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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的媒介一直在变动，从商朝的甲骨、周朝的青铜、秦朝的石刻，到汉代的竹简、绢帛、碑刻；从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到广播电视的风靡，再到新媒体的涌现。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介形态经历了从大众报刊、广播电视到新媒体的演变过程，每种媒介都引向一种新的文化尺度。
报纸是以“报道新闻、传播知识、提供娱乐”为宗旨的信息媒介。以图文报道为主、少有反馈互动机制的报纸在传播传统文化时延续着政论报刊时期的“观点纸”基因，这就决定报纸在传播传统文化时以单向度、宣传式特征为主，要求导向正确，符合主流价值观。
首先，报纸在传统文化的选择上，倾向于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具备知识文化内涵的内容。准确地讲，报纸上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宣传，带有教化目的，具有文化精英情结。比如社会主流价值采写，宣传道德人物典型、历史名人轶事、节日习俗、公益广告等，都是采撷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文化主流，意在通过此类传统文化的传播，提升受众精神文化水平与思想认识。报纸媒介隐含着“观点纸”的基因，在内容的选择上尤其注重传统文化中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呈现与传达。值得注意的是，报纸在传播传统文化时，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地域）特色。各个城市或地区的报纸会结合自身的文化资源展开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文化遗址、历史遗迹、城市景观、特色建筑等。
其次，在版面设计上，主流呈现具体体现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与运用。比如，中华民族风格的色彩使用。其一，中国红。中华民族作为崇尚红色的民族之一，广泛地在各种传统喜事中运用红色，比如婚礼中的红色喜服、盖头、喜字，春节时的红包、灯笼、对联等。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应着吉祥、喜庆、欢快和热情。每逢传统节日，报纸版面通常是红色，用以传达吉祥喜庆、欢度佳节的热烈氛围。其二，水墨色。热情洋溢的中华民族也有淡雅朴素的一面，水墨山水画就是佐证之一。黑色的典雅、朴素，象征着舒适、宁静的环境以及恣意、不争的心境。中华民族的色彩取向融入报纸的传统文化传播中，体现出浓厚的主流传统文化特色。
最后，在表达形式上，报纸在传播传统文化时囿于媒介特性，侧重于视觉，包括文字和图片，静态呈现，画面感与生命力欠缺。准确来说，报纸图文结合的静态呈现形式，限制了报纸传播传统文化时的动态呈现。报纸上的传统文化传播，无论选择的文化内容如何，都是以文字、图片或文字与图片结合的方式呈现，虽然有图片居中调节文字堆积的沉重感，但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散发着文化庄严、肃穆、专业的气息。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传播的媒介特性对受众的认知水平和文化程度也有一定的要求。综合来说，报纸上文字这一表达形式原本就与观点、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适合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呈现。
综上，大众传播时代的大众报刊聚焦于传统文化中主流价值、主流思想和主流审美的传播，为其传播行为披上了宣传教化色彩。报纸这一传播媒介一方面由于“观点”基因和图文传播形式的特性，保存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精神道德、意识观念价值；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一特性导致无法动态呈现传统文化，画面动感和生命力缺失。单向度、自上而下的媒介属性和以图文为主的表达形式，使得报纸在传统文化传播时呈现出主流化特征，并因文字堆积和主流倾向过盛而无法与大众契合，导致报纸传统文化传播仅是向少部分受众进行传统文化宣传的窗口，无法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
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他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1960年开始，电视的影响力超越报纸、电影、广播成为最主要的大众传媒，它的魅力在于兼具视觉和听觉手段，综合画面、声音、文字等多种形式传递信息，给受众以强烈的画面感和现场感。
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制作优良、口碑极好的节目。例如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成语大会》《国家宝藏》等。这些文化节目在收视攀升的同时，还引爆了受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关注，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潮。至此，电视文化节目历经几次转变，“文化节目的语态经历从教育语态、故事语态到融合语态的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电视媒介传统文化节目中的声画运用也印证了电视媒介经历了从宣传窗口、故事讲述者，最终到艺术导演的角色转变。
电视文化节目诞生初期，与其说其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不如称其为民族文化传承的主导话语。因为“传统文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认知话语和启蒙资源，传播话语也是基于民族的宏大叙事和传承价值取向为主”。
首先，早期的电视媒介上多以读书类节目为主。比如，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1996）、河北电视台《读书》（2000）、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2007）等。经典书目需要读者进行深度阅读以实现与作者的心灵碰撞，完成自身学识修养和思维习惯的提升与更新。然而，电视媒介的属性限制了深度阅读的展开，10 ～ 30分钟的节目时长远远不足以实现对经典书目的深度解读。多数电视节目都沦为经典作品的导读和搬运，更多的是文化的生硬灌输，而非实质的文化思想交流。
其次，早期的电视文化节目，在传统文化传播声画调度上略显呆板和无趣，受众角色缺失。早期的文化类节目，对于画面和声音的调度比较单调，因为节目机位和背景固定，画面多在主持人与史料（图片、历史视频）之间来回切换，受众在画面中缺失，角色被声画固定在电视屏幕之外。同时，声音内容仅是主持人人声（旁白声）与固定的背景音乐，受众在声音中依旧缺席。电视媒介中传播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依旧存在，受众角色在声画中均不在场。因此，早期电视媒介上的传统文化传播，只是主持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由屏幕内向屏幕外的一股脑儿的灌输。
电视文化节目演变中，讲座类型的文化节目风靡一时。比如，最具代表性的讲座式电视文化节目《百家讲坛》，选择受众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涉及文化、历史、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通过传统文化的故事化讲述搭起一座由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首先，区别于早期读书类文化节目，讲座类文化节目注重文化故事系列的讲述，而非对某一文化作品的搬运。例如，32集系列讲座《武则天》，讲述武则天是如何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16集系列讲座《唐玄宗与杨贵妃》，讲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
其次，讲座电视文化节目在声画调度上略有改变。虽然在画面的调度上，仍旧延续之前主讲人（主持人）与史料之间的来回切换，但是在声音运用方面更加丰富，主讲人通过“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大家可能觉得”“我们现在看”之类的表述，带观众出场。至此，受众开始打破与传播者之间的“荧幕屏障”，进入电视媒介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放低从前高高在上的姿态，打破了电视媒介上受众声画缺席的尴尬境地，受众通过影响内容取向和声音间接出场参与传播传统文化。因此，这一时期电视媒介上的传统文化传播，是主讲人引导下的对话式、探讨式的故事化讲述，受众地位提升，传统文化从神坛落入人间。但是，这一阶段的电视文化节目仍旧没有充分调度出声画呈现的优势。
近年来，电视文化节目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电视文化节目霸屏，一度成为受众关注的热门节目。电视文化节目类型多样，蔚为大观。比如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文化益智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历史文化喜剧类节目《你好！历史君》、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等。电视媒介上传统文化内容涵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文物、礼仪、饮食、汉字等。
电视文化节目的声画调度更多样化。电视画面不再是固定机位拍摄的固定画面与史料之间的简单切换，画面丰富多样从而使电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动态传达。比如《国家宝藏》画面的呈现就很丰富：①主持人串场，与明星、专家、现场观众互动；②明星国宝守护人演播室现场演绎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③现场观众观看、互动（鼓掌、表情等）；④藏品及其现场相关活动（如古画调色）。同时，电视声音也不再是主持人或主讲人的讲解或自问自答，字正腔圆的旁白也基本上被取缔，而其他参与者，包括专家、明星、受众的声音都出现在同一现场，辅以适合藏品及故事基调的背景音乐，收获“1 ＋ 1 ＞ 2”的效果，丰富多样的画面、声音建构了完整的、动态的传统文化电视媒介传播。因此，这一时期的电视媒介契合电视媒介声画呈现的媒介属性，增加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角色和元素，确保受众角色在场，实现现场参与互动和屏幕外的代入互动，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电视媒介弥补了报纸动态画面传播的缺陷，传统文化不再是文字和图片的静态呈现，而是像现实生活一样逼真的动态视频。区别于报纸中读者通过文字自行想象传统文化，电视媒介声画的多样调度，使得传统文化具化为具体的动态画面，栩栩如生。就电视媒介自身而言，虽然依旧遵照单向度的传播，但是受众地位得以提升和明确。观众逐渐在声画中间接出场和直接在场，未在场观众通过代入现场观众角色，获得精神上的互动。电视媒介传播姿态日趋故事化、平民化、亲近化。
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让移动终端内容的即时创作与分享成为可能，传统文化文本内容的生产和消费变得更加便携，文字、图片、音视频，传递的信息内容更加丰富，叙事景观也日益丰富。
首先，新媒体在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上，擅用“表情包”和“网络语言”。比如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故宫淘宝”以“网络语”和“表情包”运用见长，阅读量超过10万的推文，如《朕是如何把天聊死的》《从前有个皇帝他不好好读书》《朕生平不负人》等，全部采用“文字＋图片＋网络语言＋表情包”的呈现方式。网络用语和表情包的加入，丰富了符号意义，受众在理解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会自带网络文化逻辑，自行联想并丰富符号意义，从而完整文本表达，加深文化认同和文化体验。例如，《就这样被你征服》推文中就使用了“尔康系列表情包”，因为“尔康系列表情包”在网络世界中早已经成为“流行文化”，已经涵盖网络意义因素、内容连带逻辑以及受众使用记忆，该符号在表达原始意义的同时，它在推文中的使用也唤醒了多重意义，能多元映射，丰富文本叙事景观。
其次，新媒体在传统文化的内容编排上，简短精悍，结构紧凑，追求碎片化呈现。比如微信公众号“故宫淘宝”相较于2015年之前中规中矩的科普文话语结构——整段文字搭配图片的“豆腐块”摆放，2015 年之后，“故宫淘宝”推送文章话语风格迥异。文字排版从长段的“豆腐块”版式转变为语意精练短促的“细条块”版式，话语结构短、层次分明、行文结构紧凑，并且通过文字加粗、放大、醒目颜色等话语系统操作，营造出强节奏感氛围，可读性和趣味性应运而生。
最后，新媒体传统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体现在大众化和平民化。区别于传统文化传播一本正经的话语体系，新媒体中的传统文化不再是“庄重”“高冷”“权威”“严肃”的代言词，相反，“温情”“呆萌”“接地气”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传统文化从之前“教化”“高高在上”“宣传”的口吻中挣脱出来，变得更加贴近大众，更像是主观口吻的吐槽、调侃、戏谑，代入感强，有利于受众承认、接受和适应传统文化。比如故宫淘宝的宣传语“点头yes摇头no，帝后跟亲说hello”，“那一年，他45岁，终于走上了人生巅峰，当上了大清帝国的CEO”，瞬间解构历史庄重形象，让严肃的庙堂人物变得可爱有趣。
有趣的是，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明显的传统文化符号的再生产现象。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是新媒体传播、弘扬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因子的不竭之源。微信公众号“故宫淘宝”在传播传统文化实践中，成功活化故宫角色，皇帝、妃嫔、大臣、侍卫、宫女被打造成为人物IP（知识产权），字画被创作成可供保存的古典动图或者表情包。“通过符号化、幻影化的虚拟实践，体验文化时尚和消费，将信息和娱乐范式转换为现实的形象，参与想象的共同体，塑造普遍的认同性。”
“故宫淘宝”通过把故宫人物、历史文物等活化成动漫形象、壁纸图片、表情包等符号，将传统文化转化成为现实的形象，粘黏受众参与想象，强化文化、身份认同。推文依据历史人物画像设计逗趣表情包、手机壁纸、动漫小剧场，比如《朕有一组壁纸要传授给你》就将雍正等诸位皇帝设计为表情包、壁纸，供受众下载使用，使得故宫文化贴近大众。
与此同时，在新媒体上，传统文化感官化和故事化传播更为显著。其一，感官化。“故宫淘宝”微信公众号将绘画作品《雍正行乐图》改编成GIF动图，雍正濯足图动态化，作渔夫打扮的雍正，不顾形象地挠脚丫，配文“朕……脚痒……”；雍正夜读图动态化，作书生打扮的雍正，围着炉火夜读，配文“朕就是朕，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雍正行乐图》不再是阳春白雪的、静态的绘画艺术品，而是动态的、受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其二，故事化。微信公众号“故宫淘宝”，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推送文章，可明显发现一个阅读量“分层点”。上溯到2014年8月1日，“故宫淘宝”首次试水，区别之前119篇推送文章，抛却简单的“文字＋图片”故宫知识科普文传播结构，在文本中大胆加入网络用语和表情包，以历史人物轶事为切入点，打造了一个“卖萌耍贱”的讨喜形象。“故宫淘宝”发布《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推文，阅读量首次突破10万，发布仅一个星期，点击量就突破80万。
所以说，新媒体成为透析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它借用网络程式铸就的传统文化传播的现代框架，构建出一种历史感与现代感并存的传统文化输出模式，给受众建构传统文化认同与体验的“空间”。
麦克卢汉媒介演化“四期说”——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将注意力聚焦到传播媒介演变本身。他认为媒介（技术）的演变历程遵循着“后视镜”的基本运作规则：“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走步入未来。”
我们通过对旧技术境遇的了解，感知新媒介。基于这一观点，保罗·莱文森进一步提出“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理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性媒介’，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按其‘人性化趋势’有补救作用。”
任何媒介都是某种旧媒介或者某种缺失功能的“补救和补充”。传统文化传播媒介变迁历程中，电视之于报纸，补救了报纸动感画面缺失的先天不足；而新媒体之于电视，则补救了电视单向度传播、缺乏互动的先天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彼此之间并非对立、区隔的关系。相反，新媒介都是从文化形态的演变中逐渐脱胎出来的，并非凭空的、独立的出现。如今，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仍旧共存，共同进行着传统文化的传播。除此之外，“先生媒体”面对“后生媒体”的冲击与挑战，积极寻求合作转型。比如，报纸在新媒体平台开设账户，微博号、微信公众号等；又比如，电视节目在新媒体上的跨媒体叙事实践。传统文化的传播历经了从媒介选择到媒介共存的生态变化，从文化传播的民族规划转向日常生活的文化融入。
传播主体去专业化。传播者作为传播行为的发起人，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对传播内容、走向以及风格形式起着控制作用。传统文化媒介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经由报纸上的记者、作家到电视上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等知识分子，再到新媒体上的明星和普通受众的转变。显然，传统文化传播者呈现出去专业化的态势。准确来讲，是削弱传播主体的专业角色，允许明星或普通民众加盟，让传统文化的传播回归日常生活。
传播内容的亲近化。传统文化传播媒介的转变影响传统文化内容选择偏向转变。报纸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偏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符合主流价值，此类内容多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对于受众而言具有“距离感”和“陌生性”，无法契合受众自身的文化体验；这一尴尬境遇在电视媒介上得以缓解，电视媒介声画合一的特性使得传统文化形象具化，内容选择上也逐渐向民众靠拢。比如，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讲述的就是中国饮食文化；而新媒体则是传统文化的“百货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供君选择。从前在报纸、电视媒介上被边缘化的传统文化，在新媒体平台中开辟出一片天地。比如汉服文化，汉服爱好者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圈地自萌”，他们在线交流有关汉服的文化知识、穿戴方式和感受体验，建构了一个以汉服文化为核心的兴趣圈子。传播媒介的演变促使传统文化内容偏向完成了从阳春白雪的文化经典到与贴近受众生活的文化共存的转变。
受众扮演多元角色。传统文化传播媒介的变化影响受众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报纸于受众而言更像是传统文化的宣传窗口，受众处在被动接受或无法接受的尴尬境地；电视媒介仍旧是单向度传播，受众依旧扮演着被动角色（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电视媒介开始重视受众在内容、形式上的偏好。即便囿于电视媒介特性，完成度有限，但也不失为一个受众地位提升的好兆头）；新媒体于受众而言则是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技术赋权受众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生产，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自主选择，受众扮演着多元角色。准确来讲，受众既是传播者，也是生产者，还是用户。受众既能选择是否参与，也能选择参与方式，还能选择参与内容。比如，新媒体上喜爱传统汉服的受众就会“圈地自萌”，而其他受众可依据自身喜好选择参与与否以及如何参与。
多种文化呈现形式融合。传统文化媒介的变化影响了传统文化的呈现形式。从报纸图文结合的、单向度、静态呈现，到电视媒介声画一体的、单向度、动态呈现，再到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在内的多种形式结合的、双向互动、融合呈现，媒介技术不断革新与丰富着传统文化的呈现形式。传统文化的媒介图谱多元丰富，受众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选择喜爱的呈现形式。
因此，在媒介变迁史中，传统文化的传播呈现不同的运动轨迹。报纸囿于静态图文传播、“观点纸”基因和认知水平门槛的特性，传统文化传播趋向于宣传主流价值取向；电视媒介基于声画一体传播的特性，具化传统文化的形象，故事化、平民化讲述则强调了受众喜好；新媒体利用多媒体互动语境，融合运用多种编码方式，为传统文化建构了一个传播与体验的“自由空间”。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播历经了从媒介选择到媒介共存的生态变化，从文化传播的民族规划转向日常生活的文化融入。
传统文化源自于民众生活实践的沉淀积累，终需回归到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中去，进而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传播媒介的演变历程实质上是传统文化日常回归的写照。报纸媒介上，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多裹挟着宣传、教育目的。早期的电视媒介也是如此，声画调度单一，受众角色缺席，一股脑地灌输传统文化。随后，在电视媒介故事化、亲近化讲述中，传统文化声画形象逐渐具化。这一风格延续至新媒体平台，并且展现出更大的传播效力。它借用现代化编码方式，构建出一种历史感与现代感并存的传统文化输出模式，给受众建构传统文化认同与体验“空间”。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传播媒介由报纸到电视，再到新媒体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由庄重、严肃的神坛回归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至此，契合受众日常生活和文化体验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理解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