社会控制的功能，而且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到美国后创办了许多使用母语的移民报纸，这些报刊将移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移民们在这里找到了共同语言。正是通过移民报纸，移民们能够维系彼此关系和保持自己的族裔身份认同。当然，移民报纸在这里还发挥了一个更大作用，那就是提供各种有用的资讯，帮助移民融入美国这个新的、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
欧洲裔农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报纸：写的是他们感兴趣的事情，用的是他们说的语言。他们在这里第一次形成阅读习惯。报纸使他们与他们的共同体——主要是他们的族群——的当下思想和当下事件建立了联系；该族群的兴趣一方面融入祖国，另一方面融入更大的美国共同体。
所以，移民报纸不仅“传递信息”，更是建构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共同体”的传播媒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谈及美洲早期移民报纸时，就特别强调报纸在建构新的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加拉加斯（Caracas）的报纸以相当自然的，甚至是不带政治性的方式，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这些船舶、新娘、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想象的共同体。”
帕克也看到了这点，并指出报纸还具有启蒙作用，培养了许多移民的阅读习惯，提高了移民群体的智识水平。另外，帕克强调移民报纸在维系移民共同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移民融入“更大的美国共同体”中，这是移民报纸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帕克发现，“仅仅是定居和受雇，移民就对美国的事件、习俗和观念产生了兴趣，为了‘过日子’，移民需要熟悉这些东西。外文报刊必须刊登美国新闻来满足其读者的需要，这样一来，它们就加快了将这种个人需要转变为对美国的普遍兴趣的发展”。
移民报刊的主编也都宣称，他们的报纸不仅是传播新闻，帮助移民融入美国环境的媒介，更是向他们翻译和传输美国方式和美国理想的途径。结果，经过移民报纸的宣传和灌输，移民们很快就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变为“美国人”了。
帕克深怀平民主义意识，他积极评价了报纸在当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批判，强调报纸媒介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在他看来，报纸不仅可以传递信息，而且启蒙了社会大众，打破了少数人的知识特权。通过报纸，普通人可以更好地思考“现实生活”，看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学到许多新知识和新文化：
通过通俗报刊这种媒介，原本是少数人特权的“学习”，也可为大多数普通人所拥有。与现代科学的首次接触产生了广泛的智识激荡，新思想引发了冲击，犹太人生活的整个框架被打碎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其中更有热情和智识的那些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至少向普通人提供了一种观点，他据此可以思考现实生活。社会主义使血汗工厂成为一个智识问题。
帕克甚至高度赞扬了社会主义报刊的文化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报刊通过对生活的批判，让所有人特别是底层大众在报刊的栏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社会主义报刊不再单单地是教条主义的喉舌，它还成为一种文化工具。所有个人的、人类共通的、实际的问题都在它的各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在普通人生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
在这一点上，帕克浓厚的底层情怀和社会主义倾向显示了他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威廉斯、霍格特等人的媒介文化观是很接近的。
从杜威、米德和帕克这三位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来看，他们虽然都强调实证，但是在进步主义和改良主义观念支配下，他们对报纸等大众媒介怀有热忱，希望借助它们改变美国社会的不良风气，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文明。美国学者丹·席勒在讨论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传播观念时指出，杜威等人将传播视为调和美国社会冲突的工具，强调传播是“意义的共享”，这些想法过于理想主义，因为杜威等人并没有具体说清楚人们到底如何共享意义：“有人将意义的分享神圣化，这也仅是宣布，这个理念相当鼓舞人心。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意义‘全部可以’分享；同时，即便意义可以分享，分享的社会方式可能也难以计数，一端是实用主义者的最大偏好，是彻底的、非正式的合作，另一端是具有强制与胁迫意义的教化。另外，我们还得考量，人们对于一个概念可能无知，无动于衷或敌视。人们在‘传播过程’中分享的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分享，这些都是引发深刻议论的课题。这样看来，一方流于夸张，将传播概念限定为意义分享的能力，同时认定这个概念不容置疑，并且加以系统化地夸大；另一方却又认定社会的孪生现实是结构冲突与支配。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将这两种概念调和于传播领域本身呢？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实用主义者毫不提及这个问题，甚至避开这个问题。相反，他们采取另一种做法，假设有一种超越一切，以及先验存在的合作式传播；他们从这个假设出发，发展社会关系。”
但正是出于理想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情怀，使得杜威等人的实证主义传播思想与后来传播学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传播思想有了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