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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介以视觉性见长，它将人类的想象从文字王国中解救出来，带入丛林原野。文化的现代传播也因此失去文字逻各斯的庇护，进入由收视率主导的商业法则，呈现于可视化准则之中。
新世纪以来，电视文化节目在眼花缭乱的节目类型中脱颖而出，成为娱乐化热潮中一道清新的风景，尤其是2017 年，全国省级以上电视台新播出39 档文化节目。这些节目在获得“绿色”高收视率的同时，掀起“传统文化热”，传播和弘扬了人文精神。目前学界主要从文化生产、编排方式、社会功能等层面进行研究，但对贯穿其中的电视语态少有关注。电视语态是指电视媒体叙述的方式、风格形式，包括视听元素、表述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呈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语态特征，从2000年前后的《读书时间》《百家讲坛》，再到如今大热的《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文化节目的语态经历了从教育语态、故事语态到融合语态的演变过程。
宣传功能是我国电视媒体的重要功能，在电视发展早期甚至出现“宣教式”语态，即“上传下达，传播者高高在上的支配性语态”。
这种语态以单向度、灌输的话语特征为主，要求导向正确，进行政策方针的宣传。该语态影响新世纪初期的文化节目的表达方式、节目结构与内在精神。例如《读书时间》《子午书简》等节目在内容、表达方式和节目形式等方面表现出的精英化倾向、教育式语态的特点。
首先，在节目内容的选择上，倾向于经典的传统解读。准确地讲，该阶段的传统文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认知话语和启蒙资源，传播话语也是以基于民族的宏大叙事和传承价值取向为主。
具有代表性的是读书类节目，以经典的、富有文学性的作品为底本，以严肃的学术讨论贯穿全程。比如节目《读书时间》选取《荷马史诗》《诗经》《周易》等经典作品进行阅读与传播；《子午书简》则涉及诗歌、美文等，都以传统的文化意义呈现为正轨，引领观众读好书、品好文。此类节目是精英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内容的选择上尤其注重经典性、严肃性和规范性，跟娱乐节目的生活化、搞笑的内容拉开距离，呈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其次，在表达方式上，教育语态具体表现为节目主体的文化阐释。比如，主持人的“朗诵腔”、文化知识表达的“说教气”。主持人在保留早期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基础上发展出“朗诵腔”，这种表达风格讲究语调优美、韵律和谐、抑扬顿挫，跟严肃的内容表达相契合。例如，《子午书简》介绍作品时多使用长句、复杂句，除了在语言上富有哲理和诗意，更表现出学理性很强的书面化语态，即把隐喻性的书面语言直接移植到电视节目表达。文化主体的语气和叙述的态度充满了“说教气”，体现出浓厚的精英色彩。改版前的《百家讲坛》更是如此，主讲人多为颇有名气的学者大家，长期置身于学术话语体系中，其表达方式讲究专业严谨，难免陷入施教窠臼。
最后，节目编排形式上，侧重听觉，忽视画面的潜能，有声而无画，导致节目“观看”沦为“听节目”。具体来说，多设置朗诵、书评、演讲等环节，讲究朗诵的艺术感，演播厅多为一书架、一椅子，嘉宾保持同一姿势置于画面中心，画面缺乏动感。主持人、评析人与观众之间鲜有交锋，缺乏戏剧化冲突。例如，《读书时间》以读书、评书及专业知识的讲解为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作品朗诵、专家学者的演讲或讲解是最主要的传播形式。总的来说，节目还是以“读”为编排节目的主要手段，画面制作缺乏美感和动感。
所以说，新世纪早期的文化节目过于注重文化教育、思想启蒙功能，电视传播也没有充分挖掘电视作为视听化媒体的特性。单向度的节目编排和文化传播，深奥的内容和说教式语言风格使得这类节目呈现“教育式”传播语态特征，并因专业化和学术化而无法进入大众视野，导致电视文化传播局限于少数观众，无法全面提升公众文化内涵。
故事是符合人性的，它用感性的方式实现人们的认知功能，深度契合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和情感结构，是人们文艺记忆、成长历程的重要策略。人们喜欢看有故事性、情节性的节目，而观众的趣味是节目内容和理念不断更新的重要参考。因此这个阶段的文化节目倾向于选择富有话题性和趣味性的故事题材，对经典故事的改编、奇闻轶事的演绎、野史秘闻的窥探都在其列。相比于之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功能诉求，这时期的题材选择更注重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提供一个好故事。趣味的解读和通俗化表达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节目的内容、形式也更新奇、更符合人们的接受心理，体现了电视节目人本精神的回归。
最典型的案例《百家讲坛》，因遵循了这种规律而成为当时的“现象级”文化节目，它是考察21世纪初文化传播与知识分子转型的重要现象。节目首选有故事性的文化内容，或将严肃的历史文本用“故事化”的手段表现。常见的手法有从遣词造句入手，在节目的题目上加入奇闻、怪谈的字眼，将原本枯燥无味的主题包装成令观众好奇和感兴趣的形式：“疑案”“揭秘”等。此外，与社会上的热点联系起来拓展文本，提升文化故事与热点这一伴随性文本的意义生产空间。主持人的开场白引入社会热议的话题或者讲一个故事带出当天节目的主题，这不仅一开始就让观众进入轻松的情节或氛围，还体现了与受众的互动意识。梁文道主持的《开卷八分钟》以时事热点作为开场白的形式广受欢迎。湖南教育台的《湖湘讲堂》，讲解人通过纵横捭阖的故事情节分享湖湘文化，其中《纪连海：晚清名将左宗棠》系列中，纪连海凭借跌宕起伏的讲故事风格，讲述晚清名将左宗棠从一个失意的落榜之人到苦苦支撑晚清危局的统帅的经历，将他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把他的军事生涯讲得有声有色，让观众有身临近代中国激荡历史的感觉。在内容上纳入故事文本，使言语的表达更加活泼灵动，文化节目严肃的话语体系开始有了新的拓展。
“故事化”更新了一整套话语体系，表现在大众化、平民化的讲述方式上。这表现为摒弃单一的“读书”模式，形式上更注重灵活性、趣味性，结合故事文本用“调侃”“讲故事”的方式营造平民化的基调。故事语态的文化节目跟脱口秀有相似之处，脱口秀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有趣，语言极具感染力。《百家讲坛》台上的嘉宾对历史故事侃侃而谈的同时，跟观众有一定程度的交流和互动的对话模式，更具亲近感。此外，在这个阶段的节目中，主讲人或嘉宾大量使用“大家会发现”“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就说说”等表述，强调的是“大家”“我们”而非“我”，用一种对话、平等的方式改变了以往节目自说自话、高高在上的姿态。有趣和亲近的讲述方式是电视文化节目的重大改革，节目集文化、学理、趣味于一体，兼顾文化和娱乐。
故事语态还有其独特的时间机制。故事语态要求文化节目在情节营造上注重设置悬念和制造冲突，以突出节目的戏剧化效果。节目在时间分配与注意力争夺中实现独特的时间叙事。这表现为在整个叙事中用悬念和冲突将节目分割为一个个连贯的小故事，让节目跌宕起伏，使观众保持对节目内容的兴趣。即便本质是枯燥无味的文化性、历史性内容，也能够给观众带来生动有趣的观看体验。《百家讲坛》的做法就是如此，节目制作“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 ～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
。每个节目内容设置一个总的悬念，这个总悬念一般是该讲座的总纲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再辅以多个小悬念，如明十七帝疑案、秦可卿之死、揭开狮身人面像神秘的面纱等。这种叙述结构使叙事变得环环相扣，让观众欲罢不能。
所以说，故事语态以轻松、快乐、故事等“软”形态的产品，实现参与文化生产、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硬”价值，让“快乐”成为文化融合的助推力。文化节目不一定要束之高阁、曲高和寡，尊重人们的观看喜好，发展出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就能将注意力这一稀缺的资源吸引过来，引发全民关注文化发展这一当代命题，提升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2015年以来，大量原创节目和传播创新使得文化节目成为传媒热点。《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经典咏流传》等节目在文艺性题材的基础上，借鉴综艺节目的模式，融合娱乐、真人秀、社交等元素，呈现传统文化在教育语态、故事语态、娱乐语态、社交语态等语态上的融合。融合语态是在多元化的媒体时代和人们的观看需求多样化的环境下产生的，区别于前期风格鲜明的节目形态。现今的各类电视节目加入了真人秀节目和娱乐节目中的综艺元素、娱乐元素，文化主体也从单一的群体走向多样化。节目不再囿于严肃的文化表达，而是打破文化与现代人的审美形式和文化认知的障碍，将文化引入观众的日常媒介消费生活中。可以说，各类节目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呈现多种类型节目融合发展的特点。
首先，在节目结构上，教育语态和故事语态的融合成为基本结构。区别于前一阶段过度追求故事化引发的启蒙焦虑，本时期的节目以人文艺术题材为基调，以分享故事、文化传播与价值引导为节目重心，故事与文化价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两种语态共同构成节目的形式与内核。故事性几乎贯穿整个节目流程，即从内容到文本、参与性、背景及后期的故事性设计。其区别单一语态节目的地方在于，教化表达隐藏得更深，往往通过人物背景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朗读者》在文化呈现、文化体验之余，回到历史现场回味书信主人身上的故事和经历，使蕴藏在书信中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被展现出来。比如在《朗读者》第11期的节目中，通过外交官安文彬回忆自己在香港回归前夕斡旋，为争2秒而谈判16次的经历，带领观众重温了激动人心的香港回归，让人们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日子里，对中华民族的峥嵘岁月有更深切的感受和体会。文化节目避免对故事的过度迷恋，选择以故事来解读文化的生成背景，让观众在嘉宾个人的生命、情感经历中感悟文化的深层内涵。
其次，在节目话语上，娱乐语态越来越影响文化传承。所谓娱乐语态，是指在节目中运用娱乐的风格、话语方式，比如用明星化、表演化等手法来表现内容。文化表达有理性范式和叙事范式两种，前者认为只有专家或权威才能呈现和辨别正确的论据，而后者认为任何具备一些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好故事的重点，并判断其作为信念和行为基础的价值。后现代社会传媒消费活动中的理性范式弱化，中心主义、反权威主义，专家、知识分子等传统理性范式机制在文化生产与体验中让位于文化叙事。娱乐语态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主体的转向，即主讲人由知识分子转为明星艺人。之前学者、专家是节目文化的主导性主体，比如易中天、阎崇年等，都是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型而来，与文化具有天然的联系。目前较为常见的形式是“知识分子＋明星”结合共同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知识分子注重阐释，明星的表演和出场为节目新的解读方式和娱乐因子，如《国家宝藏》主持人是影视明星张国立。在节目《见字如面》中，明星用“表演”的方式阐释书信，表演者的身份让他们更善于把信中的感情和冲突演绎出来，情感渲染更加到位。如第1期节目中女演员归亚蕾朗读蔡琴写给前夫杨德昌的信时，其注满了情感的演绎加上现场悲伤的音乐，使得这个爱情故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经典咏流传》中，古诗词被谱成现代歌曲，由明星传唱而成为受追捧的流行歌曲，比如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杨洪基、王晰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谭维维演唱的《墨梅》等。有趣的是，这种融合中渗入了多种价值，比如由乡村老师梁俊改编而成的《苔》，这本是清代袁枚的诗作，在原文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语境，把山区小孩的境遇和希望寄托在歌词中，“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其坚韧的精神和生命力直叩人们的心扉。节目在传播传统文艺的同时，还为现代文化提供了一件文化作品，让崇尚教育、奋斗不息的主流价值得以传播。无论是明星演绎书信，还是把古诗词改编成现代歌曲，都是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娱乐元素结合起来，创新文化表达的方式，使话语表达、人物、故事回归于日常生活。这契合了现代文化形态和人们的心理结构，是电视文化节目传播的重要突破，也是文化实现当代发展的新机遇。
最后，在接受层面上，社交元素融入语态，拓展了传播的效果链。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下，用户思维主导了一系列变革，文化节目创新性地发展出了“社交语态”：电视文化节目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中进一步得到传播与讲述。这种新语态是基于用户的需求和新媒体使用习惯而产生的，是基于一定的社交关系，在同一个话题中参与、分享和互动而产生的话语形态。新媒体的赋权打破了电视媒介和观众之间的隔阂，观众不再满足于坐在电视机前被动地接受电视的单向传播，文化节目也积极地通过社交网络跟观众形成互动交流。
一方面，电视文化节目积极建设新媒体传播矩阵，推出视频客户端，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号，或入驻社交媒体（头条号、抖音），以此来加强宣传、同步节目信息。节目请来的明星艺人在微博上也有极强的号召力，在社交媒体传播力加持下，实现跨屏互动。例如，《国家宝藏》就分别在微博、微信、头条号、B站（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传播，效果显著。截至2018年5月2日，官方微博“CCTV国家宝藏”（现改名为“央视综艺国家宝藏”）有82万粉丝，微博主话题“＃CCTV国家宝藏＃”阅读量达17.1亿次，官方微博持续三个月单日阅读量均超过100万次；9 期节目中，其微信公众号阅读数超10万的文章有110篇以上，节目播出期间几乎保持每天更新内容。《国家宝藏》节目双微（微博、微信）平台留存用户数累计破百万；头条号有1 700多个粉丝。另还有数据表明，节目相关视频在B站播放量破2 000万次。
此外，社交元素也融入节目，观众打开微信“摇一摇”就可以投票或抽奖。如节目《百家姓》会提示“微信摇一摇，可互动赢取奖品”；《念念不忘》则提示观众“打开手机天猫，全天摇摇摇，红包抢不停”；《经典咏流传》提示用微信“摇一摇”，由诗歌改编的歌曲可即时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观众还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微信、微博上评论，跟网友交流看法。
另一方面，文化节目成为社交平台的谈论对象，节目的话语不再局限于电视节目本身，而是跟民间话语在不同的媒介中实现了互通共融，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播得更广。比如，《经典咏流传》节目里关于青年偶像王俊凯演唱《明日歌》的微博，转发量上万，评论也有几千条。这首歌号召人们珍惜时间，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传播力度下，正能量在青年人中得到散发与传承。改编歌曲《苔》在网上流传甚广，在线下还被拍成微电影、用于公益项目等。这使得“以诗和歌”、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形式为更多人接受。浙江卫视的《汉字风云会》制作了多个短视频节目“考你个字”，每条视频都有上千万次的点击转发；《喝彩中华》与天天P图App合作，推出“戏曲变脸”活动，上线四天即获得240万转发量，“喝彩人”的才艺表现以视频形式推送到各大社交平台。由此，围绕文化节目的大量微视频、碎片化话题或热门文章，在社交平台得到讨论、传播，完成节目价值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扩大了节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社交语态一方面打破了观众和节目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彼此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话语形态，给观众和自身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和表达，促成传统文化发展出新的形式。
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文化节目探索文化编码、主流价值传播带来新的目标。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文艺创作要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底蕴深厚的优秀文艺作品。所以，这为融合语态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如何在喜闻乐见的娱乐化、日常化、故事化等方式中，在有意思和有价值之间寻找平衡，多方借鉴，积极创新，传播文化知识，提升受众文化水平，传承中华文化。
新世纪以来，因媒介功能认知、文化逻辑、策略选择的差异，电视文化节目呈现出不同的语态。教育语态在内容遴选、表达方式和编排方式上呈现出认知话语、文化启蒙的焦虑；故事语态关注故事与情节，从而更新了文化话语体系和时间机制；融合语态源于不同价值诉求形成的集教育语态、故事语态、娱乐语态、社交语态于一体的传播样态，融合了认知、教育、社交等元素，是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探索轨迹，也是人性化的传媒实践。
文化节目的语态形态是市场、观众、主流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教育语态、故事语态、娱乐语态、社交语态之间的互相交融或同时融合在同一文化节目中，也进一步说明传统文化具有多种功能。同时，文化主体的开放性使得传播文化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专家学者，主打“娱乐”的明星也能担起传播文化的角色。而社交媒体的互动性让文化节目穿过单一平台的壁垒，实现“社交关系”上的语态融合。融合语态有效弥补了单一语态的不足，也推陈出新发展出观众喜闻乐见的新语态，兼顾了文化教育和娱乐需求。在这种融合下，节目在现代传媒系统中实现“仪式化生存”
，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日常生活融入。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文化类电视节目从“宣教式”传播到故事化表达，再到融合教育、社交等元素，是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探索轨迹，也是一个越来越平民化、娱乐化和社交化的过程。因为契合观众的心理和情感，从而拥抱了大众并在这种共融互渗中实现了文化的日常化和主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