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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引入我国以来，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日益渗透到社会学、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并逐渐改变这些学科的研究格局，其自身也日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进入20 世纪之后，随着全球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除了对西方经典文化研究理论的深入考察之外，本土性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媒介、新文化现象正成为文化研究格外关注的新热点。
立足于当下对伯明翰学派经典文化理论和代表性人物思想的“重访”“重返”和“再解读”是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学者经典回顾的重要路径。通过“重访”“重返”和“再解读”，学术界希望能够对威廉斯、霍尔、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人的文化理论和思想有一些新的发现。
徐德林的《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是近年来深入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的贡献在于从知识考古和系谱学的角度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展开了重新梳理。通过仔细爬梳，该书不仅重新阐释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理论的独特价值，而且还特别对被忽视的卡迪夫学派文化理论和莱斯特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徐德林看来，贝舍尔、霍克斯等人以卡迪夫大学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The Cardiff Institute of Commu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为大本营的大众文化研究其实跟伯明翰学派一样都强调“现实介入路径”，注重选取“通俗／大众文化作为关注对象”。只不过卡迪夫大学因为地处偏远而遭遇了文化遮蔽，这使得伯明翰学派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卡迪夫学派遭遇遮蔽，不仅关乎伯明翰学派在学理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与它在文化地理上偏处大不列颠边缘——威尔士——不无关联。”
这一论述无疑对人们重新认识英国的文化研究谱系有很大帮助。虽然福柯、波德里亚和巴特等人的思想一直广受重视，但在我国，对法国文化理论的整体研究却是相对薄弱的。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学者开始对法国的文化理论和思想展开了整体性的考察。例如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和复旦大学哲学系都有一批人专门致力于法国理论的系统研究。通过他们的研究，布尔迪厄、德·赛都、波德里亚、德勒兹、德布雷的文化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阐释。
西方文化理论兴起跟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李艳丰在《重返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一文中也是以“重返”之名，对葛兰西的文化政治理论进行重新评估。她指出，正是受到葛兰西等人文化理论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逐步摆脱了阶级革命和经济政治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上层领域的文化革命，从而形成了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视，最终使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演变为知识界的文化批判、艺术批评、大众文化研究等学术行动，文化政治模式代替了阶级革命模式。”
除了回顾和重审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文化现象，并试图通过对本土文化的实践和思考，建构出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文化研究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陶东风和周宪等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个案的研究》等文章中，陶东风不仅详细分析了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背景，而且也深入反思了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与中国本身的大众文化实践之间的“错位现象”，他认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诞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回应西方大众社会的文化问题而产生的，其诞生语境、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批判目标等等，都与中国的大众文化存在错位”。
因而在他看来，一味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十分有害。陶东风希望能够回到发生现场，通过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本土化研究，丰富和发展文化研究理论。他自己则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作为研究个案，深入思考当代流行文化与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以及新启蒙文化的关系。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生地粤港澳地区的本土化实践，陶东风强调文化研究要走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研究范式，建构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周宪也从文化研究本土化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实践的系列个案进行深入考察。例如在《王广义的中国波普艺术图像学——以〈大批判：可口可乐〉系列为分析对象》一文中，周宪深入探讨王广义所开创的“政治波普”是如何将本土性的“文革”图像与西方商业文化的图像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独具风格的中国当代波普艺术图像。而周志强在检讨30年间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时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到了必须告别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范式的时刻，继而开拓新的批判意识基础之上的急迫行动的理论和思想”。
这种“紧迫性幻觉”其实是主张和呼吁文化研究重新“介入现实”，当然，周志强对文化研究的期待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曾一果在《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落地生根的必要性。
重新审视、评价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切实拓展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不过，在讨论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未来时，朱国华等人也指出，“思想的原创性”的缺乏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研究与西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距离。
除了回到中国本土研究之外，近年来，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开始关注西方之外的整个亚洲文化研究图景。亚洲文化研究受到了汪晖、王晓明、陈光兴、罗小茗等人的青睐。在《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一书中，罗小茗认为“亚际”的概念在文化研究界虽然并未深入人心，但是在中国崛起，亚洲和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的语境中，思考何谓“亚洲”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和流动现象十分频繁，理解中国或韩国的某些文化现象就不仅需要放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语境中加以思考，也需要放在全球和亚洲的文化交流语境中加以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流动，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无论是早先的‘哈日’‘哈韩’、如今印度电影在中国院线的傲人战绩，还是中国游戏业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渗透，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与文化之间相互牵制、彼此支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使得当代的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再是一国之内的事业，而势必隶属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基于既有的体制磨合而成的一套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庞大的国际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一方面使得‘丧’和‘小确幸’这样的命名，通畅地流动在亚洲文化圈内，引发新一轮的商机；另一方面，这些命名也经由这一机制，在流通过程中被持续地填充、改写和进一步传递扩散，引导不同社会状况里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状况，做出判断和思考，遥相呼应。至此，如何把握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年轻人的力量、视野和新的可能？对于这一点，‘亚际’的‘彼此看见’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解释框架？”
罗小茗认为这些凸显了“亚际”研究的价值。
随着全球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体、新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具体而言，我国的当代文化研究界正围绕着“视听文化研究”“数字与新媒介文化研究”“文化记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和“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研究”等前沿议题开展丰富多样的学术思考和研究。
新媒体的日新月异让视听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文化研究》2018 年第2期就开设了“视觉影像与城市空间”“视觉凝视与主体性”两个专题，集中讨论视觉文化问题。曾一果、霍胜侠、杜安等学者围绕着视觉与城市、视觉凝视的主体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刘涛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 年第11 期发表的《图绘“西医的观念”：晚清西医东渐的视觉修辞实践——兼论观念史研究的视觉修辞方法》一文是视觉文化研究结合中国问题的典范，该文通过对《点石斋画报》等材料的视觉修辞分析，探讨晚清西医观念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视觉之维，该文强调，考察晚清西医的话语观念及其合法性过程，不能忽视图像的生产及其视觉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一直很少受到重视的“听觉文化研究”（Sound Studies）近年来正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议题，不少学者都开始探讨现代听觉对于人的主体性建构的意义。周志强的《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王敦的《当人文研究遭遇“听觉”课题：开拓中的学术话语》、曾军的《转向听觉文化》、王缨子的《何以走向听觉文化》、刘欣玥的《“邓丽君热”文化研究：私人经验与现代听觉变革》等文章围绕着声音文化、听觉文化展开了大讨论。这些讨论虽然存在着很大分歧，比如周志强倡导恢复声音文化，反对“听觉中心主义”，而曾军和王缨子都强调“听觉中心主义”日渐形成。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文化研究有一种朝着听觉文化研究转向的发展趋势。
新媒体时代数字文化和各种各样新媒介文化的蓬勃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杨国斌在《转向数字文化研究》（
Turning to Digital Cultural Study
）中不仅介绍了数字文化的基本概念，而且指出当代新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也有转向数字文化研究的趋向。他还认为数字文化涉及的领域及其范围，“视觉文化、抗争文化、网络视频、博客、微博客、手机、客户端、数字劳工、数字鸿沟、隐私、网络审查、监控、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网络公共参与、游戏等等，从媒介和传播的生产、流通、到消费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应有尽有，都在数字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内”。
《文化研究》2018 年第2 期也专辟“数字人文研究”专题，发表了陈静的《数字人文知识生产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突围》、但汉松的《朝向“数字人文”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路与反思》等文章，对“数字人文”发展的问题开展了深入思考。这几篇文章都看到“数字人文”研究有助于提升人文社科研究的精确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但也意识到“数字人文”研究也可能出现将数字人文归约为“计算”和“工具”的现象。
另外，近年来，媒介文化研究已经逐渐从以电视电影和报纸杂志为主的传统媒介文化转向对网络小说、微信、电子游戏、网络短视频等各种新媒体文化现象的关注，关于新媒体文化研究的各种论述很多，值得关注的有邵燕君主编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一书，该书探讨了各种各样的流行网络文化。
文化记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这些年在文化研究热的推动下成为新兴的前沿领域。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等关于记忆的理论研究受到我国学者重视。我国学术界关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政治记忆、社会记忆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实践也深入开展起来，一些著作因为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广受关注。例如，周海燕关于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集体记忆研究颇受好评；赵静蓉则从理论层面对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她特别探讨了日常生活的记忆、流动社会的记忆和身份、创伤记忆等各种记忆的理论问题。
在众多关于记忆理论的学术思考中，“创伤记忆”是当代记忆理论最受关注的话题。在这方面，李红涛和黄顺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合作的《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对人们重新理解南京大屠杀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以历史为经，以不同的媒介场景为纬，深入探究南京大屠杀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过程，揭示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政治与记忆文化”。
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陶东风、胡疆锋、曾一果、马中红、陈龙、陈霖、邵燕君等人在亚文化研究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陶东风与胡疆锋主编的《亚文化读本》、胡疆锋与孟登迎等人翻译的《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编译的《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理论图景。
在我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实践中，胡疆锋的《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表征与透视》、朱丽丽的《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陈敏的《青年亚文化批评话语研究》以及马中红和陈霖的《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都代表着我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朱丽丽的《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一书从“数字青年”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的视角探讨新兴的数字媒介对青年人以及文化的影响。在朱丽丽看来，“数字空间是独特的文化空间，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决定了其使用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行为和文化”。
在对各种亚文化的研究中，《探索与争鸣》所组织的关于微信文化、“佛系”文化等新媒介文化现象的圆桌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圆桌讨论认为这些新兴的文化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和身份政治。
在全球消费时代粉丝文化大行其道，有关粉丝文化的研究也一直长久不衰。《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推出了“粉丝文化研究”专题，“紧扣当前中国偶像工业和粉丝文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分析了传统追星的新变，以及由此展露出的中国青年的情感处境”。专题中，高寒凝的《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分析粉丝大众如何借助社交网络以虚拟化身与虚拟实在（偶像）之间建立某种想象性的“虚拟化亲密关系”；林品的《偶像—粉丝社群的情感劳动及其政治转化——从“鹿晗公布恋情”事件谈起》探讨粉丝如何在网络空间的互动中激活双向情感劳动，合力构建粉丝社群的情感共同体，并探讨这类粉丝社群共同体的情感劳动如何被主流宣传机构、跨国娱乐资本和文化工业及其代理人收编。
文化记忆、数字文化、新媒介文化、口述历史、赛博空间等比较新颖的文化研究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研究均涉及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身份认同和转换问题，涉及当代文化的一些新趋势，这些研究议题和领域的拓展显示了我国文化研究正在朝着纵深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