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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八章组成。第一章是导言，围绕流行文化研究与实证研究，探讨两个重要的学科议题。第二章是“文本分析：电视模式的标准化与转译”，探索全球电视模式在中国的标准化与改编，较为细腻地展现了文本分析的方法。第三章是“民族志：电视模式生产的转译”，采用民族志的方法，扎根电视剧生产田野，解密模式改编过程中的地方性知识。第四章是“焦点小组：男性气质的观众解读”，通过NVivo软件的辅助，分析焦点小组访谈中观众对男性气质的理解与诠释。第五章是“视觉修辞批评：宜家的空间语法”，尝试运用正在发展中的视觉修辞批评方法，重新审视我们所熟悉的商业文化空间。第六章是“批判性话语分析：半岛电视台与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理论的指引下，对半岛电视台进行文本、消费与生产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的分析。第七章是“问卷调查：QQ‘驱逐’MSN的判别分析”，基于量化分析，解读当年两大流行聊天社交软件的角逐。第八章是“产业分析：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产业运作”。
本书所聚焦对象兼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从媒介文本到空间文本，从媒介实践到生活实践，包括流行文化的文本、生产和消费，是较为全面的探索。流行文化这些年的研究以亚文化、迷文化、粉丝经济等议题为热门，尤其是大量的本科和硕士毕业论文涉及此类议题。相较之下，大众文化和创意产业等主题倒是显得有些“冷门”了。在流行文化领域，本书定位于大众文化和创意产业，探讨开启“丑女”霸屏热潮的商业电视剧、都市人群日常休闲的商业空间、“叛逆”而吸粉的商业新闻机构、火热的境外电视模式产业，以及我们的社交聊天生活。这些流行文化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文化生活，其消费实践是日常松散的、缺乏紧密的社群感，淡入淡出都不难，没有技术门槛，没有用户生产内容（UGC），消费方式整体是有些被动的。没有迷文化的狂热，没有融合文化的技术优势，没有亚文化的仪式抵抗和审美颠覆，也没有养成系粉丝的当家做主精神……这样的被动受众（inactive audience），也许就是我们自己及身边人。这样的常态文化和消费实践，因为不够独特、不够鲜明竟有些被忽略了，本书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重新关注这些议题的探讨。
大众文化和创意产业，应属于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范畴，是法兰克福学派致力批判的对象。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维护既有的社会权力，受众是被蒙蔽的大多数，文化工业让大多数人只考虑眼前，不关心将来。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很多观点都值得欣赏，但随着时代更迭、媒介技术发展，我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可能也有待更新之处。我们可以继而思考大众文化在当下能不能有批判性，能不能有反思性？同时，伯明翰学派花了很多笔墨讨论亚文化的抵抗性，我们可以继而思考大众文化能不能有抵抗性？本书的第二、三、四章系统地剖析了《丑女无敌》个案，解析其背后“丑女贝蒂”模式对美的重新定义，可见其对刻板印象的挑战和对传统性别政治的颠覆。这算不算来自大众文化的抵抗？当电视文本激发观众的多元解读时，又可否算是大众的思考？也许，在解读电视剧所呈现的男性气质时，即使开明之见弱于固化观点，至少也引发了对重要性别议题的讨论。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运用了文本分析、民族志、焦点小组、视觉修辞批评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等质化方法，也兼顾问卷调查这一常见量化方法；既有基于个案的实证研究，也有相对宏观的产业分析，方法视野较为广阔。做研究应当针对感兴趣的问题选择契合的方法。这往往要求我们掌握多种方法，以获得解答和探索学术问题的自由度，但要实现这一点也颇有难度。方法规范的掌握需要大量时间去积累，即使量化研究也是如此，更何况各种质化方法的运用难有共通性。专攻一种方法易精通，兼涉多元方法可达通。两种路径各有千秋。相对而言，在现阶段笔者对多种方法都有兴趣，可能是性格使然，更可能是在读博士阶段受学术训练的影响。博士毕业后笔者一直在学校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掌握多种方法也是教学需要。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的探索，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当体系呈现出来后，最大的价值可能在于帮助初学者消除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陌生感和畏惧感，是实证研究入门的较佳参照。这本书对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学生来说具有示范意义，可以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收集一手数据去了解世界；理解流行文化现象，并探索现象背后的规律；了解不同方法的适用范围，建立规范意识，掌握学术标准；最重要的是，学生应该明白实证研究是立足于数据的基础之上，讲述规范、生动、有意义的故事。方法是解答社会问题的工具，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为了方法而方法。更不能堆砌图表，让论文充斥着无意义的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一定要为解答有效的社会问题服务，既要讲科学，也要追求社会意义，还要有人文情怀。
本书第二、三、四章的分析基于笔者做博士毕业论文时所收取的数据，但并非毕业论文内容的节选。当年以文本分析、民族志、焦点小组、深度访谈等质化方法收取了丰富数据，数年后再审视，颇感毕业论文分析尚浅，也有很多数据不及分析。此次写书时对相关数据重新分析，成为与博士毕业论文不同的相关成果。此外，书中有些章节源于笔者发表的期刊论文。其中，第三章融入了笔者与导师冯应谦教授合发于《国际新闻界》的论文
，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拓展和改写。民族志研究可以获得其他方法难以触及的地方性知识，是无可替代的质化研究方法。当时在田野中有颇多重要发现不曾刊出，著作的篇幅让我得以纳入之前期刊论文无法呈现的大量内容，充分地展现民族志研究的魅力。第四章为发表于Global Media and China期刊的论文
[1]
的中译版。焦点小组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数据，小组讨论的话语内存结构与模式，但分析好并不容易，本章提供了焦点小组分析的一种有效范式。第五章曾发表于《新闻大学》期刊
。视觉修辞批评过往以思辨为主，如何与实证研究结合正在探索之中，该章内容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和尝试。第六章曾作为论文
发表于《国际新闻界》期刊。批判性话语分析是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
[2]
所提倡的范式，遵此理念，研究者需围绕某个研究对象同时考察文本、生产实践、消费实践及所处社会情境。以单篇论文的容量其实难以对这诸多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笔者只是一种粗浅的尝试。本书的第二、三、四章基于系统的实证数据，分别探讨了“丑女贝蒂”模式的文本、生产实践和消费实践，算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想。第八章曾作为论文
发表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期刊，是笔者基于众多个案，解析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产业链条和意识形态运作，是笔者对境外电视模式贸易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本书第四、五、六、八章虽以期刊论文为主体，但在此次成书过程中也做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1] Zhang.X.Narrated Oppressive Mechanisms：Chinese Audiences’Receptions of Effeminate Masculinity. Global Media and China ，2019，4（2）：pp.254-271.
[2] Fairclough，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Polity，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