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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是一个“老而弥坚”的论题，内部存在文化、价值传统、内在信念、图式、生活哲学、世界观、权力、现代性、全球化等大量具有张力的关键词。文化发展离不开全球化语境，全球化与西方化（westernization）、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紧密相关，其中中国又与现代化交织在一起。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同一时空并存和互动。
沿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仍然是充满悖论、极富张力的问题域。
大众传播在近代社会对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我感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发生的情境了解自己的态度、情感和内部状态。
不仅如此，身份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甚至揭示，身份是“信息与价值的汇集之所”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人们将自己视为某一群体的成员时，会将内部群体视为与社会比较的参照，并且会将群体态度和信仰作为自己的态度和信仰。
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在特定文化层面上的情感归属倾向
，属于“文化群体的理想和价值观的识别”
。它不仅是一种身份标识，还包括族群认同
，以及其他社会身份认同（性别、阶层、种族和性取向），从而出现认同保护认知机制，即个体倾向于使自己的观点、态度、信仰与其参照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成员保持一致。
在现代社会，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会让人产生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
，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就会转向过去，寻找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我们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种难舍的情结，这里面包括越来越紧迫的，以及未来无限美好，美好却仍在路上的现代性。这种情结让人频频回头探望，在集体无意识的、仍感舒适的心理结构港湾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犹如怀旧的心理机制。怀旧是对过去的一种寄有情感的渴望，它是一种与自我相关联的社会化情绪。在生命中重要大事的情境下，对怀旧体验典型特征的描述中，自我是与他人亲密互动的主角。
怀旧能够增强社会关联，提升感知社会支持的能力。
然而目前能够将怀旧情绪与消费者行为关联起来的文章仍然较为稀少，且大多集中于解释某一产品为何在市场中获得了成功，
如音乐、动画、汽车等产品在消费者青少年时期的流行将会影响其终生偏好，甚至有些依恋过去的文化。如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在精神分析理论、信息加工理论与控制论的基础上被提出，它关注深度的人际联结的“依恋”现象。该理论认为，在依恋行为系统中，个体感受到安全感、爱和信任，倾向于社会化，并且更易从事探索行为。依恋存在于人们从“从摇篮到坟墓”的毕生发展中，会影响人际社会功能的表达、应对方式和心理幸福感。
传统文化何尝不是在给我们建立一种存在的安全感呢？
在全球化交往中，不同国家、族群之间的文化处于趋同与冲突的双重变奏之中，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激烈碰撞尤其明显。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模式影响个体行为。对此，一般认为世界上主要存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两种模式。
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模式的。集体中心倾向（allocentrism）的人容易把焦点放在群体或社会水平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职责、个体在群体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指向共同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引起的适应与沟通成为常态。文化适应理论可以解释新媒介使用的不同群体间的文化理解问题。所谓文化适应，是指拥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接触后，引起其中一个或两个群体文化变化后的现象集合。
文化适应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主动适应，又称为“行为转换”或者“社会技巧获取”
；第二种是遇到的困惑、压力和文化冲突较大，个体经历“文化冲击”或“适应性压力”
；第三种情况是当文化变迁超出了个体承受的程度和能力，导致个人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不适时，个体会出现“心理疾病”
。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哪怕不同民族、地域，不同代之间，都会遇到文化适应的问题，这更能说明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性所在。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互联网发展，“数字记忆”时代得以形成。
媒介对记忆的影响突出，记忆研究出现了现代转变，包括从“我们知道什么”到“我们如何记住它”，还有代际记忆的变化，技术记忆的飞速发展，记忆力下降的恐慌，这些都是我们迷恋提升记忆，以及重塑过去的动力。
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化记忆史就是文化记忆的媒介史”
。
但是，我们发现，这种文化记忆已然在风云变幻、代际更替的空隙中淡化或不复存在。
卡瓦里（Cavalli-Sforza）和费尔德曼（Feldman）提出三种文化传播的类型：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文化传播的垂直型传播；非基因关系的老一代对年青一代的传播的倾斜型传播（oblique transmission）；同辈人之间传播的水平型传播。
经验告诉我们，这三种文化传播类型中，老一代的经验似乎已无法发挥作用，甚至有一些还是前行或创新逻辑下的负担。当代社会创新机制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以打破、颠覆、超越等行为为尺度，同辈人与同辈人“互哺”、年轻人对年老者“反哺”成为文化生产的新机制和社会新动力。
传播的社会效果研究认为信息动机与态度生产、态度变化的独特机制相联系。
传统文化的效果的实现途径有很多，如劝服研究的双模式——启发式／系统模式（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和尽可能详尽模式（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它们的中心意涵是，态度变化的决定因素和过程取决于人们处理问题相关信息的动机和能力。人们思考的次数越多，便会越仔细处理已呈现的相关信息，并受其影响。人们越被某些信息激活，态度就越容易被该信息中蕴含的议题指涉（issue-relevant）的想法决定
。在说服语境中，与议题相关的细节通常涉及各种信息，仔细研究、作出推论、产生新的论点，并对态度对象的优点得出新的结论。这种说服范式揭示，强有力的、有说服力的论点通常是高价值、相关联的。
传统文化在富媒体中的表征或以劝服为旨归的诉求下呈现多媒介、多平台传播景观，不论是文化冲突、文化记忆还是文化反哺，作为“涵养”、知识或劝服的传统文化永远都处在融合事业之中。
实际上，我们无法忽视媒介技术和大众媒介之于文化的作用，这是时代的共识。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影响我们之外的世界，还以新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存在。
技术源于文化，但技术又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改变文化。虽然技术本身无法决定社会文化的变化，但它为更多可能性提供了新条件。
技术接受模型（TAM）表明，用户对媒介的价值感知是用户接受意愿的决定因素，用户的其他信念（有用性、愉悦性、技术性）通过感知价值而被中介化。有学者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和创新扩散理论发展了该使用模型，并提出影响移动互联网使用的关键因素包括：接入费、服务成本、用户满意度、个人创新能力、易用性、同伴影响和便利条件。
信息技术（IT）被认为在内容“民主化”方面具有潜力，大量的教育媒体和工具，使内容易于理解，扩大了文化遗产开发的可能性，甚至曾经处于“鄙视链”底端的网络游戏也逐渐得到正视。虽说这些“所有选定的游戏主要是为了娱乐而制作的，但是它们的历史知识也可以被用于教育”
。因此寓教于乐与游戏化，被认为是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移动传播时代，技术驱动的移动媒体产生了新的符号空间和深度互动的语境，形成了新的文化传播范式。很多研究关注手机是如何被引入它的文化产生，技术及其使用是如何通过各种话语进行叙述与想象的，尤其是广告、品牌、符号、图像、语言、隐喻和修辞。
移动传播是颠覆性的，它是影响人类的行为模式、心态变迁、文化生成等重要变量。德国社会学家汉斯·盖泽（Hans Geser）指出：“手机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进行沟通，同时不受物理接近度和空间的限制。”
手机产生了新的传播空间和文化空间，比如，卧室文化对客厅文化的取代。
这也涉及空间分配机制的更新，比如年轻人用手机来宣示占领周边的空间。
文化实践逻辑有所改变，发短信和在线沟通已经影响了语言的演变，产生了新的仪式与象征，对人的身份认知影响巨大，
新的象征体系建立并在年轻人群中产生意义。移动媒体在程度和范围上都实现了传播的“同步性、本地化和个性化”实践，重构了当下的传播环境。
尤其人们的时间、空间、文化、身份和民族，都在新媒体技术中处理，或者被处理。
移动媒介为传统文化传播、体验和意义再生产提供了新的介质。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信息传播、个人认同、整合和社会互动、娱乐等四种功能。具体到使用者的内在动机，正如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个体受众如何使用这些媒介取决于其社会和心理需求以及追求满足的动机。
媒介依赖理论（MDT）是研究媒介使用／接触的一个中介变量，它揭示个体对媒介的动机或需求越强，就越容易产生媒介依赖。
个体对媒介依赖程度越高，媒介对其影响越强。传统文化同样有利于实现文化认知、身份认同等动机，这对传者和受众同样重要。
20世纪后半期开始，媒介的作用突显，从“媒介化”（mediatization）、“文化的泛媒介化”（madiatization of culture）、“全息化媒介世界”（media-saturated world）、“数字化生存”等诸多表述中可以发现媒介逻辑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已成为学界共识。不过，对媒介的负面声音从未断过，柏拉图批判过写作，认为写作削弱了头脑，会摧毁人们的记忆；印刷机的发明曾被认为对欧洲文化、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构成威胁；广播电视在英国崛起之后被认为是对公共生活的腐蚀。这些思维和观念也影响到人们对新媒体的认知，所以互联网也被认为对大脑有破坏作用。
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何尝不是在多种声音的论辩中进行的。人类传播的形式有三个特征：可控制性，形式可以有无限多种表达和交流的可能；转译性，尽管意义的某些元素和层面可能在转译过程中遗失；形式可能会再媒介化。
传播形式本身是多种多样的，但也是转译的，在编码／解码过程中，某些元素不可避免地遗失掉。这些或许可被视为“流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社会的更广泛和更复杂的社会学问题的一部分。
即使媒介系统不是社会变迁最有力的因素，但是在有些时候，也是最有力和最明显的因素。
在技术图式中的聚合式传播语态中，深度互动的语境得以形成。在这种传播范式和情境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的技术话语、娱乐修辞、技术逻辑置换等范畴，形成新的传播假设与逻辑。
在生产层面，多元逻辑共同生成与发展。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生产存在这样一个格局：政府大力倡导、传统媒体跟进、新媒体裹足不前。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的文化规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都体现了国家对文化宏观发展的整体性把握和重视。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媒体如电视方面的传播实践颇多，从1958年中国电视事业之始，京剧、古诗歌、评书等传统文化搬上荧屏，到目前传统文化的综艺化、专题片化、娱乐化等趋向愈加明显。比如《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文化节目成为话题性节目，文化传播效果显著。而覆盖面最广的新媒体在传统文化传播上动力不足。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笔者认为各方用力不可偏废，要坚持市场逻辑、民族—国家建构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多逻辑共同推进。在融合逻辑选择上，遵循以市场为行为构架的资本逻辑、以文化认同为驱动力的民族—国家建构，以及以人的发展为旨归的文化逻辑。例如，有些现代建筑等现代文化形态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成果。网络游戏也可以是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下的文化产品。时尚与传统文化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转化的，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很多影视作品也是如此，比如迪斯尼拍摄的《花木兰》，梦工厂拍摄的《功夫熊猫》等。全球化与本土化之所以能够统一，在于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一致化”，而是“多元一体化”。
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互为补充，互为融合，在螺旋竞合中，最终形塑成“多元一体”的现代文化。中西两体的结构性的撞击、交融和结合的“互为体用”，不失为当下多元文化情境的发展取向。将传统文化嵌入媒介产品，以融入当代文化结构，互为表里，在大众媒介中实现文化交往，最终共同形塑现代文化景观。
在内容层面，是“人性化趋势”与文化生产伦理。“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是保罗·莱文森首次提出的词汇，用以描述媒介技术在进化过程中越来越表现出符合人类需求、迎合人类感知特性的趋势。
媒介的技术范式与模态被认为是依循人的需要而不断进化。媒介技术下的传统文化生产与发展无法摆脱此趋势。这个趋势的启示意义是，作为物质介质和内容持存的传统文化都要符号化人类需求。传统文化不可能以前现代形态与模式进入现代社会，它最终要面对不同阶层的广大群众并融入其中，成为每个公民的生活内容和行为规范，成为广泛的、基础性的、流行性的，真正支配大众日常生活的大众哲学。概而言之，传统文化的生产哲学是知识认知与文化传承，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事业’视角，将文化的范畴限制在一种既定的、继承的、累积的艺术实体、美学形式、符号意义体系及文化活动上”
。传统文化是古代积累下来的经验与教训，能够为现代生活提供认知范式。现代文化则不同，它更注重快乐体验，整个大众传媒都在用娱乐编织快乐的体验。因此，为突破这种鸿沟，“快乐”成为内容生产的重要伦理，继而形成新传播情境中传统文化现代叙述的由官方、市场和个体共同谱写的机制。流行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流行音乐《青花瓷》中宋词的典雅意境，网络小说《甄嬛传》融入《红楼梦》的语言风格等例子。
在效果层面，是大数据技术与文化传播效果评估。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化传播评估更复杂，大数据分析中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数据分类和聚合、预测模型等方法和手段有助于传统文化传播效果评估。以移动媒介为例，移动性、便携性更容易聚集碎片化的时间和注意力，促成全息化的媒介化生存，移动传播的随身便携性，能实现永恒的“交流的到场”。信息时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已经不再是虚拟、无法测量的，而是通过采集和分析每个主体的个人信息，以及各现实维度的现状与走势，寻找各方效应的最大公约数，实现最优化的传播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为全球的意识形态、全球知识作出贡献，而不能满足于守持“中国特色”。
多元逻辑情境下文化生产的整合思维、人性化趋势下的文化逻辑与效果评估的大数据技术，是现代传统文化传播理念的更新和路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现代并融入2.0 模式，即由组织化、认知话语的生产方式转向生活化、关系化、情境化的融入机制。因此，传统文化应从当代社会内在的技术结构、不同领域的话语实践和意义模式中重启。
传统文化的移动传播研究仍然是一个随着实践逐渐明晰的领域，它涉及的意义空间很辽阔。因此，在考察传统文化与媒介的作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拓宽和加强移动传播的影响，了解社会和文化建设与媒介之间的挪用和驯化现象。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说，20 世纪80 年代儒学话语把孔子变成了东方式的“钱袋子”，90年代初孔子则被从博物馆搬进了主题公园。顺着这个逻辑，那么现在我们又要将孔子编码到数字世界。后儒家（post-Confucianism）时代东方人的东方性的自证，除了在国家形象、文化自信等宏观话语体系中能得到彰显，在微观层面的符号传播可能也是沟通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温润之语，是真正的“你侬我侬，忒煞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