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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为“事业单位，企业经营”阶段。
“事业单位，企业经营”这一方针对时政类的媒体来说，至今仍有效。然而，有些非时政类的媒体现在已转制，即便是有些时政类的媒体，其市场化、产业化的步伐也在加快。所以，“事业单位，企业经营”阶段，是按当时传媒总体的状况来划定的。
粉碎“四人帮”后，以真理标准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引发的拨乱反正，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而中国的传媒业也伴随这一进程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不仅在新闻报道中恢复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而且在推进新闻改革的同时，经营管理也在发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标志着十年动乱的结束，预示着政治生态的改变。1978年5月11日，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等中央权威大报及地方的省（市）委机关报纷纷转载。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上下疾风骤雨式地展开。有了这一理论的讨论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结束了“文革”带来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来，新闻单位也顺应这一潮流抓好新闻改革和新闻队伍的作风建设：第一，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突出经济宣传。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79年3月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主管部门和新闻界形成一致意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顺应人民群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各新闻单位把农村报道尤其是农村经济政策的报道放在重要位置。当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取得显著成效之后，又转到城市抓好企业改革的报道。第二，记者转变作风，坚持深入第一线采访，有成绩报成绩，有问题及时披露，尤其是抓住上上下下都关注的热点进行分析报道。抓热点和做好舆论监督，成为新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改变文风。针对“假大空”的文风问题，各媒体反复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并提出要刹住“长风”。第四，始终把改革开放的报道作为主旋律来抓。最引人注目的是20 世纪90年代初关于改革开放宣传的两大重头戏。一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笔名于1991 年正月初一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随后陆续发表了三篇评论，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二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纪实》的发表，对坚持改革开放产生强大推动力。此文于1992年3月26日首发在《深圳特区报》上，接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媒体都纷纷转载。在改革发展的重要关头，这篇文章引起的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解放日报》《深圳特区报》通过传达邓小平同志的声音，为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第五，媒体的功能更加丰富多彩。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主要强调媒体的“灌输作用”和“组织作用”，注重宣传价值，忽视了媒体的其他功能。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新闻界开始对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展开讨论。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引导舆论、传播知识、刊登广告、提供娱乐等功能得到了认可和强化。
媒体不仅在新闻工作中坚持新闻规律，实事求是做好新闻报道，而且将经营管理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做好经营管理，首先要解决对媒体属性的认识问题。反右之后，媒体的商品属性被否定，只强调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到了“文革”时期，媒体具有商品属性的观点更是受到了大批特批。如今强调媒体的商品属性，认真抓好经营管理，其实就是在拨乱反正中恢复传统做法，重新把媒体经营管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毫无疑问，媒体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但媒体的出品有制作成本，有发行和广告市场，有买卖关系，因此其商品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政治生态推动下，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媒体团队，媒体具有商品属性的观念已获得广泛认同，各媒体单位也认真付诸实践。
强调媒体具有商品属性，不仅没有影响媒体传播社会价值的主功能，而且从当时媒体的实践来看，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达成了高度统一。有了商品观念和经营意识，媒体对优质内容的生产更加重视，以此吸引更多读者，进而提高发行量，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反过来，也拉动了广告经营的发展，给传媒业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改革开放后，报纸单位的属性被重新确定，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方针。
1978年，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经营方针，将报告送财政部后获得批准。1983 年，经财政部批准，企业的“利改税”政策引入经济日报社等媒体单位，税后利润由报社自行支配。由此，包括许多机关报在内的报纸不再依赖财政补贴，走上了自我积累的发展道路。传媒单位的员工的收入，也从固定工资制到适当激励，再到与绩效挂钩。
广播电视系统也开始实行经费包干和多种经营。1983年4月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广电系统要广泛开辟财源，由单纯依赖国家财政拨款转为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化。1984 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实施“经费包干，三年不变”计划。
媒体市场越来越繁荣，从单一结构往多品种发展。
停办的报刊复刊。1979 年11 月1 日《南昌晚报》复刊，系改革开放后最早复刊的晚报。1980 年2 月15 日，《羊城晚报》复刊，11 个月后发行量突破100万份。全国出现“大办晚报”热，到了1991 年晚报已多达51 家。其他品种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80年至1985年的短短五年，全国新创刊的报纸有1 008家，占当时报纸总数（1 776 家）的56.8％。1981 年《中国青年报》首开星期刊之先河，开辟4开8版星期刊，是国内报纸关注休闲的开始，也是周末版的源头。这一周末版依附在主报《中国青年报》上，扩大了主报的影响力，拉动了《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1984年，不依附主报由自己独立出版发行的《南方周末》创刊，并很快风行全国。报纸从比较单一的结构往多品种发展之后，出现了发行量达百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杂志，比如《读者》《知音》《家庭》；也出现了《参考消息》等一批发行量达百万至数百万的报纸。在广东，曾有10家杂志发行量超百万，30 家杂志发行量超50 万。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报刊。
广播电视事业也发展得很快。197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成立，同年元旦《新闻联播》正式开播。1982 年，中央把重大新闻的发布从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整到中央电视台19点的《新闻联播》栏目，这一决定确定了《新闻联播》的权威地位，也成为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里程碑。
为了吸纳更多的观众，实现更好的效益，广播电视的新闻时效性得以强化。1984年至1989年，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方电视台陆续增设午间新闻、英语新闻、早间新闻等节目。与此同时，电视的社会功能逐步健全，满足了受众多方面的需求。如广东的广播电视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禁锢后，其“珠江模式”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公关小姐》《外来妹》等电视剧红极一时。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会议提出“四级办广电”的方针，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实现“村村通广电”的规划，20 世纪末卫星广播和“村村通”工程顺利全面完成。中国电视人口覆盖率到2005年已达到95.8％。2008年底，中央电视台等50 家电视机构成立了新闻直播联盟，意味着国内最大的电视新闻资源收集和播发平台正式投入运行。
在全国的报纸中，上海《解放日报》于1979年春节带头恢复广告经营。由于有了广告收入，该报当年的总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近八倍。
1978年，中国正式引进第一部海外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由卡西欧公司“免费赠予”，条件是捆绑播放卡西欧电子表广告。这是第一次将免费提供节目带广告的模式引进中央电视台。1979年3月7日，上海广播电台发布了第一条电台商品广告。
1979年1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允许刊播外国商品广告。管理部门使广告得以“正名”，广告迅速成为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根基。1991 年全国广告营业额达到35.9亿元。1992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才1亿元，1994年其开创黄金广告招标，1995年广告收入便突破10亿元，到了2007年已突破百亿元。
除了广告，媒体还广开经营思路，将印刷等上下游的业务做好，以增加经营收入。在印刷方面，扩大对外印刷业务和开展商务印刷，广东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代印的报纸最高时超过160家，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重金购置彩印设备进行商务印刷。媒体广告经营也从报纸自身的广告发展到户外广告，还举办车展、房展等各类线上与线下的互动活动吸纳广告。
随着经营状况的好转，办报条件改善，人才吸引力度加大。同时，媒体也在技术革新方面下力气。1986年，《经济日报》在国内第一次用国产激光照排机排版成功，从此报纸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自此之后，全彩印刷、卫星传播技术、有线电视、数字电视、数字广播等新技术层出不穷，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快速成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报纸的主要发行模式是“邮发合一”，即由中国邮政全权办理报刊发行，而发行时往往要等信件分发好之后再一起派送，这种做法使报刊不能及时送达读者手上。1985年《洛阳日报》开启自办发行之路，1986年部分城市报纸自办发行工作座谈会首次召开，26家参会的报社对自办发行给予了积极的肯定。1990年，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开始自办发行。此后进入“自办发行”行列的报纸的发行量接近全国报纸发行总数的一半。报业还利用自办发行渠道开展物流配送业务。